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若干特点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理论研究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对这一理论的研究，贯穿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发展过程的始终。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特别是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逐步形成和发展，理论界、学术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尤其是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对近几年来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状况进行总结和回顾，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新世纪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在上个世纪突飞猛进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和显著的进步。
如果说，理论界、学术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在十五大以后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的话，那么应该说，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和显著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陆续完成，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众所周知，早在“九五”期间，国家社科规划办就确定了一批有关邓小平理论的重点研究课题，组织众多的专家学者，进行集体攻关。但是，由于研究的周期性，这批选题大多是在“十五”期间，也就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才开始陆续结项并出版。这些科研成果，反映了迄今为止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中有影响的如由郑必坚、龚育之等主编的《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该书集中了学术界关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全国干部学习读本，在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再如青岛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一书，由江流担任总主编，集中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以中国共产党80年的光辉历程和建国50多年的具体实践为依据，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高度，全面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总结了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除了上述这些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之外，还有一大批一般项目、个人项目和青年项目，也是在世纪之初陆续出版，其中有不少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如张乐岭、樊瑞平主编的《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一书，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既科学地评说了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和历史功绩，又着重论述了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和独创性贡献。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好评。
第二，召开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交流了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心得和体会，促进了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有影响的如2000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学习邓小平理论经验交流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出席，李岚清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指出，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和武装青年、大学生，既是国家振兴、民族复兴的客观需要，也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在要求，是关系到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大事。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在会上作了《努力开创高校邓小平理论“三进”工作新局面》的报告，对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要求。2001年6月，全国行政学院系统召开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实践与发展研讨会。会议指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和发展，充分展示了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的非凡智慧和能力，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2002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广东省有关单位联合召开了纪念南方谈话10周年理论研讨会，以南方谈话发表1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和新鲜经验为依据，围绕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作用，新时期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江泽民“七一”讲话的关系，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2003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又与重庆市委联合举办了邓小平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邓小平理论、生平的研究状况和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回顾，对新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无疑，上述一系列重要的学术会议，对新世纪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新世纪的邓小平理论宣传和普及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高等院校，“三进”工作初见成效，邓小平理论成为广大青年学生的必修课程，起到了很好的学习、教育和宣传作用。一些著名专家学者走上讲坛，大批“两课”教师接受培训，教学质量显著提高。除了教育部的统编教材之外，各地方院校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编写了一批高质量的教学用书，相关出版社组织出版了教师参考丛书和学生辅导用书。可以说，在高等院校，邓小平理论的学科建设已经基本完成；有关邓小平理论的科研工作也在不断深入，研究的氛围初步形成。北京大学等一批高校还成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在带动本校的理论研究和促进校内外的学术交流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各个领域的学者在如何使邓小平理论大众化、通俗化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作出了新的成绩。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图说邓小平理论》，邀请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知名专家李君如等编著，用生动的画面和精练的文字来阐释抽象的理论和概念，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好的反响。此后，一些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邓小平理论绘画本》、《画说邓小平理论》等著作，成为研究、宣传和普及邓小平理论的新形式和新成果。
二、在不断总结和吸收上个世纪邓小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具体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综合性和专题性的科研成果，表现出了体系化和具体化的研究特征。
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研究，进入了集大成的综合性研究阶段。邓小平理论形成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其科学体系则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其他一系列重要讲话之中。对此，党的十四大曾从9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十五大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学者统计，自1993年至1998年间，专门研究邓小平理论体系的论文约有50余篇，但学术专著尚不多见。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迅速的改变。短短几年间，便出版了有关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研究著作10余本。其中有影响的如包心鉴的《理论大厦——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赵志奎的《邓小平理论的范畴体系》等。它们在综合前一时期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比较清楚地描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准确地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逻辑。这些著作，大多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它们的出版，标志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走向成熟。
第二，关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历程的研究，在历史的起点和主要阶段的划分等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党在领导改革开放14年来的具体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科学论断以来，学术界就掀起了关于“发展史”的研究高潮。据统计，到上个世纪末，发表的论文近百篇，专著10余本。但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这一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发展阶段及其划分标准等问题，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对此，有学者发表了两点感想：“(1)在党的十五大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的概念、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对其作了新的概括之后的今天，怎样根据十五大精神来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理论界尚未有大的动作和有影响的论著；(2)从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算起，至今至少已有20年的历程，而理论界对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阐述却仍是众说不一，这不可避免地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入学习和理解邓小平理论带来了困难。因此，理论界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应该下大功夫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注：李曙新：《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问题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进入新世纪以后，学术界在这两个问题上确实花了大力气，下了大功夫，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学者们特别注意以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依据，来认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这样几个历史关节点上，达成了对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和发展阶段的共识，澄清了过去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
