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小说观念和对唐前小说作品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观念论文,小说作品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人章学诚说：“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见《章学诚遗书》卷一《诗教上》）。明人冯梦龙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稀。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见《古今小说序》）。今人余嘉锡说：“古书多造作故事。”然后历举七端，以说明古书是因何和怎样造作故事的，在这些故事中就包括小说在内。（见《古书通例》卷二《明体》）。把上述诸家的议论，同中国古籍结合起来考察，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小说（特别是文言小说），确实起源较早，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便涌现出一大批作品，形成了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比较繁荣的时代。尽管那时的有些作品，还显得古朴、粗疏一些，但与唐代以降的文言和白话小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小说观念与小说产品是互相伴随着而产生的。在中国古籍中，我们看到，至少存在着两种小说观念。第一种，可以称为史家的小说观念，其基本特点是重道崇实。这里的“实”，也可以称为“信”，指的是记载符合事实，而不是艺术真实。第二种，可以称为文家的小说观念，其基本特点爱奇用虚。这里的“虚”，也就是虚构的意思。
这两种小说观念也可以说是“二元对立”的，二者之间虽有一定的联系，但在研究中却不能混淆，否则便会产生混乱。
（一）关于史家的小说观念
史家的小说观念，大约滥觞于孔孟。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见《孟子，尽心下》）《武成》系《尚书》的佚篇，是记载武王伐纣事的。这里，孟子以儒家的道德观念来评判《武成》篇的虚实是不科学的，但已接触到了史家小说观“重道崇实”这一核心内容，是值得重视的。此后，荀卿、司马迁、刘向、刘歆、扬雄等，对史家小说观均有所阐释。到了东汉班固（公元32—公元92）一家，则有了新的开拓。班固等人在撰写《汉书》时，重申追求“实录”的精神，在选材、叙事等方面，比《史记》更加严谨，特别是，他们还依据刘歆的《七略》，新增了《艺文志》，对史家小说观做了一个比较具体、全面的展示，从而成为后世正统目录学的圭臬。《艺文志》在诸子略中共列十家，首儒家，次道家，最后是小说家。他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也就是说，小说家不在九家之列。那么，什么是小说家呢？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然亦不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桓谭（约公元前33—公元50）《新论》也说：“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合观两家的见解，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艺文志》将小说家列在“诸子略”中，而没有列在“六艺略”的“春秋”类中。在目录学中，“诸子略”相当于后世的“子部”，而子部是以明理类著述为主，包括博物类等著述的。“六艺略”相当于后世的“经部”，而后世的“史部”则是从春秋类分化出来的，而“春秋类”和“史部”是以记述历史事实的著述为主的。于此可见，“艺文志”中的“小说家”类与“儒家”等类一样，都是以明理为主的。
二、班国称“小说”为“小知之所及”，犹如“刍荛狂夫之议”，又引孔子（按今本《论语》为子夏语）的话称之为“小道”。桓谭则说“小说”是一种“譬论”，是“丛残小语”，“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可见，“小说”一种相对于“大道”的“小道”，是平民的通俗的小的“道术”，是不能与“儒家”、“道家”等所言的“大道”相比的，因此“君子不为”。
三、《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有《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青史子》、《宋子》、《师旷》等，也都是诸子一类的名目。《宋子》下有注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许多学者都认为，宋子即道家的宋钘。《伊尹说》下有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许多学者认为，《吕氏春秋.本味》篇即是《伊尹说》的佚文。此篇是以伊尹与殷汤问答的方式进行说理的，与诸子寓言同格。《青史子》下有注云：“古史官记事也”。按，所谓古史记事大多是以记言为主的，这一点刘知几在《史通》中早有论述，我们从《尚书》、《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等著名的古史著述中，也清楚的可以看出这一点来。其次，鲁迅《古小说勾沉》辑有《青史子》佚文三条，分别见《大戴礼记》、贾谊《新书》和《风俗通》，都是讲礼仪的。可见，这里所谓“事”，实际是“做事的方式”。《师旷》下亦有注云“其言浅薄”。《务成子》下有注云：“称尧问，非古语”。王应麟《汉志考证》谓，《荀子》有“舜学于务成昭”语，注引《尸子》有“务成昭之教舜”云云。务成子当即务成昭。可见“尧问”就像医书《黄帝内经》中的“黄帝问”一样，不过是问答体的明理文而已。
