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集中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机理&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_人力资本论文

我国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中度论文,经济发展论文,面板论文,机制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15)04-0076-12

      城市化水平与城市集中度是两个概念。城市化水平指的是人口、生产、生活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此带来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不断上升。城市化水平仅仅是城市化的一个方面，城市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城市集中度，也日益得到更多关注与研究。城市集中度表示在既定的城市化水平下，城市资源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分布状况，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城市集中的HH指数、首位城市比率是衡量城市集中度的主要指标。

      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加速提高城市化率，我国一些地方大量占用农村耕地，致使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影响。这表明，我国城市化率的不断快速提高，面临土地资源的约束，从而使得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面对这一现实，研究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就显得极有必要。基于此，本文首先以首位城市比率为指标计算了1984-2012年我国整体的城市集中度以及2012年23个省区的城市集中度，以期对我国城市集中度的基本状况做一个相对全面的描述。在此基础上，运用23个省区2004-2012年的面板数据考察我国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进一步调整我国城市规模分布提供政策依据。此外，本文还从理论上探讨了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为下一步的量化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一、相关研究成果

      艾伦、克拉克、哈里斯的经验研究属于城市集中度方面的早期成果(Allen，1954；Clark，1967；Harris，1970)，此后，理查德森对这项研究加以总结并测度了50个国家和地区在1950年左右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发现系数值介于0.8～1.2之间的样本占66%(Richardson，1973)。总之，这一时期，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尚未有明确的结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罗森和雷斯尼克运用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和首位城市比率，考察了44个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发现3/4的国家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值大于1，平均值为1.136，最大值是澳大利亚(1.963)，最低值是摩洛哥(0.809)。他们的研究中所使用的首位城市比率是PR5和PR50，PR5是一国最大城市人口占该国前5个大城市人口的比率，PR50是一国最大城市人口占该国前50个大城市人口的比率(Rosen & Resnick，1980)。惠顿和宍户运用城市集中的HH指数，根据38个国家的数据，证实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Wheaton & Shishido，1981)。泽维尔根据美国1991年135个大都市地区的人口数据，计算出当年美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为1.005(Xavier，1999)。汉德森利用一国最大城市人口占该国全部城市人口的比例，研究了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当人均GDP达到大约1000美元时(1987年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继续提高城市集中度将不利于经济发展(Henderson，2000)。概括看，理论界取得的共识是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不确定的，随着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两者正相关，提高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至少是无害的；而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两者负相关，提高城市集中度会有害于经济发展。

      在城市集中度的三个衡量指标中，首位城市比率(PR)的计算简便，数据获取方便，同时，它与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以及城市集中的HH指数又有较强的相关性，多被一些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时所使用。首位城市比率有不同的定义，例如：

      

      二、我国首位城市比率的实际状况

      本文运用首位城市比率测算我国的城市集中度，作为分子的是我国或某省区人口最多的城市的人口数，作为分母的是我国或某省区的城市人口总数。

      在我国，城市是指经民政部批准的建制城市，本身是一个行政范畴。按照行政区划，我国城市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以及县级市。现行的城市统计设定了两个统计范围，一个是全市(包括市辖区、下辖的县和县级市)，一个是市辖区(包括城区和郊区)。考虑到城市的各项功能主要集中体现在市辖区，市辖区的发展状况基本上反映了城市各个主要方面，同时考虑到市辖区相对稳定，便于城市自身的历史资料对比和国内外城市间的横向对比，本文在计算首位城市比率时，选择“市辖区”作为城市的统计范围。此外，需要注意，1997年我国开始实行地级及以上城市与县级市分开统计的办法，因此，《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7年之前的市辖区是指全部四个级别城市的城区和郊区，而1997年(含)之后的市辖区是指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区和郊区。以1997年为界，表1、表2显示了1984-2012年我国首位城市比率变动的情况，表中的城市人口为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从表1可以看到，1984年至1996年之间，除了1993年之外，我国的首位城市比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96年比1984年下降了48%。此间，我国最大城市人口以年均2.95%的速度递增，同期全国城市总人口则以年均8.68%的速度递增，增速上的这一差别解释了首位城市比率的不断下降。从表2可以看到，统计口径的改变，使首位城市比率提高。在1997年至2012年的16年间，首位城市比率8个年份升，8个年份降，波动不大，没有明显的变动趋势，样本标准差只有0.24，远低于1984年至1996年间的0.52。最高值出现在2011年，为4.45%，最低值是2005年的3.56%。此间，最大城市人口以年均3.95%的速度递增，全国城市总人口以年均3.58%的速度递增，增速相接近，使首位城市比率变动平稳。1984-2011年我国首位城市比率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

      

