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纳粹论文,追随者论文,青年论文,心理论文,历史渊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彼得·洛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历史系教授，美国著名心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欧洲近代史，在心理史学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洛温伯格是《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学报》、《历史学家》和《心理史学评论》等杂志编委会的成员。主要著作有《解开往昔之谜：心理历史学》等。他不仅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家，而且还是一位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精神分析专家。
此文是以精神分析观点解释人类群体历史现象的一篇代表作，所探讨的问题是德国纳粹之所以能够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认为，希特勒上台是与众多德国青年的支持分不开的，他称追随希特勒的这个青年人群体为“纳粹青年人群”。这些人童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度过的，不仅遭受饥饿的困扰，而且由于父母去打仗和做工而缺乏父爱和母爱。根据弗洛伊德学说，缺乏父爱母爱的儿童会产生焦虑、自卑，耽于幻想，缺少安全感和对挫折的耐受力，儿童生来就有的破坏性也随之加剧并导致易于倾向暴力。这些就是童年的创伤给“纳粹青年人群”形成的“固结点”。当他们渐渐成年步入社会时，又遭到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的打击，新的创伤使他们的心态“回归”到早期阶段即童年时形成的固结点。于是他们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幻想已久的可敬畏的父亲般庇护者的形象，在纳粹组织中得到了安全感，在法西斯的行动中找到了滥施暴力的机会，他们因而成为支持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力量。
此文最大的特点是采取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作者除了依据扎实的历史资料，以精神分析学说为主要的理论武器之外，还应用了人口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概念，利用了文学方面的材料。如文中所用“人群”这个概念就完全是人口学的，而通过公认的文学作品来透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人们（尤其是儿童）的心态，则是对文学成果的借鉴。这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是西方心理史学（尤其是研究人类群体历史现象的心理史学）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也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趋势。
此文选自《解开往昔之谜：心理历史学》一书，将其译成中文及在本刊发表都征得原文版权所有者洛温伯格教授的许可，我们对他的支持特致谢意。
人们常常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在中欧的灾难后果与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之间存在着历史联系；人们常常断定，从西线堑壕战的残酷性以及战败和革命所引起的痛苦，到纳粹党人1930年以后一系列惊人的选举胜利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似乎是历史上不言自明的。从1914—1920年时期，到1929—1935年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和胜利，这前后两个时期之间的关系是属于特殊的一代人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幼童和青少年所经历的战争和战后遭遇明显地决定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成功。1929年之后，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和参加冲锋队及其他准军事性纳粹组织（诸如“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的新一代成年人就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社会化了的儿童。
本文拟考察这一代人在其性格形成的决定性时期的遭遇（尤其是童年早期的遭遇），并研究他们在童年时期、性心理的形成和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共同经历：这些经历导致了他们成年时期性格上所具有的相似的固结（fixation）和畸变。制约着这一代人的特殊因素有：父母长期离家在外；父亲战败归来；极度的饥饿和贫困；国家的战败。这些因素意味着失去了堪孚众望的政治权威，而且没有留下什么可以与之认同的实在的代替者。
大多数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兴起的解释都强调德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这些解释指出，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军事和经济诸因素都很重要，一个也不应忽视。研究纳粹主义的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应该通晓这些解释。为了理解极权主义的发展，对政治领导的研究无疑也是重要的；历史学者应加强这种研究，把它作为理解极权主义的一种方式。[①a]
然而，本文将要研究的不是领导者，而是其追随者；不是具有魅力的领袖人物，而是赋予这一领袖人物以特殊超人品质的群众。本文将运用精神分析观点来研究德国历史上的民族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以期考察历史上的变化问题，而不是什么连续性问题；以期研究社会集团，而不是什么个传记；以期对顺应历史、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的自我心理形成过程进行探索，而不是对人人共有的生物本能驱力进行阐述。
1928—1933年期间，德国纳粹党（NSDAP—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其特征是青年人给纳粹党以特别强大的支持。鉴于这一代人的童年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剥夺，解释这种特征就应该采取精神分析的方法，即要重视婴幼期和童年时期的成长及其对成年时期行为的影响。我要以这种方法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只是史学上其他解释的补充，而不是要取代其他解释。历史学和精神分析学都十分强调因果关系。如果一个历史学者认为某次战争或某次革命仅肇始于单个原因，那么他就是一个拙劣的历史学者。同样，在精神分析理论看来，每个症状或表征都有其多种心理决定因素，并具有多重功能。如果研究对象是现代极权主义群众运动，就要利用20世纪所能提供的全部用以了解和认识非理性的、情感性的行为的手段（包括精神分析学和动力心理学[②a]）来进行分析。
没有自我理解的观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理解；历史学者从自我理解出发，才能着手研究历史资料。同样，如果我们探究人们的言行而不能理解他们行动的原因，也就不能理解历史。20世纪里，随着现代技术力量按指数律的增长，政治和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非理性变化。历史学如果不能真实地估价激励人们的非理性的巨大能力，就不能恰当、准确地谈论当代人的状况。
