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之初义研究综述
李培健
（西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 “德”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影响至今。围绕其初义，研究者们主要采用文化人类学、文字学、训诂学、归纳法、诠释法等五种研究方法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入考察，大致认为德之初义并非道德，“德”原属政治概念而非伦理概念，其产生与政治有关。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可知德之初义大致归为两方面：一是指外在的政治行为，一是指内在的精神活动。不过，迄今为止，学界对此尚未达成统一认识。而这些研究方法，仍可再作检讨；同时，在研究中还要注意三点：文献与考古资料互相印证，从政治观变化的宏大背景下考察殷周之德，作历史语境主义的考察。
关键词： “德”；初义；研究方法；综述
“德”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影响到政治、思想、宗教、伦理、法律、教育等诸多领域。郑开先生甚至称：“即便是说‘德’是轴心时期、前轴心时期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中最重要的概念，恐怕也没有夸大其词。”[1]2“德”可谓是足以展现中华文明特色和文化内核的概念。那么，德义为何？或许多数人，甚至是不少学者的第一反应便是道德，不过，事实远非如此。关于德之初义，相关人士已有诸多研究，然众说纷纭，未有定论。从学术规范来讲，欲研究一概念，首先要弄清其意涵；其次要基于它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故而，对德之初义的研究这两方面都是难以回避、不可缺失的。本文拟从研究方法入手对该问题作一简要梳理，以便更好地了解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进度及不足，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一、“德”之初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该类研究将德的来源追溯到原始社会，认为它是古已有之的文化现象，进而从当时的组织形式、社会运作来考察其意涵。
1.德即性、图腾。著名历史学家李宗侗在对原始社会图腾制度的研究中，发现“德”与“性”“美”“贤”等意思相通，相当于现代民族学意义上的“马那”，指原始人先天具有的生性，与其图腾同质；但不同的氏族，对该生性的称谓不同，后来随着各氏族交往的日益频繁，这些称谓亦渐混合，有发生分义的需要，比如性只表示生性，德就表示似性而非性的事物[2]。该观点影响甚大，有不少追随者。比如，谢维扬认为德是决定某个共同体或个人生存的一种专属该共同体或个人的属性，它与原始社会图腾的性质相似或有关，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共同体成员资格[3]；巴新生认为德在同一氏族、部落内是人们共同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性，也是人们共同的政治原则与行为规范，所谓同德，指每一氏族共同体内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及原始禁忌，并有共同的图腾崇拜与祭祀[4]；韩隆福提出原始人认为生命最初源于图腾，后认识到始自男女交媾，于是图腾之德变为祖先之德，祖先神化的过程即德化的过程[5]。
2.德指传统规范、习惯法。在氏族时代，社会以血缘为纽带，人群以祖宗为楷模。陶希圣认为族长依靠由祖宗积累的经验得来的规范，发号施令于宗庙之中，这种传统规范即指德[6]。斯维至认为德包含传统习惯法的意思，因此古人所谓德治，也就是用传统习惯法来治理社会[7]。李泽厚认为德大概最初与献身牺牲以祭祖先的巫术有关，继而转化成为各氏族的习惯法规。所谓习惯法规，也就是原始巫术礼仪的系统规范[8]。
3.德指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孙董霞认为德起源于原始社会人们对自然物之效能和有特殊能力的英雄人物的崇拜；这种能力崇拜后发展为图腾崇拜，成为具有神秘感的“马那”；当国家出现时，人们崇拜的能力集中体现为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最迟到商代时已用德来专称这种能力，因此德是能力崇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特定时期对于特定能力的特殊称谓[9]。
基于新课标中提出的相关要求，一定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位置，作为数学教师要对时间进行合理的安排，进行有效的讲授与引导，为学生留下足够的时间进行思索与探究.教师怎样才能适时进行引导，并为学生留有进行独立思索的时间，是数学教师要进行思索的问题，实际教学中要重视学生的心理活动，基于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创设.
