试论汉唐时期商人在佛教东传中土过程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汉唐论文,过程中论文,试论论文,商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5—0031—08 汉唐时期，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教主要通过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土，在此过程中，商人特别是来自异域的胡商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学界对此尚缺乏足够的关注，①笔者拟就自己读书所得试说之，祈方家指正。 一 商人在佛教东传中的多重作用 第一，西来僧侣与商人同行来到中土。《洛阳伽蓝记》卷5引《惠生行记》：“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将一比丘，名毘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忿怒，即往看毘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②《大唐西域记》和藏文《于阗国授记》中也有相似且更加复杂的记载。“后者给我们留下此寺的名称——Tsa—ma。前人早已将这里的Tsa—ma比定为《北史》卷97西域传于阗条的‘赞摩寺’。”③学者的研究表明，赞摩寺的修建是佛教传入于阗的标志，乃“最初之立也”。④从上引《惠生行记》的记载不难看出，在佛教传入于阗的标志性事件中，一位胡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将传法高僧毘卢旃(《大唐西域记》作毗卢折那，也有作毗卢遮那)带到了于阗国的都城，还亲自将他引荐给于阗的国王。尽管在史籍记载中，这位胡商的姓名从未被人提及，但他却为佛教在于阗地区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虽然这是一条西域地区的材料，但西域作为佛教沿丝绸之路东传的一个中继点，应该能够反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的一些特点。 又开元三大士之一的善无畏，曾“息身寄商舶，往中印度”，后进入那烂陀寺。寺中“僧宝有达磨鞠多，唐云法护”，“(善无畏)乃头礼两足，奉为本师。……本师喜曰：‘善男子，中国有缘可以行矣。遂顶辞东下。’……路出吐蕃，与商旅同次。夷人贪货，率众合围，乃密为心印，而蕃豪请罪，到中国西境”。⑤ 陆路如此，海上的情况又如何？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铠，本刹利种。……跋摩以圣化宜广，不惮游方，先已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会值便风，遂至广州。”⑥求那跋摩是南朝时最著名的佛驮跋陀罗译经僧团的主要成员之一，⑦他“深达律品、妙入禅要”，⑧故在戒律翻译方面用功甚勤，译有《菩萨善戒》、《四分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优婆塞二十二戒》等，并补译了《杂阿毗昙心论》。从僧传的记载来看，罽宾国律学大德求那跋摩，为了传播佛教，“不惮游方”，原本搭乘商人竺难提的商船，前往一小国传法，可能由于季风的原因，最终来到了南朝，而整个行程中，商人竺难提一直陪伴着他。来到中土以后，求那跋摩在南林寺设立戒坛。“时影福寺尼慧果、净音等，共请跋摩云：‘去六年，有师子国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经有尼，哪得二众受戒，恐戒品不全。’……诸尼又恐年月不满，苦欲更受。跋摩称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随喜。但西国尼年腊未登，又十人不满……更请外国尼来，足满十数。’”⑨“到(元嘉)十年，舶主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先达诸尼已通宋语，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⑩重新受戒。此处的舶主难提应该就是前述的商人竺难提，而铁萨罗等十一尼应该是受到求那跋摩的邀请，搭乘竺难提的商船而来的。另据上引僧传的记载，铁萨罗等并不是第一批来到中土的比丘尼。元嘉六年的时候，有8位师子国的比丘尼已来到汉地。而这8人，也是由“外国舶主难提，从师子国载来”(11)的。而求那跋摩和竺难提亦是从师子国出发的。综上可见，竺难提是一位拥有自己商船的异域胡商，从其姓“竺”可见，应是一位印度商人，经常往来于师子国和刘宋之间，他的商船除运载货物外，还经常搭乘拥有传法志向的异域僧侣，将其送至中土。而这些异域僧侣来到中土以后，或译经、或说法、或传戒，进一步促进了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和发展。 又被禅宗奉为中土初祖的菩提达摩，本“南天竺香至王子，出家之后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付以大法。……多罗既亡，师演道国中。久之，思震旦缘熟，即至海滨，寄载商舟，以梁大通元年达南海”。(12)亦是寄附于商人而来到中土的。 另，同为开元三大士之一的金刚智，“南印度摩赖耶国人，婆罗门种，幼而出家，游诸印度。