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总消费不足的原因探析——基于居民财产持有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视角论文,财产论文,居民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恶化及其影响的不断加大，我国经济出现了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严峻形势，暴露出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困境。表面上看，此次我国面临的经济困难是由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衰退带动我国外需下滑造成的，事实上，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衡，长期以来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的边际效应已经趋近极限，国内经济在该发展模式下积累了许多矛盾，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只是促使这些矛盾提前爆发。因此，过度依靠外需难以推动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必须依靠扩大内需，建立内需持续增长的稳定基础，才能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虽然拉动内需的重要性早已成为共识，但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的依靠投资拉动内需发展的政策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缓解经济发展的颓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难以推动中国内需的可持续发展。即使投资需求得到增长，但如果消费需求不能持续增长，那么新增投资无法被国内市场消化，只能转向国际市场，这只会强化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弱化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最终消费率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便直线下滑，2000年的最终消费率为61.1％，而2007年则下降到49.0％，在短短的8年时间里降低了12.1个百分点，下行趋势非常明显。与此相反，我国出口贸易依存度和对外贸易依存度却稳步增加，出口贸易依存度由1989年的11.51％增长到2007年的36.32％，增加了24.8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依存度增长更加迅猛，由1989年的24.46％增长到2006年的66.52％，增加了42.06个百分点；2007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之2006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64.80％的高水平。①因此，如果无法提高消费需求，内需就难以真正发展，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就难以得到有效降低。
消费的增长依赖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增长，其中居民消费至关重要，而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却明显滞后。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00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48.02％，到2007年下滑至35.28％；政府消费则由2000年的13.08％增长到2007年的13.72％，发展较为平稳。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2000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62％，其中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均为62％；2000年世界平均的政府消费率为15％，其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1％，中等收入国家在12％～13％左右，高收入国家平均为1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低收入国家，而且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我国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是适中的，位于合理区间范围内。因此，造成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的低迷。居民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应当成为整个市场需求的主要带动者，依靠政府消费拉动我国消费发展的措施难以持久；只有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才能真正带动市场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着力推动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居民的消费状况是由居民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决定的，而我国居民财产水平非常低，这一方面会直接降低居民的消费需求，造成居民的消费需求难以获得有效增长；另一方面，随着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居民的财产水平过低会直接制约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间接地压制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不仅如此，我国居民的财产分布是极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财产分布状况会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相互推动，形成恶性循环，造成居民消费需求难以发展。与此同时，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促使我国出现了结构性通货膨胀，并且通过居民消费结构的不同发挥着“劫贫济富”的作用，从而进一步降低居民的消费需求，促使消费疲软。鉴于居民消费不足与居民财产水平过低、财产分配不平等密切相关，我们认为，只有通过提高居民的财产水平、改善财产分配状况，才能从根本上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消费不足与居民财产水平和财产分配状况密切相关
(一)居民的人均财产水平过低是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消费经济学认为，居民消费行为的选择由其财产状况和收入状况决定。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居民的绝对收入直接决定着居民的消费状况。杜森贝的相对收入理论则认为，居民的消费水平并不直接取决于其现期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其相对收入水平，即相对于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和相对于居民自身历史上最高的收入水平。弗里德曼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认为，居民消费既不取决于其现期的绝对收入水平，也不取决于其现期的相对收入水平，而是由其自身的持久性收入决定的，即由在长期内可以预期的收入水平决定。Hall将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拓展到了随机情形，并且利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持久收入假说。