第三，对于邓小平理论的一些重要命题、科学论断，结合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时期的创新和发展，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时期党的建设思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人的现代化”思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问题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几个问题与新世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突出的如邓小平新时期党的建设思想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十五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提出，“人的现代化思想”与江泽民“七一”讲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联系，“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与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制定，“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与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等等，无不体现了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学者们正是以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新鲜经验为依据，通过不断总结我们党在新时期对这些问题的丰富和发展，深化了对邓小平理论相关内容的研究。
第四，关于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研究，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着眼于本学科、本领域的发展状况，写出了一大批研究性的著作。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从它提出之日起，就不仅是指导人们行动的指南，而且是开展各个领域学术研究的根本指针。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之下，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研究才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后，理论界、学术界进一步运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各个学科的建设，形成了一系列专题性的成果。有影响的如法律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基本问题》（冷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经济学》（吴树青主编）、《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学》（宁骚、关海庭编著）、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王炳林著）、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陆学艺著）等。这些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新世纪的邓小平理论研究，标志着学术界对邓小平理论在各个领域应用和发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三、面向新世纪新阶段，认真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总结实践中的新经验，回答理论上的新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重点和热点。
第一，围绕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在全面总结10年来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形成了一个研究高潮。
通过深入的研讨，大家一致认为，南方谈话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即将进入新阶段的关键时刻发表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纲领式总结。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不但高度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而且极大地丰富、拓展和深化了它的科学体系和思想内涵，因而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从思想上来说，它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宣言书；从实践上来说，它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动员令；从理论上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在研究中，学者们还特别注意把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其蕴涵的邓小平理论与江泽民“七一”讲话及其蕴涵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一致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江泽民“七一”讲话，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交相辉映的两大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史上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它们都是我们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面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所作出的深刻回答；都贯穿着一个同样的主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根据新情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都反映了一个同样鲜明的立场，就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因为如此，学者们提出，在当前要研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不能不研究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反之，要研究“七一”讲话，也不能不联系到南方谈话。
第二，全面总结和回顾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实践，把关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应该指出，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自邓小平逝世、特别是自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就已经成为热门话题。但那时候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大多是以“邓小平理论在新时期的应用和发展”为题。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江泽民明确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之后，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题的文章和著作便显著增多起来。这表明此时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已经发生了转移，即进入了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主体的研究阶段。在研究中，学者们指出，自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以来，在理论上几乎年年有创新。而其中最重要的创新有两次，一次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并从4个方面对邓小平理论作了精辟的论述，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构建；一次是2000年初江泽民在南方视察工作的时候，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要求，接着又在2001年纪念建党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此后，为了迎接十六大的召开，全党上下对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回顾，最终形成了十六大报告中概括的十条基本经验。这十条基本经验的第一条，就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这条经验直接说明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继承与创新的科学统一。可以说，正是围绕着迎接十六大的召开和加强对十六大精神的学习，学者们把有关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的研究，推进到了—个新的阶段。
第三，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比较研究，开始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崭新的研究课题。
在研究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问题。对此，学者们一致认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最重大的成果，就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既是对我们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总结，又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弄清这一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邓小平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它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有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真正做到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又切实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学者们一致认为，这反映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是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国，我们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第四，为了迎接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到来，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回顾，为新时期邓小平理论研究新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邓小平理论研究状况的检阅和评估工作，学术界其实早就有人在做，也陆陆续续地发表了不少文章。但大量研究成果的涌现，却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比较集中地出现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前夕的2003年。
