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流动人口空间问题：基于社会地理学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流动人口论文,广州论文,视角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修订日期：2012-2-12
流动人口指人们在没有改变原居住地户口的情况下，到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地方从事务工、经商、社会服务等各种经济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于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涉足学科有社会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等[1-8]。基于空间视角的流动人口研究集中于两点：一是关注宏观面向的流动人口群体空间分异规律[9-11]；二是关注微观面向的具体空间，包括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行为空间和感应空间等[12-13]。纵观之，前类研究存在将流动人口物化、均一化的错误研究取向，后者聚焦于特定城市抽样流动人口生活形态调查，理论化相对欠缺。基于社会地理和制度分析的深度研究不足。以中国流动人口集聚地——广州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社会学与人类学制度分析范式，本文拟跳出宏观层面的流动人口分析分布和微观层面的流动人口具体空间分析，从中观层面对流动人口的空间做出整体判断，采借西方诸空间分析理论或视角，探寻中国流动人口空间问题表征及主要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改善措施。
1 研究方法与研究单元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两种方法，以典型区为研究区域，即选择广州内城区的荔湾区、新城区的天河区、近郊区的白云区和远郊区的花都区为代表性区域，选取22个街道为流动人口田野调查点。对于各区街道(镇)选取，主要考虑2个因素：①各区管辖街道(镇)的空间差异，既包括地处各区中心地带的核心街道(镇)，也涉及各区较偏远街道(镇)；②区域内部流动人口构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加上笔者的深访点，共计23个地域单元，10区及调查点见图1。
本研究共计发放问卷1250份，分布情况是白云区500份、天河区300份、花都区250份、荔湾区200份。回收份数是980份，回收率为78.40%，经过问卷筛选，剔除无效及错误问卷，最终有效问卷分数是795份，问卷有效率为81.12%。加上深访样本，共计有效问卷817份。访谈包括2个层面：一是对流动人口管理机构相关人员的访谈，为问卷分析中难以定量解释的地方提供佐证；二是对流动人口空间问题及机制解析，以期做到从当事人的眼界透视流动人口空间特征、问题及形成机理。
2 流动人口空间问题
图1 本研究涉及的地域单元
流动人口空间体系大致包涵区位空间(地理学视角的空间)、主导性行为空间(工作空间、居住空间和通勤空间)、从属性行为空间(购物空间和休闲娱乐空间)和感应空间(感知学视角的空间)。从社会-空间二元辩证法看，流动人口空间是在城市空间基底上叠加的具有流动人口特质的空间形态，是原有城市空间底质上经过流动人口各种实践活动而人格化的空间，相对于原有城市空间而言，流动人口空间是一种再造的空间(Reproductive space)。本研究将流动人口空间问题归纳为4点。
2.1边缘化
边缘化是流动人口空间的核心问题，很多方面都有体现。
从空间分布状况看，流动人口主要集中于白云、番禺等城市郊区，2005年，两区流动人口占全市流动人口比重高达44.3%，而荔湾、东山、越秀、芳村等老城区流动人口相对较少，4区合计流动人口比例仅为13.6%。总体上看，流动人口空间分布边缘化态势明显。
从工作空间看，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特征及流动人口本身人力与社会资本的缺失，多数流动人口就业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工作最辛苦但薪水最少。工厂场所也相对狭小，整体工作环境恶劣。与本地市民主流就业状况(多为高薪就业市场)和就业场所(环境较好的正规办公空间)形成鲜明对比。
从通勤空间看，多数流动人口通勤范围相对狭小。调查显示，广州流动人口工作地和居住地位于同一街道占51.2%，同一城区占38.8%，不同城区仅占10.0%；出行频率较少，单程超过500米的出行次数是0次占13.3%，1次占31.3%，2次占35.5%，3次及以上仅占19.8%；出行时间也较短，每天平均出行时间小于0.5小时的占28.4%，介于0.5-1小时占42.2%，1-2小时占26.1%，2-3小时占2.7%，3小时以上仅占0.6%。通勤工具以步行为主，步行比例高达50.6%。相较而言，本地人通勤范围大、出行频次高、出行时间长、出行工具以地铁和私家车为主。