[1]万光华、张茵、牛建高则运用中国1961-1998年间数据，测试了Hall的消费函数及其扩展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流动性约束的增大及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强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2]除此之外，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进一步认为，居民会在一生的时间里安排自己的消费活动，以期完成一生的最优消费安排，因而居民一生中的收入决定了其消费行为的选择。从理性预期的角度看，由于居民理性预期的存在，政府无法通过短期的减税或者增加消费信贷等措施拉动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为政府任何增加投资和消费的政策都会被个体的理性预期逐渐抵消掉，政府的政策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有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因此，只有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财产水平，才能真正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②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统计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除了在2002年是负增长之外，其余时间均保持正的增长速度，并且增速逐年加快。截至2007年，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速达到了42.83％，较之2001年4.86％的增速加快了37.97个百分点。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速快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整个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2000年的2.87％上升到了2007年的3.41％，增速较快。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发展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2003年达到峰值，为29.78％，而2007年的增速在连续几年的趋缓状况下开始明显回升，达到27.56％，比2006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与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类似，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其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由2000年的2.00％增长到了2007年的3.10％，上升1.1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城镇居民0.54个百分点的增幅。
事实上，居民的财产水平会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机制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一方面，居民的财产水平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选择；另一方面，居民的财产状况会通过影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进而对居民总体收入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选择。
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见表1)表明，我国居民财产持有量处于非常低的水平。③从平均财产持有量来看，我国城镇和农村最穷的1％、5％和10％的家庭财产持有量均位于负值区间。具体到城镇居民，2007年城镇家庭平均财产持有量较2005年大大下降了，家庭财产持有状况有不断恶化的趋势，其中最富的1％和10％的家庭平均财产持有量分别下降了36.2万元和22.1万元，最穷的1％和10％的家庭平均财产持有量分别下降了8.2万元和3.0万元。④从财产持有量的中位数来看，我国最穷的1％、5％和10％的家庭财产持有量大部分位于负值区间。2007年家庭财产持有量的中位数与2005年相比也有下滑的趋势，其中，下滑最明显的是城镇最富的5％的家庭，财产持有量中位数下降了45.0万元，最富的1％和10％的家庭财产持有量中位数分别下降了35.0万元和13.9万元，最穷的1％和10％的家庭财产持有量中位数分别下降了7.0万元和1.1万元。
我国居民财产持有量增长缓慢、财产持有水平过低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我国居民消费难以获得有效提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我国城市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在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下滑，但依然处于过高的水平。1980年，城市的恩格尔系数为56.9％，到了2007年，依然保持在36.3％的高水平，28年间，仅仅降低了20.6个百分点，下降速度非常缓慢。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就更加缓慢，1980年，农村恩格尔系数为61.8％，2007年依然保持在43.1％的高水平，仅下降了18.7个百分点。从国际上看，美国的恩格尔系数在1946年就已经降到了35.27％，1983年进一步降至23.67％；英国的恩格尔系数在1978年也下降到34.93％；法国的恩格尔系数在1980年就已经达到了28.5％的低水平。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依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与我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不对称。食品消费支出依然在总消费支出中占较大比重，反映出我国居民的消费模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由于财产水平过低，居民消费结构没有得到有效提升，难以从衣食住行等传统的消费框架中解放出来，各种享受性消费和服务性消费没有得到充足的发展，我国居民难以有效增加消费并从中享受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均GDP的占比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虽然该比值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了一定的上升，但是，自1982年达到54.75％的峰值以后，该比值便一路下滑，1991年首次跌破50％，为49.23％，2007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仅有37.39％，较之1982年的峰值下滑了14.87个百分点。
因此，居民的人均财产水平过低是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均财产增长滞后和水平过低，抑制了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造成消费需求疲软。因此，要从根本上促进我国消费需求的提高，政府必须着力提高居民的财产水平。
(二)居民消费疲软与财产分配不均相互推动，形成恶性循环
我国居民财产不仅人均持有量低，而且分配也极不平等。李实、魏众、古斯塔夫森[3]和李实、魏众、丁赛[4]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居民财产分配不平等程度及其变化情况以及财产分配不平等的原因。陈彦斌[5]和陈彦斌、霍震、陈军[6]利用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详细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的财产分布情况，同时利用计量模型和校准方法对造成我国财产分布不平等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见表2)显示，我国2005年城镇的财产基尼系数达到了0.56的高水平，2007年上升到0.58。农村的基尼系数更高，2007年达到0.62的高水平；财产分布的扭曲系数超过了1.5的水平；财产分布的变异系数达到1.3的高水平。⑤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居民财产分配十分不平等。
