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以王桧林主编的北京师范大学版《中国现代史》教材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史论文,中国论文,北京师范大学论文,为例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7)02-0075-10
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史，指1919年至1949年间的历史。建立全面反映这段时期社会发展规律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充实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必须解决的重要任务。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该体系建立和发展了起来。
通览整个历程，这个体系是在与党史体系、革命史体系逐渐区别开来和在科研及教学的过程中逐渐确立并完善起来的。由王桧林主编、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的撰著和修改过程，客观地反映了这一探索。该书自出版以来，受到史学界和高校历史系师生的广泛好评，被许多历史系用作教材，至今至少已出版约30万套（册）。国家教委在“高等学校历史专业教材编选计划（1985年—1990年）”中把该书定为历史类中国现代史专业教学用书。1988年1月，该书荣获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2001年，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下面，就以该书为切入点，对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探索作一探讨，以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框架的奠定
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要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一书的编写谈起。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无中国现代史这门学科，也无这门课程，全国高校开设的是政治课中国革命史或中国现代革命史。到1956年，高教部委托李新主持编写1919年至1949年间通史，以“应高等学校教学的急需”。从1959年出版第一卷到1962年出版第四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全部完成。这是高校第一部1919年至1949年间的通史教材。同代表中国革命史体系和框架的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12月版）相比，它的体系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对1927年8月至1931年9月间历史的叙述为例，《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的目录为：
第六章中国革命的低潮。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红色政权而斗争
（一）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政治形势。革命转入低潮
（二）中国革命由进攻到退却的转变过程。中国共产党对党内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纠正
（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造
（四）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
（五）中央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对党内第二次“左”倾路线的纠正。毛泽东同志的土地革命路线
（六）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红色区域粉碎蒋介石反动派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攻。中国革命走向高潮
何干之指出，“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着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历史，是已经经历了四次革命战争时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正在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①这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史。上列目录就是据此排列，有关叙述根据目录而来。
李新等人认为作为通史的一部分，“应该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为中心，同时还要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全貌”。因此，“力图在革命史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希望能较全面地阐明这一历史时期中的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目录自然不同于《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
第一章 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红色政权的斗争
第一节 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的低潮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红色政权而斗争
第三节 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屈辱妥协和对苏联的挑衅
第四节 国民党新军阀的大混战
第五节 国民党反动统治初期的社会经济
第六节 中国共产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关于建立红色政权和建党的理论
第七节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
第八节 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攻的被粉碎
第九节 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斗争的开展
第十节 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台湾人民反日斗争的高涨
由此可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开始按照中国现代史框架来叙述1919年至1949年间的历史。更明确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确立了中国现代史的框架，与中国革命史有很大的不同，增加了一般革命史所没有的内容。因此，它没有象胡华所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那样，不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但是，由于“既缺乏完备的资料，又很少成熟的专史”，编写者强调“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来担负编写这一历史时期通史的任务，毕竟是力不从心的”②。因此，它仍然以革命史为中心，并保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专用名词，取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