4.德指巫术。有学者认为古汉字的取象与某些巫术仪式同形同构。程平源受到启示，通过分析字形，认为德之初义是先民刻画种子发芽的符号，表示支配种子的神灵确保庄稼生长的一个农业巫术；进入父权社会后，德从向种子之灵祈求丰收的巫术演变为对祖先之灵的崇拜；金文之“德”增一“心”，表示用心，而衡量是否用心在于行为，即能否保民，因此西周之德指用心、行祭祀祖先[10]。
这一研究法也是立足于文献，但重在说理，旨在讨论意涵、本质、属性等问题，多为哲学研究者所使用。
以上观点皆认为德的源头在原始社会，它由来已久。近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表明，原始部落存在着图腾崇拜、习惯法等文化现象，以此类推，中华远古先民应当也有类似的情况，这种研究为我们认识德的原初意义提供了一个事实性参考。但中华上古社会，图腾等的名称是否为“德”，今人无从察知，因为彼时尚无文字。而研究者所据乃迷雾重重的先秦文献，以之推定原始社会中某些称谓、意涵等确定性事物，实难开展，更无法验证。因此，该类研究虽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中国社会的运作开展等问题，但多为假说。
二、“德”之初义的文字学研究
甲骨文中有一字写作“
”，它由三部分组成：左边的“彳”，右上的“∣”，右下的“
”，孙诒让认为此乃“德”之省文[12]。后世的不少研究者亦认为该字与“德”关系密切，为其初字，于是便从对其形体构件的分析来揭示其原始意思。不过，在具体解释时，却各执一词，其主要的分歧在于对右边两部分的理解。其一，关于“∣”+“目”。何新认为右边象目上竖一直线，为“直”字，“德”由“行”与“直”构成，取直视前方以行走之义，引申为正直[13]。吴迪认为在“目”上的长竖，表示中正的条线，其义与“中正”有关，因此德的本义为端正心性[14]。刘翔认为德从心从直，本义指正见于心；在内心确立正直的准则，加强心性的修养，指导和约束个人行为以求达到“外得于人”的目标，可称为有德[15]95。左民安认为德左边表示行动，右边表示目光直视，合而言之，意为行为端正，目不斜视，金文再加一“心”字，即是说目正、心正才算“德”[16]。王平认为德合心术正、目光正、行为正等三重意思于一体[17]。李振华认为德是由三个部分合起来会意的：“彳”加“直”，表示一个人于外应具有正直的行为；“心”加“直”，表示一个人于内应具有正直的思想，因此德所表达的是两重意思，即由正直行为所体现的客观方面的规范（即“礼”）和由正直的思想所体现的主观方面的修身养性[18]。洪淳穆认为“德”由“彳”“直”组成，前者表示特定行为，后者表示正眼观察，含有顺行观察之意[19]。潘紫薇认为德从目从行，目代表日月星辰，行代表运行，故其初义指日月星辰的运行[20]。但这种解读漏掉了“∣”形的存在，这就使得作者无论是对字形的分析还是字义的解释，都与他人差异较大。孙熙国认为德取象于目视于途，又指出其初义主要是由“直”决定的。“直”表达了德所具有的升、登的方向性，昭示出目视于途、择路而行时该如何视、如何行的问题。这一点构成了德在后来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能上升和抽象为一个哲学和伦理范畴的根本原因[21]。陈来认为德的原初含义与行、行为有关，从心之后，则多与人的意识、动机、心意有关[22]。程邦雄、谭飞认为德字以道路与视直绳之目会意，取象于取直以修衢道的做法[23]。张国安认为“∣”为木表的象形，德字的取象与以表测日影有关，又提出“
”未必是“目”的象形，可能是日月合朔的象形，最后指出以天文学宗教意识形态观念作为文化背景，以历法为内核建构人道秩序的典则即是统治者得之于天的德[24]。刘小军、任俊华认为“∣”指起着沟通天人功能的中杆，因此德有宗教内容：战前，目视中杆或通过占卜询问天意；战时，视中杆看代表天意的旗帜[25]。贾晋华认为直字构形为一只眼睛上连一中心垂直线“∣”，意为立直木以观测日影及其他天体，进一步延伸指天帝或天道正直无私的品德，而德、直同源通用，亦有此意，另外因德由直与行构成，故又具有动词义，表示天道正直无私的权威运行[26]。其二，关于“∣”+“臣”。温少峰认为臣即奴隶，“∣”表示绳索，因此德的原义为拘执牵系奴隶和鞭挞统治奴隶[27]。武树臣认为该字像以弓弦捆缚战俘、牵之祭祀的情景，所以商人关于德的观念与战争、财产、祭祀有关[28]。
不过，还有许多研究者认为该字不当释为德。郑开总结了七种主要说法：“省”（王襄）、“
”（郭沫若前说、闻一多）、“循”（叶玉森、容庚、孙海波、于省吾、李孝定、陈伟湛）、“徝”（郭沫若后说、徐中舒）、“值”（商承祚）、“
、眚”（赵诚、斯维至）、“陟”（刘桓）[1]47-51。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种：其一，“省”或“