……闻大支那佛法崇盛，遂泛舶东逝，达于海隅。……(于)师子国勃支利津口，逢波斯舶三十五只。其国市易珍宝，诸商主见和上，同心陪从。……是诸商主并相随渡海。……又计海程十万余里，逐波泛浪，约以三年，缘历异国种种艰辛，方始得至大唐圣境”。(13)可见，金刚智亦是与胡商结伴，由海路来到中土的。实际上，商船应是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土的异域僧侣，大都应该是搭乘商船，与商人结伴同行。因而往来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和商人，实际上成为了佛教向中土传播的重要媒介。异域僧侣不但搭乘商船来到中土，有的在完成传法任务后，还搭乘商船与商人结伴归国。如最终为慧果、净音等比丘尼重新授戒的天竺僧人僧伽跋摩，“既传经事毕，将还本国。众咸祈止，莫之能留。以元嘉中，随西域贾人舶还外国，莫详其终”。(14) 以上的事例向我们展示了，汉唐时期不论是从陆路还是从海路来到中土的异域传法僧侣，与商人同行应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而当时一些僧侣之所以启程前往中土传法，与他们从商人处所获得的讯息有关。如前述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应求那跋摩之邀来到中土，而这一邀请正是由商人竺难提带往师子国的。又如“达摩笈多，隋言法密，本南贤豆罗啰国人也，刹帝利种。……后以普照师为咤迦国王所请，从师至彼，经停一载。……北路商人颇至于彼，远传东域有大支那国焉。……初虽传述，不甚明信，未作来心，但以志在游方，情无所系，遂往迦臂施国。……其国乃是北路之会，雪山北阴，商侣咸凑其境。于商客所，又闻支那大国三宝兴盛，同侣一心，属意来此，非惟观其风化，愿在利物弘经，便逾雪山西足”。(15)隋唐时期“梵僧来华，主要是将当时印度佛教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密教传入了汉地”，(16)达摩笈多即是其中一位重要的译经僧人。从僧传的记载看，达摩笈多正是从商人处得知“东域有大支那国”且“支那大国三宝兴盛”，为“利物弘经”才启程前往中土的。可见，商人所提供的这些讯息，正是激励达摩笈多踏上传教之路的重要因素之一。古代社会，讯息传递的技术和手段，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各地间讯息的传递主要依靠往来其间的人来完成，商人频繁往来于各地的特点，使得他们成为讯息传递的重要媒介之一，而这点在中外交流史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经常往来于中土与中亚、印度之间的商人，对中土的情况较为了解，因而中亚与印度的僧侣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关于中土的资讯，使他们了解到，东方还有一个巨大的国度，可以传播他们所真诚信仰的佛法。正是商人们所传达的有关中土的讯息，激励着中亚与印度一些热忱于传教事业的僧侣，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东传佛法的征程。 第二，西行求法的僧侣与商人结伴同行。东晋南朝时著名的求法高僧法显，“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显留三年……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停二年……既而附商人大舶还东。……行九十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日，复随他商侣东趣广州”。(17)这段记载清楚表明，法显在由中天竺摩竭提前往师子国、再由师子国回返中土、经历大暴风后由耶婆提国再次出发回国，都是“寄附商客”，搭乘商船而行的。 协助唐代著名的求法高僧玄奘度过瓜州的关键人物——胡人石槃陀——就很可能是一名粟特商人。又“从此西行至阿耆尼国阿父师泉……法师与众宿于泉侧……时同侣商胡数十”。(18)可见，玄奘前往印度求法的途中，亦经常与商人为伴。不仅如此，在归国途中“因见叶护可汗孙王覩货罗，自称叶护。至衙停一月，叶护遣卫送，共商侣东行。……复东北行五日，逢群贼，商侣惊怖登山，象被逐，溺水死。贼过后，与商人渐进东下，冒寒履崄，行八百余里，出葱岭至乌铩国。”(19)“东过踈勒乃至沮渠，可千余里，同伴五百皆共推奘为大商主，处位中营，四面防守。”(20)可见，玄奘由陆路东归的旅途中，也长时间与商人结伴同行。又同为开元三大士的不空，“天宝元年为更求瑜伽密教而前往师子国”，(21)后“附毘仑舶，离南海至诃陵国界，遇大黑风，众商惶怖”。(22)不空在师子国等地求法二年多，于天宝五载，携所得经论500余部，仍由海路返回中土。另“唐上都章敬寺释悟空，京兆云阳人”，天宝十载“随使臣自安西路去。……当肃宗至德二年也，洎年二十九，于迦湿弥罗国受具足戒。”后获“梵本《十地》、《回向轮》、《十力》三经，共一夹，并佛牙舍利”。归国途中，亦曾与“众商”(23)同行。综上可见，汉唐时期，不论是经由陆上抑或是海上丝绸之路西行求法并东归的僧侣，也多选择与商人结伴而行。 第三，通过商人寄送佛经。汉唐时期，一些汉地所缺的佛经，是通过商人传送的。如十六国后秦时，翻译了《四分律》的译经高僧佛陀耶舍“还外国，至罽宾，寻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24)又如：“《光赞》……泰元元年，岁在丙子，五月二十四日，此经达襄阳。