北京师大历史系自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投入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当时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1919年至1949年之间的历史是时事，还不成为历史。历史系主任白寿彝的看法则相反。1952年，他一方面安排教师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史，一方面开设中国现代史课程，请中共中央宣传部注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刘立凯、缪楚黄和王真来讲课。1956年，历史系成立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由调入历史系的王真任教研室主任。这个教研室即使不是高校最早设立的，也是其中之一。中国现代史教研室成立后，就积极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编写。王真主持第三卷（抗日战争）的编写，同时担任全书主编之一。王桧林负责编写第三卷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情况、正面战场和全编的思想文化，任翰负责日本方面和敌伪区域的编写，王文瑞负责共产党解放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编写。同时参加全部大纲的讨论和全国性对若干部分草稿的讨论。这为后来撰写中国现代史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二、《中国现代史》内部铅印本：高校第一部中国现代史教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现代史教材和学科体系的建设步伐中断。到“文革”后期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时，已无什么教材可用提供给学生，教材的编写任务摆在面前。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师大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王桧林主持有关教师编写《中国现代史》通史教材的工作。
编写工作于1975年冬开始。这时正是江青反党集团猖狂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历史已经被歪曲，中国现代史变成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因此，此时编写中国现代史，遇到很大的困难，存在许多禁忌。但是，编写者认为，写一本历史教材必须给学生正确的历史知识，使他们形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观。如果“只是拿着被歪曲了的历史向人们头脑中灌输，实际上是一种愚民政策”，“林彪、‘四人帮’正是以歪曲历史作为制造篡党窃国舆论的重要手段的”③。
可见，编写者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观指导下编写中国现代史。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观，编写者认为历史是全面的、综合的、整体的和发展的。中国通史之所以为“通”史，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贯通，现代中国是由古代中国发展演变而来的，学习和研究历史，就要纵览古今，通晓古往今来的发展关系；其二是通盘，全盘，即是说“对某一历史发展阶段，要从人类社会各种矛盾的总体上观察问题，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的互相影响上观察问题，要从各个政治集团的对立统一关系上观察问题”。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编写者努力把中国现代史作为通史的一部分，同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区别出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范围最小；中国革命史叙述的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范围比党史为大；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是1919年至1949年间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范围最广。不仅范围广狭不同，更重要的是通史是以中国整体为首要着眼点，即把各阶级、政党、政派、军事集团、民间团体等的活动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来考察和处理的，个别影响整体又受制于整体。这是一个基本观点。
既然研究范围不同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自然应当有自己的学科体系。不了解这一点，是不能编写好中国现代史教材的。因此，编写者清楚地认识到不能以当时流行的核心论、突出论和主线论来研究和编写中国现代史。核心论和突出论认为，中国现代史以中共党史为核心，而“以党史为核心是为了突出党的作用，突出党的作用又是为了突出毛泽东同志个人决定历史的作用。这样以党史为核心就变成了以领袖个人为核心。这样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个人为中心的党史体系”。这样，作为通史一部分的中国现代史就变成了作为专史的中共党史，而中共党史又变成两条路线斗争史。当然，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领导和正确的路线，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的成立。但是，如果不从国内外各种矛盾的总和去研究历史，而拘泥于核心论、突出论的叙述模式，就“不能对复杂多变、矛盾交织的历史事实做出符合实际的分析”，也就不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现代史的演变规律。主线论认为，中国现代史是人民斗争史，以“一个运动”（即五四运动）、“两个过程”、“四次战争”（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为框架描写中国现代史。如果描述中国人民斗争史，当然要以这为主线。但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除了人民革命斗争这条线以外，还有帝国主义侵略这条线，军阀官僚地主买办统治这条线，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活动这条线，等等”。因此，从通史的角度来看，“各条历史发展线索联结在一起的演变发展，才是历史的全貌”，不能“孤立地单线地看问题”。
基于这些分析，编写者认为“把现代中国的事件写成历史书，它的编章节目结构，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就是一本书的体系。这种体系应该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是各种社会矛盾及其联结成的整体的反映”④。根据这种指导思想，对1927年8月至1931年9月间历史的叙述，就本着下列目录进行：
第一章 国民党买办封建政权的确立 中国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国民党买办封建政权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 反对“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
第二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第三节 国民党军阀的大规模混战 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古田会议反对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第四节 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土地革命的开展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
第五节 中间政派和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
第六节 革命文学的提倡 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将这个目录与前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目录相比，可以看出编写者继承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所奠定的框架，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来叙述中国现代史的发展。由于字数限制，编写者作了必要调整，将少数民族历史放在其他部分叙述，使结构更趋合理。
