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30年———个知识社会学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社会学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210(2009)03-0001-06
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知识或思想的产生、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在知识社会学看来，任何一种知识或思想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情境、文化精神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有密切联系。考察文学理论30年的变迁，也可以纳入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模式之中。稍加分析不难看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不仅受特定时代的历史情境和文化精神的召唤，是特定时代的历史情境和文化精神的产物，而且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了特定时代历史情境和文化精神的塑造。
文学理论30年的第一阶段，大体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一阶段是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阶段：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革”灾难，政治上进入了一个“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发出了思想领域解放与变革的先声。对极左政治的控诉，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对一切束缚人的异化力量的批判，构成这一时期社会历史情境和文化精神的主调。
建国以来，文学理论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解释模式是认识论的和政治功利论的。认识论的文学解释模式将文学解释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顶多不过是形象的认识；政治功利论的文学解释模式则将文学解释为政治的附庸与工具。这两种文学解释模式深深植根于建国以来主导意识形态的话语结构里，是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内容的一部分。因此，新时期文学理论领域里的变革主题，就是对这两种文学解释模式的批判和超越，以及对新的文学解释模式的找寻。表现为两个向度的努力：一是以人的发现为契机，通过张扬人的文学，来对抗非人的文学。其标志是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诞生。文学主体性理论高举人学旗帜，试图建立起一个以人的内宇宙为核心的文学解释模式；二是以“审美”为核心范畴重构文学理论的知识叙事。认为，“审美”是文学之为文学，文学区别于其它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由此，文学审美本质论成为一股思潮——审美文论由此而得名。所谓审美文论，并不是一个有确切内涵的命名，实际指陈这样一个从审美的角度来进入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潮流。这个潮流影响深远，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支配性话语。刘再复、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陈传才、杜书赢、林兴宅、王一川等都在审美文论的旗帜下对文学的审美属性做过各有侧重的发挥。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理论成果：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反映论、审美体验论、审美形式论、审美情感论、象征论文艺学等。
文学主体性理论作为新时期最为耀眼的理论成果，主要通过两个层面的努力发挥了50年代以来“文学是人学”的命题。首先，刘再复在“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中确认了长期被压抑的情感、情态、情欲在人的生活领域存在的天然合理地位；其次，又从价值论的层面上肯定了文学表现人的自然情感、情欲和情态的合理性，完成了文学领域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变。刘再复认为：“人首先是实践主体，其次人又是精神主体。所谓实践主体，指的是人在实践过程中，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的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的，这时人是实践主体；所谓精神主体，指的是人在认识过程中与认识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认识的，这时人是精神主体。”[1]刘再复强调，文艺创造重视人的主体性，就是：第一，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而不能是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经济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也不是把人看作阶级链条中的任人揉捏的一环。也就是说，要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第二，文艺创作要高度重视人的精神主体性，这就是要重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在作者看来，实践主体就是人的行为，而精神主体才是更为深邃的东西。从弘扬精神主体的视角出发看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刘再复认为，第一，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在文学领域恢复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地位，这是建国后文艺创作的第一步，但由于没有肯定人作为精神主体的地位，不承认人在作为实践主体的同时，也作为精神主体而存在，取消了人与世界的内在链条，这样，所谓“人”学，往往就成了一个丧失了内宇宙运动的“人学”，成了一个没有人的灵魂，即没有人的主体的丰富性和精神主体价值的“人”学，只把活生生的人弄成一个抽象的空壳。因此，文学向人的内宇宙的拓展就是必然。第二，在文学领域中确立了人作为精神主体的地位之后，还应当进一步深化，注意精神主体的双向建构，即精神主体的表层结构与精神主体的深层结构。前者是被理念支配的意识层次内容，而深层结构是积淀在人的精神主体内部的潜意识。第三，文学是人学的命题的深化，不仅要尊重某一精神主体，而且要充分尊重和肯定不同类型的精神主体。