精神分析学者涉及许多与某国儿童战时的遭遇这一历史问题有关的事情。他们研究了子女与父母分离的影响，并且考察了由物质和情感的匮乏而引起的长期后果。他们了解儿童认同父母的方法和原由。而作为一种临床调查研究方法的精神分析法尤其表明，人的思想和行动只有极少一部分是有理性的。在采用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学中，那种活动于情感真空中的脱离肉体的精神有存在的余地。许许多多的史书仍然没有写出人们的情感、童年时期和肉体感觉。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历史：这种历史讲述人们对决定其生活的政治、经济大事的反应和情感；这种历史不仅让成人的、而且让儿童的非理性、无意识和情感占有适当的位置。
这种新型的历史要求懂得固结（fixation）和回归（regression）这两个有联系的概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用人口迁徙作比喻，将人的发展比作人们穿过新地域的行进。在阻力最大和冲突最剧烈的那些地点，人们将把最强的分队留下来，然后再继续前进。如果继续前进的人们因力量的削弱而遭受失败，或碰到较强的敌人，他们就会退却到先前停留的地点，在那里取得支援。弗洛伊德说：“但是，他们在迁移中留下的人数越多，则失败的危险也就越大。”因此，早期的固结越强，日后回归的要求就越大：“固结在其发展的道路上越强，活动就越容易避开外部困难，回归到固结，因而发展活动也就越加不能在其进程中克服外部障碍。”正象弗洛伊德在其迁徙比喻中说的那样，已通过发展成熟阶段的个人遇到持续的重大挫折时，对付痛苦和不满的手段之一就是以心理机制的较高发展阶段回归到较早时期的活动模式。将后退（或回归）到留有弱点的性心理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成熟过程具有未能解决的冲突和未能消除的焦虑。发展的停顿或固结出现于性冲动机制中，出现于同人们相处的方式中，出现于受良心责备中，出现于维护原初的满足、坚持对以前的（而不是现在的）危险作出防御性反应中。正如弗洛伊德1913年所云：
“我们已经发觉，有关的心理功能——主要是性功能，同时也有各种重要的自我（ego）功能——在达到正常成人所特有的状态以前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发展过程并非总是那么顺利地使得总体功能通过这种正常的渐进性进程。只要总体功能的一部分依然处于先前阶段，就会形成所谓的‘固结点’；而若某人因某种外部干扰而患病，功能就可能回归到这固结点上。”[①b]
可以用一个临床病例对固结和回归的概念作出最佳解释。有位德国女士，夫妻关系很坏，电话恐怖症又严重地妨碍着她的工作，因而接受了精神分析治疗。她不能打电话，一打电话就浑身出冷汗，焦虑不安，说不出话。1943年她三岁时，在汉堡遇到飞机轰炸。她仍然记得空袭、燃烧和爆炸。当时她没有撤离城市，她家住在市中心附近。她父亲是个消防队员，因为家里没有电话机，就靠墙上挂着的铃来通知他去执行任务。患者能回想起飞机扫射的情景。然而她没有关于任何惊慌、恐惧或狂怒的回忆。她的记忆是没有情感的。记忆虽然清楚，但是缺乏儿童必有的那种强烈的情感。现在，夫妻不和，她那强烈的有害的愤怒以及怕被一个对她来说十分重要的男人所遗弃的恐惧感导致了回归。电话铃声就是一个以前的固结点，那时她因惧怕外部灾难和内部损失而受到了创伤。她现在成年了，重新体验所有曾在童年创伤后埋藏和压抑着的情感，因为后来成年时期的创伤触动了从前的固结点，从而引起了向儿童情感的回归。
现在来谈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儿童这一较大的历史实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的大萧条时期，失业严重、政府混乱无力、对前途普遍焦虑不安：这一切恰好构成了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种“外部干扰”。早期固结点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中欧各国人民经受了长时期的饥饿，不断听到战争宣传，父亲（往往是双亲）离家在外，丧失了一切政治准则和规范。
自我功能阶段（phases of ego functioning）因童年时期所受的战争创伤而形成了一个“固结点”。向这种阶段回归的心理症状包括：用对外采取暴力的方式来宣泄个人心中的紧张感情，将全部反对国家和社会的消极品质投射到外国和少数民族的个人及群体身上，以要求立刻得到满足来对付挫折（这些挫折本来是能够被忍耐或合理解决的）。弱化了的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导致了回归，其政治表现不仅明显地在于转向暴力，而且尤其在于渴望一位被美化、被理想化、又令人敬而远之的父亲：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宣扬武德，要子女们同他一样穿上制服，为国参战，并向他认同。
有种意见认为，精神分析的解释必定是单一原因的，与人口、选举、消费和卫生统计这类数量资料是根本不相容的。现在该是消除这种意见的时候了。实际上，精神分析理论能赋予这些宏观资料以新的相关性和新的意义，从而使史学增添一种重要的定性尺度。心理历史学运用动力心理学将政治、经济方面的阐述与过去的经历、重复模式和在焦虑、受剥夺、紧张时表现出的非理性行为结合起来。
心理学依其对成人政治行为的解释模式，对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的政治领导和追随者个人动力作传统解释时，一直强调童年时期的感情创伤及同双亲的关系这样一些原因。这对传记来说得特别成功的方式。对童年加以考察，能够有力地揭示人们在成年时期所作出的反应。然而，以后生活中的严酷经历如果是沉重创伤型的，就能取代从前的影响和原来的个别倾向。这就是说，大灾难要影响所有受到打击的各种年龄的人，而对幼小者的影响必然最大，因为他们的自我最脆弱。但也将影响到儿童和少年、甚至成人，他们受影响的程度依其各自的自我（ego）力量而定——即依其对挫折、焦虑和贫困的忍受能力而定。换句话说，如果成人所遭受的创伤很大（例如经济萧条或战败），则不论其双亲是什么人，也不论这些双亲曾如何信仰过民主，令人焦虑的社会、政治形势都会使人产生无依无靠和政治无理性的情感。研究独裁人物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曾经指出：“创伤性的外部压力（不论是过去施加的还是现在施加的），似乎都不仅能够把独裁人物推上前台，而且还能够使那些本来具有民主精神的人大大倾向于独裁。”[①c]
人口学提供了新型的解释法，从资料这一角度看，这些方法是有益的。人的动机和行为是极其复杂的。一个人的任何行动都可能有许多独特的、特异的原因，只有作广泛的精神分析才能加以澄清。采取研究一代人的方式的吸引力在于它研究概率——研究宏观规模上平均律——从而排除了许多决定行动的个人因素。虽然常常有人说，有些因素在特定情况下被忽视了；但当我们用人口学的方法处理对居民发生影响的事件时，这样的异议就站不住脚了。作这样的处理时，我们所得到的是整个社会对事件的反应；这些反应在许多特定情况下可得到证实，同时其总的影响又不受个人的生活特异发展所限。
卡尔·曼海姆于1927年在其《世代（generations）的社会学问题》一文中，对一代人作为历史作用力的问题作了概念性的基本表述。曼海姆说人的精神是“分层的”，是划分层次的，其最早的经验是基础，所有以后的经验则建立在这最初的基础上，或反作用于它。精神分析理论在曼海姆关于这个问题的概念上显然是有影响的。
“从结构上说，人的意识具有特定的内在‘辩证法’。哪些经验构成最重要的‘最初印象’（即‘童年经验’），哪些经验继而构成第二、第三及其它‘层次’，这对意识的形成相当重要。反之，在评价某一特定经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的意义时，重要的是要了解它是个人的决定性的童年经验呢，还是以后生活中叠加在其它早期基础印象上的经验。早期的各个印象往往综合成为一种自然的世界观。所有以后的经验则往往在这一原始的自然的世界观基础之上具有其本身的意义：这些经验或者证实、应验了自然的世界观，或者否定、反对自然的世界观。……心理方面的资料之所以在社会学上具有重要性，不仅是因为这些资料具有实在的内容，而且还因为这些资料能使所有共同具备这些资料的个人形成一个群体——这些资料具有社会化效应”。
曼海姆接着提出了历史中一代人的进一步“具体联系”，这联系就是“具有某历史、社会单元的共同命运”。他把这些群体称为“世代单元”（generationunits）。