释慧常以酉年，因此经寄互市人康儿，展转至长安。长安安法华遣人送至互市，互市人送达襄阳，付沙门释道安。襄阳时齐僧有三百人，使释僧显写，送与扬州道人竺法汰。……《渐备经》以泰元元年十月三日达襄阳，亦是慧常等所送，与《光赞》俱来。……《首楞严》、《须赖》并皆与《渐备》俱至凉州，道人释慧常，岁在壬申，于内苑寺中写此经，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达襄阳。”(25)这段文字记录了《一切渐备智德经》、《光赞般若经》、《首楞严经》以及《须赖经》由西北到东南的传播过程。其中的互市人即当时在各政权间往来贸易的商人，关于此，朱雷先生有过深入的研究。(26)这四部经书都是由凉州僧人释慧常癸酉年(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寄”出的，但是到达襄阳的时间却有先后，因而这些经书应是分作两批寄送的，其中《渐备经》与《光赞般若经》传递的过程，记载得比较详细。慧常首先将经书交给了往来于凉州与长安间的互市人康儿，由其带到长安，交给长安僧人安法华。而后安法华又遣人将经书的抄本送到长安的互市，托付往来长安与襄阳之间的互市人，由其接力，将经书送到襄阳。之后，襄阳僧人僧显又抄写了一份，送给了扬州僧人竺法汰。虽然《首楞严经》与《须赖经》的传递过程并未详载，但同样是慧常“寄”出的，应遵循与《渐备经》等相同的模式，只是托付的互市人不同罢了。另从“《首楞严》、《须赖》并皆与《渐备》俱至凉州”可见，这些佛经应是从西域甚至更远处被送到凉州的，慧常也只是整个佛经传递过程中的一个中继点，而将佛经送至慧常处的很有可能也是一位互市人，只是文献缺载，只能做一推测。正是通过这种借助商人、接力传递的方法，这些经书得以从西域甚或更远处传入中土，并在汉地流传开来，而互市人即商人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第四，胡商直接参与译经活动。“安玄，汉灵帝末，游贾洛阳，有功，号骑都尉。性虚静温恭，常以法事为己务。渐练汉言，志宣经典，常与沙门讲论道义，世所谓都尉玄也。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美，见述后代。”(27)安玄是东汉末年来到洛阳的一位安息国(也有学者认为是粟特安国)商人，由于长期在中土经商，逐渐掌握了汉语。而安玄又是一位佛教徒，平时就勤于法事，能与僧人讲论道义。可见他具备了从事佛经翻译最重要的两个条件——语言和对佛经的理解，因而他能与严佛调合作，翻译了《法镜经》。汉唐时期来华的胡商中，不少都具有佛教信仰(详见后文)，其中有部分应于佛学有较精深的造诣，而长时间在华经商，又使得他们较熟练地掌握汉语，故而具备安玄这样条件的胡商应该还有一些。虽然史料缺载，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和安玄一样，独立译经，更多的人则可能参加当时各种的译经团体，协助完成佛经的翻译工作。 第五，商人资助来华传法僧侣的宗教活动。“有外国沙门昙摩难提者，兜佉勒国人也。……以秦建元二十年来诣长安，外国乡人咸皆善之。”(28)范晔曾指出：“(张骞通西域以后)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29)可见，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土的胡人中，商人应占大多数。故而，那些善待昙摩难提的“外国乡人”中商人不在少数。又如前述天竺商人竺难提就应传法僧人求那跋摩的请求，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带至中土，使汉地的比丘尼得以正常受戒。又如萧齐建元初来到建康的中天竺传法僧人求那毘地，“为人弘厚，有识度，善于接诱，勤躬行道，夙夜匪懈。是以外国僧众，万里归集，南海商人，悉共宗事，供赠往来，岁时不绝。性颇蓄积，富于财宝，然营建法事，己无私焉，于建业淮侧造正观寺”。(30)从僧传看，求那毘地平时喜欢积聚财富，这些财富的主要来源，则是南海商人的供赠。而求那毘地积聚财富并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而主要是为了营建法事，修建寺院等传教活动。另据《洛阳伽蓝记》：“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31)又“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义里”。(32)慕义里是“商胡贩客”在北魏都城洛阳的聚居区，因而出资修建菩提寺的胡人中胡商应占大多数。寺院既然由胡人所立，寺中的僧人当然也有不少是异域来华的。这些胡商在满足自身宗教需要的同时，实际上也资助了异域僧人的传教活动。商人们积极出钱出物出力，供应僧伽，结果是僧伽得到衣食、法事、传教之资，商人则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因而汉唐时期，商人对佛教的布施，应该是经常性的活动。而其中对异域来华的传法僧侣的资助，则直接促进了佛教东传中土的过程。 第六，最早一批在中土出家的僧侣中有胡商的后代。严耀中先生曾指出：“从东晋十六国起，汉族信徒才可以公开出家。”(33)尚永琪先生在对《高僧传》所记，东汉至三国时期来华传教的僧侣进行研究后也指出：“从这些胡僧的传教活动看，几乎没有关于他们同汉族僧人或中原佛教信徒的师承传授关系，倒是由月支人支谶到支亮再到支谦的师徒关系，提醒我们，也许这一时期佛教的师承传授主要是在西域人或与之相近的胡人之中传授。”