总之，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班固所说的“小说”同《庄子》提到的“小说”及《荀子》提到的“小家珍说”都指的“小道”，《艺文志》小说家类所著录的著作大都是明理的，而非叙事的。当然，这些著述“近取譬论”“迂诞依托”，也可能有像鲁迅所说的“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那样的段落。这种段落是可能具有“小说性”的，但这并不能影响这些著述的总体特点，就象我们不能说《庄子》、《列子》等书是小说集一样。《汉书·艺文志》通过叙录和辨伪，主要还是强调了“重道崇实”这一观念，这一点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此后，在王充（27—97）的《论衡》、刘知几（661—721）的《史通》中，便从理论上把这种观念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真正的小说加以排斥。从哲学的、史学的立场看，他们的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与小说艺术却是格格不入的。这一理论，后来似乎没有明显的发展，大量的学术著作，虽然涉及到了小说问题，但大都是对这一理论的具体运用。
在目录学上，到了北宋欧阳修（1007—1072）等人所修的《新唐书·艺文志》，出现了某种新的变化。其具体表现是，将《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中的二十二种著述和《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中的二十二种著述，归入了小说家类。这样，在小说家类中，便包括了明理（及博物）和记事两类著述。在这些记事类著述中，除了原先已有的少量志人小说（如《世说新语》等）外，新增的几乎都是鬼神志怪作品（如《搜神记》、《幽明录》等）。而在当时，史家认为这两类作品都是“实录”性的，原本是史书的附庸。因此，从修撰者的主观意图上说，仍没有把虚构的小说作品归入小说家类。至明人胡应麟（1551—1602），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把小说家类的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其中，前三类基本上属于记事类著述，后三类基本上属于明理（及博物）类著述。值得注意的是，他第一次把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即传奇）归入了小说家类，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对后来的权威性的目录学著作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清代纪昀（1724—1805）主持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正统目录学的权威性、总结性的巨著，它对小说家类著述做了一次较大的调整，首先是全部剔除了明理性著述，又把记事类（包括一部分博物类）著述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大类，所含作品基本上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志人、志怪和杂事小说，同时还收录了一些传奇小说。但这并不能表明纪昀等人的史家小说观有什么进步。他说：“夫著书必取熔经义，而后宗旨正；必参酌史裁，而后条理明；必博涉诸子百家，而后变化尽。”又说：“《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伶玄之传，得诸樊嫕，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今燕昵之词，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最后又引刘勰的话说：“滔滔前世，既洗予闻；渺渺来世，谅尘彼观”。（以上见盛时彦《姑妄听之跋》）。从以上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纪昀仍顽强的坚持史家的小说观，极力的排斥虚构性的作品。因此，在《四库总目》中，没有叙列《聊斋志异》一类的作品，更不要说白话小说了。就是收入了某些唐人传奇集，也不等于他承认或认识到这是些虚构性的小说作品。换句话说，他是把这些作品视为与《搜神记》等书同格之作的。
以上，就是史家小说观念的大概情况。我们认为，这种小说观不懂得小说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特性，对小说作品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因而是不利于小说作品的生产和发展的。在我们研究古代小说时，不能以这种小说观为主要依据。
（二）关于文家的小说观念