进一步分析，这个目录体现了编写者对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如何构建的看法。同一天、同一段时间发生的事实，必定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编写者努力从各种事实中发现这种内在联系。在这个目录中，既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两党的情况及相互间的较量，又有中间党派的情况。虽然编写者还未明确指出三条道路、两个斗争、一个结局是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规律，但是按照这个规律来构建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已经很清楚。因此，内容、题目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均有所不同。如果按照党史或革命史的体系来编写，就不能反映这个内在规律。这显然是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的一大发展。
根据这种力图反映中国现代社会演变规律的体系，编写者认真撰写中国现代史。首先出了油印本，然后在油印本基础上补充修改。1979年冬，补充修改完毕。1980年1月，一套70万多字4卷本的《中国现代史》内部铅印本印出。这样，新中国高校第一部正式取名为《中国现代史》的通史教材诞生。
三、《中国现代史》1983年版：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初步确立与公认
上述这部中国现代史教材，虽然只是内部铅印本，但是一万套很快就销售一空，采用的高校反映很好。鉴于这种情况，北京师大历史系主任白寿彝1980年冬提议修改后公开出版。
编写者采纳这一提议，着手修改。虽然铅印本存在着一些不足，但主要问题还在于思想解放。在党史体系和革命史体系和长期盛行的“大批判”之风影响下，在中国现代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的中间阶级和中间政派被一概骂倒，作为中国现代史重要组成部分的统治阶级不能如实叙述，甚至不能叙述，否则就是给反动派树碑立传。在讨论1975年的编写大纲时，有的教师和学生就认为把国民党政权与红色政权平等列在一起，不是无产阶级立场，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这说明“在开展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上，有许多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从主观上说，抛弃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学风，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当前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⑤。随着1978年11月至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对“文革”的反思，中国共产党否定了“三面红旗”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给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发展创造了思想条件。
在这背景下，编写者思考按照何种体系编写中国现代史。编写者认为，要从根本上避免和纠正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建立全面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全面体现极其复杂、生动、多变的历史内容的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充实中国现代史教学内容，发展中国现代史学科，就须明确下列基本看法：(1)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是中国历史的现代部分。(2)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阶段；其研究包括各社会集团、各阶级的人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等。(3)“通史研究的对象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不是各自孤立的方面，它研究的是分为各个方面的人类生活的综合体”。(4)“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互相连接成为整体的。这可以说是横的方面的结合。就历史科学来说，还有一种更重要的结合，即横与纵的结合”。(5)“人类历史的客观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正确地体现为历史著作的逻辑结构，就是历史科学的体系”⑥。总之，通史必须“通古今之变”，横通纵通内部的关系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必然要体现在史书上，这就是一本书的结构体系。
如何把这些想法和愿望落实到中国现代史教材的编写中去呢？显然，虽然史学的研究范围应包括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不可能把什么都叙述出来和写进教材中。因此，如何研究历史，如何编著教材，给学生和社会什么样的历史观去认识历史，就值得考虑。由于史学的功能是资治、教育和察往知来，应该结合这些功能而进行取舍。中国现代史作为通史的一部分，一方面应该把1919至1949年间“敌”、“我”、“友”三方面的情况都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不能把“敌”、“友”只是作为“我”的陪衬来叙述；另一方面，不仅仅包括政治史、党史，还应包括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历史。根据这一基本思想，编写者定下两条修改原则：其一，“把它写成中国现代通史，而不是中国现代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扩大加详”；其二，“尽量做到实事求是，立论公允有据，文风平实，不作空虚溢美之论”⑦。在这两条原则的指导下，编写者对铅印本进行全面修改、充实，调整编章结构，更新每编和某些章节目标题，增删部分内容，校正一些史实，去掉不恰当的评论。全书修改补充完毕后，一套上下两册由北京师大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这就是第一版。
综览来看，第一版力求科学地反映1919至1949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关系和思想文化等历史的演变发展，特别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建立、发展、腐朽崩溃过程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从无到有、从发展壮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过程作了辩证的考察。它在铅印本的基础上，非常清楚地按照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的体系来叙述中国现代史，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并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命运的势力之后，中国出现了三个政治集团和三条政治路线，即大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路线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路线。中共的政治路线和另两条政治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中共用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推翻了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用人民内部斗争政治批判的方式克服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三条政治路线的归一、结局。中国现代史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程。
根据这一历程，“本书的作者注意到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创新，在全书的体系上，在具体史实的分析和结论上，都有不少新的处理和看法”⑧。这从下面分析可以看出：