(34)因而，在中土出家的，最早的一批僧侣基本上都应是胡人，这其中就有胡商的后代。如“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东汉末)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康僧会虽是粟特人，但自小在中土长大，语言自不成问题。且僧传称其“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可见深受中土文化的影响。因而康僧会所译的佛经“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其注经及所制的经序也都“词趣雅便，意旨微密，并见于世”。(35)汤用彤先生也曾指出：“(其译、注经时)常掇拾中华名辞与理论。”(36)不仅如此，康僧会“又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成为“一代模式”，还“营立茅茨，设香行道”，(37)重视对一般民众的传教活动。康僧会以前，支谦(据僧传，支谦也是在中土长大的胡人(38))已在吴地译经，但支谦只是一位居士，影响有限。而梵僧维祇难、竺律炎等由于“未善汉语”故而译经“颇有不尽”。僧传中也未提及他们向普通民众传教的情况。因而当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佛教未行”(39)故而“江南大(佛)法之兴，固不能全归功于康僧会立建初也”，(40)但其对“吴地佛教的传播、影响最大”。(41) 上文已提及，当时来华的胡人中，商人应占大多数，因而最早在汉地出家的僧侣应该还有一些是胡商或胡商的后代。这些人由于经商而长期滞留中土，有些还是在中土环境中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故而深受中土文化熏陶。语言障碍也因经商需要或出生于中土而逐渐消除。因而他们在译经、著述、传教等方面，都比直接由异域来华的传教僧人更容易为汉地所接受，康僧会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出自胡商之家，最早一批在中土出家的僧侣们，使用更符合中土实际的手段和方法，继续异域僧侣们未尽的传教事业。 综上可见，汉唐时期，商人在佛教东传中土的过程中，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那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 二 原因之分析 其一，在印度和中亚地区，商人与佛教的关系本就十分密切。上世纪80年代，季羡林先生曾撰写过一篇长文，全面探讨古代印度商人与佛教的关系，季先生指出：“释迦牟尼虽然出身于刹帝利种姓，而且有时候以此自傲，但是他和他的继承者和僧伽所代表的却是商人和农民等吠舍的利益。商人相同，与佛教互相依赖，互相影响，商人靠佛教发财，佛教靠商人传布，二者的关系有点像狼与狈，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而发展的。”(42)中亚地区的情况也相同，“我们可从蓝氏城(Balkh)的字根和最先供养佛的两个商人之一的Bhallika相同可知，佛教传布到此地区必和商人经商于此及支持有密切的关系”。(43) 印度和中亚地区的商人与佛教关系密切，因而僧侣出行时常与商人结伴。季羡林先生在《商人与佛教》一文中，仅从律藏中就找出大量例证，可资参考。(44)其实，据《摩诃僧祇律》：“若比丘尼无商人伴行者得越毘尼罪。至所在波夜提。若比丘于空迥无商人伴行者得越毘尼罪。”(45)可见，僧侣出行时应与商人“伴行”，原本就是佛教戒律的规定。故而律藏中还有大量关于僧侣与商人同行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如僧侣与商人同行，到了布萨日，商人不能等他们，要立刻出发，允许僧侣边走边作布萨。(46)而且大小便甚至是放屁都有严格的规定。(47)综上，与商人同行是佛教戒律的规定，同时戒律还规定僧人是不能“捉金银”(48)的，那与商人结伴外出传教应是印度或中亚僧侣的常态。因而，即使保留在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不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汉唐时期东来传法的异域高僧中，绝大多数应是由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商人带到汉地的，佛教应是随着商人来华经商而传播到中土的。而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汉地的僧侣也逐渐接触到佛典特别是律藏中这些相关的记载。虽然在中土，佛教与商人的关系并不像印度和中亚地区那样紧密，但一方面经典的记载还是会对僧侣产生相应的影响，另一方面商人确实也是最方便找到且帮助最大的旅伴，因而西行求法的高僧亦有与商人结伴同行者。而在内地传播佛教的僧侣，也有“附商”而行的。(49)可见，不论是东传佛法的高僧，还是西行求法的大德，抑或是在中土内部弘法的僧侣，时常“寄附”于商人，与商人结伴同行。汉唐时期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教，就这样源源不断地跟随这些商人来到中土，为佛教在中土的生根、发芽直至兴盛，持续注入新的养料。 