文家的小说观念大约滥觞于庄周（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的《庄子》。《庄子·天下》篇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諔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忭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淛诡可观。”关于“卮言”、“重言”、“寓言”这三言，在《寓言》篇中又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所谓“寓言”即是“籍外论之”的寄寓之言。所谓“重言”即是借重于耆艾（年高望重者）的言论来终止辩论的，实为寓言的一种（卮言这里姑且不论）。把庄子（及其后学）的这些议论与《庄子》本文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就可以明白，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通过諔诡的“寓言”等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就是史家小说观所说的“虚言”、“虚妄之辞”，也就是奇特的虚构故事。这便接触到了小说艺术的本质特征，充分体现了文家小说观“爱奇用虚”这一核心内容。实际上，《庄子》中的某些故事已达到了小说的水准。因而，宋人黄震说：“庄子以不羁之才，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人，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见《黄氏日抄·读诸子》）。清人尤侗也说：“《盗跖》、《渔父》、《让五》、《说剑》诸篇，文义粗浅，不类蒙园（庄子）之笔，直为后世小说作俑耳。”（见《艮斋杂说》卷二）。因此，后世著述多称文言中短篇小说为“寓言”。如唐人李肇《国史补》称《枕中记》为“寓言”，明人《韦十一娘传》和《虞初志》评称《虬髯客传》为“寓言”，宋人《夷坚乙志序》称《玄怪录》为“寓言”，《夷坚支志》称《龙城录》为“寓言”，明人称《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为“寓言”（分别见二书序言及周诗雅《续剑侠传》），如此等等。至于称文言中短篇小说为“传奇”则是宋代以后的事，而“小说”一名在南宋还只是说书、评话中的一个门类。
这种小说观念，在庄子之后，经久不衰的盛行于世。在汉代，做为一代文豪的刘安、司马迁、刘向、桓宽、班固等，就是一些兼具史家和文家二重人格的人物。王充的《论衡》首先比较详细的记载了这种小说观念。《对作》篇说：“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空生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艺增》篇又说：“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于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墨子哭于练丝，杨子哭于歧道，盖伤失本，悲离其实也。蜚流之言，百传之语，出小人之口，驰闾巷之间，其犹是也，诸子之文，笔墨之疏，大贤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实，犹或增之。”像这样的文字，还可以举出许多。“俗语不实，成为丹青，丹青之文，圣贤惑焉”（见《书虚》篇）四句，大约可以概括王充的诸多议论。王充所指斥的“虚妄之言”，当然不仅仅指小说而言，但无疑包括小说在内。其中就有今仍传世的《燕丹子》、《越绝书》、《卫灵公过濮水》等小说作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些记载（或议论），对于产生小说的社会心理（亦即需求），对于小说从群众到个人的创作过程（亦即生产），对于小说的得以书于竹帛（亦即成为文本）等都说到了，尽管持反对的态度，但说得比较全面，比较合理，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约略后于《论衡》的应劭的《风俗通》，对于文家的小说观和小说作品，也有所涉及。
刘勰（467—522）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范围比较宽泛，既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写在竹帛上的一些非文学作品。同时，在那个时代，他也不可能摆脱儒家的影响，因而为文主张“征圣”、“宗经”，这也就不能不“重道崇实”，但他又不愧是一位深得“文心”三昧的文学理论家，首先，他在《正纬》、《辨骚》、《铨赋》、《谐隐》、《史传》、《诸子》等篇中，论列了种种“爱奇用虚”的现象之后，都给予了某种有条件的肯定评价，然后又在《神思》、《夸饰》等篇中，从理论上阐释了想象（及虚构）在文学创作中的关键性作用。这样，就使他的文学观念与文家的小说观十分的接近。尽管《文心雕龙》并没有直接提及做为真正文学的小说作品，但却为此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对推动小说创作的发展是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的。
唐人刘知几（661—721）的《史通》是一部中国古典史学理论巨著。写史当然要“重道崇实”。但刘知几认为，对于史籍来说，“实”（“信”）是第一位的，因此他反对任何虚假现象。在当时，人们对历史与小说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在《史通》中便不能不涉及小说作品和文家的小说观。其中至少有两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一是，刘知几认为小说是“虚辞”，有些小说故事甚至是有意识造作的。他说：“故立异端，喜造奇说，汉有刘向，晋有葛洪”。（见《杂说》下）。又说：“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事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见《杂述》）。诸如此类的言论，从对立面的立场上指出了小说与史籍的本质区别。