      图1：1984-2011年我国首位城市比率变化趋势

      表3为2012年各省区的首位城市比率，考虑到海南、青海、新疆、西藏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偏少，表3不包括这4个省区，也不包括直辖市以及港澳台。各省区首位城市比率的计算方法为该省区当年最大城市人口数除以该省区城市总人口数，城市的统计范围为市辖区，指标为年末总人口。图2是对2012年分省区首位城市比率的形象描述。

      在23个省区中，首位城市比率取值范围最低11.48%(安徽)，最高44.19%(陕西)，2个省区的取值在10%附近(安徽、山东)，14个省区介于20%～30%左右，4个省区介于30%～40%左右(宁夏、贵州、黑龙江、湖北)，3个省区超过40%(陕西、云南、吉林)。由此可见：60%以上的省区首位城市比率介于20%～30%左右；首位城市比率偏高的区域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城市集中度偏高，人口分布较为集中；东部经济发达省区首位城市比率普遍较低，城市集中度不高，人口分布较为分散。

      

      

      图2：2012年分省区首位城市比率

      三、我国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模型考察我国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是否具有显著影响。模型数据为23个省区2004年至2012年的面板数据，用首位城市比率(PR)衡量城市集中度，用人均GDP(PC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首位城市比率数据来源于2005-2013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运行软件为Eviews6.0。

      首先，对PCGDP和PR两个数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时序图显示，PCGDP序列既有趋势又有截距，PR序列只有截距。运用不同检验模式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两个变量不能实现同阶单整，为此修正模型，在不改变经济意义的前提下，对人均GDP序列取自然对数(LNPCGDP)。重新进行平稳性检验，LNPCGDP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PR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两个数据序列均实现了同阶单整。

      

      其次，运用基于恩格尔-格兰杰(Engle-Granger)的佩德罗尼(Pedroni)法对数据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协整检验通过，表明两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再次，在模型形式的选择上，通过进行F值检验和豪斯曼(Hausman)检验，确定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豪斯曼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本文运用的计量模型形式如下：

      

      式(4)中，

为i省区t年人均地区GDP的自然对数，

为i省区t年首位城市比率，

为待估参数，

为随机干扰项。

的取值与变量PR的显著性是关注的焦点。

      最后，对模型进行回归，由于横截面个数(23)大于时间序列个数(9)，权数选择按横截面加权，估计方法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方法，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模型结果显示，变量PR的系数符号为负数，表明提高城市集中度会导致人均GDP减少。同时看到，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1，通过查F分布表可知，F统计值通过了检验，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成立。就变量显著性来看，C、PR均在1%水平上显著，通过了t检验，表明首位城市比率对人均GDP具有显著影响。可决系数

较低，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低，表明PR这个自变量对人均GDP的贡献率较小。

      四、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普遍得到公认：两者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发生作用的机制何在？本文认为，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资本、劳动、技术、制度等方面，它们既是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中介，也是机制分析的切入点。

      首先，与其他规模城市相比，一国或地区的大城市，尤其是最大城市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并且这种创新能力会通过一定的机制，向更小规模的城市以及农村扩散，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奥璀兹和费尔德曼考察了美国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发现在19个大都市联合统计区中，纽约—北新泽西的创新产出名列前茅，同时，它也是人口最多的大都市联合统计区；人口在500万以上的5个大都市联合统计区，创新产出占到了69%(Audretsch & Feldman，2003)。可见，绝大部分的新产品创新发生在大城市，创新活动是一种城市行为，更准确说是一种大城市行为。其他研究也证实了大城市的创新能力。在1900年至1935年期间，美国600多项有记录的创新活动中，一半以上发生在人口超过30万的25个城市中①；对欧洲的研究表明，创新活动最初都是趋向于在首都城市或其他大城市进行，然后按照层级顺序扩散传播②；通过将地理变量引入知识生产函数的研究也发现，如果某一区位有过成功的创新活动的历史，就会在该区位累积起必要的创新资源，企业就会更加倾向于在这样的区位选址，因此，大城市的创新活动具有循环累积的效应③。

      大城市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不无道理：其一，大城市云集了众多的创新人才和精英，诸如科学家、技术人员、R&D专家、管理者等。同时，从硬件条件来看，大城市拥有相对充足而精良的实验室、实验装置和设备，保障了创新活动的进行。其二，大城市拥有市场规模大、资本充裕、信息资源丰富、人们适应新变化的能力强等方面的优势，使创新成为实际的概率增大。其三，大城市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新思想、新观念、新时尚更容易在大城市被人们所接受，因此，创新也更可能发生在大城市中。历史上，一个国家的最大城市通常最早吸收到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创新成果。其四，正式的通讯网络联系尽管可以发生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然而，大城市之间的网络联系相对来说更加密集，大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彼此交流加强了大城市的创新能力。

