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可奉告”博弈——媒介策略与媒介形象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无可奉告论文,札记论文,策略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西人性情幽默，评奖也不忘开心。除了诺贝尔奖、普利策奖等一脸正经的奖项以外，还有一些搞笑、开心奖项。风光无限的奥斯卡大奖算严肃认真的，“奥斯卡十大罪恶奖”就有点玩笑的意味了。但把它看做“评委走眼奖”或“评委混蛋奖”，却也合乎主办者的“笑闹的外衣下面，自有其严肃的主题”的意旨。英国简明英语组织主办一年一度的“驴唇不对马嘴奖”，闻其名，就让人开心。
《中华读书报》报道说，2003年12月2日，Plain English Campaign（英国简明英语组织）颁发的本年度“驴唇不对马嘴奖”，摘取桂冠的竟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获奖作品是2003年2月他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就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发表的那番“知道不知道”的言论。拉姆斯菲尔德讲话原文如下：
就我们所知，有些事情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有些事情我们知道自己知道。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早已是已知的未知。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了，有些事情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但也有一些事情是未知的未知——这些事，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BBC的报道说，这些话反复读了几遍之后，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知道还是不知道拉姆斯菲尔德到底是在说什么。
简明英语组织的宗旨是要确保向大众提供的信息使用简洁、易懂的语言。该组织的发言人约翰·李斯特说，拉姆斯菲尔德式的语言正是他们力争取缔的。李斯特还诙谐地告诉路透社：“我们觉得自己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们不知道是否真的知道他在说什么”。（注：《英国连颁两项搞笑文学奖》，《中华读书报》2003年12月17日。）
中国人喜欢以“愚”与“智”月旦人物，拉姆菲尔德的语言表达能力真是“愚不可及”。在中国，不打小抄，连四级英语通考都过不了关。
阅读西方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的传记，常常感叹那些人活得真不轻松，其中之一就是说话得谨慎小心，“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谓之失言”。失言的恐惧，非当事者不足以体味于万一。撒切尔夫人当了首相后，首相府通知撒切尔先生说，今后公开发表演讲，稿子要先交官方审阅。“我尽量照办。”撒切尔先生说，“我草拟的演讲稿，自觉千锤百炼，考究极了，还拼命引用莎士比亚、利维等大师的原著。我呈上去给他们审阅；不久他们下评语说：‘通篇含含糊糊又东拼西凑。请仅限于含含糊糊而非东拼西凑。’”（注：董桥：《董桥文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页。）脑子里装了那么多的事，有的事关家国，有的事关隐私，说出来还是咽回去，套用莎士比亚的说法，还真是个问题。面对记者追问，“仅限于含含糊糊”，走的是“化骨绵掌”的套路。
所以，我疑心英国简明英语组织书生气太足，把拉姆斯菲尔德的政治伎俩看得太简单了。中国人常说的“愚不可及”还有上半句，索兴说全了吧——“其智也，可及；其愚也，不可及。”某个人的聪明劲你或许能赶得上，但装傻那个水平你还真就差挺大一截子。傻瓜式的聪明，才是聪明中的极品。拉姆斯菲尔德庶几近焉！
对付记者，西方要人的水平远非那些金玉其外的影视明星可比，段位之高、手法之巧，人们在看得瞠目结舌、如痴如呆之后，只有佩服。常在电视上露面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是美国经济晴雨表一样的人物。有一次，那边总统选战正酣，报纸却说：“哪个笨蛋当选都不要紧，只要格林斯潘还当联储主席就行。”自然，他的一举一动都十分惹人注目。每季度当美联储开会时，一大早各大电视网就派了专人跟踪这个七十多岁的瘦老头子，看他怎么样从自己的车上走下来，怎样走上台阶，怎样迈进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大门。他们甚至研究出一个“皮包现象”：如果格林斯潘来开会时带的手提包鼓鼓囊囊，就一定会要提高利率；如果他的手提包很瘪，那么联邦的贷款利率就不会再次提高。（注：斯汀·马丁：《格林斯潘：金钱背后的人物》，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214页。）
身当重任，格林斯潘的公开讲话不仅极其小心谨慎，更充满了含义不明的暗示，躲躲绕绕，闪烁其词。这是他对付记者的拿手好戏。据说，格林斯潘刚刚上任五周，便自嘲道：“自从我成为中央银行家以来，我已经学会了不连贯地、嘟嘟哝哝地讲话。”（注：宋文京：《格林斯潘：仅次于上帝的人》，《畅销书摘》2004年第1期，第27页。）美国政治语系里就有“美联储语言”，指的就是格林斯潘的这种语言风格。他还有一段话，和拉姆斯菲尔德的获奖作品比起来简直是难分伯仲：“我知道你相信你明白你认为我说的那些话的意思，但说不准你意识到你所听到的不是我表达的意思。”（注：宋文京：《格林斯潘：仅次于上帝的人》，《畅销书摘》2004年第1期，第27页。）准确、明了是语言交流的一个最基本规则，这是语言学家的观点。