购物空间方面，流动人口购物区位选择在居住地附近(同一街道、同一城区)居多。问卷结果显示，购物地点与住所在同一街道比例是49.4%，同一城区占43.8%，不同城区的仅占6.7%。从购物场所看，地摊、街边零售店和超市是流动人口经常光顾场所，三者合计占流动人口购物场所的84.8%，而专卖店或高档购物中心比例仅为4.2%。
从休闲娱乐空间看，由于工作时间相对较长，流动人口休闲娱乐被大大压缩，消费行为集中在睡觉、看电视、逛街、与朋友聚会聊天等零消费或低消费行为，比例分别为57.2%、59.6%、29.1%和33.3%，选择上歌舞厅、旅游和进行体育运动等高消费性主流休闲娱乐活动比例分别为6.4%、5.1%和11.3%。从休闲娱乐场所看，休闲地点离住所在500m以内占34.4%，500-1000m占42.2%，1000-2000m占14.9%，2000m以上仅占8.4%。可见，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离住所1km之内的近地域开展休闲活动，休闲场所多选择住所附近的广场和公园。
从感应空间看，79.2%的受访者缺乏对广州整体层次的感知，关注居住地或工作地附近的社区层次感知较多。一位受访者这样讲：
“我基本上一天24小时在店里，除早上去菜场买菜外。你提到广州的一些地方我都不晓得”。
他说的菜场只有不到5分钟的步行路程。笔者打听到，这位老乡自过年后坐火车来广州，然后乘公共汽来康乐村，此后再也没出过村，进货是老乡送货上门。换言之，他的生活圈子基本上只有方圆10分钟范围，娱乐、逛街、购物等都与他无关，对城市意向图的绘制限于周边商铺。
最明显的边缘化表现在流动人口居住形态。流动人口以城中村、工厂集体宿舍和工地工棚居多，与市民居住形态对比明显。调查发现，广州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存在居住两极化现象，一极是以金海湾、珠江广场、汇景新城为代表的高档次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14-15]，这些地方大都地价昂贵，配套设施齐全，生活便利，装修豪华，大门多有身着制服的保安把守，流动人口严禁入内；另一极是大量存在以三元里、冼村、沥滘、石牌、康乐等为代表的城中村，居住条件极为恶劣，电线老化、能见度低、排水拥堵、治安条件差、人均占有住房面积狭小，缺乏足够的私密空间，脏、乱、差成为人们的普适性感应，多以村头牌坊为标识，行人随意出入。一般而言，两种空间的区隔比较明显，甚至公园等大众化休闲娱乐场所排斥流动人口进入。
上述边缘化的逻辑在居住空间微观设计也有体现。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些城中村住房在进门处设置两扇门，房东(本地人)进正门，租客(流动人口)进侧门。至于房屋内部设计就更能体现隔离特征，本地人住房单门独户，装修豪华，厨房、卫生间宽敞明亮，流动人口合住比例较高，厨房、卫生间面积狭小，能见度差。有些时候纸板乃至帘布就是流动人口居住空间的分割线。
总之，流动人口与一般市民的生存空间形成二元化空间结构，前者严重边缘化。边缘化不仅表现为有形和显性差异，还有无形和隐性差别，两者形成明显“区隔”(Distinctive ness)[16]。边缘化机制不仅源于流动人口本身户籍、文化程度等属性，还涉及制度、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
2.2混合性
混合性多体现在流动人口具体行为空间方面。
从流动人口空间组合关系看，流动人口工作和居住空间存在并置性(Juxtaposition)[17-19]特征。调研发现，很多城中村店铺经常设置一个梯子，阁楼就是他们的卧室，虽然存在火灾隐患，但此举可以节约其生活成本(体现为免交住宿费、免交通勤费用、延长工作时间等)。店铺主人的工作空间、居住空间和大部分生活空间在狭小空间中完成。此外，流动人口购物空间和休闲娱乐空间也存在类似现象，在问到“你闲暇时主要干些什么”时，有受访者表示：
“我有空的时候会约工友一起逛逛附近的地摊、超市，休闲对于我而言就是出来走走，至于买不买东西倒是其次，买东西和休闲娱乐往往连在一起。”②
可见，流动人口在“购中玩”或“玩中购”的比例较大，严格意义上的休闲和购物活动区分较少。
从空间使用角度看，以居住方式为例，调研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独住比例仅为19.0%，2人合住比例为31.7%，3人合住比例是23.0%，4人合住比例是12.1%，5人及以上合住比例是14.2%。可见，流动人口整体住房拥挤状况相当严重。在一些工厂宿舍，四人间、八人间乃至十人间的现象相当正常，在一些城中村，一张床睡3个人也司空见惯，有限的空间被高度挤压，空间成为高密度、共享的空间和缺乏私密性的空间。