以审美为核心范畴重建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知识叙事的代表性成果，是审美反映论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1986年，钱中文在《文艺理论研究》上撰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审美反映的创造本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审美反映的创造本质做了系统的有说服力的论证。他说：“反映论所说的反映，是一种二重的、曲折的反映，是一种可以使幻想脱离现实的反映，是一种有关主体能动性原则的说明；审美反映则涉及具体的人的精神心理的各个方面，他的潜在的动力，隐伏意识的种种形态，能动的主体在这里复杂多样，这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精灵。”作者认为“审美反映，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较之反映论的原理的内涵，丰富得不可比拟”。而且作者明确提出文艺研究要从反映论转向审美反映论：“作为审美反映的理论基础，反映论是必须深入研究的，不断充实的，但是作为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只限于对反映论的研究，就容易出现使文学艺术的反映哲学原理化，产生简单化的误解……因此，我以为在文学理论中，要以审美反映代替反映论。”[2]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充分肯定了反映论的基本原理，但又不满足于仅仅从反映论阐释文学艺术的特性。他希望用审美限定反映论，用审美反映论替代反映论，从而完成从哲学原理中的反映论向文艺研究中的审美反映论的转化。这种观点既矫正了新潮文论的激进否定反映论的偏颇，也克服了文艺界一些人死守反映论而不愿向前发展的固执，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与钱中文先生不约而同，童庆炳、王元骧等人，都对文学审美反映论做过理论阐释。例如，王元骧在他的《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中也在审视过去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的缺陷的基础上，充分探讨了艺术审美反映的特征。他认为：“文学艺术对现实的反映不是以认识的形式，而是以情感的形式，即通过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感知和审美体验而作出的。”[3]这就决定了审美反映的内容具有不同于一般认识的反映的特点：一是作家艺术家的审美反映是在对感性对象直接感知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被艺术家所感知的对象世界里，事物的关系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二是作家艺术家的审美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活动的特点在于审美反映必须通过作家艺术家的情感活动才能与对象发生联系，艺术作品的思想特质是以情感的方式体现出的。三是在审美反映中，反映与创造是交融在一起的。在这里，作者对审美反映的情感特质作了充分的强调。在作者看来，只有肯定审美反映的情感特质，才能够从本体上提供艺术活动不是认识活动的根据。①由主体性文论和审美反映论的带动，文学研究中的审美特质被强调，审美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高频词汇，深刻地影响了后来文学理论的发展。
这一时期文学理论与当时的思想文化运动保持着高度的同构关系，堪称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但也有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偏颇的理论叙事。如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话语资源，主要是西方古典人道主义思想。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始终没有脱离西方古典人道主义的窠臼。而把人之作为主体划分为“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论命题。以这样一个带有理论贫血的思想前提来讲述文学理论的知识，是有缺陷的。二是审美主义话语的膨胀。审美主义放大了审美的普适性，把审美说成是文学的唯一的或终极的本质，无视或拒绝对文学其他属性的认识；甚至把审美的法则放大到文学艺术之外的场域里，如对经济场、政治场和文化场的分析，沾染上了较重的审美主义情结。无论是主体性的文论话语还是审美的文论话语，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诉求，是对认识论的或政治功利论的文学解释模式的反叛与超越。但由于缺乏对自身可能性的反思和知识学意义上的规范，不能提供关于自身合法性的证明，成了溢出社会现实需求之外的自炫或自恋的文人话语，最终被超越。
文学理论30年的第二阶段，大约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考察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状况，有几方面的情况是需要格外注意的：一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结束了主体性进军的伟大神话，阻遏了以主体性话语和审美主义话语为底蕴的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学术的知识讲述；二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的主导性，文化保守主义的种种主张，构成这一时期人文学术知识言说的底蕴；三是消费社会的来临，大众文化的勃兴以及文化世俗性的加剧，导致理想主义终结，启蒙话语失效，知识分子身份从立法者转向阐释者；四是文学领域写作的肉身化、娱乐化、时尚化、传媒化以及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文学样式的出场，也改变了文学场的规则，文学理论与批评面临着批评武器的转换以及话语的转型。从这一语境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新的“知识型”：首先是反本质主义的历史性出场，动摇了以本质追问和体系建构为己任的文学理论知识模式，文学理论知识发生了从思辨的、宏观的和总体性的讲述向经验的、地方性的历史化的叙事方面的转化。其次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的言说，为文学理论寻求“扩容”制造了舆论上的氛围和条件，文学理论知识共同体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青年新锐在新的文学理论资源的支持下，转向了文化研究，或关注文本蕴含的身份、种族、性别、认同等问题，或讲述时尚广场、购物中心、街心花园等现代性故事。一些老辈学者则固守阵地，绝不妥协，由此引发了文学理论内部一场关于文学的文化研究立场和审美本性论之间的论争。表面看，这场论争是不同文学观念的冲突，实质上则是掌握不同思想资源的文学理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权力冲突。再次是电子媒介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强烈地刺激了中国文论面对“他者”时对自身身份的警觉。所谓“失语症”实际可以看作是中国文论面对西方文论压迫时的一种身份的焦虑：是亦步亦趋，在言必称希腊的叙述中泯灭自我，还是回到本土文化传统，重建符合本土文化特征的文论话语系统。