这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重庆市委联合举办了邓小平研究述评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论文60余篇，近百名专家学者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理论和生平研究各个专题、各个阶段的情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内容不仅涉及研究的总体情况，展开过程，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提出了什么重要观点，而且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改进的措施。在研讨中，学者们一致认为，20多年来，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随着邓小平理论本身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同时也是随着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一理论的不断总结和科学定位而逻辑展开的。在当前，要把这一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关键在于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着重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和基本的理论问题，进一步开展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的研究，把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与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通过不断总结党的理论新发展，来深化对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这次述评讨论会，为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开好全国邓小平理论和生平研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前，为了给首都高校“两课”教师从事邓小平理论教学与研究提供方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一书。该书对近年来邓小平理论研究中涉及的一些重大研究成果、研究趋势进行了总汇式的述评；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作了全面的介绍，并提出了今后深入开展研究的若干建议；在每章的末尾，编者还列出了部分参考文献和有代表性的作品。因此它不仅对高校理论课教师开展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方便，而且对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研究也大有助益。
与此相对应，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还出版了一本《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该书全面考察了近年来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起源、研究的历史阶段和主要学派，评析了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作为教育部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与前一本书堪称姊妹篇，使广大读者从总体上对国内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状况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此外，进入新世纪后，学者们还就不同的专题写出了一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述评文章，对各个领域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和介绍。据不完全统计，3年多来，共发表述评文章近百篇，反映了人们对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极端重视，也反映了人们在新的世纪把邓小平理论研究推向新阶段的决心和信心。
四、在不断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为新世纪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指导思想日益明确。如前所述，自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学术界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比较研究迅速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是，无庸讳言，在研究的初期，学者们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问题、邓小平理论未来发展的阶段问题，以及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问题等等，都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2002年，是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年，也是全党上下开动脑筋，积极思考，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一年。这年上半年，江泽民在“五·三一”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这一讲话迅速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不仅为十六大的召开做好了思想准备，而且为学术界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比较研究指明了根本方向，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深切地感受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注意避免把它们割裂或者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特别是要坚决防止两种片面性：一种是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定党的四项基本原则。2002年下半年，十六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不仅是搞好党的各项工作的指针，而且为学术界今后进一步开展邓小平理论研究提供了根本的指导思想。可以说，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结合迎接十六大、学习十六大和贯彻十六大的一系列中心工作来开展研究，乃是新世纪学术界关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第一个显著的特征。
第二，组织协调比较得力。首先是一些中央和国家机关在研究中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优势、人才优势和资料优势，走在了理论界、学术界的前列。如中央宣传部在领导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宣传和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组织、协调作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在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方面，发挥了阵地的作用；中央文献研究室在邓小平著作的编辑和出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像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单位，在研究中也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次，一些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在研究中起到了中坚作用。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有关单位和部分省市相继成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有计划、按步骤地制定规划、确定选题、组织科研、公布成果，成为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中心和基地，起到了引导、示范和辐射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些基地的中坚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为此，一些地方和部门，特别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在推动本单位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典型的如北京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自2001年1月成立之日起，就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有机构（市委宣传部主管、办公室挂靠在社科联），有人员（正式编制11人），有经费（每年拨款不低于100万），有刊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既保持北京地方特色，又发挥首都优势，形成了较高的学术起点。本着建好队伍、选好课题、用好经费、出好成果的工作宗旨，该中心建立了包括100多位知名学者在内的“专家人才库”，充分利用社科联100多个学会和近500人的“北京市中青年社科人才百人工程”队伍，积极开展工作，在组织、协调首都邓小平理论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研究资料不断丰富。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编辑出版了《邓小平论教育》、《邓小平论旅游》、《邓小平论侨务》、《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艰苦奋斗、居安思危、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论述》等一系列专题著作，为新世纪邓小平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此外，像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的《邓小平同志在人民中间：警卫秘书心中的领袖》等一些纪实作品和回忆文章，也提供了大量生动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为广大理论工作者研究邓小平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使学者们不仅仅局限于邓小平的理论著作，而是从他的全部实践活动中去把握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他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建树，为近年来邓小平理论研究开辟了比较广阔的空间。
第四，研究方法有所突破。如果说，在上个世纪末，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主要还是局限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关于这一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它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此往后，人们不仅仅满足于“两次飞跃”、“两大理论成果”这样一些提法和论断，而是结合建党80多年来的历史、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历史，尤其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十多年以来的历史，以及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以来的历史，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研究的方法也不再是一些简单的类比，而是深入到了80多年来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大理论创新活动和重要理论著作之间的比较研究，强调要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不断创新的理论品质来指导研究活动，要全面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正是这种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改进，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具体。
综上所述，自进入新世纪以后，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指导思想日益明确，组织协调比较得力，研究资料不断丰富，研究方法有所突破。正是因为如此，可以说新世纪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在上个世纪突飞猛进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可以想见，随着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到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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