从空间内部布局看，空间的兼用性特征明显。由于流动人口存在空间相对狭小，要求其要更加弹性和合理使用空间，流动人口不大可能有类似本地人的专门性功能空间，有相互独立的客厅、卧室、客房、厨房、卫生间、浴室等。对于城中村的流动人口，他们选择将除卫生间外的全部生活功能压缩到一个房间进行，卫生间往往是位于房间一角的更狭小空间，拥有某种唯一功能性空间的比例甚少，较多的是功能的多样性。比如一张桌子，吃饭时就是饭桌，小孩做作业时就是书桌，朋友间玩耍时就是牌桌或麻将桌，还可以是杂物堆积桌。为了尽可能增加房间有效使用面积，这张桌子一般可以折叠，以便收拣。
总之，流动人口空间混合性是流动人口基于现有空间禀赋状况和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而选择的非常规空间生产和使用方式。他们往往采取弹性化的空间使用方式，造成不同空间的共用或同一空间不同功能的混合使用。
2.3非固定性
流动人口的本质特征是流动性，空间表征是非固定性，工作空间最为明显。
从工作类型看，流动人口经常变换工种。调查发现，广州流动人口中有47.7%变换工作，变换工作人口中，24.6%表示变换工作1次，41.0%表示变换工作2次，21.1%表示变换工作3次，还有13.3%表示变换工作次数达4次或更多。当被问道“你现在从事什么职业？”时，一位受访者表示：
“我什么都做，只要能赚钱，捡破烂、砌房子、掏下水道、搬东西、旧货回收、发传单、卖菜、倒卖火车票，我都做过”。③
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流动人口工作具有明显的兼业性特征。但是，虽然他们变换工作极频繁，但就业行业大都属于市民不愿从事的非正规行业(Informal economy)，共同特征是体力耗费大、薪水少、风险大。换言之，其工作变动是发生在同类型工作内部的水平性流动，从一种劳动力密集型工种换至另一种劳动力密集型工种，从非正规就业向正规行业方向的垂直性工作变动鲜见。随着工作种类及工作空间的变化，居住、购物和休闲娱乐空间及由此产生的感知空间也发生变化。以居住空间为例，砌房子时可能住临时工棚，夏天捡破烂时就在天桥、地铁等露宿，如果在一段时期集中从事某项工作就住出租屋。
从工作方式看，他们从事的行业并无固定工作空间和时间，往往不断流动。
在广州的地铁口、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经常见到各种携带工作工具的流动人口，如蹲在地上卖饰品的妇女、卖羊肉串的新疆小伙等。由于从事行业的特殊性，这些人需要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地方寻找工作空间，因为同一空间在不同时段具有不同的人流量，这些人需要不断转换工作地点。他(她)们的工作空间是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20-23]。对于长期从事某种行业的人而言，上述流动性较强的工作空间也有其相对固定性，一是对周边环境较熟悉，二可以节约因变换工作地点所耗的时间。可见，这种流动中的相对固定性有其理性选择的成分。但来自流动人口管理层的管理举措加速上述空间固定性瓦解过程。因为创建卫生城市等城市发展目标或基于城管局、卫生局等各级职能部门的美化市容市貌、规范街道秩序等目的卫生检查等自上而下的监管决策的实施，他们的流动空间得到回归，城管人员和流动人口之间的捉迷藏游戏大都肇始于此。对于整个城市空间而言，流动的空间趋于见缝插针的布局，哪里人流量大、哪里城市(社区)管理相对较松，那里就有他(她)们的身影。从流动人口自身看，为尽量逃避各种费税缴纳，流动的空间必须不停流动，一旦被抓住，损失惨重，要么忍受吆喝、皮肉之苦，要么招来工商管理部门的重罚。
对于他们的工作时间，调查发现，流动人口每天工作9-15小时占总受访人数的42.1%，居首位；工作4-8小时占第2位(41.7%)；回答“不定时”占10.9%。“不定时”反映了流动人口兼业性很强，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一位拾荒者在回答“每天工作几个小时”时表示：
“工作时间，不固定啦，我想干就干，不想干就睡觉。在夏天，有时一天工作17-18个小时都有，我拣矿泉水瓶子和一次性饭盒，除凌晨没有拣的外，从上午9点到深夜2-3点我都拣，上午我在越秀公园里面，来这里乘凉的人多，喝水很多，中午去街边垃圾桶拣，下午去卖场门口拣，再晚点去学校篮球场拣，到了晚上就卖掉，十一二点街上烧烤点多了，饭盒、瓶子也能拣不少。虽然累点，但是一天可以赚100多块。如果碰到下雨天，我就在家里睡觉，谈不上什么工作。所以，我的工作时间不固定。”④
可见，由于流动人口大都从事非正规行业，兼业性特征明显，工作转换也相对频繁。工作空间和时间不固定，集中体现为流动的空间，工作时间也区别于常规作息制。
2.4适变性