“经历同样具体历史问题的青年人可说是同一代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一代人中的那些以不同的特殊方法整理出各自的共同经历的群体则构成了各个世代单元。……这些单元的特点是，不仅有一些人松散的参与他们共同事情（尽管对这类事情各人有着不同的解释），而且还有着共同的感应、有着一定的相似性：所有人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所有人受着共同经历的影响。”[①d]
这就是说，经历过同一事件（例如世界大战）的一代人可能对该事件的反应不同。他们都受到了事件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受到的影响不一样。有些人成了和平主义者；有些人信奉了具有国际意义的列宁主义；有一些人渴望回到战前保守的、君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还有一些人（我们在本文中所论及的一些人）则力图由极权的领导者所左右的暴力运动来解决他们个人和国家的问题。30年代初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是这一代人易于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曼海姆的观点是：同一代人的各世代单元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对成长时期的危机所作的反应亦不同；但压倒一切的事实则是他们都对那危机作出了反应。正因为这样，他们在有生之年彼此相对并存，形成了一代人。
曼海姆说，一个组织（例如一个青年组织）可以在某个世代单元中激发起潜在的信念。该组织吸引着那些在成长时期于特定环境中有着共同经历、共同情感的人，使历史、社会环境中所蕴藏的潜能得以集中，得以集体体现出来。[②d]
按照曼海姆的理论，社会人口学者提出了“人群”（Cohort）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启发性的概念。“人群”一词在拉丁语中意指一队战士，相当于罗马军队一个军团中的一师人。在现代人口学中，人群是人口中一些人组成的集团，他们都在同一时间里共同经历过个人的、也是历史的事件。这有别于“一代人”这一不严密的说法：历史学者通常利用“一代人”这个词来表示家族亲缘结构的时序（例如“创业的一代”）；或者含糊地表示某一特定制度、政治或文化时期中的一种时间较长而往往没有限定的年龄跨度（例如“1948年的一代”、“迷惘的一代”）。人群的实例是1929年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是在繁荣时期完成学业的，但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开头几个月里就遇到了大萧条打击。这个人群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大萧条这一特定时期的刺激给他们一生的工作造成了影响，即使在30年以后，他们由于曾同时经受过重大事件的打击，具有共同经历，而仍然不同于其他集团的人。对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武装部队中服役的人、对在战争期间还是儿童的人，也可以作这样的说明。
当然，这些都是同龄人群的例子。但同一人群的人不必是同一时期出生的，可以包括所有年龄的人，甚至包括胎儿，如果历史学者所指的是所有受到某种同一创伤事件影响的人的话。例如，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研究广岛原子弹轰炸受害者时，访问了各种各样的人，从只有两岁的孩子到一些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构成了原子弹轰炸幸存者的人群。同样，从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不论其年龄如何，都有遭受创伤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他们终生都有影响。他们的年龄有大有小；但却属于集中营幸存者这一人群。人口学者诺曼·赖德说，“[人群分析]这一概念，根据人群经历某一事件或行为模式的时间，可以用之于识别和管理任何一个群体。”[③d]因此，每个人群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其成员不同于在它之前和在它之后的一切人，因为他们同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共同经受过某种创伤。
自然，赖德和其他论述世代和人群问题的理论家在强调这代人区别于那代人时，就未能充分地叙述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连续性纽带：这些纽带将这一代人与那一代人连接起来，从而也就把社会联系在一起。对社会来说，最根本的毕竟还是这些纽带，因为这些纽带保证文化模式（诸如语言、社会行为规范）从父母传递给子女，从而代代相传。[①e]
战争受到了论述人群问题的著作家的特别注意，他们视战争为影响了某人群的外部事件的最引人注目的实例。赖德写道：
“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的整个人群，连掌权人物正常更替都受到了干扰。有时老人掌权时间太长；有时年轻人获得权力又太快。战争最明显的影响是战士的死亡和患病，但是战争也同时使平民发生了变化。……像战争和革命这样的创伤性事件可能成为人群心态的凝聚点。其伤痛冲击可能给人群中人们的‘天真的眼光和纯洁的感觉’打上不可磨灭的印记……并使他们变为……思想行动上一致的集体。……理想化的自我评定（self-definition），……对急迫的危险的转变具有共同焦虑和公开的交往（这种交往有助于未经家庭和社会认可的观点的形成）都促进了团结。”[②e]
同龄人群（即在同一时期出生的人们）这个概念系指共同的特性，因为成长时期的共同经历决定着后来的生活。性格的形成、基本驱力的方向以及家庭和社会价值观的内化，都取决于婴幼和儿童时间。每个人群都终生保留着各自特殊的历史遭遇的印象，不管这历史遭遇是战争还是革命，是战败还是民族灾难，是通货膨胀还是萧条。[③e]任何一个特定的政治、社会或经济事件都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不同年龄的人们。战争、饥饿、战败和革命对儿童的影响在程度上完全不同于对成人的影响。这个平凡的事实意味着：要了解历史的变化，必须将历史学的事件特征与社会人口学关于人群的世代—年龄特征及精神分析学和童年社会化理论（childhood socialization）的成长阶段特征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历史学可以同时使用的纵向生活史这一定性法和社会学统计分析的数量资料。
本文不打算按年月顺序从头讲述纳粹青年人群的故事，而是运用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审慎的倒叙”法首先考察结果，然后追根溯源，探寻“原因”。[④e]当然，这符合先诊察“所呈现的病症”、然后探究病因的临床诊断法。所谓的故事的结果就是经济萧条、德国青年大批加入纳粹行列、魏玛共和国的政治衰落以及纳粹分子的掌权。
大萧条对德国的打击比其他国家重（美国可能是个例外）。德国的国民总收入在1925—1928年间增长25%，但在1929—1932年间则下降了43%，从1929年的710亿德国马克降到了1932年的410亿德国马克。1932—1933年度的工业生产指数为1927—1928年度的一半。1933年关键部门的主要产品产量等于五年前的三分之一。纳粹分子在1930年选举中获胜的形势使外国资本加速从德国抽走，从而加深了财政危机。
经济危机对社会的最大冲击是造成了失业。1932年，劳动力市场上每三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人失业。这意味着，就是有工作的人也是没有保障的，因为有大量工人可用来顶替就业者。年轻人当然是劳动力市场上最易受到损害的一些人。没有新的工作，而年轻人可用来竞争就业的资历又最浅、经验又最少。此外，供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年就业的徒工数量也急剧减少了，例如，钢铁和金属加工业的徒工数从1925年的13.2万人减少到1932年的1.9万人。[①f]大学毕业生在寻求就业方面的前景同样不佳。他们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失业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指望从纳粹主义得到援救和地位。