格林斯潘的名言是：如果你觉得我说得很清楚，那么你肯定误解了我的意思。这在西方尤其是政界和经济界是一句很经典的名言。
打定主意不让人听懂自己的话，是西方政要对付记者的常规武器，是公众人物特别是政界要人或者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与记者们长期博弈中发明的一件政治技术产品。
二
在现代社会，不管哪一个政府，总是千方百计控制新闻传播，同时也必须通过新闻界与公众进行沟通，影响舆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便士报》诞生，传媒开始大众化的时代。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职业就是对付新闻记者的。安德鲁·杰克逊是最早聘用新闻发言人的美国总统。麦金利总统上台，他的负责新闻宣传的科特柳开始从政府领薪水，标志着新闻发言人进入政府序列。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新闻界掀起的揭露企业丑闻的“黑幕揭发运动”冲击下，工商界开始意识到除了市场竞争，他们还得应付新闻媒体，现代公共关系理论的诞生也指导企业界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注重自身的社会形象。为了改善与新闻媒介以及公众的关系，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进入企业，他们是以新闻媒体和记者为对象开展公共关系活动的专业人士。以隐蔽的手法引导舆论、改善公众形象、求得公众认同也成了一项企业能力。政治、经济界要人及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根据国家的需要、公众的需要以及政治、经济运作过程的需要，把自己的某项政策议程，通过影响媒体议程设置，进而设定为公众的议程，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态势，成了社会控制的重要技巧。
1966年美国《信息自由法》颁布，它要求每个联邦机构要保证公共信息的自由流通，拒绝提供情况的得接受司法审查，任意拒绝提供消息的官员会被罚款。新闻信息，被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来对待。政府和企业需要保密与新闻记者以公众知情权为依据，要求充分披露信息成了一对永恒矛盾。而且，在一个新闻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媒体之间的竞争，记者之间的竞争，对于新闻信息尤其私密的新闻信息的独家占有，是媒体和记者的追求，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王牌。“目光敏锐的记者几乎能抓住他所采访的那位政治家的每一个细节”。他们向政治家叫板：“我们就爱说三道四，眼睛转个不停，衬衫领子破了，钮扣掉了一颗，鞋上有几个窟窿，表情有点心虚，肚里窝着火气，一时说话走嘴，凡此种种，都瞒不过我们的眼睛。”（注：（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天下风云—报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44、1页。）他们声称“倘若一个新闻记者不是‘好事之徒’，那他还不如改行去做成本会计”。（注：（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天下风云—报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44、1页。）
这是开场了就不会有结束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博弈。角力斗智中，双方的本事都在增长。
在公众人物与记者的博弈中，有一句话应该名垂千古，这就是“无可奉告”。有一次看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一个城市的博物馆被一把火烧了。记者采访那个市的主管官员时，该官员很洋派，肩膀一耸，双手一摊，答曰：“无可奉告。”当时我真想对他喊，你蠢透了！在美国等这样的西方国家，“无可奉告”的官员多半是“嚼口香糖和放屁都不能同时进行”的货色，连行伍出身的艾森豪威尔都对他的下属说：“千万不能说‘无可奉告’。”
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一位助手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一名记者说‘无可奉告’。一听到那样的话，他的鼻子就开始歙动，以为你在试图隐瞒什么。他就要四处嗅一嗅，想找出你藏匿的东西；他终究会找到某个能透露给他‘内情’的人。”（注：（美）史塔生：《推动和平》，第117-118页。）“像飞蛾扑火一样，记者总是情不禁地想写出好的新闻报道。”（注：（美）尼克松：《角斗场上》，新华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72页。）这岂是一句“无可奉告”就打发了的？
