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中[1]2004年在《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国家祭祀是中国古代王朝的正统宗教制度形态,本文是专就其中的一个时段——汉代,深入考察这种宗教制度形态的时代特征和具体表现。以下按照文章的内容结构对本文的论点作一简要的概括: “前言”是本文具体研究展开的前奏。我们就研究的学术价值、学术史回顾及以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等方面作了理论上的说明。我们认为:两汉国家祭祀制度无论从传统文化、祭祀制度以及汉代社会历史等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课题;这一问题近代以来受到长期的冷遇,是两汉史研究领域中相对薄弱的部分,不仅缺少有分量的系统研究专论和有深度的祭祀管理问题探讨,而且具体问题上也存在着理论视角、阐释方式乃至于史实认识上的差异,很多相关问题的研究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因此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本着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吸收前人成果、借鉴相关理论、充分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加以深入探讨。第一章“两汉前国家祭祀特点概说”。概要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国家祭祀的一般特点。我们认为,首先,在夏商周时期的早期国家中,国家祭祀逐渐形成以了天为至上神的叁大神祇系统,并且祭祀礼仪成为国家礼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不仅祭祀活动在国家事务中具有突出重要的位置,对现实生活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其次,随着周代政治统治的瓦解,早期国家所形成的祭祀制度也遭到破坏;战国时期列国的祭祀活动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阴阳五行说与神仙方术也对祭祀活动有较大影响,尽管祭祀活动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不如以往重要,但是在祭祀理论方面却有新的发展。汉以前国家祭祀的上述特点及表现,对两汉国家祭祀有着直接的影响。第二章“两汉祭祀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与分类”。两汉时期延续了战国时期礼仪与政治活动分离的发展趋势,国家祭祀的作用虽然不如早期国家那样突出,但是从职官、耗费及国家对祭祀礼仪的重视程度看,依然在两汉国家事务中具有重要地位。两汉国家祭祀沿袭了早期国家祭祀叁大系统的分类特点,但在具体内容上有了新的变化。 第叁章“两汉国家郊祀的演化过程及其礼仪特点”。这一章中,我们从两个方面对汉代郊祀活动进行了系统的考察。首先,考察了郊祀的神祇从五帝到太一、后土以及天、地的具体演化过程。从神祇的角度看,汉代郊祀活动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汉初承袭旧秦部族信仰,确立了五帝为郊祀至上神;武帝时适应大一统帝国的政治需要,将郊祀的
禹平[2]2008年在《汉代儒生的社会活动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系统地考察了汉代儒生群体的社会活动。文章采用历时性研究方法,勾画出汉代儒生发展与演变的轨迹,并对儒生的政治、经济及礼制、文化教育等问题都展开了探讨。
韦杨[3]2006年在《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的一朵奇葩——读王柏中《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关于两汉时期国家祭祀制度的研究,前人虽作了些必要的研究,但有扎实的学术专业基础并执着不移取得成果的人不多,以专着论述形式介绍的也很少。近日,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广西民族学院王柏中博士新作《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下简称《神
张营营[4]2017年在《王莽统治时期礼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莽统治时期的礼制在中国古代礼制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历史地位,王莽执政之后,开始对礼制进行全面改革,以儒家经典为其改革的理论依据,并加以创新,尤其是对郊祀、宗庙、职官、行政区划、巡狩、明堂等制度的改革影响甚大,许多的礼仪制度为东汉所继承,最终成为了以后各朝的礼制蓝本。郊祀自西周开始成为历来统治阶级祭天礼中的“正祭”,然自周室式微,诸侯僭越天子郊礼,出现了“礼乐崩坏”现象。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不同于周代的郊祀,即以名为祠、畤的神祠为主要祭祀对象的郊祀制度。西汉初,汉承秦制建立雍五畤。