而作为一个学科的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则是围绕着对人文学科如何可能的追问而展开的。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根据是什么？文学理论有哪些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征？文学理论如何在全球化、媒介化、消费文化来临时代发挥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对于人的存在的价值关怀作用？是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思考的一个基本焦点。这一聚焦，既是世界范围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在中国问题中的落实，又是中国的文学理论面对时代的“急难”发出的有别于异质文化声音的显示。那种学步于自然科学、按照自然科学的学科规范、方法旨趣建立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以知识性、客观性、规律性为其基本特征。现在，这种学科范式正在受到根本的挑战。而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恰恰就是按照这种学科范式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规则的。突出表现是依赖于某种“元叙述”，从一个先验的关于文学的本质命题去推演文学理论的学科体系。把文学理论知识的丰富性简约为本质的演绎和概念的搬弄，把文学理论对文本的解释和照亮功能，说成是文学理论对客观实存的文学现象的反映。以狭隘科学论和单纯知识论的方式求解人类的审美经验，结果，文学理论的人文性质被遮蔽，人文关怀被遗忘，使得文学理论面对生活的新景观和文学的新经验基本处于阐释效力低下的状态。文学理论落后于时代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基于对文学理论学科现状的不满，有研究者试图从学科本性上确立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其一，文学理论是区别于自然科学也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的第三种学科，即人文学科；其二，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其存在的根据主要不在于提供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识或规律，而在于对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文学活动做出解释，并且在这种解释中寻思生活的意义，创设人生的价值，提供人文的关切。学科旨趣决定了文学理论研究必然要采取一种符合对象特征的研究方法——一种以参与、体验、理解为特征的解释学的方法。把文学理论定位于人文学科，是中国的文学理论走向学科建设的关键一步，不仅有助于作为一个学科的文学理论的自主性、科学性、人文性的建立，也有助于文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准自己的位置，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价值和功能。
批评的多元化也是这一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表征。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经历了从单一的社会政治的文学批评向丰富的历史——美学批评，从狭隘的作家本体论或作品本体论向综合多维的文化诗学的批评，从对某种近于虚幻的乌托邦理想倾注热情向冷静细致的文本批评，从被中心化了的意识形态立场向在边缘处求索的边缘批评，从旨在对原著意义的发现与阐释的批评向以文本间性为特征的对话批评的系列转化。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演化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多元化局面。注重历史和意识形态分析的社会历史批评，侧重审美体验的直觉批评，侧重文本机制分析的形式批评，强调接受主体意义的对话批评和接受批评，或侧重本文的拆解来建构本文意义的解构主义批评，这些建立在不同的哲学观念和理论筹划基础上的批评范式，都可以在如巴赫金所说的“多声部的”对话的复调状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批评的多元化的局面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所没有的。它意味着某种统一的话语治权的丧失，昭示着对话主义时代的来临和主持人的历史出场。
还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是在一个更为开阔的全球化的语境中进行的。如果说，本世纪初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只是初步保持着与世界文化思潮对话的话，那么，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中，西方文化的视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刺激与推动。相应地，世界文化的现状及其发展的趋势，成为文学理论赖以立论的着眼点和参照系。“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出场等，都是世界性的后现代状况在中国本土的表述。但这一次，中国学人并不是简单地表达对西方理论的认同，而是透露出对本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中间虽有由于对话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心态的失衡，但没有哪一个学者会直截了当地表达全盘西化的主张。以传统文化为本位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已经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所谓“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发出的声音，而是中国文论经过百年现代性发展以后的面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理性选择。世纪之交的中国学人似乎有了更为开阔的胸襟迎会吐纳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以建设性的姿态和对话的意识汇入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
