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圈中的“圣君清官情结”
——以“韩国瑜现象”为例
邹顺强
一、“韩国瑜现象”与“圣君清官情结”
2018年年底，台湾刮起一股“韩流”旋风。这股“韩流”旋风受关注程度之高，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任何政党。作为这场“韩流”的主人公韩国瑜，则自然成为了“韩流”中心，成为拯救台湾人民于水火、受高雄人民钦佩爱戴的英雄。“韩流”形成的过程热闹非凡，受到全台人民关注。“九合一”选举之后，这股“韩流”旋风还将发挥多大政治能量，对台湾社会将产生多大社会政治影响，同样引起整个社会关注与参与。
对于“韩流”旋风，台湾人民普遍给予很高评价，非常看好韩国瑜。根据TVBS2019年4月23-25日民调显示，在韩国瑜发布“五点声明”后，其热度虽有消退，但在关于2020年的大选民调中，仍保持42%支持率的人气王角色，远高于柯文哲的25%，赖清德的24%。可是，在一些政治精英眼中，韩国瑜本人缺少政治论述，有些时候表现得口无遮拦。问题是，反差巨大的评价下，为什么韩国瑜偏偏就这么受台湾民众欢迎呢？笔者看来，韩国瑜受到追捧，一定程度上因为触及了台湾民众心灵深处的某种情绪，这种情绪既是台湾人民内心的一种热切期盼，又是一种无声宣泄，笔者将其称为“圣君清官情结”。
“圣君清官情结”即指在长期儒家思想和文化熏陶下，百姓在面对现实困苦而又难以改变时，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到“明君”“清官”身上。他们热切盼望有明君清官为民做主、为民请命、为民伸冤，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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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中的圣君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王以仁德处理政事，就如天上明亮的北极星，处在其应有的方位，臣民就会像星辰一样拥护着君王。这种圣明的君王形象在《尚书》中最具代表性，“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尧作为一种圣君形象也最为儒家人物所推崇，认为尧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杰出的君主。这些备受推崇的圣君形象被认为具备最完美的德行，为天下万民所称颂。
二、“圣君清官情结”存在的基础
第三，韩国瑜优秀的个人特质使民众完成了“圣君清官情结”的心理投射。在面对民进党当局忙于政党斗争，以权谋私，骗取人民选票的时候，老百姓无力与之反抗也缺乏足够勇气站出来参与斗争的时候，韩国瑜确确实实展现了优秀个人特质。首先，韩国瑜在大众媒体眼中亲近基层的行动，台北农产公司总经理任职经历的分享，成功塑造了其亲民、能干、清正廉洁和雄辩的个人特质。更为重要的是，他敢于求新求变，不仅指出高雄“又老又穷”，还主张大胆变革，推动“经济领跑”。此外，他处事果敢有魄力，曾掌掴侮辱“荣民”的陈水扁。诸多优秀的个人特质使韩国瑜成为台湾社会聚光灯下非常接地气的“政治明星”。
同时，这种“圣君清官情结”也有着具体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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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使“圣君清官情结”得到强化。在台湾民众完成投票并将手中权力交给民进党之后，民进党在执政的三年多来，高举意识形态大旗，将人民赋予的权力集中搞政党恶斗，轻视岛内民生，多项所谓改革严重伤害各阶层利益与福祉。为彻底击垮国民党，民进党当局无视甚至大肆破坏法治，包括强行通过“不正当党产条例”与“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强行设置“党产委员会”与“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表面自命清高，为民请命，实则一团污秽。此外，民进党当局对于逍遥法外的陈水扁大开绿灯，对一些违法乱纪的民进党人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岛内政治变得乌烟瘴气。民进党全面执政后，重要人事任命沦为派系分赃。如台北农产公司总经理吴音宁，毫无经验，却稳拿高薪；蔡英文的英语翻译赵怡翔，在未经台湾当局涉外工作人员考试的情况下，空降美国担任所谓“驻外官员”，月薪高达27万元新台币，不免令民众齿寒。更为危险的是，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严重破坏两岸关系，违背两岸深度融合的大趋势，阻碍两岸人民正常交流，对台海安全、两岸人民福祉构成重大威胁。
台湾民众头脑中存在的“圣君清官情结”有着深刻的文化基因。中国有过两千多年封建帝制，贯穿其中的是儒家思想的熏陶与濡养，这种君主专制与儒家思想对于百姓的规训，造就了百姓的“圣君情结”和“清官情结”。它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是一种超越个人情感而普遍存在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深植根于老百姓的灵魂深处，表达了老百姓的无尽情思和美好的理想追求，反映了内心深处弱势地位的老百姓在强权面前的无奈和心酸。