纳粹党在1928—1932年这四年的选举中所获得的优势，乃是民主选举制度史上选票和政治权力陡增的事例之一。纳粹分子在1928年5月20日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810127票，占总票数的2.6%，占有12个议会席位。纳粹分子在1929年的地方选举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通过这次选举，德国在图林根有了第一个纳粹分子部长，此人名叫威廉·弗里克，参加过1923年暴动。纳粹分子在1930年9月14日的议会选举中得到了6379672票（占总票数的18.3%）和107个席位。纳粹党在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中成了德国及其国民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得票13765781张，占总票数的37.4%，占据230个议会席位。[②f]
纳粹分子权力增长极快的原因是，原先不积极的人和新近达到选举年龄二十岁而获得选举权的人参与了政治。1930年有570万新选民。[③f]合格选民参加选举的比率从1928年的74.6%增至1930年的81.41%，1932年则为83.9%。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又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万新选民，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上升到占全体选民的88.4%。[④f]
德国政治社会学者海因里希·施特赖夫勒强调，每次选举不仅增加了新的年轻选民，而且还要从选民名册中勾掉死亡的人数。他指出，1928—1933年间有300万选民死亡；同一期间首次参加选举的新选民增加了6500000人。[⑤f]
1928年的选举中，有350万达到年龄的年轻选民未曾参加投票。施特赖夫勒说：“比起年纪较大的弃权选民来，这部分人是很可以被动员起来的一种后备力量。”[⑥f]他接着指出，这些年轻的弃权选民更有可能被激进的政党动员起来：激进的政党激起人们的情感，而不大宣讲道理。
纳粹分子对德国青年人的号召取得了惊人的、极大的成功。纳粹党有一正式口号：“民族社会主义是有组织的青年意志（Nationalsozialismus istorganisierter Jugendwille）”。格雷戈尔·施特拉塞之类的纳粹宣传人员巧妙地利用了两代人的相争这一问题。当他直呼左右两翼老一辈政治领袖的姓名，并将他们与父辈的失望及战争、失败和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联系起来时，高叫：“你们这帮老家伙，下台吧！”
“不论是谢德曼还是韦尔斯，是德恩堡还是科赫，是贝尔还是马克斯，是施特雷斯曼还是里塞尔，是赫格特还是韦斯塔普，我们了解他们战前的情况，那时他们未能认识到德国人民的生活实情；我们了解他们在战争年代的情况，那时他们缺乏领导和胜利的意志；我们了解他们在革命年代的情况，那时他们缺乏英勇时刻所需要的品格和能力。而如果在这一英勇时刻出现伟人的话，这一时刻就会成为德国人民的伟大时刻了——然而德国人民成了渺小、平庸之辈，因为其领导人既渺小又平庸。”[①g]
纳粹分子在大学生中发展了一大批追随者；因此，他们在普选获胜之前就在大学里占了先。民族社会主义争取到了大学生，从而在德国人民的一部分群众中首次取得了明显的突破。1929年学生自治会（ASTA）的选举被惊恐的反对派报刊称之为“大学的民族社会主义风暴”。纳粹大学生组织（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于1929年埃朗根大学和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中得到了过半数的选票，从而控制了学生自治会。在1930年大学生的选举中，该组织又在布雷斯劳大学、吉森大学、罗斯托克大学、耶拿大学、柯尼斯堡大学和柏林工科大学中赢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这两次选举是在1930年国民议会选举之前进行的。而纳粹分子于1930年国民议会选举时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民族社会主义在大学生中的发展比在整个德国社会中的发展要早四年。[②g]
从纳粹运动的年龄结构上看，持极右立场者青年人居多。根据1933年德国人口调查，18—30岁的人占德国人口的31.1%。这一年龄组中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员所占的比例从1931年的37.6%增加到一年后纳粹上台前夕的42.2%。社会学者汉斯·盖尔特说：“民族社会主义党真可以说成是个‘年轻人的政党’。”相比之下，德国政治中最强大的民主力量，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于1931年只有19.3%的党员属于18—30岁这一年龄组。1930年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有不到8%的党员在25岁以下，有不到半数的人在40岁以下。[③g]
研究德国青年运动史的学者沃尔特·拉克说：“民族社会主义党是作为青年人的政党取得政权的。”[④g]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同德国组织形式是一致的。过流浪生活的人（Wandervogel）根本不问政治，他们退处荒郊野地和森林，过着一种原始的群居生活。纳粹分子强调血统和土地的神秘结合，强调人民（Volk）、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神秘结合，投合了德意志青年联盟和浪漫精神。
希特勒青年团采用了德国青年运动的许多象征和内容。纳粹分子吸收并套用了青年联盟的制服、领袖原则、独裁主义组织（组、部落、大区）、旗帜、歌曲和军事演习。因此，纳粹分子能够在几乎未遇反对的情况下接管了青年运动。1933年4月15日，全德意志青年联盟执行委员会决定同纳粹运动合并。1933年6月17日，青年联盟解散，巴尔杜尔·冯·希拉赫被希特勒任命为青年首领。
有些学者阐释了在纳粹主义崛起年代刚获得公民权的德国青年的激进化。此外人们还认为，青年人的纳粹化倾向的原因在于冒险精神和理想主义，在于追求暴力和军事纪律的欲望，在于对老年人和现政权发动攻击的兴趣和对精神、物质安全的追求。[①h]
在研究纳粹主义获胜的青年人因素方面，左翼社会党领导人卡尔·米伦多尔夫是首批最敏锐的政治分析者之一。科佩尔·平松称他为魏玛晚期“照亮社会党人的天才闪光”。在1929年11月的市政选举中，纳粹分子取得了首次重大胜利。在这之后，米伦多尔夫提醒人们注意，纳粹分子在党组织的规模上取得的成就已可与社会民主党匹敌，已在每个城区和乡镇向社会党人提出了挑战。为了说明这一点，米伦多尔夫指出了纳粹党的年龄结构。纳粹党员大多出生于1905—1912年间，他称其为“对战争很少了解、甚至毫无所知的一代人”。尽管米伦多尔夫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掌握了很多很好的资料，但他认为儿童不了解战争，童年时代经历的战争不会影响儿童以后的生活。他的这个观点对于熟悉现代心理学理论和童年社会化过程的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本文所提出的论点与米伦多尔夫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完全相左。米伦多尔夫在评价纳粹主义吸引青年的动因时，没有强调意识问题，而极富洞察力地作了心理上的分析。“它对其追随者没有智力要求，而是期望他们首先要有热情和个人的、思想上的妄自尊大。它鼓吹所谓的男子汉风度，摆出一副极富进取精神的英雄姿态。”[②h]