二是，刘知几上承王充，进一步指出，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往往是“层累的”形成的。他说：“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之为晋绝秦，陈琳之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竞列纣罪，有倍《五经》。故子贡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据妇人临朝。刘向又曰：世人有弑君害父，桀、纣不至是，而天下恶者，必以桀、纣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者乎？”此类言论，从对立面的立场上，揭示了某些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的形成过程，“吴越争霸”的故事，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佳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小说形象的类型化、典型化问题。总之，《史通》评论了《逸周书》、《越绝书》、《洞冥记》、《拾遗记》等许多书中的小说作品，从而也就涉及到了伴随着这些作品的文家小说观。
最早正面的表述了文家小说观的某些观点的，大约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768—824）和柳宗元（733—819）。韩愈在《进学解》中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所谓浮夸即是虚辞。又张籍接连在两封信中批评韩愈“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韩愈在两封回信中反驳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裎也。”又说：“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驰，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我们认为，张籍所说的“驳杂无实之词”，指的是宣讲小说（白话小说），即是同时人元稹、白居易等在长安家中所听的《一枝花话》之类。韩愈肯定了此类作品的娱乐作用，并认为无害于道，可以寓教于乐。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中，也以寓教于乐为由，为虚构的叙事作品辩护。同时，又以食品为喻，认为此类作品就象百味中的一味，可以丰富人类的生活。与传奇小说中的同类作品相比，《毛颖传》描写较少，因而一般不认为是小说作品，但二者的创作方法是相同的。韩柳二人活跃于传奇小说的繁荣时代，他们不仅为小说类作品进行辩护，而且是传奇小说创作的实践者，他们的《石鼎联句诗序》、《河间传》、《李赤传》等，都堪称传奇小说的杰作。因而，他们的上述观点，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此后，经过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到了晚明这一思想再次解放的时代，文家小说观便趋于全面成熟了。于是，便由李卓吾（1527—1602）、胡应麟（1551—1602）、钱希言（万历中人）、谢肇淛（万历三十年进士）、金圣叹（1619—1661）等，正面的提了出来，并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理论阐释。接着，一些评者又通过对《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典范作品的评点，使这一小说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关于两种小说产品
在中国古代，或者出于“卫道”的需要，或者出于“辩护”的需要，或者由于小说生产一再繁荣的刺激，对于两种小说观念和两种小说产品的研究，都是比较重视的。除了上举的一些著述外，在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各种著述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研究成果。比如，对《史记》等书的研究和评论，同时也就是对两种小说观念和两种小说产品的研究和评论。到了现代以来，相对的说，对于史家小说观的研究比较充分，对于文家小说观（特别是唐前那一段）的研究，则显得薄弱。因而对文言形式的小说产品的看法和划分，就产生了某些混乱现象。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现代以来，特别是近年以来，对中国古代的两种小说观念和两种小说产品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如鲁迅先生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由于受到胡应麟的影响，认为直至唐代才开始有意识的小说创作。到了一九三五年，在写《六朝小说与唐代传奇有怎样的区别》一文时，他对上述看法，便有所修正。但因注意力的转移和已届晚年，他已不可能对这一问题再做深入的探讨了。建国以来，郭沫若先生对《史记》、《盐铁论》的评论，吴则虞先生对《晏子春秋》的研究，胡念贻先生从《逸周书》中找出三篇小说来，等等，都是以科学的小说观念（这是古代文家小说观的发展）为依据的，也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约与鲁迅同时，有梁启超、顾颉刚、钱穆、余嘉锡等先生，从国学研究或历史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古籍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客观上也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所提出的各个具体问题，也许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但他们思考问题的路子，却是值得借鉴的。建国以来，缪文远、诸祖耿等先生对《战国策》的研究，赵光贤、童书业、杨伯峻等先生对《左传》的研究，郑杰文等先生对《穆天子传》的研究，等等，其中有的人也援据了科学的小说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都极有助益。