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学派看，流动人口还存在压制的空间(Suppressed space)，其对立面是本地市民、城市管理人员、卫生员、公安或保安等。在日常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流动人口或多或少地与上述人员发生接触，人际关系博弈是流动人口处于下方。由于其经济与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流动人口及其空间被压制，沦为压制的空间。尤其在城市决策层基于城市营销、城市形象或阳光工程的口号下，保持良好市容市貌、优良卫生条件、较低人口犯罪率等成为城市发展目标，针对流动人口的种种打压行为成为重要举措。来自上级的特定阶段针对特定地区(段)卫生检查、创建卫生城市阶段性成果验收等措施使流动人口成为受害者，更严重的情况是某些工作空间被强制取缔。流动人口和相关管理人员之间的捉迷藏游戏就此开始。一位卖菠萝的受访者被问到“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卖”时，给我讲述了她的经历⑤：
“谁都知道大街上人多，生意好做，但现在正值广州亚运时期，城管抓得很紧，一旦发现不是没收就是罚款，不敢在大街上卖，这里巷子多，他们来得少，白天就在这里卖。”
面对来自外界压力，流动人口不断调整自己行为逻辑，不断再造出新的流动人口空间，与主流空间相抗衡。以广州市“禁摩运动”为例，分析流动人口面对压力时如何有效调整和再造新的流动人口空间。
2007年1月1日之前，由流动人口驾驶的摩托车穿梭于广州大街小巷，它极大方便了近距离但无公交线路覆盖的通勤行为，在广州各地铁站出口、商场出口、城中村村头司空见惯。但是，由于摩托车存在安全隐患、加剧堵车状况、污染空气等弊端，尤其在2006年前后发生的摩托车连环抢劫事件严重影响广州城市形象，广州市政府决定于2007年1月1日起在广州市区实施“禁摩运动”。起初，出于来自城管人员的检查和罚款的压力，一些人不得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选择改行。另一部分人选择坚守，只是缩小工作空间，把工作范围从全市缩小为只在城中村经营；部分人把运营空间从村头扩展到地铁口，只是工作时间调整为城管人员相对较少的晚间。可见，通过变通工作种类建立新的工作空间、保留原有职业但进行基于工作时间不变的压缩通勤空间和基于工作空间不变的缩减工作时间是流动人口空间面对“禁摩运动”的第一次调整。但是，这次空间调整效果不理想，风险极大。一旦被城管人员逮住，要么接受重罚，要么没收摩托车。于是，通过基于工作时间和空间均不改变而降格工作工具是流动人口空间适应性策略的第二次调整。一些人变卖摩托车，改为人力三轮车。但这不是一次成功的调整，开人力三轮车耗费体力巨大、浪费时间。第三次调整开始了，流动人口经过精心测算，设计了与人行道两个石柱间宽度相当的摩托车，把两轮改为三轮，后座改成座椅样式。适度的宽度可以保证其在街上畅通无阻，两轮改三轮再配以坐垫，专载残疾人等弱势者成为遮人耳目的藉口，既体现了都市人文关怀的高尚品格，更宽大座椅对于托运货物而言是赢得了更大工作空间，这是一次基于工作空间和工作时间不变的创新性变革的调整。
事实上，流动人口空间面对来自各方压力时，总是不断调整其先前行为逻辑，不断对先前空间进行再造，以谋求新的生存空间。流动人口通过空间适应性调整，不断发展和演化着自己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图2 空间问题的相互关系
从上述流动人口空间问题相互关系看，适变性多来自城市各级管理部门的施压，自上而下的痕迹明心；混合性是流动人口基于自身社会经济状况对空间利用过程中采用的一种使用策略，具有自下而上的特征；非固定性既是流动人口流动职业变动本性的体现，也是适变性和混合性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三者综合作用导致流动人口空间问题整体上呈现出边缘化特征。对流动人口各种空间问题的关系进行归结，见图2。
3 流动人口空间问题的原因
3.1不合理的制度设计
采用事件史的分析范式对流动人口空间建构过程进行分析。流动人口进城前，他们是一定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综合体：一是其自然人口属性，如出生地、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其中，出生地和文化程度至关重要。出生地是农村，对于城市而言是异域空间，其生产与生活逻辑完全不同于城市，前者以农业主导，经济发展缓慢，小农意识强烈，传统文化主导，后者以非农产业为主，经济发展迅速，市场意识发达，现代化和西方化文化意识形态主导。出生地对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重要影响。文化程度方面，农村教育供给相对落后，流动人口文化程度相对低下，其融入城市主流文化体系需要调整和适应期。二是流动人口户籍属性，户籍制度不仅关乎出生地，还是在物理空间分异基础上叠加种种社会、身份、经济和文化等要素复合体。持有农村户口的人与持有城市户口的人存在巨大差别，城镇户籍往往与相对好的工作机会和待遇、居住权的优先选择、良好社会保障体系、良好的受教育机会等相联系，农村户口持有者基本与此无缘。出生地和户籍还具有恒常性和先天性特质，对流动人口产生极大影响。从城市本体论视角看，流动人口具有“外来的”特殊身份标签，“外来的”不仅是空间上的“外来”，更是经过社会化建构过程之后社会与文化上的“外来”。在此认知框架下，流动人口天生就与城市市民不一样，给人一种错觉，即流动人口在城市里混不好或遭受厄运都是注定的。上述宿命论思想无论对于流动人口本身还是城市市民都十分盛行。很明显，针对流动人口的先天性弱势的烙印，制度是罪魁祸首。