而历史人口学者赫伯特·莫勒则强调为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政治动乱创造了先决条件的因素是人群的规模。他指出，那时德国青年所占比例很高，这是二、三十年以前出生率高的结果。他写道：“1900—1914年出生的人群比早先任何时期出生的人群的人数都多，而且没有因战争而大量死亡。”莫勒指出，从根据凡尔赛条约割让的地域移居德国的人和从国外（尤其是从东欧和东南欧）回国的德国侨民，又正好壮大了这个人群的队伍。1918—1925年期间，有近150万移民进入德国，而这时去美国的移民恰巧由于美国的移民限额立法而削减了。到1930年，由于经济萧条而出现了从美国到德国的逆向移民。由于这样的发展，1933年20岁至45岁这一年龄组成了德国历史上最大的年龄组，并构成了迄今为止任何时期德国居民中最高的百分比。1890年，这一年龄组占德国居民的34.4%，1933年占全体德国人的41.5%，达到了最高点。到1959年，20岁至45岁的年龄组人数则降到了仅占德国人口的33.7%。莫勒说：“从人口学观点看来，经济萧条是在最坏的时刻袭击德国的：就业人口达到战后峰值而就业范围却在缩小。”[③h]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一代德国青年比以前各代青年更加倾心于暴力和侵略行为。这里，由于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单维的，所以解释得不充分。说这一代青年渴望行动，或者说他们想在得到庇护的群体中寻求安逸，这不过是回避如下的问题：什么原因使这一代德国青年不同于以前所有各代，这一群人在其成长年代有什么独特的经历能在其成年期诱导他们回归到婴幼儿时期的态度？令人信服的回答在于将下述两方面知识融合起来：一方面是我们从精神分析学说获得的关于人格功能作用的知识——当今社会、人文科学可资利用的最丰富生动的人格理论；另一方面是历史人口学关于世代变化的人群理论和我们从政治学者、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得到的关于纳粹党的结构及其领导人的资料。
在第一次大战前的半个世纪中，德国从农业经济发展到了工业经济，其人口从农业自给自足的4000万人增长到1913年的6700万人。这一不断增加的工业人口使德国日益依赖于进口外国食品。在第一次大战前的十年里，德国人消费的六分之五植物油、过半数的乳制品和三分之一的鸡蛋都是进口的。这样在食品方面不能自给自足，就使德国人特别易受封锁的影响。1916年，老百姓开始感到严重食品短缺的压力。1916—1917年冬天一直被人们称之为恶劣的“芜菁之冬”：德国人普遍经历了一个饥饿、匮乏的冬天。搞到一些吃的东西，乃是当时大多数人首先关心的事情。1917年夏天官方的食物配给量是每天1000卡热量；但是卫生部估计；2280卡才是维持生存的最低量。1914—1918年德国有75万人饿死。[①i]
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没有给疲乏饥饿的德国人带来所期望的救助。前三年的苦难进一步加重，形成了1918—1919年冬天的饥荒。封锁一直延续到德国人将其商船队移交给协约国为止。战胜的协约国将停战期间的封锁扩大到了波罗的海，从而切断了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及波罗的海国家的贸易。虽然停战协定第26条规定协约国负责德国的食品供应，但是直到1919年3月26日，首批食品货船才在汉堡卸货。1919年7月11日，协约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决定从第二天（即7月12日）起解除封锁。三天后（即7月15日）美国和德国间恢复了自由贸易。[②i]
对德国在战后协约国封锁下所受苦难的程度，当时人们的看法不一。某些协约国的外交家和新闻工作者曾经责备说，德国政府夸大了人民的困境，以使协约国增加食品供应。今天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战争最后三年中普遍存在着极度的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战后的封锁又加剧了这种状况。我们可以同意两个美国历史学者的如下评价：“除农民和富有的囤积者外，德国的儿童、妇女和男人们在继续封锁下所受的苦难比停战前更重。”[③i]
在1918年德国停战委员会主席马赛厄斯·埃尔兹伯格从德国公共卫生部索取的文件中，有一份讨论封锁对平民影响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标题为“由于敌方实行违反国际法的封锁而给德国人的体力带来的损害”[④i]是1918年12月16日提出的。这份文件具有特别的心理学意义，因为其中包括死亡、疾病、死产增长情况和劳动力丧失情况的统计数，这些统计数还伴有人均的和全国的货币损失额。最值得注意的一组数字是：按照5000万人口每人平均体重114.4磅计算，每人体重减轻五分之一，则德国人民的人体重量减轻了52万吨。备忘录接着提出，根据上述计算，为了恢复失去的体重，需要156万至176.8万吨食物。[①j]
人口资料和统计资料完全表明德国平民（特别是婴儿和儿童）在战争和封锁期间普遍而严重地遭受了苦难。公共卫生部门和医学研究者汇编了人口研究论文，指出了1914—1920年间健康、出生率和感情上所受到的损失。这些是可以定量的有形的损失指数；由此可以推断出遭到同样伤害、但很难计量的感情损失。
总的看来，这些数字表明，活着出生的婴儿人数由1915年的1353714下降到1918年的926813。每千人的出生率（包括死产）从1913年的28.25下降到1918年的14.73。一岁以上平民的死亡数从1914年的729000上升到1918年的1084000。虽然由于营养和热量摄取上的原因（例如，糖尿病、酒精中毒、肥胖症、胃肠道疾病）而死亡的人数以及自杀的人数有所减少，但是德国人由于营养不良、缺乏热量及由此导致的对疾病的抵抗力减弱，所以死亡的总比例增加了。战时死亡剧增的特殊原因是流行性感冒、肺部感染、肺炎、结核病、循环系统疾病、白喉、斑疹、伤寒、痢疾以及泌尿生殖器官疾病。[②j]这些疾病表明，人们维持健康和抵御传染的能力在战争年代严重地减弱了。
我们研究了新生儿和婴幼儿的情况后发现，出生时的体重降低了，母亲喂奶的能力减弱了，发病率（特别是佝偻病和结核病的发病率）上升了，诸如尿床这类的神经症状和死亡率也上升了。战争的第三年，新生儿的体重比战前下降了50至100克。1918年，在慕尼黑一个诊所出生的女孩体重平均比和平时期生的女孩要轻50克，而男孩则平均轻70克。[③j]
战争第一年里有较多的母亲给婴儿喂奶，母乳喂养期比以前长；但是到1915年冬季，母乳喂养开始减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19年。其原因在于母亲们战时要工作、“长期营养不良以及母亲们的身心不健康”。在柏林做的一次化学分析发现，母乳的质和量都有显著的下降，结果是母乳喂养的婴儿发育迟缓，体重增长缓慢。而用牛奶喂养的婴儿所吃的奶也缺少营养成分、乳脂和维生素，因为奶牛缺少饲料，而乳脂又被提取制作了黄油。[④j]除牛奶短缺且质量差外，还必须加上一点，即战时和战后时期儿童饮食中几乎完全没有蔬菜和水果（维生素的重要来源）。
不仅是婴儿，幼童也因营养不良而影响了身体健康。到战争的第三年，三岁儿童比正常体重轻2.2磅。将1919年的300个柏林儿童与1908年和1909年的300个柏林儿童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男孩生长迟缓，相当于比他们小1.5岁的正常孩子；而女孩则比正常女孩迟1.25岁。[⑤j]
同婴儿一样，幼童也特别受到了佝偻病、结核病和寄生虫病的折磨。从对1914—1921年期间2154个儿童所作的体格检查中发现，有39.1%的儿童患佝偻病。在这批儿童中曾在12—18个月时害过病的人有49.2%患佝偻病。巴登州的儿童粟粒性结核病例在1918年12月以后上升了50%。1918年对伯林的3岁儿童的抽样调查表明，有8.1%的孩子染上了结核病，1919年则上升到了29.9%。[⑥j]
德国婴儿和幼童的疾病和死亡增长情景也见诸于学龄儿童。在1913—1918年间，4—15岁儿童的死亡数增加了一倍多。用1913年的数字作为基数100，则1918年这个年龄组儿童的死亡数字是：5—10岁的男孩为189.2；10—15岁的男孩为215；这两个年龄组的女孩死亡率分别为207.3和239.9。[①k]
这个年龄组中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同年龄小的儿童一样，是佝偻病和结核病。与年龄相关的身高和体重上的损失也有记录。医学统计表明，儿童当中有胃肠失调、寄生虫、跳蚤和虱子的情况增加了。学龄儿童的心理紧张情况（包括尿床、“神经质”和少年犯罪），“大量增加”了。[②k]
协约国和中立国的资料也提供了关于损失情况的证据。英国随军记者亨利·W·内文森1919年3月从科隆报道，妇女和儿童中患结核病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6—16岁的女孩死亡率增加了三倍。儿童身体很弱，因而上学时间从7小时减为2小时。他写道：“虽然我在世界上见过许多可怕的事情，但是没有见过如此可怜的情景：一排排的婴儿因缺少食物而发烧，由于匮乏而衰竭，他们小小的四肢细如枝条，他们的表情绝望，他们的脸上充满痛苦。”[③k]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报道了从德国官方得到的比较数字。这些数字表明，食物稀缺对德国居民健康的影响在1916年下半年就已感觉到了，但是被战时德国巧妙的新闻检查隐瞒住了。在一至五岁的儿童当中，1917年的死亡率比1913年高出50%。在五至十五的儿童当中，死亡率上升了75%。[④k]