” 。闻一多《释省彳 省 》认为“
”当为彳省或省，意为行而视之，由此可引申出相互贯通的三种意思：巡视、田猎、征伐[29]。闻氏虽不认为该字是“德”字，但其所释的字意则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刘桓认为《尚书·尧典》中的“陟方”即甲骨文中的“德方”，亦即闻氏所释的“省方”，指中央王朝对四方方国的巡行守牧制度[30]。日本学者小仓芳彦在闻氏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索了德的源流，他认为德原来与王者所进行的省事有关，是作为下述实际行动的概念而发挥作用的，即为征发谷物与兵赋而巡行，有时巡行转为征伐，而当对方屈服时则饶恕。这种统治形式，可以追溯到殷末，同时它也是直到春秋中期诸侯扩张势力所使用的手段。但是，战国以降，由于实施郡县制，这种统治形式逐渐被取代[31]。其二，“徝”。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认为此为“德”之初字，共有两层意思：循行察视和祭祀名[32]。张京华引《玉篇》“徝，施也”，认为此即“德”之本义[33]。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刘林鹰认为“德”不见于甲骨文，而“徝”有巡视意，那么就不能将其当作“德”字，但他又认为“徝”加上“心”便为“德”，其象征意义有二：一是巡省精神，即修身；一是在公共关系中正派而非邪[34]。金春峰认为该字意谓悬挂头颅于通路处，金文“德”承甲骨文“徝”而来，意为全其下身，使其有头有心，成为一活的人，而保生全生、成全生命，是对人的最大恩惠与德泽，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保民，争取民心[35]。
三、“德”之初义的训诂学研究
所谓归纳法，指立足于文献，结合史实，通过相关语句的归纳概括，确定某一概念、观念的内涵，不少历史学研究者惯用此法。
以上研究多认为“德”之初字在甲骨文中即已出现，即德与殷代文化有关。不过，“
”与“德”是否为同字尚存疑问。“
”主要作巡视讲，与“德”意思完全不同，研究者们径直将“
”视作“德”之初字是不妥的，而在具体解释时，最常见的错误是就字论字，不将其置于所出现的卜辞具体语境中，而是只去解释该字如何如何，不免离题万里，随意任性的观点自然也较多。比如将“∣”的意思远追至原始社会，用臆测的原始社会信息来猜度商人造字的初衷，无法服人。“德者，得也，得事宜也。”[38]《广雅·释诂三下》亦云：“德，得也。”[39]这种解释出自音训。《说文解字》言：“德，升也。”段玉裁注：“升当作登。……德训登者，《公羊传》：公曷为远而观鱼？登来之也。”[40]76《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五年注曰：“登，读言得。得来之者，齐人语也。齐人名求得为得来，作登来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疏曰：“齐人名求得为得来，而云此者，谓齐人急语之时，得声如登矣。”[41]故，德、升、登、得，因音近而义同。《说文解字义证》即云：“古升、登、陟、得、德五字义皆同。”[42]对此，刘翔指出：“训德为得，尤如训德为升、为登，皆由音训，古音同在职部，通假之故，实非德字之本义为升或登或得。金文里未见德、得互通之例，两者的通假互训，乃属较晚之情事。”[15]93郑开也认为这一解释乃后起的释义，为战国秦汉时期的产物[1]58。
3.德是一综合概念。刘泽华认为周公所说的“德”内容极广，在当时看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包括在德之中。他共归纳出10项内容：敬天，敬祖，尊王命，虚心接受先哲之遗教，怜小民，慎行政，无逸，行教化，作新民，慎刑罚，因此德是融信仰、道德、行政、政策为一体的综合概念。依据德的原则对天、祖要诚，对己要严，与人为善，不得已而用刑则要慎之又慎[58]。
老爹和小三结婚时，我去了，拿着我妈揍我的那把铲子砸了结婚蛋糕，还把小三写给我爹的情书当众念了出来。内容黏黏糊糊的，那水平，不比一年级时那个口吃写给班花的情书强，小三的脸色青了又白，最后晕了过去。
黄浩认为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理解存在着价值理性和科学理性两种模式和两个重要维度，其中价值理性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逻辑起点，其核心内容在于对人的本质和价值的揭示；科学理性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升华，其核心在于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本真内涵是两者的辩证统一。[11]