携带上述文化底色的流动人口怀着对都市生活的向往，最终实施迁移决策。进城后，寻找落脚点和第一份工作是首要任务。对于居住，有亲属或朋友关系的流动人口，可以暂时寄人篱下；对于没有任何社会资本的人而言，去城中村租房是理性选择，或住多人间的集体宿舍；对于伙食，形形色色的小餐馆或廉价快餐店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对于工作，他们发现也不易找到，经常被骗或遭遇虚假的用工信息，还受到“外地户口免开尊口”之待遇。即使找到工作，发现工资也不尽如人意，工作时间却十分漫长。对比本地人殷实的生活，他们只是这座喧嚣和热闹都市的外来客。城市用一张无情的和充满歧视的社会制度网将其笼罩，这张网的主人有用工单位老板、地产商、城市管理者、本地市民、更有形形色色城市游戏规则的幕后操控者，他们都在极力实践着市场经济的规则，企业老板为了节约生产成本，延长用工时间，压缩休息时间；城市政府及职能部门为了实现“创卫”、“低犯罪率”等既定目标，驱逐流动人口以实现全城清洁、卫生、良好治安和投资环境的均质化、标准化；城市政府和地产商联合起来，为了更多土地开发收益和更高利润，大肆开发城市土地，尽可能挤压流动人口本来就寥寥的生存空间；普通市民在下岗等市场规则压力下，对流动人口抢夺工作机会的事实表示不满，生活中也对流动人口表现出有意无意的蔑视。
当前，城市政府正在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也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但市场经济运行逻辑在中国现有制度框架下发生了变形和扭曲。对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利益群体博弈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发现很多具体而微的做法有悖于市场，与其说是市场，不如说是原有计划、制度、规则的延续和变脸。所以，对于中国流动人口社会空间的形成机制，既有制度惯性比基于城市生态论的市场机制更有解释力。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各方让渡或部分让渡各自利益，但整体对流动人口形成围攻之势，维系既有规则(潜规则)与制度是其共同目标。从空间视角看，流动人口空间生产的过程(空间再造的过程)是原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最后，流动人口空间在整体城市空间中格格不入，形成“区隔”。对流动人口空间问题的制度机制概括如图3。
图3 流动人口空间问题的制度因素
3.2缺失城市整体空间观
城市是高度开放性与包容性系统，各种要素流动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一旦停滞，城市将陷入瘫痪。流动人口是城市的重要一份子，流动人口空间是城市空间有机组分，流动人口及其空间应得到城市身份认同。长期以来，以城市本位主义为导向的流动人口认知倾向忽视这一块，“外来的”身份认同定格于市民心中，尤其以户籍制为基础的管理制度把他们与本地人口对立，对城市发展贡献很大的群体因为身份的不合法性享受不到城市发展成果。事实上，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社会与文化影响举足轻重，对于补充城市劳动力、发展与丰富城市社会与文化多元性有重要意义。
3.3市场机制失灵
流动人口空间不仅是流动人口适应城市及其空间的结果，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城市空间也会对流动人口空间进行响应。例如，不同特色的流动人口聚集区，形成不同的风味餐馆、小商品市场等。但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市场机制本身的不足，导致在很多情况下，市场机制失灵，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
以流动人口教育空间为例，随着流动人口迁流模式从单身向家庭迁移的转变，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成为核心问题。对于数量巨大的“进城子女”，城市学校普遍采取收取高额择校费的经济排斥方式，拒绝他们进入城市主流文化教育体系，这导致贫困文化代际传承。另一做法是建立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此举把流动人口子女固化在相对封闭区域，阻碍其与市民后代交往，这可能为代际歧视埋下祸根。
4 流动人口空间优化对策
4.1树立包括流动人口空间在内的空间整体观