由荷兰、瑞典和挪威医师公会任命的三方医生委员会负责检查了停战后德国的卫生状况。这个中立的医生委员会发现情况非常可悲，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0年感叹而有预见地问道：“谁能说出到底要忍受多久？谁能说出人们最终将在哪个方向求得不幸的摆脱？”医生们报告了长久饥饿和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结果。
结核病（尤其是儿童中的结核病在惊人地蔓延着，一般说来，这种病是极其有害的。同样，佝偻病也是严重的，而且在广泛地流行着。对这些疾病毫无办法；没有牛奶供给结核病患者，没有鱼肝油供给佝偻病患者……。结核病的情况几乎是前所未见的，迄今只有少数特殊的先例。人的整个身体同时受到侵袭，委实难以医治。现在成年人的结核病几乎总是致命的。医院病例中有90%是结核病。由于缺乏食物，无法对付这种疾病。……最可怕的情形是诸如腺结核这类的疾病，这种病引起化脓致人于死地”。
德国当时的资料证实了这个报道。一家有威信的自由主义报纸的撰稿者曾陪同胡佛委员会到埃尔茨山脉，那里的饥荒十分严重。他写道：
“我访问了广大乡村地区，得知有90%的儿童患佝偻病，儿童到3岁才会走路。……跟我到埃尔茨山脉的一个小学看看吧，你会以为那是所幼儿园。不，那里的孩子都是七、八岁的儿童。他们的脸蛋又瘦又小，眼睛大而无神，前额突出，小手臂瘦得皮包骨，腿关节错位，两腿畸形，饥饿浮肿，肚子突出。”[⑤k]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的首次全面战争，劳动力的浪费和参战国人民所投入的全部精力都是以往战争所没有过的。男人们在军队中服役，而现代战争需要巨大的工业生产和大量的食物及军需品来支援军队。然而在德国工业中工作的男人数量在1913—1917年间减少了24%。在普鲁士州，工人超过十人的工厂1917年总共拥有男职工2558000人（其中包括外国人和战俘），然而1913年雇用的男职工总数是3387000人。[①l]
在德国，这意味着大部分妇女从家务劳动转入了战时工作。仅在普鲁士州，从事工业劳动的妇女人数就从1913年的788100人上升到1917年的1393000人。战争期间，整个德国有120万妇女成了中型和大型工厂的新劳力。兵器工业中的女工人数从1913年的113750人上升到1917年的702100人，增加500%。受到1917年10月1日强制保险法保障的女工计有6750000人。普鲁士1917年的成年女工比1913年增加了80.4%。普鲁士的铁路女工人数从1914年的10000人上升到了1918年的100000人，增加1000%。[②l]
年轻工人是劳动力中的另一新成分。化学制造业雇用的14—16岁青少年人数在1913—1917年间增加了225%。重工业雇用的14—16岁青少年人数在同一时期内增加了97%。这些人中有许多16—21岁的年轻女孩。这个年龄组占全部女工人数的29%。[③l]
德国妇女大规模地从事战时工作这一点被认为是德国儿童战时没有得到良好照管和母亲健康受损的原因。据政府机关报告，1—5岁的儿童由于缺乏照管而受到伤害。S·鲁道夫·施泰因梅茨认为1914和1918年间青少年的道德败坏是战争的间接结果。他认为，青少年道德品行败坏的原因在于“许多父亲离家在外，许多母亲做战时工作”。[④l]
所讨论的许多有关战争的现象并非仅存在于中欧各国。沙文主义的战争宣传气氛实际上迷漫于所有参战国家。父母战时在外服役也不仅是德国和奥地利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参战国家，儿童的父母也是离家在外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成了孤儿。法国和英国的家庭同德国和奥地利的家庭一样，无疑也有过父亲离家在外和母亲顾不了家的经历。然而，另外两个因素却使儿童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差别：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况是，父母在外的同时还存在着持久的极度饥饿，城市中的人们濒临死亡；再有父亲是战败而归的，战后又不能使家庭免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苦。不仅国家战败了，而且整个政治社会领域都是一团糟。德国的皇帝逃走了，奥地利的皇帝被废黜了。有些德国人会说，皇帝遗弃了他的子民，代替他的则是一个在软弱的社会党人领导下的不安定的充满矛盾的共和国。远不止是军队崩溃了——国家的总方针和公民生活的准则在1918—1919年都遭到了破坏。中欧国家独有的这些民族因素加剧了父母离家在外所造成的家庭危机，而这一战争经历又造成一代人的危机。（待续）
张同济译
注释：
①a 对纳粹领导人作心理动态研究的书籍越来越多。参见格特鲁德·M·库尔斯：《犹太人与阿道夫·希特勒》（Gertrude M.Kurtb,"The Jew and Adolf Hitler"），载于《精神分析季利》第16期（1947年）第11—32页；罗伯特·韦特：《头号心理变态者：阿道夫·希特勒》（Robert Waite,Psychopathic God:Adolf Hitler），纽约1977年版；詹姆斯·H·麦克兰德尔：《狼的行踪：论民族社会主义及其首领阿道夫·希特勒》（James H.McRandle,The Track of the Wolf:Essays on National Socialism and Its Leader,Adolf Hitler），埃文斯顿（伊利诺斯州），1965年版；理查德·麦克马斯特斯·亨特：《试论约瑟夫·戈培尔及其民族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Richard McMasters Hunt,Joseph Goebbels,A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His National Socialist Consciousness），哈佛大学哲学博士论文（未发表），1960年；诺伯特·布罗姆贝格；《极权思想与防御术》（Norbert Bromberg,"Totalitarian Ideology as a Defence Technique~）载于《社会精神分析法研究》（Psychoanalytic Study of Society）第1卷（1961年）第26—38页。西格蒙德·纽曼按1890—1900年间出生的一代人来看待纳粹领导，认为他们不同于该党的广大拥护者——见《展望中的未来》（Sigmond Neumann,The Future in Perspective），纽约1964年版，第224—225页。
②a 心理学中“动力（的）”（dynamic）一词是个描述性的术语，用以表示与“静态（的）”（static）或“潜在（的）”（potential）理论相对立的活动。卡尔·门宁格（karl Menninger）将动力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说成是“人格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动机（尤其是无意识的动机）被视为基础”。——见《生命的平衡：心理健康与心理疾患时的生活方式》（The Vital Balance:The life Process in Mental Health and Illness），纽约1936年版，第467页。亨利·默里（Henry Murray）用“动力（的）”来“称谓一种心理学，这种心理学认为行为的目的性（适应性）是最基本的，并力图揭示和阐述对行为起决定作用的内、外因素”。——出处同上。
①b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SigmundFreud,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1916—1917年），载于詹姆斯·斯特雷奇等人翻译、编辑的《心理学著作全集标准版》（1953—1974年出版）第16卷，第341页；《强迫性神经症倾向：试论神经症的选择》（The Disposition to Obsessional Neurosis:A Contribution to The choice of Neurosis）（1913年），载弗氏《心理学著作全集标准版》，第12卷，第317—318页。
①c 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环境控制与思想贫因》（Else Frenkel-Brunswik,"Environmental Controls and the Impoverishment of Thought"），载于卡尔·丁·弗里德里希编的《极权主义》，纽约1964年版，第177页。