汉武帝时期建立了汉家法式的甘泉太一与汾阴后土郊祀制度。但随着儒生进入统治阶层,开始以儒家经典审视原有的郊祀制度,而后要求改革,匡衡于成帝时期建立南北郊祀制度,但是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只是简单的把武帝一朝的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祠迁到长安而已,遭到了刘向等人的反对,因而南北郊祀制度虽然初步确立,却没有固定下来。因汉成帝乏嗣和汉哀帝寝疾,曾经两度废除南郊郊祀制度,最终王莽在平帝时期确立了南北郊祀制度,又颇改其祭祀之礼,成为了后来历代王朝郊祀制度的蓝本。宗庙乃是为祭祀先祖而设,然由于其本身的政治因素,天子宗庙制度在古代至关重要。西汉自平帝时期就开始以儒家经典改革宗庙之制,直至王莽吸收刘歆的“祖’”、“宗”非常数,乃可变之数的思想,设立了“九庙”。又定祫祭之制,为东汉所继承,成为了以后各朝宗庙制度的蓝本。王莽统治时期的职官改革,以儒家经典《周礼》、《礼记》等为依据,对职官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确立了九卿乃是九个人、一公辖叁卿的叁公九卿制度。同时对州级职官进行改革,确立州牧制度,为东汉所继承,州牧制度对东汉影响深远,建武十八年之前东汉采用的就是王莽统治时期确立的州牧制度。王莽统治时期的行政区划改革则较为复杂,先是改汉家十叁州为十二,而后又改为九州,同时重新划分区域,改地名,政令混乱不堪。王莽又按照儒家经典《礼记·王制》对巡狩礼进行改革,确立了天子五年一巡狩,一年四次,分别在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进行东巡、南巡、西巡、北巡。其巡狩的内容包括祀山川、诸侯觐见、观民风、命典礼等礼,最后归来祭祖,东汉继承了这一思想。王莽亦对明堂礼进行了改革,王莽参照刘歆的建议,在长安之南兴建明堂,使其更加符合儒家经典的要求,并在明堂以祖配祭上帝、祫祭先祖,以宣示自己即皇帝位的合法及神圣性,这一做法为东汉所继承,成为了以后各朝定制。王莽统治时期的礼制,是王莽以《周礼》、《礼记》、《尚书》等儒家经典为理论依据,在吸收西汉、先秦礼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而成。因而,王莽统治时期礼制的历史地位不可忽视。
杨龙[5]2010年在《北魏政权中的汉族士人研究》文中认为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北魏政权之后,在其统一中国北方地区并巩固和维护其统治的过程当中,汉族士人成了其不得不极力利用的社会群体之一。汉族士人与北魏政权的合作的逐步深入不仅使胡汉关系由冲突走向融合,同时也对北魏政权的汉化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因而,研究北魏政权中的汉族士人的政治地位及其政治活动的变化发展就是一项颇具意义的课题。汉族士人以其文化、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优势而为北魏胡族统治者所重用,他们充斥于北魏各级行政机构当中,并积极参与各项政治活动。当然,无论是在北魏的中央政权当中,还是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当中,汉族士人的政治活动都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由此,汉族士人的政治权势的增强、政治地位的提升也呈现为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尽管汉族士人的政治发展还或多或少受着胡族政治传统的影响而有所限制,但他们与北魏政权的较为充分的融合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汉族士人与北魏政权的合作更多的表现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合作,这种合作也有利于北魏政治文化的汉化。
成舒宇[6]2010年在《两汉皇家祭祖考述》文中指出汉人重孝,以孝治天下,祭祖作为祭祀和敬奉祖先的混合体,无论是在汉代的祭祀活动还是孝文化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作为祭祖行为外在物化体现的宗庙制度、陵寝制度在两汉正处在变革时期,祭祖活动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即是通过考察比较两汉宗庙制度、陵寝制度,对两汉时期的祭祖活动及其发展变化做出说明和分析。西汉初期宗庙设置零乱,不叙昭穆,不别尊卑差等。西汉中晚期宗庙有所改制,在此基础上,东汉确立宗庙“七庙”之制,并创建了为后世所效法的“同堂异室”的宗庙制度。关于陵寝,西汉采用帝后同茔别陵的葬制,东汉改为同穴合葬,且大幅提高陵寝祭祖的地位,出现了“陵崇庙杀”的格局；祭祖的主要场所也从西汉的宗庙变为东汉的陵寝；祭祖的文化构成中祖先崇拜的分量锐减,亲亲尊尊、崇宗敬祖的成分大增。宗庙、陵寝、祭祖主要场所的变化及祭祖文化构成的变化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风气、思想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穆雨[7]2017年在《两汉墓祭礼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墓祭是古代传统祭祀的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民众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进步,众多的祭祀礼仪已经消亡,但墓祭仍然保留了下来,是现代民间最重要的祭祀活动。