财产分配的不平等造成我国财产分配不同阶层的消费动力严重失衡，这进一步加剧了总体消费需求的下滑。一方面，富裕人群虽然占据了较多的财产，但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低，出现财产“过剩”现象，其占有的大量财产并没有拉动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贫困人群虽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缺少足以支撑他们消费的财产。而且，由于尚未建立起健全的和全方位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制度，贫困人群为了能够应付生活中的疾病等不可预期事件的冲击，必须压制自己当前的消费意愿，这就进一步降低了贫困人群的消费水平。因此，财产分配的贫富差距是导致中国总体消费需求下滑的一个原因。⑥
不仅如此，财产分配的贫富悬殊也会影响我国的投资结构，促使经济偏向重工业发展，进而降低总体消费需求。随着居民财产持有量差距的不断拉大，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会逐渐下降，这将对经济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随着社会总体消费需求的下降，社会投资总量必定会增加，同时，在社会贫富悬殊的条件下，由于富裕人群的平均消费倾向低，其占有的大量财产会通过金融系统流向投资领域，进一步拉高社会的总体投资水平；另一方面，消费需求也会影响社会的产品供给，社会总体消费需求的下降必然会影响轻工业的供给能力，阻碍轻工业的投资增长和长远发展。轻工业投资的萎靡和整个社会投资总量的增长意味着重工业投资会迅猛增长，整个社会的投资结构和发展趋势将会逐渐偏向重工业，造成轻工业的发展基础薄弱。这种发展模式必定会造成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和社会生产结构无法对应，社会总体消费难以增长。⑦
反过来，消费需求的疲软则会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传导机制进一步拉大居民的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在市场经济中，消费的发展有利于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进而增加整个社会的就业需求；相反，消费的萎缩会带来相关行业甚至总体经济的衰退，造成社会就业量下降。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仍不完善，贫困人群的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依然是工资性收入；而富裕人群的财产性收入不仅在绝对值上高于贫困人群，而且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占的比重也要远高于贫困人群。因此，由消费疲软造成的整个社会就业量的下降对贫困人群的收入冲击更大，许多工人失去了工资性收入就意味着失去了所有的收入来源，这会进一步拉大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
因此，我国财产分配的贫富差距与居民消费不足是相互推动的。一方面，财产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促使贫困人群的消费难以得到有效开发，并通过影响社会投资结构来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的严重不足进一步减少了贫困人群的收入流，进而降低了其财产持有比例，加剧贫富差距。对此，政府只有运用必要的手段改善财产分配状况，才能进一步增加社会的总体消费，促使我国的财产分配状况与居民消费相互推进，走上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
(三)城乡差距的扩大进一步拉低消费需求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发展差距很大，城镇投资远远多于农村投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在1983年就已经达到了3.33的高水平，此后还一路攀升。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比值的增速大幅提高。1992年达到6.05，比1983年增长了将近1倍；2007年，该比值达到22.93，较1983年增长了将近6倍，较1992年增长了将近3倍。
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之比的急剧扩大反映了我国城乡之间发展的巨大差距，而且这一差距还在逐渐扩大。这种投资模式和发展模式促使我国工农业之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差距：一方面，由于拥有数量巨大并且增长迅速的投资，工业部门规模迅速膨胀，技术飞速进步，产能急剧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投资资金，农业长期以来依然是“靠天吃饭”，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对我国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影响，农户无法有效规避各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难以平稳增长，农产品的供给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从需求角度来说，与工业产品供给数量迅猛增长相对应的是低迷的产品需求，而与农产品供给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相对应的是具有极强刚性的产品需求。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潜力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造成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的扩张，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状况。供给的充足和需求的相对不足严重削弱了工业产品价格上涨的动力，造成我国工业产品价格长期处于低迷的状态，波动较小。而农产品的供需却面临截然不同的情况。由于农产品往往是生活必需品，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具有很强的刚性，并且随着人口的增加，需求数量有增无减。需求的刚性造成农产品供给的波动会对其价格的走势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加上我国农产品供给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供给数量波动非常剧烈，一旦产品供给数量下降，农产品价格就会迅猛上涨。
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大，工业产品价格波动平稳，这表明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征明显。我国产品价格变动的季度数据支持了该结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工业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远远低于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农产品的物价增长率远远高于工业产品。2002年至2008年，工业产品的物价增长率最高仅有9.73％，因此，工业产品的物价增长率在这段时间里都是在-5％至10％的区间内波动。相比之下，农产品物价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截然不同，数据显示，2002年至2008年，农产品的物价增长率最高达到了25.5％，是工业产品通胀率峰值的2.6倍，反映出农产品价格变动的幅度远高于工业产品，农产品物价增长速度也远高于工业产品。