①d 卡尔·曼海姆：《世代的社会学问题》（Karl Mannbeim,"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s"），载于保罗·克斯克梅蒂编辑的《认识社会学文集》，伦敦1952年版，第298、303、304、306页。
②d 出处同前注，第310页。
③d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虽生犹死：广岛的幸存者》（Robert JayLifton,Death in Life:Survivors of Hiroshima），纽约1967年版；诺曼·B·赖德：《人群分析》（Norman B.Ryder,"Cohort Analysis"），载于《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二版，纽约1968年版，第2卷第549页。
①e 关于个人人格的产生过程，玛格丽特·马勒作了如下的叙述：“婴儿有着各种各样的性情——有的表示需要，有的表示紧张，有的表示愉快。母亲只是以复杂的方式有选择地对其中某一性情作出反应。婴儿根据这种有选择性的反应逐渐改变着自己的行为；他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改变着自己的行为——这是他的先天禀赋和母子关系的合成结果。”见于《论人的共性与个性化》，第一卷《幼儿精神病》（Margaret Mahler,on Human Symbiosi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Individuation Vol.l:Infantile Psychosis），纽约1968年版，第18页。这不仅说明了儿童是如何获得其独特的个性的，而且还说明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规范的传递和获取模式。见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结构与个性》（Talcott Parsins,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中的“社会结构与个性形成：弗洛伊德对心理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贡献”，纽约1964年版，第78—111页。
②e 赖德：《人群——社会变化研究中的一个概念》，见《美国社会学评论》，第30卷（1965年），第848—849、851、855页。
③e 这样的人群分析法特别重视特定时间的童年社会化问题，因而使得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荷兰的成人比法国、德国或英国的成人更加赞成欧洲的一体化。英格尔哈特把这归因于下述事实：在这四个国家中，只有荷兰未曾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前的大国斗争；他于1963年调查的55岁以上的同龄群体在那次大战时还是儿童。他认为这一差别是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的影响”造成的：法国、德国和英国55岁以上的人“经历过战前强烈的民族主义时期，并在一生中比较易受影响的阶段有过由战争引起的恐惧和疑心。”英格尔哈特接着说，到本世纪70年代末，欧洲共同市场国家的大多数选民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小学的人，从而他们早早具有了“积极参加共同活动的意识”。他们在“共同奋斗的教育中”成长起来，所以欧洲一体化运动的鼓吹者们将在他们各自的国家进入领导岗位。见《结果是欧洲一体化吧？》，（"An End to European Integration?"）载于《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61卷（1967年），第93、94页。
④e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巧》（Marc Bloch,The Historian’s Craft），彼得·普特曼译，纽约1953年版，第45—46页。
①f 迪特·佩齐纳：《德国与大萧条》（Dieter Petzina,"German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载于《当代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第4卷（1969年），第59—74页。
②f④f 科佩尔·S·平松：《近代德国的历史和文化》（Koppel S.Pinson,Modern Germary:Its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纽约1966年第二版，第603—604页。纳粹分子在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中得票数减至11737000张，占总票数的33.1。在希特勒掌权五周后于1933年3月5日举行的德国最后一次半自由的选举中，纳粹分子获得17277200票，占总票数的43.9%。
③f 我是这样算出这个数字的：从1930年的投票总人数（34970900）减去1928年的相应数字（30753300），再加上在此期间死亡的老选民150万人——根据阿瑟·迪克斯：《1871—1930年德国议会选举与国民结构变化》（Anthur Dix,Deutschen Reichstagswahlen 1871—1930 und die Wandlungen der Voldsgliederung），蒂宾根1930年版，第
⑤f 海因里希·施特赖夫勒：《德国选举的图表和数字：对魏玛共和国民议会选举的社会图解研究》（Heinrich Streiffler,Deutsche Wahlen in Bildern und Zahlen:Eine Soziografische Studie über die Reichstagswahlen derWeimarer Republik），杜塞尔多夫1946年版，第16页。
⑥f 海因里希·施特赖夫勒：《德国选举的图表和数字：对魏玛共和国民议会选举的社会图解研究》（Heinrich Streiffler,Deutsche Wahlen in Bildern und Zahlen:Eine Soziografische Studie über die Reichstagswahlen der Weimarer Republik），杜塞尔多夫1946年版，第20页。
①g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你们这帮老家伙，下台吧！”1927年5月8日讲话，转引自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谢：《魏玛共和国的瓦解：对民主制度下政权衰败问题的研究》（Karl Dietrich Bracher,Die Auflo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Eine Studie Zum Problem des Machtverfalls in der Demokratie）菲林根，希瓦茨瓦尔德，1960年版，第116页，注84。
②g布拉谢：《德国的独裁：民族社会主义的形成、结构和后果》（Bracher,Die deutsche Diktatur:Entstehung,Struktur,Folgen des Nationalsozaiolismus）科隆1969年版，第179—183页；《魏玛共和国的瓦解》（Die Aufflo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第147—149页；沃尔夫冈·措恩：《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大学生政治》（Wolfgang Zorn,"Student Politics in the Weimar Pepublic"），载于《当代史杂志》，第5卷（1970年），第128—143页。
③g 汉斯·H·盖尔特：《纳粹党：它的领导和组成》（Hans H.Gerth,"The Nazi Party:Its Leadership and Composition"），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第45卷（1940年），第529页；彼得·盖伊：《魏玛文化：作为知情者的局外人》（Peter Gay,Weimar Culture:The Outsider as Insider，纽约1968年版，第140页。