重视传统与学习“他者”，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被提倡，得力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助动。文化保守主义，又名文化守成主义。按照陈来先生的解释，由西方学术界开始使用的“文化保守主义”概念，有两个基本规定：“一是指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反对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观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盘的、粗暴的破坏，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时注重保持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另一是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里，注重守护人文价值、审美品味、文化意义及传统与权威，抗拒媚俗和文化庸俗化的一种立场。”[4]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涌动，实际是对“五四”以来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在处理传统时所导致的文化价值的破坏和文化资源的流失状况的一种纠偏。文化激进主义那种传统—反传统、东方—西方等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已经无力解释晚近以来人文学术的新特点，也不足以产生新的富有创造力的思想了。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保守主义倡导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尊重态度，倡导理性审慎地对待“他者”，警惕那种傲睨一切的妄自尊大的自由，是一种更值得重视的观点。一个明显的症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那种粗疏的议论、激动的呐喊、思想的无稽之谈等越来越警觉，对那种舍我其谁的心态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在解决复杂问题时的有效性，越来越秉持怀疑态度。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之争，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学学术知识言说新追求的体现。既然如此，文学理论研究懂得对差异的尊重，注意从“他者”和传统当中汲取智慧，或者注重自身的知识积累而非理论的横空出世，异军突起，就是一种更富建设性的研究姿态。
这一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目标，被认为是现代性品格的确立。现代性本质上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内涵不断有所变化的范畴。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期社会，现代性可以理解为“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等原则”[5]。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当然不是上述社会与文化的现代性品质在文学理论上的翻版，而应该理解为现代性的普遍精神与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的有机融合。文学理论人文性的确立、精神向度的开启、从他律向自律的位移、科学性和自主性的追求、对话意识的自觉以及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的品格等，都是走向21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应有的内涵。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并置的历史时空里，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必然呈现复杂多样的景观。多种理论话语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仍然是一个需要达成共识的问题。
20、21世纪之交至今，可以看作是文学理论走向新世纪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既承接上一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成果，又获得了充足的生长，显示出新的气象。表现在两个方向上的推展：一是对“元理论”的思考。所谓元理论，是关于理论的理论，即对理论本身的思考。元理论主要回答文学理论如何的问题。之前，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存在是不成问题的，没有人怀疑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也没有人对“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本质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这一貌似界定清晰而实质令人疑窦丛生的定义提出质疑。一切似乎不言自明。但是，在元理论的视域下，文学理论本身成了被打量、被质询乃至被批判的对象：什么是文学理论，什么是文学理论中的文学，什么是文学理论中的理论？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是存在的吗？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如何？都在元理论框架里，作为问题进入到讨论的论域里了。二是反思性成为文学理论在新世纪不断深化的一个普遍的症候。本来，反思，是理论的一种品格，理论不同于经验，是理论具有反思功能。