      城市集中度促进经济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大城市持续创新的能力和创新成果的扩散。扩散或者说其他地区对大城市创新成果的吸收过程，主要决定于其他地区的相对位置及其与大城市的通讯连接状况。一般来说，越靠近大城市，与大城市的通讯连接越完备，吸收大城市创新成果的能力就越强。贝里解释了大城市创新活动的极化—扩散过程(Berry，1972)：第一步，市场搜寻过程。对于扩张中的产业来说，在其挖掘探寻潜在市场机会的过程中，通常是按照由大及小的顺序进行的，换句话说，产业的市场搜寻过程首先从大城市开始，再蔓延到小城市。第二步，涓滴过滤过程。一旦产业在大城市开始遭遇以工资升高为代表的发展制约时，会重新考虑区位选择问题，通常的选择是低工资的小规模城市，就像水流涓滴或沙砾过滤一般。第三步，模仿过程。小城市的企业家和创新者会去模仿大城市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行为，这一模仿过程间接地起到了创新扩散的作用。第四步，创新采纳过程。创新思想变为现实，从而创新成果被采用。

      其次，大城市集聚了现代专业化服务业、跨国公司总部活动以及R&D活动等，这些产业活动大大提升了大城市的产业结构，从而借助产业结构高度化实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集聚是厂商选址的本性，具体来说，哪些产业活动适宜于在大城市进行，从而促使厂商偏好于在大城市选址集聚呢？保险、银行、会计、律师、投资咨询等一类现代专业化服务业，一般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要迅速地收集、处理和分配信息，二是较多地依赖于面对面的接触。因此，在现代服务业的成本构成中，主要是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由于无需占用过多空间，即使在大城市选址，土地成本也不会过高。反过来，大城市相对较高的居民素质、浓郁的文化氛围、国际化的行为理念、先进的通讯设施、广泛的网络联系、快捷密集的信息等优势，更适宜于人们相互之间沟通和交流，更适合现代专业化服务业的开展。

      除了现代专业化服务业偏好大城市之外，跨国公司总部也大多青睐大城市。跨国公司总部对跨国公司实行整体控制，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投资决策，收集、处理、传递相关信息，协调各子公司之间、总公司与外部组织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跨国公司总部在全球交通与通讯网络上占据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区位，以便与广泛分布的其他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种战略性区位并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着特定的经济与地理含义，主要体现为：高质量的外部服务，主要指信贷、法律、新闻媒体等商业服务以及当地政府部门提供的相关服务；特殊的劳动市场，主要指精通信息加工处理的高级劳动力；一定程度的产业集聚。除此之外，其他一些非战略性的区位条件也常被跨国公司所看重，诸如当地的工作生活条件、房租水准、非高级劳动力的供给、对待外国人的态度、税收优惠程度、交通状况、通信技术水平、市场运行模式等。

      在全球经济中，具备跨国公司总部建立所需要条件的区位并不是很多，通常只有在大城市，而且多是一国的首都才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跨国公司总部一般多设置在国际大都市，其地理集聚特征十分突出。在英国，几乎没有一家外国的跨国公司不将地区总部设在伦敦市或发达的东南部；在法国，很少有在巴黎市外建立总部的；在意大利，跨国公司总部集聚的中心不在罗马，而在工业发达的北部城市米兰。在发展中国家里，由于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滞后，加上各地发展的不平衡，能够满足跨国公司总部区位要求的地区或城市相对来说较少，总部集聚于为数不多的城市或地区的状况较发达国家更为突出④。

      R&D活动也偏好大城市，在空间分布上倾向于智力密集区，即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云集以及大学、研究机构密集的地区，这类地区通常都是一些大都市，也常是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在美国，公司的R&D活动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大城市，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旧金山、圣迭戈，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波尔德，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三角带”等地；在英国，R&D活动多集中在东南部地区，靠近伦敦，充分利用了伦敦优越的社会、文化、智力条件。高度化的产业结构，使得大城市第三产业的产值构成和劳动力构成都超过了其他两个产业，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提高，经济日益现代化，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

      最后，城市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影响，大城市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有利的交流学习氛围，促使人力资本外溢和知识积累，大大提升劳动者的技术和能力，最终促进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定论，城市化与人力资本积累又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通常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其一，城市化是实现内生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其二，城市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外溢，凸现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其三，在城市生活能够增加个人收入，意味着教育回报较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较大。

      伯特纳利和邹运用100多个国家1960至199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其一，城市居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个人收入，所有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好处，会通过技术扩散和知识外溢在整个经济体中蔓延。其二，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区位选择，会对城市规模产生影响，城市规模也会间接对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其三，城市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性影响，充分表明城市的确加速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四，城市化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两者呈U型变动。当城市化率低于40%时，会阻碍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当城市化率超过40%后，城市化水平的继续提高就将会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其五，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教育平均水平越高，城市作为人力资本积累发动机和知识扩散手段的作用就越突出(Bertinelli & Zou，2008)。