印度和中亚地区的商人与佛教关系密切，因而信仰佛教者也人数众多。印度的情况，季羡林先生在前述《商人与佛教》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述，可资参考。而“当时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徒多从事商业活动”，丝绸之路石窟壁画中，也绘有中亚“粟特商人供养人像”。(50)而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隧道后壁南部以及北甬道南壁后部，各有一幅誓愿画，所表现的正是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各族商人用黄金、宝物等供养佛陀的场景。(51)可见，当时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印度和中亚商人，许多是信仰佛教的。正是由于他们的佛教信仰，才会乐意协助那些东传佛法或西行求法的高僧，将他们带往心之所向的地方，并在他们传法或求法活动结束后将其送还故土，有时还接受僧侣的委托，帮忙传递佛经和书信。而那些有佛教信仰的胡商来到中土后，也应该会参与一些有利于佛教传播的事业，诸如出资修建石窟或佛寺，参与佛经翻译等等，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前引安玄的事例并不是特例。最后，他们的佛教信仰会对他们的后代产生相应的影响，他们的后代有较早接触并信仰佛教的可能，因而那些在中土出生长大的胡商后裔，其中有些人就在中土出家，最终成长为在汉地传播佛教的新力量。 其二，商人行迹广泛的特点。不论对东传佛法的高僧还是对西行求法的大德抑或是在国内弘法的僧侣来说，都是要前往一个从未到达过的陌生地方，那该如何成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人为追逐利润而频繁往来于各地之间，因而跟随前往各地经商的商人，成为了成功到达目的地的可靠保障。而商人由于经商的需要，对各地的山河险阻、道路关隘、风土人情等都有所了解。与商人同行，不仅能借助他们的交通知识，还能获得有关目的地的相关资讯，有利于僧侣们更好地达成他们的目的。故而，僧人传法的方向往往随商人贸易的方向而定。而商人行迹广泛的特点，也使得通过他们传递讯息、佛经等成为可能。 其三，丝绸之路通行条件艰苦。陆上丝绸之路虽然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但其通行条件是十分艰苦的，这从法显、惠生、玄奘等西行求法僧的记载中可以清楚看到。法显《佛国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52)通过这段记载，陆上丝绸之路通行条件之艰苦可见一斑，因而依靠单个人或很少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在丝绸之路上前行的。而活跃于丝绸之路的商人，往往结成大队而行，由于经常往来其间，商队的成员大都有着丰富的经验，而较好的经济条件也使得商队有着较充足的物质保障。丝绸之路上不时出现的野兽与强盗也是严重的威胁，从敦煌壁画来看，当时的商队还拥有一定的武装，(53)来保障人身的安全。这些都是能顺利通过丝绸之路的重要保证。而由商人组成的商队，原本就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群体，因而对东传佛法或西行求法的高僧来说，跟随商队同行，是顺利到达目的地最好的选择。海上丝绸之路的情况则更特殊，往来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工具只有大型的海船，而当时能够拥有或雇用这些海船的，也只有商人(即使是商人，大多数情况也还是许多人一起雇用)与以朝贡为名的官方使节(且不说其中不少兼有商贸目的或原系商人者)。因而对那些借由海路往返于中外的僧侣来说，跟随商人与之同行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其四，由于西行求法的特殊性。法显、玄奘等西行求法的僧侣面临着同一个问题，他们在求法的过程中尽量获取更多的经书和佛像，但以他们一己之力是无法将这些经、像安全带回国的。而商人恰恰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且有一定势力的群体，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运输工具，并在丝绸之路上不断往返。因而寄附于商人，寻求他们的帮助成为了唯一可行的方法。 其五，佛教被中土所接受经历过一个较长的时期。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东汉末年才逐渐兴盛起来，直到东晋十六国，汉人才可以公开出家。可见，佛教是逐步被中土所接受的，且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当然，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无论在思维习惯、行为规范等方面都与中土有所不同，因而这个过程也是必经的。但印度和中亚的佛教不像后来的汉传佛教有发达的寺院经济，僧人的生活和佛事活动都是依靠信众布施的。因而，早期来华传法的僧侣也必须在中土寻求信众的支持。一方面由于中土对佛教的接受程度尚低，另一方面又有语言、习惯等方面的隔阂。故而，发展胡人信众才是这些传法僧人的首选。