卡勒在谈到理论的功能时说理论是“自反性”的，也是就理论的反思性而言的。新世纪，文学理论的反思性研究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症候：不仅有以陶东风为代表的借鉴西方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理论展开的对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也有以李春青为代表的着眼于立法者和阐释者框架而展开的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还有以董学文为代表的以建构“文学理论学”为标志而展开的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除此以外，前辈学者以及诸多中青年学者也都在反思的视角下对文学理论的形态、特性、问题以及前景等展开过讨论。这些成果共同构置了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面貌和格局。
元理论与反思性，其实也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对元理论的关注与反思性的强化，是世界范围内后现代语境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例如，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作为国内文学理论界耳熟能详的人物，他对于社会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开启了一个反思社会学的维度。反思性，是布尔迪厄社会理论最独树一帜也最令人神往的魅力所在。其意义，已经超出了社会理论本身，而在更广阔范围内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而社会理论家I·沃勒斯坦则认为，反思能力是一个学者或科学家的基本能力。科学研究不仅需要重思(rethinking)，更需要否思(unthinking)：
对学者和科学家来讲，重思(rethinking)争议问题是相当正常的。当重要的新的证据推翻了旧有的理论和有关的预测无法成立时，我们就会被迫去重新思考我们的前提。就这个意义而言，19世纪社会科学的大部分，一直在被人们重思。但是，除了这种常规性的重思以外，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否思”(unthinking)19世纪的社会科学，因为它的许多预设——在我看来，这些预设是误导的和阻碍性的——对于我们的心智有着太强大的控制。这些预设，曾一度被认为是对人的精神的解放，但在今天却对有益地分析社会世界构成了核心的知识障碍。[6]
由于布迪厄、沃勒斯坦等一批社会理论家不遗余力的提倡和实践，使得反思性成为全球范围内后现代语境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如以色列希伯莱大学教授、社会学家、现代化理论家S·N·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面对战后世界多元格局，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主张。他认为，“多元现代性”的一个共同的核心是“高度的反思性”。[7]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乔治·E·马尔库斯则认为，在人类学领域，反思，是人类学研究获得突破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人类学领域的反思主要聚焦在对那些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的重新评估，以及围绕表述这些观念的“范式风格”上面，他认为，人类学“迫切的任务将依然是对传统写作方式进行反思、对新的方式提出实验性的试探”[8]。中国学者周宪认为，在有关现代性的知识叙述中，审美现代性承担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即反思的功能：“审美现代性的反思性既体现在作为文化表意实践活动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中，也反映在作为一种观念或价值反思的美学理论形态中。从世俗的‘救赎’，到拒绝平庸，再到对歧义的宽容，所有这些审美现代性的表征不只是艺术自身的形态，更是对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过去和现在的反省辨析，是为现代社会提供别一种理解和解释，提供一种关于社会生存现状新的意义和解释。”[9]而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立奥塔则认为，后现代一个特点就是对某种元叙述的怀疑。怀疑，其实也是反思的一种特殊形式。怀疑，产生重新提问的可能性。这样，由元叙述所构置的文学理论叙事，就处在被解构的前沿状态了。
由此可见，反思，是世界范围内众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化解危机、超越自身的基本方式。中国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既是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的反思性在中国问题中的落实，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与世界范围内的人文学科的反思性构成一种互文关系。反思，使得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和自审意识得到空前强化，也增进了文学理论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文学理论进入到了一个培育富饶性的历史时期。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理论走过了30年的路程。经历了一个以主体性话语和审美主义话语为底蕴的理想主义言说，到文学知识的地方性、历史性建构，文学理论作为人文学科如何可能的追问，再到元理论与反思性成为普遍的文化症候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着对文学理论合法性的诉求。而文学理论也在回应时代的“急难”中发出了应有的声音。透过纷繁的现象表层，我们不难发现文学理论30年从文学观念的拓展、思维方式的变革，到研究领域的深化、研究资源的丰富，特别是知识讲述方式等方面的变化。我们没有必要为文学理论的生存状态悲观绝望，更没有必要跟着“文学终结论”、“理论死亡论”的聒噪走。事实上，文学活着，理论依然精彩。
注释：
①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梳理与反思，笔者已有专论，可以参阅。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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