④g 沃尔特·Z·拉克：《年轻人的德国：德国青年运动历史》（Walter Z.Laqueur,Young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伦敦1962年版，第191页。
①h 雷因哈德·本迪克斯：《社会阶层与政权》（Reinhad Bendix,"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载于《美国政治学评论》第46卷（1952年），第357—375页；布拉赫：《魏玛共和国的瓦解》（Bracher,Die Auflō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第116页；佩齐纳：《德国与大萧条》（Petzina,German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第73页；阿瑟·迪克斯：（1871—1930年德国国会选举与国民结构的变化》（Arthur Dix,Die Deutsche Reichstagswahlen 1871—1930 und Die Wandlungen derVolksgliederung），蒂宾根1930年版，第37—43页；艾丽斯·汉密尔顿：《青年是希特勒的实力所在：对纳粹追随者及其所受感召的研究》（Alice Hamilton,"The Youth Who are,Hitler’s Strength:A Study of the Nazi Followers and the Appeal That Has Aroused Them"”，载于《纽约时代杂志》，1933年10月8日，第3和16页；鲁道夫·赫贝勒：《从民主到纳粹主义：关于德国政党的地区情况研究》（Rudolf Heberle,From Democracy to Nazism:A Regional Case Study on Political Parties in Germany），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1945年版，第9—10页。
②h 平松：《现代德国》（Pinson,Modern Germany），第415页；卡尔·米伦多尔夫：《纳粹主义运动的面貌和性质》（Carl Mierendorff,"Gesicht und Character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wegung"）载于《社会》，柏林1930年版，第497、498页。
③h 赫伯特·莫勒：《现代世界上的青年力量》（Hebert Moller,"Youth as a Force in the Modern World"），载于《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10卷（1968年），第243页和第244页。
①i 卡尔·迪特里希·埃尔德曼：《世界大战时期》（Karl Dietrich Erdmann,"Die zeit der weltkrige"），载于布鲁诺·格布哈特编的《德国历史手册》，斯图加特1963年版，第4卷，第49和77页。
②i 詹姆斯·A·休斯敦：《1918—1919年协约国对德国的封锁》（James A.Huston,"The Allied Blackade of Germany 1918—1919"），载于《中欧事务杂志》，第10卷（1950年）第161和162页；苏达·洛雷纳·贝恩和拉尔夫·哈斯威尔·卢茨：《1918—1919年停战后对德国的封锁：最高经济委员会、最高封锁委员会、美国救济署和其它战时组织的文件选编》（Suda Lorena Bane and Ralph Haswell Lutz,eds,The Blockade of Germany after the Armistice 1918—1919:Selected Documents of Supreme Economic Council,Superior Blockade Council,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 and Other Wartime Organizations），斯坦福1942年版，第558—560页。
③i 出处同上，第670—671页，796—798。
④i 这种对人体做定量研究的心理学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作心理历史分析的问题。使用统计法，极大地排除了情感成份：这吸引了那些希望避开自己痛苦情绪的社会科学家。“统计不会哭泣，不会流血”。这不是怀疑定量法在历史研究上所取得的不能否认的进展，而是说，对那些因有所经历而需要避免感情用事的人来说，这种方法是自我调谐的方法（ego syntonic）。正是由于这种对经历（验）的强迫性非人化和非感情化的心理过程，1918年许多德国人的自杀性抑郁在25年后转变为以灭绝种族来对抗抑郁，将人的血肉之躯化为成吨计的头发和肥料。这是以积极的方式重新经验那曾经消极忍受的饥饿和非人化的创伤。
①j 卢布勒博士：《经过封锁后的居民重新饱食的必要性》（Dr.Rubner,Notwendigkeit der Wiederouf-futterung der durch die Blocade abgehungerten Bevolkerung），载于《德国国民议会和德国国民议会的研究委员会的工作》（Das Werk des Untersuchungsausschusses der Verfassunggebenden Deutschen Nationalversammlung und des Deutschen Reichstages 1919—1928），第4系列，第2部分，第6卷，柏林1928年版，第419—442页。
②j 罗埃斯雷博士：《出生与死亡情况》（Dr.Roesel,Die Geburts und Sterblichkeitverhaltnisse）载于《德国在世界大战影响下的健康情况》，斯图加特1928年版，第1卷，第15、17、25和58页。
③j L·朗格施泰因和F·罗特：《婴儿和幼音的健康状况》（L.Langstein and Rott,Der Gesundheitsstand unter den sauglingen und Kleinkindern），出处同前，第90页。
④j L·朗格施泰因和F·罗特：《婴儿和幼音的健康状况》（L.Langstein and Rott,Der Gesundheitsstand unter den Sauglingen und Kleinkindern），出处同前，第91页和92页。
⑤j 出处同前，第93和95页。
⑥j 同上，第99、100和102页。
①k 施泰法尼博士：《学龄儿童的健康情况》，（Dr.Stephani,Der Gesundheitsstand Unter den Schulkindern），出处同上，第117页。
②k 出处同前，第122、123、129页。
③k 亨利·W·内文森：《婴儿‘不断死去’》（Henry W.Nevinsin,"Babies‘Withering Away’"），载于伦敦《每日新闻》，1919年3月13日；《欧洲的饥荒》（"Famine in Europe"），载于纽约《国民报》（Nation），1919年3月18日——两者均引自贝恩和卢茨的《对德国的封锁》（Bane and Luts,Blokade of Germany），第727和731页。亦见内文森的题为《饥饿的欧洲》的报道，载于伦敦《先驱报》（Herald），1919年1月18日，也引自同上出处。
④k 《欧洲的食物形势》（"The European Food Situation"），载于伦亍读兜丁罚↙ancet），1919年3月8日，转引出处同前。
⑤k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John Maynard 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纽约1920年版，第251页；1919年4月的瑞典报刊，出处同前，第250页；《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1919年6月5日，出处同上，第250页和251页。
①l 玛丽·伊丽莎白·吕德斯：《陌生的军队：1914—1918年为德国而战的妇女》（Marie-Elizabeth Lüders,Das Unbekarnte Heer:Frauen Kampfen für Deutschland,1914—1918》），柏林1937年版，第85页。
②l 同前②，第84、85、86、151和153页。
③l 出处同上，第85和86页。
④l 出处同上，第91和128页；S·鲁道夫·施泰因梅茨：《战争社会学》S（·Rudolf Steinmetz,Soziologie des Krieges），莱化锡1929年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