另外，由于我国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发展，农村居民财产增长的速度落后于城镇居民，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与城镇居民的消费层次之间产生了极大差异。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要远远高于城镇居民，并且其差距在近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农村恩格尔系数与城市恩格尔系数的比值在1左右，而到了90年代，该比值上升到1.2以上，这表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层次的差异逐渐扩大，城镇居民在提升消费层次上取得了相对较大的进步，而农村居民则依然停留在衣食住行等传统消费层次上，农村居民对食物的需求要高于城镇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会造成农村居民的财产缩水程度远高于城镇居民。
因此，由我国城乡二元发展体制内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起着“劫贫济富”的作用。农村居民的财产在通货膨胀过程中的缩水程度远远高于城镇居民，造成农村居民的收入和财产更加稀少，其消费层次难以得到有效的提升，工业产品更难以有效开拓广大的农村市场，造成工业产品的内需疲软。在中国人口中占据多数的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居民的总体消费需求就难以有效提高，我国内需稳定增长的基础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三、政策建议
面对内需不足的状况，我国政府必须着眼于提高消费水平，尤其是居民的消费水平。必须依靠宏观调控措施努力提高居民的财产水平，改变财产分布不平等的状况，尤其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水平，开拓广大的农村市场。具体而言，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
第一，转变财富观念，建立“藏富于民”的机制，提高居民财产持有量在社会总财产中的比重。(1)政府必须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将一部分政府职能转移到非政府组织，从而有效缩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所占用的财产。(2)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减少国有资产在整个市场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3)进一步改革税收制度，降低居民的税收负担，减少政府财税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⑧
第二，大力发展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1)政府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提高居民的投资参与度和对冲风险的能力。(2)加强金融创新，促进资产运营市场化，进一步明晰产权，让居民的“死”财富变成“活”财富，使居民能够提前安排好一辈子的生活，促使居民提前消费。
第三，改善财产分配状况，提高贫困人群的财产持有水平，稳定贫困人群的消费预期。(1)政府必须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发挥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水平和财产水平，挖掘贫困人群的消费潜力。(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解决城镇贫困人群和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养老困难的问题，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提高贫困人群的消费动力。(3)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体制，加强对富裕人群税收的征收，彻底改变当前富裕人群偷税、漏税现象严重的状况，同时减少对贫困人群的税收征收，提高贫困人群的财产水平。
第四，大力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减轻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征，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实际财产水平。(1)必须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改变“靠天吃饭”的落后现状，稳定农户的生产和收入。(2)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农地集约化、农业适度规模的产业化经营，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财产水平。(3)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政府要对农村居民的种植提供合适的信息以及合理的引导，避免农村居民因盲目引进和种植作物而造成农产品市场价格过度波动，减少农村居民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损失。
注释：
①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中国资讯行。
②Sargent通过对一个含理性预期的弗里德曼消费模型进行计量估计，验证了理性预期模型的精确性。参见Thomas J.Sargent."Rational Expectation，Economic Exogeneity,and Consump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86(4)：673-700。
③为了保证问卷的有效性，我们对问卷进行了剔除。经过剔除，2005年的城镇有效问卷共1 449份，2007年城镇有效问卷共1 123份，2007年农村有效问卷共522份。
④这里的财产定义为总资产与总负债之差，即净财产值。其中，资产分为金融性资产、住房估值、家庭耐用消费品估值、生产性资产及其他五大类；负债则包括大宗消费品借贷及其他两大类。为了剔除物价变动的影响，本文参照2005年和2007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2007年的居民财产水平做了相应的调整。
⑤基尼系数是依据洛伦兹曲线计算出来的一个统计量，通常用来度量收入或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扭曲系数是均值与中位数的比值，用来反映观测值不对等程度的统计量；变异系数又称“标准差率”，是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用来衡量资料中各观测值的变异程度。
⑥对于这个问题，杨天宇、朱诗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倒U”型关系的时候，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才会降低总体消费需求。参见杨天宇、朱诗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之间“倒U”型关系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3)。
⑦汪同三、蔡跃洲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度数据，运用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对该机制进行了检验。参见汪同三、蔡跃洲：《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对资本积累及投资结构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1)。
⑧陈志武通过回顾中国政府过去三十年财政规模变化的情况，详细论述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的原因。参见陈志武：《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回顾与反思》，天则经济研究所第368次双周论坛，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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