在各个时期的名称上，设法与党史体系、革命史体系区别开来。铅印本采用的仍然是党史和革命史上的名称，也就是仍然依次称为“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一版分为五编，依次为“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国民革命北洋军阀的末路”、“国民党统治的建立与加强工农武装革命和抗日民主运动”、“抗日战争国民党政权走向腐朽和人民力量的壮大”和“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不言而喻，这些名称根据中国现代史的演变规律而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第一版不但把1919至1927年分为两个时期，而且率先在学术界确定了国民革命这一历史名称。当时几乎所有历史书上都把1924年至1927年这个历史时期叫做“大革命时期”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但是，把它用在党史、革命史上是可以的，用在通史上就不一定恰当。当时国共两党的正式文件、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和一般政治文章都把由国共两党合作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和战争叫做“国民革命”，这是一个既符合历史实际又是普遍使用的名称。因此，把这一时期所进行的革命叫做国民革命，把这一历史时期叫做国民革命时期是合适的。
在各段时期的历史叙述上，设法按照通史的体例进行。前列铅印本的目录就修改为：
第一章 国民党在全国反动统治的建立 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
第一节 国民党在全国反动统治的建立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 工农武装割据的开端
第三节 国民党军阀的大规模混战
第四节 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土地革命和红军反“围剿”战争
第五节 中间政派和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
该目录把铅印本中关于“革命文学的提倡、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节调整到第二章第四节，并改为“文化思想上的斗争和左翼文化的成就”，以使篇章结构更为合理。铅印本的标题“国民党买办封建政权的确立，中国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改为“国民党在全国反动统治的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这反映了编写者努力按照中国现代史的特殊性以建立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既然中国现代史是通史的一部分，其体系与中国古代史体系是相同的，但中国现代史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两个政权长期对立即其中之一。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建立，虽然其性质是反动的，但它是全国性并得到国际上承认的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依靠工农武装建立的人民政权是局部的。此章标题确定为“国民党在全国反动统治的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更符合实际情况。
可见，第一版“对‘中国现代史’体系作了有益的探索”。著名学者曾景忠就指出：“‘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史’应是整个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它应反映出这一时期内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貌。但长时期中，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内容中，中共党史和革命史所占比重偏大，通史的特点不太显著。‘左’的观点束缚，禁区重重。除经济史、文化史内容极为薄弱外，单就政治史而言，也着重于叙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并集中称颂个别领袖人物的思想功绩，不仅统治阶级（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只作为陪衬或数笔掠过，连中间阶级中间党派的活动、主张也不敢多所触及。这种情况很不利于建立这段历史的科学体系。此书编写者思想明确，立意要改变以中共党史革命史为主体而只稍作补充即为‘现代史’的做法，力求按照通史的要求撰述。编者的这一主旨，在书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⑨这说明，第一版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初步确立起来了。
在编写第一版的同时，建立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积极开展中国现代史研究，提高教学质量，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界和教育部的共识。北京市史学会中国现代史组自1981年后即以此为中心工作之一。在1982年11月召开的中国现代史学会年会上，该问题是讨论重点之一。1983年9月上旬，专门召开了全国范围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讨论会，讨论了中国现代史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的关系如何？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是什么样的体系，是如何建立的？中国现代史体系如何做到既能体现中国通史的共性又能体现中国现代史的特点？教育部注意到这些讨论，感觉到“中国现代史的体系、内容，多年来意见不尽一致，对这门课程的研究工作还比较薄弱”，认为“为了促进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同时为教学工作提供一个参考性文件，编写一本教学大纲是必要的，适时的”⑩。因此，它把关于建立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一事纳入自己具体工作之内，委托北京市史学会中国现代史组编写一份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使讨论的成果落实在教学大纲上。
根据教育部的安排，中国现代史组编写出草稿。1984年5月，教育部专门召开了《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试用）讨论会。中国现代史组根据讨论会意见又做了修改，然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86年10月出版。这个大纲的完成和出版，对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动。纵览来看，大纲与第一版的目录基本相同，试举一例如下：
《中国现代史》第二编
国民革命 北洋军阀的末路
（一九二四年一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第一章 北洋军阀势力的演变 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掀起
第一节 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和革命运动开始高涨
第二节 五卅运动和全国革命运动高潮
第三节 张冯孙吴各派势力的演变 反奉倒段斗争和三一八惨案
第四节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第二章 北伐战争 国民革命的失败
第一节 北伐的胜利进军 奉系军阀在北方的黑暗统治
第二节 反帝运动和工农运动的大发展
第三节 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新勾结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第四节 武汉政府走向反动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 国民革命的失败
《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试用）上编第二章
（1924年1月——1927年7月）
第一节 北洋军阀势力的演变 国民革命高潮的掀起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 二十年代中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二、五卅运动 全国革命高潮的掀起