此外，艾荫范还从语言变迁的角度进行了考察。语言时空上的流变，使得文字符号随之更换，因此会出现同义异字。艾先生认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从《论语·宪问》“骥不称其力而称其德”脱化而来，“德”“志”同义代换，于是认为德的初造义是“志”，意为意图、志向、欲求，并举了不少例句作为旁证[46]。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从考古资料看，“志”在金文中已经出现，其意固定，指心意、志向[47]，《说文解字》也说“志，意也”[40]502。征之文献，《尚书·洛诰》曰：“惟不役志于享。”[48]该篇为可信的周初文献。可见，“志”字出现颇早，还是作“心意”讲。“志”作为意思明确的字早已出现，何必用“德”去置换？其实，《尚书》周代早期文献中不少的“德”字用“志”难以释通。
四、“德”之初义的归纳法研究
此乃传统中国解释字义的方法。《管子·心术上》曰：“德者，得也。”[36]《礼记·乐记》曰：“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37]《释名·释言语》曰：
实现基于决策树的住院烧伤患者医疗救治流程优化，就是通过发现烧伤救治方案与烧伤病理属性的关系，发现有哪几类病理属性对患者的救治方案起到关键作用，有哪几类病理属性对患者的救治方案影响相对较小。
2.德指道德。张岱年认为从古文字入手难以取得科学的定论，他据《诗经》《尚书》中的可靠记载，认为在西周初年，“德”已指道德，意为善良的品行、高尚的品格[55]。在《尚书·盘庚》中，出现了10个“德”字，但顾颉刚、刘起釪在《尚书校释译论》中认为它们是由“循”“休”改写的，商代不可能出现“德”字，因为商代只用严刑和宗教来统治，根本不可能出现道德的概念[56]。韩志华认为德是大家族社会结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道德体系，是个人立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具有全民性礼乐教化的功能[57]。
稽之卜辞，“得”已存在，写作“
”。“
”是否为“德”之初字，尚不能确定，即使属实，但无论从字形还是字义上，两字都相去甚远，因此，得非德之原义当是肯定的。然而，以得释德仍旧为一些现代研究者所采纳。陈瑛、许启贤主编的《中国伦理大辞典》指出：“从商卜辞到先秦文献，‘德’均与‘得’相通，二字可以互训。”[43]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认为德在商代卜辞中已出现，有获得、占有之意，主要指占有财富、土地和奴隶[44]。晁福林认为殷代之“德”，主要可理解为得到之“得”，得到上天和先祖的眷顾而有所得，即是“德”[45]。
1.德指政治行为。徐复观对《尚书》中的“德”作了梳理，指出：周初文献中的“德”字，指的是具体行为，若字形从直从心为可靠，则其原义是直心而行的负责任的行为；作为负责任行为的德，开始并不带有好或坏的意思，所以有“吉德”，有“凶德”，而周初文献中，只有在“德”字前加上一个“敬”字或“明”字时，才表示是好的意思。后来乃演变而为好的行为，因好的行为多是与人以好处，乃引申而为恩惠之德；好的行为系出于人之心，于是外在的行为，进而内化为人的心的作用，遂由“德行”之德，发展成为“德性”之德[49]。王德培通过对《周书》中“酒德”“凶德”“暴德”“桀德”“受（纣）德”“逸德”等用法的考察，认为周初“德”字只当作一种“行为”或“作为”的意思来使用。单一个德字，既可表示善行，也可表示恶行，所以德字前面往往加上各种修饰词，以便知道是什么行为。又指出周初人反复讲德，主要是讲行为规范，是讨论政行问题，具有政治措施上的实义，而非伦理上的空泛道德之论[50]。赵伯雄以为德字的本义指人的行为或作为，由于领袖人物或者伟大人物的模范行为永远值得后世效法，于是逐渐有了道德（行为规范）的含义[51]。王冠英认为“德”字商代即出现，其本义指人的思想、行为、表现，与性、行等意义相近，为一政治概念，用于说明从政者执政的思想、品格、政行、政策和政绩等情况，它本身无任何褒贬之意，作中性名词使用[52]。李德龙的博士论文《先秦时期“德”观念源流考》通过对今文《尚书》的考察，认为商代的“德”，大多意为行为，德观念的主要价值取向最终落实到商王及臣民的政治行为上，并衍生出王德、臣德、民德三个不同的层次[53]。罗新慧认为德的概念明确于西周时期，指具体的统治方法（怀柔民众）或周人具体所得（特别是得自于天）[54]。