两汉是祭祖活动的变革时期,在这时墓祭逐渐吸收庙祭的部分内容和功能,从民间习俗上升为一种国家制度,超越庙祭,成为上至皇帝,下及臣民的最广泛的祭祖方式。研究两汉墓祭,不仅可以了解墓祭鼎盛时期的容貌,也对今日扫墓习俗的溯源研究有所帮助,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有关墓祭的研究仍不够深入和系统。尤其是两汉时期,在研究国家祭祀制度时,墓祭大多依附于宗庙祭祀制度,只是在众多研究庙祭的论着中偶有提及,仅是对上陵礼的研究比较深入;在研究民间习俗时,由于年代久远和史料的缺失,对民间墓祭的研究更是寥寥。对于墓祭与庙祭二者的对比研究,也多是从庙祭的角度出发,关注两汉时期庙祭的巨大变革,而忽视了此消彼长之间,墓祭地位的提升。在对两汉墓祭的整体研究中,甚少有以墓祭为主,兼顾统治阶层、贵族和平民的系统的墓祭研究。本文在收集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两汉墓祭进行综合研究。本文分为叁个章节,在对有关墓祭的研究现状作以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将墓祭研究分为叁方面进行归纳,分别是墓祭流变的过程、两汉墓祭内容以及墓祭地位上升的原因。第一章节,分别对墓祭起源和流变作以研究,在探讨墓祭起源之前,首先对墓祭的涵义作以界定,再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文献中的墓地祭祀,和考古发现的墓上建筑与祭祀坑两方面进行研究,得出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墓祭的结论;在探讨墓祭的流变时,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直接有关墓祭的内容记载几不可见,因此汉代之前的墓祭流变研究,主要是借助考古发现,对墓上建筑遗迹的演变过程作以论述,而两汉时期的墓祭流变研究,则围绕庙祭与墓祭此消彼长的关系展开论述。第二章节,是对两汉墓祭内容的重点研究,这一章节分为叁部分,分别从帝王陵寝祭祀,上层贵族祠堂祭祀,以及民间墓祭出发,讨论墓祭的时间、形制,祭祀仪程,以及不同阶层的墓祭所包涵的政治、教化功能等。第叁章节,是对墓祭地位提升原因的重点研究,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从社会变革、政治斗争,宗教信仰以及民众的心理因素等进行分析。
张雁勇[8]2016年在《《周礼》天子宗庙祭祀研究》文中认为《周礼》天子宗庙祭祀是指天子以主祭者的身份在宗庙中参加的祭祖仪式,它包括祭祀的对象及类型、祭前准备事宜、祭祀之日的仪式和社会功能四个方面的内容。本文旨在梳理和考辨《周礼》以上内容的基础之上,对天子宗庙祭祀的文化结构、寓意、社会功能及其运行机制进行深入探索。现就各章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绪论分为叁个部分,即介绍选题缘起及意义、对研究现状进行概述和分析、确定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在总体思路上,按照描述事实——分析寓意——探索功能的范式逐渐层层深入。既着力于《周礼》所载天子宗庙祭祀内容的梳理和考辨,又注重对其寓意的阐发和社会功能及其运行机制的探索,试图挖掘出那些在信仰和仪式背后起着支撑作用的文化要素。在研究方法上,不仅会采用传统的历史文献考证和分析方法,而且还将谨慎地择取和借鉴考古学、宗教社会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材料、理论和方法。第一章梳理了《周礼》中天子宗庙祭祀的对象及类型。祭祀对象以祭祀先王与先公为主,此外还有祭祀先妣和功臣配祭的制度。祭祀类型可分为常祀与因祭两大部分,其中常祀包括四时祭和间祀,因祭包括因灾祸祈祷、因丧而祭、大师告祭、大田告祭和大会同告祭。第二章和第叁章探索了祭祀前的准备事宜。具体包括器服与祭品的准备、卜筮、准备乐舞、发布与执行誓戒禁令、立尸与为期。人们的祭祀意识随着祭祀之日的临近,有一个不断渐进强化的过程。各项祭前准备事宜就是不断强调祭祀的旨趣以及为正式祭祀仪式铺平道路的过程,可以视为一种过渡仪式。它将器服、祭品和祭祀者同凡俗世界完全隔离,并带入到了神圣的时间(祭祀时间)和神圣的空间(宗庙)之中,实现了从凡俗状态到神圣状态的一系列过渡。第四章考察了祭祀之日的仪式。正式仪式开始之前还有一些临祭的程序,即鸡人和巾车呼旦,警起百官以及小宗伯告时于王,世妇等陈列祭器与祭品以及肆师告洁告备,大史安排助祭诸臣行礼的位置。正式仪式包括迎神,祼礼,迎牲、杀牲与割牲,进献笾豆之实、牺牲、酒与粢盛,赐酒于助祭者和执事者,仪式的退出六大步骤。第五章分析了《周礼》天子宗庙祭祀的社会功能及其运行机制。天子宗庙祭祀的预设功能主要为:追念、祈福于祖先及增强宗族内聚力,巩固君臣关系,以孝道垂范教化臣民,将礼义嵌入人心,确认与展示祭祀者的身份及地位,此外还有与政治相关的娱乐和审美功能。这些功能既是天子宗庙祭祀系统正常运行的逻辑结果,又是支撑它得以存在的精神支柱。文章还就《周礼》所载天子宗庙祭祀内容的材料性质给出了判断,对学界运用西方理论进行研究的方法作出反思。在材料的性质上,由于祭祀制度一般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所以我们虽然不能推出《周礼》关于天子宗庙祭祀的记载与周代礼乐社会完全吻合的结论,但也有理由相信,这些记载反映的总体文化结构、寓意以及社会功能都与周代礼乐社会的实际情况相去不远,亦即周代天子宗庙祭祀是《周礼》所载天子宗庙祭祀的结构性来源。在研究的方法上,毫无疑问,西方理论的传入,为我们理解周代礼乐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路。但不可否认的是,周代礼乐文化毕竟有其自身的文化体系,若想作出合理的解释,还须继续深入到它的文化体系中去努力挖掘。