      在实际的经济中，国与国之间、一国内省区与省区之间，人力资本的分布极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主要缘于教育状况的差异。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拥有充足完善的教学设施、经验丰富的教师、先进科学的教学理念；城市中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为受教育者提供了优越的家庭环境。因此，影响受教育者认知成就的因素，在城市中普遍较农村地区突出，使得城市的教育水平比农村要高。除了较高的教育水平外，城市中较高的人口密度使人们彼此靠近，地理空间上的靠近，极为有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导致人力资本外溢。因人力资本外溢而产生的收益，反过来又提高了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导致教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加快。因此，城市本身的确拥有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功能。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是有最低门槛要求的，如果城市化率过低，反而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道理在于：如果城市化率较低，物质资本投资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产业在城市集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物质资本投资的规模经济，那么此时，一方面，工人的技术和能力虽然处于低水平、非熟练状态，但是并不存在提升的动力，另一方面，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很不充分，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城市此时并不拥有相应的机制和氛围鼓励人们积极从事教育投资，也就不会诞生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反过来说，只有当城市化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城市产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由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时，人力资本的作用才会超越物质资本，人们投资教育和提升技术水平的动力才会释放出来。

      尽管城市化水平与城市集中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不能完全等同于城市集中对人力资本的作用⑤，然而，如果将较高的城市集中度看作是对城市化水平偏低从而抑制了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弥补，那么，显然在一国的大城市尤其是最大城市，由于产业结构已经转型为技术技能导向型的服务业，人们相互之间交流沟通频繁，人力资本外溢及其收益明显，同时，由于大城市的高收入使得城市居民对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高于其他地区，都将最终导致大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更加迅速。

      五、相关政策建议

      总结上文，可以看到：自1997年以来，我国的首位城市比率波动不大，没有明显的变动趋势；首位城市比率偏高的区域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在我国，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尽管不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我国的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发展负相关，继续提高城市集中度将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严格控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根据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500万至1000万人的城市为特大城市。从我国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方向来看，如果首位城市比率上升，将会损害我国的人均GDP。因此，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政府应提高城市户籍的准入门槛，在建立公开透明的落户通道的同时，适当抬高积分落户基准、限制积分落户名额，以此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此外，鉴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必须借助于城市土地这一载体，通过限制城市土地使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城市人口的增加。具体做法有：严格规定和限制城市土地用途、确定城市服务边界、限制颁发建筑许可证数量、规划绿化带等。

      第二，中西部地区和东部省份有针对性地解决各自的问题。中西部地区应注意克服分散的城市化趋势。首位城市比率偏高的区域之所以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数量偏少，同时每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偏小，使得城市总人口偏少。中西部地区500万人口以上城市数量占比明显低于东部省份，而50万人口以下城市数量占比却显著高于东部省份，是后者的1倍多。因此，适当精简、合并规模小的县级市，扩大城市规模形成集聚经济和规模效应，应成为中西部地区考虑如何发展地方经济的一个着眼点。

      东部省份应注意控制城市集中度。近10余年来，除了河北省外，东部其余省份城市集中度基本处于平稳变动或下降状态。鉴于我国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发展的负相关关系，河北省应注意控制城市集中度，避免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合理调整劳动力在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流动方向。东部省份城市规模普遍偏大，人口的继续流入尤其是向大城市的流入，势必会加重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发展的负相关性，损害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同时，我国中西部地区城市规模普遍偏小，不利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实现。如果东部地区剩余劳动力能够流向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同时，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就近转移就业，依靠当地的中小城市就地消纳，那么，对于人满为患的东部城市和人烟稀少的中西部城市都将是有益的。因此，中央政府应从政策上鼓励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以缩小地区差距；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应敞开城市大门，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条件，以吸引外地劳动力流入，防止当地人才流失。

      第四，提升城市作为创新平台的职能。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由于具有创新优势的大城市规模偏小，导致中西部省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相对较弱应当是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应简单地将城市建设局限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城市半径的扩大，而应更加重视技术创新的城市化机制，重视城市作为创新平台的职能，加强交流学习场所的硬件与创新软环境建设。

      ①数据参见"City Size as a Sociological Variable" Contributions to Urban Sociology,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②参见H

gerstrand T,1966:"Aspect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6；由Pred翻译的"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ecial Process",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③参见Feldman,M.P,1994,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Boston。

      ④为了躲避大都市的交通拥挤，同时又不放弃其有利之处，一些跨国公司将其总部从大都市的中心地带外移，向大都市市区附近近距离分散。

      ⑤根据Bertinelli & Zou(2008)的研究，城市集中度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是理论界下一步研究的内容，只有区分了城市化与城市集中度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问题，因为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城市集中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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