这种研究法能够避免断章取义、就字论字，比较符合语境，有助于加深对文意的理解。比如，认为德为中性词，需与其它修饰词搭配才能显示出其欲表达的价值判断，这些认识有助于理解德的准确意涵。不过，也应该看到，德的意涵极为复杂，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称谓作为普适性的概括还需斟酌，像“政治行为”“综合性概念”等词语未免过于宽泛而失去了“德”的核心内涵。
五、“德”之初义的义理诠释式研究
5.德指礼仪。古人从音训的角度认为“德”与“升”“登”“陟”义同（详见后文），而尹荣方从文化视角考察了德与它们之间意义关联的契机。他认为中国文字创造的时代处于氏族社会，其生活面貌为重天地神灵、祭祀礼仪，因此，此时所创造的文字，其意指常与天地神灵、祀典仪式相关；又指出“升”“登”“陟”为上古时代的巡守、封禅等祭礼，因此，“德”亦是与之相关的礼仪，直接关乎天地神灵，而与人间德行无关[11]。
张继军认为“德”字始于西周，其涵义有四：某种高尚的品格和以此为心理基础的行为，拥有这种品格或行为的人，不包含价值属性的一般心理状态，礼[59]。李晓英认为从人的存在这一维度看，“德”在先秦时期首先指人的整体属性，而非指涉互不相关的各种德目[60]。姜志勇认为德最早的意涵出现于殷周之际，指政治层面的德治，还不具有超越政治的个人品质的内容[61]。陈默、刘昆福认为周初之德包含着按照规范行事而有所得之意，进而提炼出“德”的两种解释：一作动词，指得道；二作名词，指分化在万物之中的各自的“道”[62]。王中江认为“德”原指内心的意识和活动，但因为“天”的力量过于强大，人没有从中解放出来，其主体性不能被充分自觉，反而是表现外在行为的“德行”大行其道[63]。鲍永玲认为德指个体的属性品格、精神定势、心性结构，其涵义需放在一个语簇群如“道”“性”“直”“中”等里才能得到适当了解，并对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喻象作了解释[64]。叶树勋认为在早期文献的多数语境中，德没有明确的道德意义，主要用于描述统治者自身具备的某种品质或态度以及对待上天和百姓等的相关行为两个方面。虽然统治者还没有完全走出天意的统摄，但已然更关注自身先要具备良好的品质和端悫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成了他们逐渐自觉的人事意识在观念符号上的凝聚[65]。施阳九认为先秦之“德”，是一个没有实在对象、完全被构建出来的概念。在周初，其本质含义已确定，指对人道之根据的承受；到诸子时代，各派的德论虽不尽相同，但无非是对其本质的各种阐发而已[66]。
西方汉学界早已认识到先秦文献中“德”有不同的意涵，因此对其常据文义的差异而有多种翻译，如“virtue”（性能、德性）、“inner power”（内在力量）、“moral force”（道 德 力）、“potency”（超 凡 力量）。部分汉学家以哲学的立场对先秦时期的德义进行了深入研究，不过，与中国学者不同的是，他们不喜作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且较少对其意涵进行明确而具体的判断，而是从不同角度作描述式的义理诠释。孟旦认为“‘德’在商代的前身主要表示向身居高位的部落祖先‘求教’应该做什么，即询问在一个具体情境中神对人有什么要求”[67]。艾兰认为德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一内在活力，使人类全体得以发展与界定的特质；又认为德是先天且世代相传的，是与赋予万物生命的溪流相似的一种流体；还指出德的概念历经了由上层社会内在力量的神力向一般性道德术语的转变[68]。倪德卫通过对甲骨文、金文中相关记载的研究，认为德指国王的品质，比如慷慨、不自我放纵、自我牺牲、责任、谦卑和礼貌等，这一系列的品质就是一种道德力，能够对他人甚至神灵产生影响[69]34。对于这种道德力，他追溯了其心理学的源头——感恩之债，即受恩者为报答施恩者而感到一种心理强迫，这种感受好像是源自施恩者的心灵力，使周围人在其指引下行动[69]30。郝大维、安乐哲认为据甲骨文分析，德来自“直”，指“笔直地生长”，带有方向性；在先秦文献中，它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与天无异，更侧重于整体的性质，又可理解为个体的原则，与“性”相近[70]。
以上研究认为，“德”在初始时即是一内涵复杂的哲学概念。但文字初造时，字义往往比较具体，没有多少深邃的抽象内容。另外，有些研究不注重历史社会的因素，过于偏重单纯的义理阐发，以致偏离了事实，甚至认为德是完全被构建出来的概念。