美国的一位公关人士在为企业联络人员讲课时告诫：“最好的办法是以坦率的态度对待记者。对报界最好是开诚布公。除了不能告诉记者保险柜上的暗码，联络人员应当尽可能地与记者合作。”提这个建议的杰克·海敦本人是一家报纸的社论作家、记者。他这么说有点诱人上套之嫌，但下面的话证明了他的真诚：“如果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如果记者找到你的头上那就很可能是这样），那你就不要指望通过不予合作的办法来隐瞒事实。出于自尊心，大多数记者会日夜工作，就是要把新闻挖出来——即使是从你的尸体上爬过去也在所不惜。”（注：（美）杰克·海敦：《新闻的采访与写作》，新华出版社1979年版，第209页。）遇上了穷追不舍的记者，真是公众人物的最大不幸，公众人物的“无可奉告”之盾，渐渐失去了对记者的抵挡效用。
新闻系教学时煞费苦心地训练记者抵御“无可奉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告诉他的学生：“如果记者未能使消息来源相信揭发本身对他们（采访对象）自己来说是有利的，或者从长远角度来说对揭发者所从事的事业是有好处的话，记者就要告诉被采访者，他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一些情况了，无可奉告就意味着记者将不得不只报道事情的这一方面了。”另一个技巧就是告诉消息来源：“他们得到的情况本身可能是不全面的，但是无论如何，电台和报刊必须将这些即使是不全面、没有击中要害的情况刊登出去。但只要消息来源（指被采访者）肯于协助，这条消息也是可以做到更加准确无误的。”（注：王纬：《国际新闻的采访和编写》，《国际新闻界》，1982年1期，第35页。）
新闻界对付“无可奉告”还有一个绝招，记者把他知道的不那么完整的事实简单的复述一遍，然后向采访对象求得证实。你若“无可奉告”，正中了他的圈套。他会在他陈述的后面加上一句：记者在向某人询问这件事情真相时，他的回答是“无可奉告”。这样的信息在受众那里产生的反应是，记者说的是真实的，被采访者一定是有难言之隐，不便明说罢了。
三
艾森豪威尔二战期间的英国情人凯·萨莫斯比·摩根的一段经历，仿佛专门是为艾森豪威尔“不要说无可奉告”的观点提供例证而发生的。二战期间，艾帅与他英籍私人司机摩根情深意挚，二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美国军方坚决反对并将摩根与他分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威胁：“如果他（艾森豪威尔）再提这件事，我一定会使他的后半生生活在地狱里。”一国将领在战争期间与一个外国女人发生恋情，被美国政府当做一件超级机密来对待。杜鲁门总统说：“作为一个总统，我最后干的一件事，就是从五角大楼的档案中找到这些信件，并将它销毁。”（注：（英）凯·萨莫斯比·摩根：《我与艾森豪威尔的爱情》，花城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3页。）
事情过了三十多年，媒体仍需要当年艾帅的绯闻来娱乐公众。一位美国记者从万里以外将电话打到了摩根小姐的病床上。手术后的摩根小姐费力地接过电话，当听清记者追问的是她当年与艾森豪威尔的私情的时候，愤怒了：“这帮醉鬼和疯子深更半夜给我打来电话已经够讨厌的了，更为讨厌的是竟追踪到医院来打听我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关系。”“‘无可奉告。’我说着挂断了电话。”当年，艾森豪威尔与摩根小姐情意缠绵的时候，还没有当总统，还没积累下对付记者不能说“无可奉告”的经验。摩根小姐虽“无可奉告”，报纸上还是发出了报道：“凯住在纽约一家医院里正在康复，她拒绝把与艾森豪威尔曾经计划结婚的事情透露给记者。”于是，“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哪儿，电话、电报从全球各个角落打到医院来”。摩根小姐陷入了媒体的疯狂追逐之中。（注：（英）凯·萨莫斯比·摩根：《我与艾森豪威尔的爱情》，花城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3页。）
不准说“无可奉告”的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助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您要做的是来回兜圈子讲话，不要说谎或说您不知道。只是不停顿地讲话，如果他们指责您答非所问，就给他们另外一些东西，让他们获得某种真实情况，但避免泄露那些‘无可奉告’保护的内容。”（注：（美）史塔生：《推动和平》，第117-118页。）
艾森豪威尔不仅有理论，还有实践：“《基督教箴言报》政治专栏作家哈希一次问到美国组建快速部队情况：‘这些快速部队是什么样子，为他们提供的机动性的工具是什么，他们的武器和装备是什么？’艾森豪威尔绕开机密的细节问题，讲了十几分钟。记者招待会结束，有人问哈希，总统在他提问时回答了些什么？哈希回答：‘我哪怕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我必须返回办公室并尝试着从我的记录中领会其含义。’”（注：（美）史塔生：《推动和平》，第117-118页。）
吉姆·哈蒂格是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曾当过美国《纽约时报》的政治记者。艾森豪威尔对付新闻界的手段不少是他辅导的结果。哈蒂格作为在新闻圈子滚爬过的人，对付记者的手段炉火纯青。哈蒂格对记者们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从乘车到食宿，从安排记者单独会见总统到为记者准备新闻资料，细致入微，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总统新闻发言人之一。但后来记者们才发现，哈蒂格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周到且无可挑剔，又提供大量的资料，但他们却从来没从哈蒂格那里掏得满意的新闻。譬如介绍总统与外国元首的某一次会谈，哈蒂格在细节上大量地满足记者的好奇心，参加会谈的是哪个，谁穿了件什么样式的衣服，椅子的罩布是什么颜色，中间谁去了几次厕所，吸了几支烟……记者们记录累得半死，回去写稿子时却发现，哈蒂格给他们提供的是一笔记本的鸡毛蒜皮。这个哈蒂格活到今天肯定是超级黑客，他提供的大量信息垃圾，把记者的思维网站淤得瘫痪了，遑论反手提问。