我们对于中国古代两种小说产品的看法，就是依据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我们认为，有什么样的小说产品就会有什么样的小说观念，反之亦然，有什么样的小说观念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小说产品。故应麟说至唐代始出现文家的小说观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此说中国的小说史开端于六朝或唐代，也是不对的。
如上所述，史家所说的小说，早期主要指的是明理类著述，后来则包括明理和记事两大类著述。至《四库提要》则排除了明理类著述，基本上只收记事性著述，并将这类著述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小类。这三小类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和杂记小说，统称为“笔记小说”。这种小说历代都有，数量很大，虽有一定的小说性，但并非有意虚构的小说作品，似乎可以称为“准小说”。随着古代小说研究的深入发展，应当说，这种小说，已经不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了。文家所说的小说，方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这种小说，大约从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产生了。但因过去研究的不够，往往被人忽略和误解，现在需要重新考察和鉴别。也就是像胡念贻先生从《逸周书》中找出三篇小说（不止三篇），郑杰文先生考定《穆天子传》是战国时代创作的一部小说集那样去做。中国的古籍随着岁月的推移，不断的在流失着，小说作品尤其是如此。现存的作品与曾经产生过的作品相比，其数量恐怕是相当悬殊的。唐前的真正的小说作品，既有少量单独传世的，也有散见于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著述之中。单独传世的单篇作品有《燕丹子》、《汉武帝内传》、《海内十洲记》（按其中约含两篇短篇小说）、《赵飞燕外传》、张敏的《成公智琼传》以及曹毗《杜兰香传》、佚名《杜兰香别传）（片段）等；单独传世的文言小说集有《穆天子传》、《越绝书》、《吴越春秋》等。见于经部的有，《尚书》中的《金滕》、《左传》中的“季扎出使”，《公羊传》中的“曹沫劫齐桓公”、《韩诗外传》中的“孔子南游适楚”等；见于史部的有，《战国策》中的《苏秦始以连横说秦》、《邹忌讽齐王纳谏》，《史记·越世家》中的“范蠡中男杀人”、《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三国志》注中的《书诸葛亮隐没五事》，《晋书》中的《夏统传》等；见于子部的有，《庄子》中的《盗跖》、《说剑》，《韩非子》中的“卫灵公过濮水”，《列子》中的《西极化人》，《吕氏春秋》中的“吴越争霸”、“武王伐纣”等；见于集部的有，《曹植集》中的《髑髅说》，《陶渊明集》中的《桃花源记》，《文选·洛神赋》题注《感甄记》（拟名）等。在以上举例中，有一些是王充、刘知几以及后来学者反复研究过的，可以肯定是“爱奇用虚”的小说作品，足以说明，唐前并非只有笔记小说。我们认为，先秦两汉已形成小说史的初步繁荣期，中晚唐则进入第二个繁荣期，明中叶至清中叶则达到高度繁荣期。
我们初步考虑到的，在辨别两种小说产品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应慎审区别传闻异辞与虚构故事之间的界限。《公羊传》桓二年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亦远矣。”因而古籍记载一事，内容往往有异，互相抵牾，甚至完全相反。《三国志》及注对祢衡骂曹就有三种很不同的记载，文学性都很强，究竟那个是史实，那个是传闻异辞，那个是虚辞，究竟有无史实或虚辞，需要仔细进行考察。
（二）对于虚构性作品中的小说与非小说也要慎审的加以区别。虚构故事并不都是小说，如寓言、辞赋等，就不能随意的称为小说，只有具备小说艺术的某些基本要素的那些虚构故事方是小说。
（三）篇幅长短不是区分传奇小说与笔记小说的唯一标准。有些文言小说集以收短小作品为主，如《拾遗记》、《云仙散记》、《琅环记》等，但这些作品都是作者有意虚构的，如果具备了小说的主要特征，应视为微型小说。只有那些粗略的，没有艺术加工的客观记载，方是笔记小说。
（四）文言小说集的构成是多样的，有传奇小说集、笔记小说集、传奇小说与笔记小说合集、杂俎集等等。因此对一部文言小说集不能笼统看待。在《拾遗记》中就可能包括短篇小说与微型小说两类作品。在《庚已编》、《冶城客论》两部笔记小说集中就有《洞箫记》、《鸳鸯记》这样著名的传奇小说。
校后附记：本书借鉴、参考了古今学者的一些见解，为了节省篇幅，省去了注释，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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