“德”之初义研究简评
以上，我们从研究方法入手，梳理了人们对德之初义的理解，不过，研究者们往往几种方法并用，为了陈述的方便，本文姑且作这种处理。尽管诸观点莫衷一是，但也能发现一些倾向：第一，“道德”既非德之初义亦非唯一涵义，“德”是一意涵复杂、关涉广泛的字眼。第二，德的产生与政治有关，最初主要作为政治概念使用。而关于德之初义，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它是外在行为，比如图腾、习惯法、巫术、礼仪等；二是认为它是内在活动，比如端正心性、修身养性、意识等，这主要体现在“心”字上。
行走在黄骅的乡间田野，处处青翠葱郁，鸟语花香，处处展现出一幅“人在画中走，心浸生态游”的现代农家景致。在东聚馆村，“赏美景、摘冬枣”，越来越多的游人沉醉于快乐之中；在小堤柳庄村，独具匠心、独具特色的乡村游让人在感叹这个小村庄美丽的同时悄然想起童年。据悉，在黄骅，还有农家休闲游、风情游、文化游……依托各精品项目，黄骅的这些美丽乡村，让人享受静好的乡间时光。我们尽量把脚步放慢，因为我走过的每一处风景，都自然地诠释着黄骅农村的幸福、秀美和变迁。
以多种研究方法考察德义，无疑大大拓展了对“德”习惯上的狭隘认识，然其亦有可检讨之处，文中已略作指陈。此外，在具体研究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其一，文献与考古资料互相印证，不能偏废。先秦文献匮乏，而愈往早期，文献所存在的问题愈大，因此需要结合甲骨文、金文综合考察。另外，一些研究者只依赖甲骨文、金文不去翻检文献也是不可取的。其二，殷周之际是考察的重点。诚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德”字在殷代可能已出现，不过还不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到了周初，德的价值才凸显，成为一核心观念，正如王国维所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71]那么，为何在周初，德会有如此的变化，它与此时的政治观、价值观存在何种关系？对之考察有利于把握住殷周之际“德”观念的转型嬗变。其三，历史语境主义的考察。比如诠释德之义理时，有的研究者离弃史实而迷于纯粹概念的辨析。英国著名学者昆廷·斯金纳曾指出：“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任何试图超越这种语境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72]为此，他提出“历史语境主义”的思想史研究路径，力图通过对历史语境的还原来解释言说者的意图，而所谓的历史语境又是多重的，涉及到语言语境、具体思想语境和社会政治语境等诸多方面。在对“德”之初义的考察中以此开展研究，或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林黛玉进贾府》的人物语言特点是“含而不露，意在言外”，简而言之就是话中有话。而《老人与海》人物语言简洁凝练，在平实地叙述中彰显主题。现以《林黛玉进贾府》中王熙凤和《老人与海》桑地亚哥的人物语言描写为例，分析比较两篇课文语言风格。
[25]信息社会50人论坛：《从”网约车新政”透视转型期政府治理理念转变之必要性——“专车新政与共享经济发展”研讨会纪实》，《电子政务》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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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014（2019）01-0017-07
DOI: 10.16514/j.cnki.cn43-1506/c.2019.01.004
收稿日期： 2018-11-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治道与政道双重维度下德观念变迁研究（商至西汉）”（18XJC770003）。
作者简介： 李培健，男，山东潍坊人，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思想文化史。
（责任编辑：张群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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