流动人口及其空间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城市政府及职能部门要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统领，剔除改变传统的“流动人口是外来的”身份认同，给予流动人口以合法市民地位，逐步消解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经济、社会、文化和体制鸿沟，建立与健全覆盖流动人口在内的城市保障体系。在应对流动人口空间方面，要体现城市空间整体观原则。一直以来，城市规划是基于户籍人口展开，对其空间诉求视而不见。在今后规划工作中，要以法定程序增加流动人口这一自变量，对流动人口及其诉求予以充分考量。对于非法占道的地摊、小贩等工作空间，要理顺好基于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等政府高层诉求的城市空间整体有序性和基于流动人口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流动人口空间局部无序性的关系。有关职能部门应该允许一定地段成为流动人口经营活动的合法空间，条件成熟时可在规划引导下打造一些特色化经营地块，善用市井文化的作用并挖掘这些非正规行业中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和经济价值的双赢。
4.2确立相互协调、联动管理的工作方法
流动人口管理主体较多，态度和取向各异，大多从各自立场考虑问题，作为流动人口管理常设机构——出租屋及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有职能分工，但缺乏事权。对于跨区工作和居住的流动人口管理较难办，调研发现，一些人在广州天河区上班，缴税给天河，但在白云区居住，一旦出现违法等问题，白云区成为受责对象。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各职能部门需从大局观着手，保持通力协调、实施跨区联动管理。
4.3提高自组织化程度
从流动人口自身看，需要提高组织化程度。流动人口及其空间弱势弱质的地位，与流动人口较为松散、缺乏凝聚力有关。这有赖于社会各界及流动人口自身积极行动，自发组织各类团体或机构，建立流动人口交流与互动平台。形式可以多样化，如成立流动人口协会、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机构(中心)等实体性机构，还可利用网络建立有关宣传网站、博客、同乡会等虚拟平台。上述平台既可疏解流动人口面临问题，也可增进流动人口相互沟通。可喜的是，一些城市和地区已做出表率，成立了打工者论坛、广东打工论坛、广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外来工心理辅导援助中心等机构。
5 结论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流动人口是城市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的重要力量。流动人口空间是在城市空间基底上叠加的具有流动人口特质的空间形态，这种空间是在原有城市空间经过流动人口的各种实践活动而人格化的空间，是一种再造的空间。从流动人口区位空间、行为空间和感应空间产生、发展过程的分析总结了流动人口空间问题，表现为边缘化、混合性、非固定性和适变性，其中边缘化是本质性问题。其机制既包括自身属性特征的社会化建构，也包括制度歧视、城市政府新自由主义倾向、空间竞争、企业追逐利润、本地人排挤等。
研究认为，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城市空间整体观缺失、市场机制失灵是流动人口空间问题存在的根源。最后，对流动人口问题提出三点对策：树立包括流动人口空间在内的城市空间整体观、确立相互协调、联动管理的工作思路、提高流动人口自组织化程度。
跳出传统地理学偏重人口空间分异规律的分析模式，借用社会地理学分析范式对流动人口空间问题进行整合性研究，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尝试。当前，广东等发达地区正在推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双转移”工程，这绝不只关乎地理的转移，更伴随有社会与文化的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流动人口空间正在发生深刻重构，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流入地、流出地的社会适应与文化认同，构建新型用工关系，空间重构过程与机理、推进城市社会建设与管理等工作等都是下一阶段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①注：访谈A-1。
②访谈A-5。
③访谈A-11。
④访谈A-18。
⑤访谈A-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