杨娟[9]2011年在《汉代祭祖典礼考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祭祖礼在祭礼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将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古代文献的梳理,同时参见现有的研究成果,试对汉代祭祖典礼进行全面的研究。全文内容包括以下五个部分。引言：综述汉代祭祖典礼的研究现状。一、汉代祭祖典礼的场所。汉代祭祖典礼的场所有宗庙、冢墓、陵寝、明堂等。二、汉代祭祖典礼的种类。汉代祭祖典礼包括常祀和非常规祭祀两大类。叁、汉代皇帝宗庙祭祖典礼程序。汉代宗庙祭祖典礼的程序包括前期准备、正祭过程和祭迄封赐叁部分,共有二十个仪节：(一)亲耕供粢盛；(二)亲桑供祭服；(叁)筮日；(四)斋戒；(五)置膳牲等物；(六)置神主；(七)夕牲之礼；(八)陈撰设器；(九)群臣就位；(十)奏乐迎神；(十一)皇帝入庙；(十二)拜谒上酒；(十叁)群臣拜谒；(十四)太官上食；(十五)太常行乐舞；(十六)交献亲荐；(十七)上献结束；(十八)赞飨赐封；(十九)礼成奏乐；(二十)赐胙。四、汉代祭祖典礼的特点。通过对汉代祭祖典礼进行全面考察之后,总结出叁个特点：盛行陵墓祭祀,东汉皇帝多不亲祭,祭祖仪节有所变化。
穆葳[10]2015年在《两汉时期的山岳信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江山是天下的代名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而山岳作为大地之上显而易见的地理坐标,人们对其充满了崇敬之情,进而山岳崇拜也随之较早产生。“九州九镇”最初就是古人在大地上选取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这也成为后世名山的选取原则之一。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以东西为标准重新划分天下名山,而西方山岳的数目明显多于东方,以此措施来达到提高西方、压制东方、维持统治的目的。西汉立国,大体沿袭秦朝的山岳祭祀制度,但是汉初实行的郡国并存的制度,使得泰山等名山大川不在天子的祭祀地区之内。于是,从文帝开始至武帝发起一系列收回山岳祭祀权的活动,最终五岳全在“天子之都”；之后汉武帝重新定义五岳,五岳脱颖而出成为一等名山,大量的巡狩和封禅活动随之兴起；汉宣帝的“神爵之制”,五岳开始有固定的祭祀地点；西汉末年的南北郊制度以及东汉时期对此制度的进一步改进,名山大川的祭祀统归于南北郊,这都使得汉代的山岳体系和祭祀方式更加完善。此外,山岳祭祀在保留原有祭祀方式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固定的祠祀地点和祭祀人员是其不同于前代之处,其中太守主持地方山岳祭祀成为定制,皇帝亲往五岳致祭的次数减少,随着祭祀山岳活动的兴起,地方淫祀活动增多,进而出现一批要求禁止淫祀的官员和相关法令。此外,少数民族的山岳信仰也呈现多种形式,与当时汉代的山岳祭祀有相通之处。山岳信仰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山神信仰兴盛,泰山神主生死的说法对人们影响较深。二、山岳信仰成为之后佛教、道教发展的重要依托,进而形成一系列的道教名山、佛教名山、佛道并存、儒释道叁教合一的名山圣地。叁、山岳的原始职能仍在延续,仍对政治、军事等产生重要影响,并具有一些新的象征意义。
参考文献：
[1]. 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D]. 王柏中. 吉林大学. 2004
[2]. 汉代儒生的社会活动研究[D]. 禹平. 吉林大学. 2008
[3]. 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的一朵奇葩——读王柏中《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J]. 韦杨. 社会科学战线. 2006
[4]. 王莽统治时期礼制研究[D]. 张营营. 河南大学. 2017
[5]. 北魏政权中的汉族士人研究[D]. 杨龙. 吉林大学. 2010
[6]. 两汉皇家祭祖考述[D]. 成舒宇. 西北大学. 2010
[7]. 两汉墓祭礼俗研究[D]. 穆雨. 延安大学. 2017
[8]. 《周礼》天子宗庙祭祀研究[D]. 张雁勇. 吉林大学. 2016
[9]. 汉代祭祖典礼考述[D]. 杨娟. 浙江大学. 2011
[10]. 两汉时期的山岳信仰研究[D]. 穆葳. 山西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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