如此看来，拉姆斯菲尔德简直就是艾森豪威尔、哈蒂格的后身，得其真传又加以光大，政客真是越来越精。
四
说，还是不说，不论出于公共利益还是个人私利的考虑，公众人物一旦面对记者，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而且没有成法，没有章程。
1987年参议员戈尔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在一次电视访谈中，主持人问起了他吸食大麻的问题。在众目睽睽之下，戈尔尴尬地沉默了很久。事后，在这一问题上，戈尔和父亲出现了分歧。老戈尔认为应当保持沉默；戈尔则认为应当有一个一定程度的承认，以便轻装上阵。两人为此发生争执，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后来，还是决定发表一个声明。戈尔和他的助手讨论了声明表述上的各种细微差别，对于具体的措辞和可能产生的影响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终拟定了一个讲话稿。戈尔对于自己的行为加以辩护：“如同与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的生活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六十年代是一个变革时期，是一个国家成长、成熟、走出冷战、尽力解决越战问题和找回自己的时期。我们犯了错误，但是我们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作为一个国家和作为一个人，这些经历使我们更加强大。”（注：袁征、陈宪奎：《问鼎白宫——戈尔与小布什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第二天，戈尔发表了这个简短的讲话后，有人认为他会为此断送前程，但很快地，一个参议员和一个众议员也先后承认自己曾经吸食过大麻，舆论释然了。
对于同样的问题，小布什的方针是“打死也不说”。许多新闻媒介报道有关小布什曾吸毒的传言，但小布什及竞选班子一直拒绝对此发表意见。1999年8月17日，小布什在接受美国新闻网（CNN）采访时说：“让我告诉你，这不是惟一一个谣传，但是你一旦回答了一个问题，他们就会散布第二个谣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对一位记者说：“有人散布一个谣言，你就拿来向我发难，这不过是美国政客们玩弄的一个把戏，而你恰恰中了这种圈套。我不想跟你玩这种把戏。”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就此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百分之六十九的美国人认为，政治家应该回答所有关于非法吸食毒品的问题。而《时代》周刊和美国新闻网共同举办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坦白自己曾吸过毒的候选人不一定会在选举中败北。（注：周立、龙翔编著：《美国新总统小布什》，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77页。）
有其父才有其子。老布什的“无可奉告”则具有行为艺术的色彩。
1988年8月19日，老布什在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讲时讨好选民：“国会催促我加税，我会拒绝。然后他们会再催促我，我仍拒绝。他们若再催，我就会对他们说：‘听我说，我绝不加税。’”但到了1990年，当上总统后他却出台了一项增税计划。“一次他早上跑步时，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又改变了立场时。他指着自己的臀部，脱口说了一句：‘从这儿来找答案吧。’”老布什的这个“无可奉告”，惹来了新闻界一阵酷评。有的文章题目是《看我的臀部：布什的后手翻给预算斗争增加了新的混乱》。（注：弗兰德·格林斯顿：《总统的魅力——从罗斯福到克林顿的领袖风格》，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60页。）出尔反尔，在政治家是常有的事，记者专揭疮疤，也真容易让人气息败坏。
但是，恰恰是一些让人难堪的问题，显示出了回答者的智慧，仿佛救起一个险球，捞了分。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一直是个反体制者，坐在台下骂台上。在1999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总统叶利钦授予他圣·安德烈勋章。这是彼得大帝1699年3月10日设立的，当时作为俄国国家的最高奖，十月革命后被废止，后被叶利钦恢复。授予索尔仁尼琴是因为他“对祖国杰出的服务和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但是，索尔仁尼琴却对这块生日蛋糕不屑一顾。他发表声明说：“我不能从一个将俄国带入当今灾难的最高权威那里接受奖赏。”这一拒绝令当局面子太过不去了。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西苏耶夫在一次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索尔仁尼琴）对官方和奖励持一种令人不安的态度。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对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他有拒绝和接受的权利。”然后他又解嘲似的说：“颁奖也是总统的一个责任，他知道，不能让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在过生日的时候默默无闻。”（注：《索尔仁尼琴拒绝领奖》，《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2月4日。）应该说，西苏耶夫的回答是个解除尴尬的范例。