从以往台湾选举可见，选票逻辑的背后反映的是各政党对权力、对政党利益的角逐，没有人真正关心台湾人民的利益。西方式选举下，大量政客为了权力与利益，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开政治支票。选举过后，这些政治支票也如政客口中呼出的气一般，烟消云散。在选举这种单次博弈中，政客无疑成为了博弈受益方，选民成为了博弈受损方。民众看似存在一个止损过程，即在下一次投票中，用选票教训政客。但当今西方式选举下，人民的权益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保证。本质上，无论是哪个政党以竞争选举的方式，都会造就更多的竞选谎言和空头支票，反映出西方式选举的巨大漏洞。
“圣君清官情结”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使民众可借“韩国瑜现象”表达自己的愿望与心声，释放压力。因此，面对韩国瑜真诚地在为民请命的时候，积极“拼经济”、改善民生的时候，老百姓觉得这种内心的期待与投射得到了积极反馈，他们在精神上获得了安慰与愉悦。无论这场“韩流”能持续多久，民众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倾吐了自己的心声，抚慰了自己的心灵，并在一定程度上宣泄了长期郁结的内心情绪，这是“韩国瑜现象”的现实意义之一。
第一，“圣君清官情结”是台湾民众对沉闷的台湾社会经济的反映，高雄市恰恰是台湾民生凋敝的缩影。民进党从1998年在高雄执政以来，历经20年，如今高雄市的经济社会状况与民进党的所作所为脱不了关系。20多年来，世界闻名的高雄港发展始终停滞不前，甚至走下坡路，人口流失、产业凋敝、政府债务繁重，如此种种不禁令人唏嘘。而从整个台湾大环境来看，民众的获得感普遍较低，社会民生福祉在下降。
三、“圣君清官情结”下韩国瑜现象的照妖镜效应
在这一过程中，老百姓便将自己这种内心的期望投射到“韩国瑜”身上来，唤醒了内心的“圣君清官情结”，希望韩国瑜为民请命、为民做主，希望他继续扮演“明君”“清官”这样的角色，经过群体性心理暗示与社会媒体扩大宣传，最终完成群众心理映射。
当下的台湾，政党恶斗不可谓不激烈。尤其是民进党上台以来对国民党赶尽杀绝，赤裸裸地反映出对人民的背离和对人民利益的抛弃。民进党当局选前承诺多，选后却将人民利益抛诸脑后，表现在：第一，对人民最为关切的两岸议题，民进党罔顾现实，一意孤行，破坏两岸关系进行自我封锁，牺牲广大人民的民生福祉。第二，在岛内改革包括军公教改革、“劳动法”、年金改革等议题，台湾当局同样罔顾台湾实际情况和人民利益关切，导致人民怨声载道。第三，执政具有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国民党作为清算对象，脱离实际，将人民赋予的权力投入到权力斗争之中，使台湾陷入到内斗内耗之中，人民利益受到更大损害。
(一)选票逻辑中被抛弃的人民
“发展性考核”是指学校从专业发展的视角对教师进行过程化与阶段性的考核（注重大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及时更新）。有关评价要素考核内容具有导向性、多维度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其中，“民主性”和“可操作性”的认可度高，“导向性”和“多维度性”的认可度为中上。
但是，“韩国瑜现象”中呈现的“圣君清官情结”表明台湾已经陷入到了更深的危机当中。这就表现在西方式选举下，各政党角逐的是政治权力与政党利益，没有人真正关心人民的利益。
(二)愚民的逻辑
“韩国瑜现象”同样折射出，西方式选举中人民所处的尴尬境地。实际上，在西方式选举下，重要的是人民手上的选票，而非人民。人民成为了工具，目的本身变成了政治权力与政党利益。
本刊讯：据《泸州市江阳区旅游局》报道，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了四川第一批省级工业遗产项目名单，泸州老窖窖池群及酿酒作坊榜上有名。泸州老窖窖池群及酿酒作坊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建造最早、保存最完整、持续生产使用时间最长的窖池群。其中4口窖池是1573年修建的，一直使用到现在，是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源荐，佳龙编辑）
西方式选举花销巨大，没有庞大的资金支持的选举是不可想象的。在选举的全过程包括竞选宣传、政治动员、政治组织等方方面面，都需要花费大量金钱。而在互联网时代，新式媒体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在媒介宣传的花费只会更加令人咂舌。同样在台湾地区选举中，各种派系、大佬发挥的作用同样是巨大的，没有强大派系、家族势力的支持也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种金钱逻辑和政治逻辑背景下，人民往往成为“愚民”。所谓对某个党或人的印象，往往来自于更为广泛的宣传与政治动员。当人民投出手中一票，也就结束了一轮“被愚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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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2018年底台湾地区刮起的“韩流”旋风，一定程度是因其触及了台湾民众心灵深处的“圣君清官情结”。“圣君清官情结”有着深刻的文化基因，它也有具体的现实基础，是台湾民众对沉闷的台湾社会经济、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的反应，和对韩国瑜个人特质的心理投射。“圣君清官情结”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使民众可借“韩国瑜现象”表达自己的愿望与心声，释放压力。同时“圣君清官情结”下的“韩流”也反映出西方式选举下政党对权力、利益的角逐，人民利益无人关心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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