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走向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西方哲学来说，20世纪是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从上世纪末开始的哲学变革使原有的西方哲学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哲学观念上，哲学的基础已不再被看作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语言表达如何可能的问题，这就使现代哲学具有了区别于近代哲学的注重语言的特征而被称做“分析的时代”；在哲学传承上，传统的经验论与唯理论两派相争的格局已被打破，出现了多派相竞、难辨仲伯的局面，而每一流派都声称自己既从传统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中得到了有益的养分又与这些哲学有着天壤之别；在哲学形象上，各种哲学理念在社会中的作用呈现两极分化，或者直接深入社会现实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佐谈，或者愈加精细分化而成为哲学家们训练思维的专利，这使得哲学在人们的心目中被当作既无关紧要甚至还有些无聊但又无法完全摆脱的东西。然而，所有这些不仅没有使哲学走入上世纪末哲学家们所担忧的穷途末路，相反，西方哲学在这个世纪的蓬勃生长，恰恰向世人表明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随着历史而消亡的只能是某个具体的哲学理论或理念，而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哲学就不会真正走向消亡，因为人类就是需要哲学来填补的理性动物。
在世纪之钟又要敲响的时刻，我们现在似乎有了一些资格来对在即将过去的这个时代中所发生的那些曾经令人或者惊心动魄或者回味三匝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做出一番评说，而评说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西方哲学未来的可能走向。
纵览西方哲学在本世纪的发展，我们可以大致把它分成两个时期。本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哲学经历了一个辉煌发展的时期，流派林立、人物众多、各种新观念层出不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三条主要发展线索：以语言分析为特征的分析哲学运动；以探索存在和意识现象为主要内容的现象学以及用现象学方法寻求语言理解的解释学；试图通过分析语言结构来揭示人类文化结构的结构主义。尽管这三种思潮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共同表现出对语言（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的极大兴趣。同时，这些思潮还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浓厚的忧患意识，胡塞尔为拯救欧洲科学的危机而创建现象学；海德格尔更是以寻求人类精神家园为己任；维也纳学派的出发点就是以科学为模式重建日益变得“无意义”的哲学；结构主义则宣称可以在人类文化的话语符号结构中找到根治人类文化疾病的良方。同样，体现在包括维特根斯坦、萨特、伽达默尔和斯特劳森这样一些哲学家思想中的这种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也正是表现出哲学优于其他学科的独断观念。因为只有坚信哲学可以作为（或者本应作为）人类文化的基础，哲学家们才会对哲学在整个人类文化中的地位日渐式微产生忧患并奋起捍卫。但哲学家们的这种信念在本世纪后半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此形成了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为特征的哲学思潮，如利科的解释学、费伊阿本德的后科学哲学、普特南的后分析哲学、利奥塔和德勒泽的后现代哲学、福柯的后结构主义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
从哲学背景看，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根植于西方哲学追求超越意识的真实知识和发现现象背后的绝对实在这样一个强大的传统之中。在法国，以福柯、德里达、德勒泽、利奥塔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首先就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这种以新的面貌出现的哲学传统的“超越”。这种“超越”突出表现在彻底放弃了对永恒真理的追求。德里达以重构形而上学为“罪名”坚决反对海德格尔对“存在”意义的询问，把他称作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同样，这些哲学家在把对人类文化现象的结构分析方法用于人文科学本身的同时，也宣布了作为西方文明特征的、对真理的理性探索的最后终结。当然，这首哲学的最后挽歌同时也回荡在许多英语国家。早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就宣称，试图发现知识的基础如同发现思辨形而上学的基础一样是毫无意义的。蒯因更是用实用主义的大刀直接砍向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石，他对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摧毁，如同剪断了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相连的最后一根脐带，从而使60年代以后的分析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如今，越来越多的英美哲学家相信，科学作为知识的模式已经不再是完备的了，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可能是非理性化的。
这种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哲学，同时也是对传统哲学的“超越”，还表现在它彻底抛弃了基础主义的假定。基础主义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始终坚信的一条基本信念，它宣称，在一切人类文化形态中，哲学应当作为它们的基础；或者说，必定存在某种东西作为人类文化的基础，它可能是哲学，也可能是文学或科学等。胡塞尔现象学对一种纯粹精神科学的追求，逻辑实证主义对哲学的科学重建和经验还原，结构主义对决定人类语言构成的心灵结构的确定，这些都明显地体现着基础主义在当代哲学中的继续。后现代主义对基础主义的批判，也正是针对当代哲学中的这些主要思潮和流派。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到福柯的“人死了”，这种变化绝不仅是批判对象的变化，而是整个思维方式的转变，即把人从大写的、神的地位，拉回到世俗的社会，使人类回到他本应站立的、与世上万物同等的地位；取消哲学自封的“文化之王”的称号，反对把任一学科或文化的某一部分以某种方式或名义确定为整个文化的基础，或者用于解释其他学科合理性的理由和根据。正是这种反基础主义，引出了德里达反对“逻各斯中心论”和取消一切本质的观念。英美哲学家们虽然与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自60年代起，他们同样对现代哲学的理想目标和探究理性的终极关怀产生了疑问，因而产生了诸如费伊阿本德、普特南、达梅特以及伯恩斯坦这样的无需诉诸基础而从事哲学事业的哲学家。这样，在大西洋两岸，对语言的、最终是对文化的研究，正在取代对先前所谓的逻辑、自然或自我的文化来源的研究。因为在这些哲学家看来，惟有真正的语言研究而不是那种希冀通过语言寻求某种心灵结构的研究，才无需任何被可能接受或提出的基础。这似乎可以看作是本世纪初“语言的转向”在世纪末的回声。
从后现代主义哲学表现出的种种迹象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哲学在新世纪中的可能走向和未来命运：其一，哲学被从“文化之王”的神坛上拉下来之后，她与文学、历史、政治、科学、艺术等等人文学科就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且，由于哲学的功能部分地为其他学科所替代，因而，她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也就没有以前那样截然分明了。最终，哲学有可能被完全消解在其他人文学科之中。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新世纪的学科发展中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理论意义。其二，在社会发展和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哲学的社会功能日益受到严重的挑战。没有任何哲学家希望自己的理论学说完全脱离社会时代，仅供在象牙之塔中孤芳自赏。以何种方式把哲学观念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始终是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后现代主义者们正是为建立这样的联系而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虽然他们是以较为激进的方式。“后工业社会”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社会伦理道德的衰退、政治领域内的制度与权力、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女性主义的高涨……所有这些都是后现代主义者们关心的内容。随着新世纪的即将来临，更多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精神困惑将会成为西方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