三、北洋军阀各派势力的演变和北方政局
四、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第二节 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大发展
一、北伐的胜利进军
二、反帝运动和工农运动的大发展
三、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第三节 国民革命的失败
一、奉系军阀在北方的统治
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三、武汉政府转向反动 国民革命的失败
这说明，第一版初步确立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得到史学界和教育部的公认。
四、《中国现代史》2004年版：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之所以说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初步确立，是从它与党史和革命史体系初步区别出来的角度来说的。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第一版“还是有不少缺点”，“作为一门通史著作，其中经济史的内容还比较薄弱”，“中共党史革命史的内容相对还是大了些，味道还比较浓厚”(11)。随着许多档案的解密、公布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深入，编写者利用2004年再版之机作了大幅度修改。纵观来看，再版从通史的角度对章节体系、某些论断、个别史实作了不少修改。
首先，再版努力纠正上面所提两大缺点。一方面，增加了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在结构上尽量避免党史、革命史体系的影响。比如，第一版对二、三十年代十年时间的经济虽有所叙述，但是很少，而且有片面性，主要表现为“着重写经济如何破产，人民生活如何痛苦。这样写是为了给中国革命的正义性提供背景材料”(12)。但是，中国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再版专门用两个小目“三十年代前期的经济状况”、“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 国民经济的复苏”，做了比较全面的客观叙述。
其次，对中国现代史上时期的划分又进了一步，与党史、革命史体系的区别更明显。过去，一般把抗战全面爆发前十年作为一个时期，党史书上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但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中国历史的变化很大。事变爆发前，中国主要是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军事较量。事变爆发后，反帝斗争成为主要任务，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变为抗日与否，国民党停止内战，国共两党也逐渐团结起来。第一版的题目虽然将事变爆发的历史冠以“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名称，但还未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再版则把事变爆发前的历史冠以“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确立工农武装革命的开展”的名称，事变爆发后的名称改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 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这样，1927至1937年间就划为两个独立的历史阶段了。
再次，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表述。现代中国处于大变动之中，它潜在地贯彻于整个中国现代史过程里，但并非仅止于此，有时是作为中国人关心的大事被明确地提出来，并进行过讨论。例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第一节标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再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讨论作了论述：第一，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出现各种救治中国的主张，有“好人政府”论、废督裁兵论、省自治与联省自治论、制宪救国论和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论。不久其它各种主张都消沉了，中共的民主革命论则引发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第二，1943年下半年意大利战败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败的形势明朗化。这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战后世界问题的讨论，在中国也发生了战后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的讨论。当时的中国问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三，1947年至1949年是中国历史重大转折关头，“中国出路”问题格外引起人们的注意。从1947年下半年起，中国思想界围绕着中国应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这个中心又展开了讨论。这些论述，使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的中国现代史的演变规律更为清楚了。
不仅整体上的演变规律更为清楚，就是对各个时期历史演变的特点的论述也进了一步，主要表现在：第一，编写者把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的历史演变概括为背向、旁向与正向状况。如上所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国民党背向这个任务，发生两广事变、西安事变，镇压抗日民主运动。中共旁向这个任务，提出的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不把矛头直接对向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对苏战争的序幕。中间政派正向这个任务，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最终，三种政治力量团结起来，完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过渡。第二，把抗战时期中国的整体格局概括为“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种政权”。一个战争，即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致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它表明了中国格局的整体性。尽管国共纷争非常尖锐，但受到这个整体性制约。两个战场，即正面战场和解放区战场。两个战场的存在，不仅“是1927年以来中国政治军事在抗战时期延续和发展的结果”，而且是抗战时期特有的“敌我之间多重包围与反包围的战争形态”。三种政权，即解放区政权、国民党政权和沦陷区政权。三种政权的鼎立，只有抗战时期才有。它们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它们的不同命运和前途”(13)。“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种政权”的整体格局，也是抗日战争史体系的基本框架，可以从整体上概括抗战时期的中国历史。
最后，再版进一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若干问题澄清是非，还历史本来面目。这在宏观的理论问题还是微观细节与具体名称的考证上，都有体现。