好像俄罗斯人应对记者的嘴皮子功夫比美国人要强许多。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苏联作家爱伦坡在法国参加第一次保卫和平代表大会期间，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有一位记者问：“您怎样看待苏联报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说，莫里哀是个没有才能的剧作家，在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后尤其明显。”记者手里拿着一份苏联报纸，但爱伦坡看不清楚是什么报。他回答说：“我不知道译文是否正确，我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如果确实发表这样的文章，那只能表明文章的作者在文学方面不是内行，也不很聪明。”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与法国的大文豪莫里哀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身为作家的爱伦坡当然清楚。接着，爱伦坡机智地发挥道：“我们说我国已经消灭了剥削者，但从来没有说我们已经消灭了傻瓜。”惹得记者们哄堂大笑起来。（注：（苏）伊利亚·爱伦坡：《人·岁月·生活》第二卷，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无论是谁，回答记者提问，有这样一个哄堂大笑的效果，多半是成功的。
五
2003年，国务院大部分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陆续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多次培训班对新闻发言人进行培训，有的还出台了新闻发言人手册，要求新闻发言人“不要撒谎；不要说‘无可奉告’；不要说‘对不起’、‘这件事情尚未证明’；回答记者提问要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将“无可奉告”列为新闻发言人的禁忌。（注：《新闻发言人禁说“无可奉告”》，《中国青年报》2003年10月17日。）
曾当过我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发言人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建议，外交官在回答提问时尽量少说“无可奉告”，以他个人应对记者的经验是“因为这句话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注：《钱其琛“破例”十记外交》，《南方周末》2003年12月25日。）
“无可奉告”虽然说不得，但新闻发言人或其他公众人物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也不可能事事都说个原原本本。“按新闻规律办事，全力与世界接轨，以展现中国政府自信、务实、开放、负责的形象”，这是政治原则，是一种政治理念，但不是政治技术尤其不是应对记者的技术。具体语境中的问答交流，具体的信息追逐与信息掌控之间的博弈真是千变万化，岂能简单到一个不许“无可奉告”了事？1977年春天，法国电视二台制作一部题为《二十五名中学生到总统家作客》的电视节目。一名学生问总统德斯坦：“您作为国家元首能不能做到在统治国家的时候不说假话？”总统回答他说：“治理国家可以不说假话，我认为三年以来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但是确实有一些秘密是不能说的。”他接着说，“其实，秘密也没有人想象的那么多！目前我至多掌握三四个秘密。”德斯坦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我的脑海里闪现了在我看来是重要的国家机密，例如我掌握了勃列日涅夫选定的接班人的名字，萨达特企图推翻卡扎菲上校的政权……一名女学生以清脆悦耳的声音问我：‘那您能告诉我们吗？’‘不，我不能告诉你们。尽管你们会保密，但一旦告诉你们，秘密就公开了。’全场哄堂大笑。”（注：《德斯坦回忆录——对峙》，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德斯坦面对的毕竟是中学生而不是刁钻的记者。任何一个人所能提供的都是有限的新闻资源，不仅是因为每个人的所知有限，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秘密公开了就不是秘密了。永远不要说“无可奉告”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比“无可奉告”还要狡猾的替代品。当然，一劳永逸的办法是彻底消灭秘密，记者们愿意这样，公众也愿意这样，但政治家等一类公众人物是不想这样做的。秘密，就其本质来说，是权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