这些传法僧大都是在商人的协助下来到中土的，来华的胡人中最多的也是商人，同时胡商中本来就有不少佛教的信徒，并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双方在语言和习俗上也相近，获得胡商支持较为容易。因而，胡商信众的布施是早期传法僧人在中土得以生存并传教的最重要的保证，且时间越早，越为重要。即使佛教在中土站稳脚跟以后，由于语言、习俗等近似，胡商仍是入华传法僧侣积极争取的重要的信仰人群之一，对初来乍到者更是如此。故而，汉唐时期，胡商的布施是来华僧侣的传教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商途遥远和行商艰险，商人们也需要精神上的支持，这正是世界范围内宗教与商业多有关联的一个原因。而汉唐时期正是佛教自西向东进入中国的兴旺阶段，所以商人们多奉佛教，并乐于和僧人同行，且资助沿途的佛教事业。总之，由于商人和佛教在那段历史时期内的互需与互动，才出现本文所讨论的彼此种种之密切关系。而到了唐朝晚期，佛教在印度已日薄西山，失去了对华传教的动力，事实上已无多少东西能传给中国了。如此一来，在商人的队伍里，僧人的身影也愈来愈少。 ①关于商人在佛教东传过程中的作用，以往学者论述不多。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0页)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也指出：在当时从事各国贸易的商人中也有从事传教活动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相似的论述还有一些，但都仅是作为一种观点提出，并未展开相应的讨论。刘欣如女士则在研究了玛瑙、琉璃、琥珀、珊瑚等(佛教七宝)贸易后指出：佛教自印度向中国的传播，是和两国间贸易的活跃相应的。(Liu Xinru，Ancient India and Ancient China：Trade and Religious Exchange AD 1—600，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尚永琪先生在其专著《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第五章第一节中指出：西域商人同佛教徒的密切关系，表现在商人协助传递佛经、僧侣与商人同行以及僧人出生于商人之家等几方面。(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113页)何方耀先生在《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一书中也指出：南海商人为佛僧之旅途伴侣和主要资助者，南海商人中有佛门弟子。(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以上二位的研究是笔者所见关于这一问题较深入的探讨。此外，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商人在佛教向中土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至于佛教在中土进一步流传与发展过程中商人的作用，可参考拙文《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土商人的佛教信仰》(《史林》2011年第2期)及《隋唐时期中土商人的佛教信仰》(《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中相关内容。 ②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卷5，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0页。 ③荣新江：《于阗佛寺志》，载张广达、荣新江著《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 ④惠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2页。 ⑤李华：《大唐东都大圣善寺故中天竺国善无畏三藏和尚碑铭并序》，载其著《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大正藏》第50册，第290页中—291页上。 ⑥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3，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5—107页。 ⑦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 ⑧《高僧传》卷3，第105页。 ⑨《高僧传》卷3，第109页。 ⑩宝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传校注》卷2，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8页。 (11)《比丘尼传校注》卷2，第88页。 (12)志磐：《佛祖统纪》卷29，《大正藏》第49册，第291页上。 (13)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4，《大正藏》第49册，第875页上—876页中。 (14)僧祐著，苏晋仁、萧炼子校注：《出三藏记集》卷14，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45页。 (15)道宣：《续高僧传》卷2，《大正藏》第50册，第434页下—435页上。 (16)陈寒：《略论十世纪前来华梵僧》，《南亚研究季刊》2007年第2期，第85页。 (17)《出三藏记集》卷15，第575页；《高僧传》卷3，第89—90页。 (18)《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第24—25页。 (19)《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5，第116、118—119页。 (20)《续高僧传》卷4，第454页中。 (21)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22)赞宁著，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页。 (23)《宋高僧传》卷3，第50—51页。 (24)《出三藏记集》卷14，第538页。 (25)《出三藏记集》卷9，第332—333页。 (26)朱雷：《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读〈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序〉札记》，载《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46页。 (27)《出三藏记集》卷13，第511页。 (28)《出三藏记集》卷9，第339页。 (29)《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31页。 (30)《出三藏记集》卷14，第552页。 (31)《洛阳伽蓝记校笺》卷3，第145页。 (32)《洛阳伽蓝记校笺》卷3，第153页。 (33)严耀中：《关于〈搜神记〉中佛教内容的质疑》，《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第104页。 (34)尚永琪：《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第31页。 (35)《高僧传》卷1，第14—18页。 (36)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97页。 (37)《高僧传》卷1，第18、15页。 (38)《高僧传》卷1，第15页。 (39)《高僧传》卷1，第22、15页。 (4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95页。 (41)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第125页。 (42)季羡林：《商人与佛教》，载《季羡林文集》第七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43)转引自周伯戡：《佛教初传流布中国考》，《文史哲学报》(台湾大学文学院)第47期，1998年12月，第305页。 (44)季羡林：《商人与佛教》，第121—126页。 (45)《摩诃僧祇律》卷39，《大正藏》第22册，第539页中。 (46)《摩诃僧祇律》卷27：……行者，若比丘共商人行，至布萨日，有恐怖难，商人行不待，得行作布萨。《大正藏》第22册，第450页上。 (47)《摩诃僧祇律》卷34：若共贾客行时，大便者应下道，勿在上风熏人，应在下风。若宿时欲便右者，不得默然去，当语贾客，勿呼是贼，亦当在下风，不得在上风。若随贾客船上行时，若大便者，当到大行处，应用木板着下，令先堕木上，然后堕水，若无木者，乃至一厕草承，若无厕草，当用瓦器盛已弃之。……若共贾客道行欲小便者，当在下风不得上风，若夜宿时小便者，当在下风，起时当语人令知，勿令人呼是贼。第50页下、505页上。《摩诃僧祇律》卷35：若共贾客道行，不得在前纵气。若气来不可忍者，当下道，在下风放之，放下风法应如是，若不如是越威仪法。第514页上。 (48)《四分律》卷8：若比丘自手捉钱若金银若教人捉若置地，受者尼萨耆波逸提。《大正藏》第22册，第619页中。 (49)详见拙文《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土商人的佛教信仰》、《隋唐时期中土商人的佛教信仰》。 (50)李进新：《丝绸之路宗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51)《中国新疆壁画全集6·吐峪沟柏孜克里克》图版93、95，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96、98页。 (52)法显著，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2、24页。 (53)敦煌第420窟，窟顶东坡上绘有一幅《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经变壁画，其中就有商队成员手持兵刃和盾牌，抗击强盗的画面。见敦煌研究院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6·交通画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