在宏观问题上，所有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的学者没有不重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但是，该决议对制定错误路线、政策、策略的深层理论上的根源，揭示得并不充分。例如在“左”倾错误理论上，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必须解决，它是既然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还要打倒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呢？编写者发现，王明对此从理论上作了明确解答，说“现在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制度上社会发展上及社会矛盾力量上的比重和地位，还次于民族解放及土地革命的地位和比重”，又说“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14)。在王明看来，不仅三个敌人一齐反，甚至反资产阶级比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更要紧。编写者经过考证后指出：这一错误的理论根源并非来自一般所认为的斯大林，而是列宁。列宁在《两种策略》中明确提出虽可联合资产阶级反对沙皇，但在未建立革命政府前就必须把资产阶级从革命阵营中排挤出去，这不仅不会削弱革命阵营，同时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因吸收更多的下层农民而更强大。这样，编写者就明确揭示了中共“左”倾错误路线的深层理论问题。
与这问题相联系，编写者还研究了中共历史上不断革命论问题即关于不断革命的三种形态。一种形态是陈独秀根据恩格斯关于革命要分两步走的思想提出二次革命论。他提出，首先进行的是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据此制定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指出在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是革命的联合对象。“左”倾路线对此予以否定，提出另一种形态即一次革命论，强调不能划分革命阶段，要直接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毛泽东对一次革命论作了纠正，提出第三种形态，即不同于二次革命论的不断革命论。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个重大发展。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但中间不能插入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时期；这是革命阶段论和不断论的有机统一。由于这种认识，对陈独秀主张的二次革命论和“左”倾错误及纠正等问题的分析和评述就更深入了。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以上二例。
对微观问题也有许多新见解，举两个例子如下：(1)孙中山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前，有一种说法，说他在“绝望”中遇到了中国共产党。编写者认为把他当时的思想状态说成处于“绝望”之中不妥，改为他当时在进行“关于政治出路的寻求”。(2)重庆会谈签定了一份正式文件，通称“双十协定”。这不是正式名称，正式名称叫《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编写者起先也称此文件为“双十协定”，再版改为正式名称。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只有这样写才能体现历史的真相。因为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不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地位平等，不承认这次会谈是两党对等的会谈，因此文件用了原来正是的名称。
此外，再版还贯穿许多新观点。比如，对于抗日战争，虽然当时许多材料都指出抗战时期是中国的复兴时期，但是是编写者率先在学术领域指出这一点的，认为抗日战争虽未给中国带来直接的复兴，但从历史发展来看是复兴时期，为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此外，编写者还认为抗战时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个关键时期，是现代史上中国与世界关系空前密切的时期。此前，中国被迫开放国门，与外国打交道时一直处于屈辱、被宰割的地位。在抗战时期，由于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中国的境地也改变了，中国人也因此增加了过去没有的对承担世界事务的责任感。再版对中国逐渐进入世界体系、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作了进一步的叙述。
从上述来看，任何学术著作都会有作者的精心思考和见解贯彻其中。一个理论问题的研究，一个概念、名称的使用，一句评论断语，一段关键史实的叙述，往往有很多考证和斟酌去取。这一切，深刻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自1983年初步确立以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是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且还在修正完善的过程中。北京师大版《中国现代史》虽然是作为大学历史专业教材而编写的，但它是一部既与中国通史贯通又有自己完整体系的中国现代史学术专著。它的撰写、修改、趋向完备是和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形成密切结合着的，它为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当然，所有中国现代史教材、专著、论文，都对这门学科的构建做出了贡献。我们相信，随着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各专史研究的发展，随着中国现代史综合研究的扩展和深入，这段历史的学科体系的建设也将进一步发展，形成一个更为完整的体系。
[收稿日期]2007-02-20
注释：
①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导言。
②李新、彭明、孙思白、王真、蔡尚思、陈旭麓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前言。
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1980年1月编印：《中国现代史》，后记。
④王桧林：《关于中国现代史体系的一些想法》，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所1982年编印：《史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八十周年纪念》，第160、162、161页。
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1980年1月编印：《中国现代史》，后记。
⑥王桧林：《从教学和研究看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的建立》，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⑦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后记。
⑧白寿彝：《序》，载北京师大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⑨曾景忠：《对建立“中国现代史”体系的有益探索——北京师范大学编〈中国现代史〉读后》，载《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11期，第58-59页。
⑩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出版说明》，载《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试用），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1)曾景忠：《对建立“中国现代史”体系的有益探索——北京师范大学编〈中国现代史〉读后》，载《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11期，第61页。
(12)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后记。
(13)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事与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43、244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