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统一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科学论文,自然科学论文,统一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十九世纪末，以狄尔泰（W.Dilthey）、文德尔班（W.Windelband）、李凯尔特（H.Rickert）等为代表的德国思想家， 为了建构一种独立的文化科学，掀起了一股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截然对立起来的潮流，认为两者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都迥然不同。例如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独立于人类精神而存在的自然界，其认识方式是因果说明，而人文科学、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和精神世界，其认识方式是理解，即通过把握感性个体的外在生命表现（Lebensaüβerungen）来获得一种内在体验。这种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截然二分的做法，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遭到了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诘难。例如石里克（M.Schlick）认为， 科学作为知识系统在本质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提供给人们有关一个世界的知识。这个世界并没有分化为不同的实在，例如，没有分化为自然领域和精神领域，因为借助于这些语词所表示的那种区别并非事物在本质上的区别，而只是研究实践（Forschungsbetriebe）上的区别，或者说所谓的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工作方式（Verfahrungsweise）上的区别。”〔1〕
按照石里克的观点，精神科学在本质上是统一于自然科学的。精神科学并没有自己所特有的概念，人类用来诠释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精神科学概念，最终都可以归约和还原为物理学概念和心理学概念。石里克的这种思想在纽拉特（O.Neurath）和卡尔纳普（R.Carnap ）等人那里被进一步发展到了极致。卡尔纳普强调：“经验科学的各个分支仅仅是由于劳动分工的实际原因才被分割开来的，它们本质上不过是一门无所不包的统一科学的组成部门。”〔2〕基于这种认识， 逻辑经验主义试图在物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包容一切知识领域的所谓统一科学纲领。按照这一纲领，不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一切实际认识的（即非分析的）陈述的证实基础是统一的”，而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种种事实和规律，至少从原则上说都可以从物理学的理论假设中推演出来”。物理学是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作统一解释的基础，可以在物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解释系统”。〔3〕
逻辑经验主义这种以还原论和物理主义为实质的统一科学领域，由于其自身的内在缺陷，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具有整体论思想倾向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反对。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L.von Bertalanffy）认为，卡尔纳普把所有科学都还原和归约为物理学的做法是牵强的和无效的，这种做法必然导致把人类引向机械化，从而使高价值的东西贬值，因此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在贝塔朗菲看来，“科学的统一性，并不是把所有科学虚幻地还原为物理与化学，而是来自实在的各个不同层次的一致性。”〔4〕这是因为，客观存在的不同领域， 以及不同领域的科学的定律和概念之间，都存在着一致性和同型性。正是这种异质同型性，赋予科学以统一性。
与贝塔朗菲相近，皮亚杰（J.Piaget）通过对发生认识论的跨学科研究，提出了一种“科学之环”的思想，也从整合的视角阐明了科学的统一性。在皮亚杰看来，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不是单向联系而是双向联系，更准确地说，是螺旋形的环状联系，他把这种联系称为“科学之环”。皮亚杰指出，科学之环表明各门具体学科之间（例如数学和生物学之间、心理学和物理学之间等等）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各门学科相互依赖结为一体。因此，“在把科学系统设想为一种环状结构而不是一种直线序列的意义上，科学的统一问题就可以获得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法。”〔5〕也就是说， 科学之环保证了各门具体学科之间的统一性。
毋庸置疑，像狄尔泰那样，通过把事实和价值、说明和理解截然二分，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掘出一道深沟的做法，虽然保证了人文科学的独立性，但其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关系的把握在本质上是不合理的。因此，石里克和贝塔朗菲等人竭力排斥对科学的二元化理解，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性，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综观现代科学家和哲学家对科学统一性的种种不同诠释，我们却发现一个共同的缺陷：他们总是力图在科学逻辑的范围内，局限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来解答科学统一性问题。例如卡尔纳普认为，科学统一问题只是一个科学逻辑问题。“当我们问是否存在着科学的统一性时，我们是指一个逻辑问题，关于各门科学的词语和规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它属于科学的逻辑。”〔6〕皮亚杰也强调， 科学统一性问题是一个科学自身的问题，它可以通过反思每一门学科的基础问题而获得解决。这些思想虽然富有启发性，但这种把问题囿于科学自身范围内的做法，却导致讨论始终停留在知识论层面而无法深入，结果科学的统一仅仅被归结为知识的统一或方法的统一。我们认为，这种科学统一的知识论纲领运思的立足点，是笛卡尔所说的与存在相对峙的“我思”，它试图从“我思”出发，在主体—客体关系框架内调停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二元关系，这使它陷入了两个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困境：其一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认识论与存在论的二元分裂；其二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实质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因此，以“我思”为根据的知识论纲领，不可能如其所设想的那样，为科学统一提供一个阿基米德点。要想真正阐明科学的内在统一性，必须把这一问题从知识论层面提升到存在论层面。具体地说，只有把科学统一性问题纳入作为存在论的人学的视野之中，才能提供对这一问题的深层面的理论说明，从而把握科学的人性统一。
二
我们强调科学统一性问题只有在存在论人学的视界内才能获得真正的解决，一个根本的理由，是因为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都是关于人的科学，人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共同的研究对象。既不可能存在与人无关的自然科学，更不可能存在与人无关的人文科学。因此，要想真正解决科学统一性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人之存在的本性问题。
在哲学史对人的本性的追问中，传统的本质论人学着重追问的是人之所以是人的“本质（Wesen）”，即人的理性本质， 它强调对人的本质的逻辑把握。与这种本质论人学不同，存在论人学着重追问人之所以是人的“是（sein）”，即人的存在方式，它强调对人的本性的存在把握。在历史上，人们曾立足于本质论人学的视界对人的本质提出过种种不同的解答，例如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德性的动物，等等。这种对人的本质论理解的最大缺陷，就是撇开人的现实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世界而抽象地探求人的一般本质，只把人当作一个外在于其自身生活经历和生活世界的一般的、抽象的人，当作一个与其自身的生存体验无关的理性认识对象，因而它总是以理解物的方式去理解人，以与物对话的方式去与人对话，以致其对人的本性的把握，最终结果反而是遮蔽和消解了人的感性生命存在，把人的真实的生命存在归结为某些抽象的共性如本能、理性或德性等等。我们认为，通过比较、分析、抽象和概括，抽取人的个体身上的某种区别于他物的共性，不足以真正理解人之为人的本性。运用这种方法，无论我们从人身上抽取什么样的共同特征，无论把人理解为理性的动物也好，政治的动物也好，德性的动物也好，符号的动物也好，终究都是对人的一种抽象化理解。其实，要想领悟人性的真义，关键不在于对感性生命存在进行理性梳理，以获得对所谓的人类一般本性的把握，关键在于浸入人的内在生命之流，沉思生命存在本体的实质。这就意味着，唯有立足于当下的生存境况，直面实在的人格世界，才能领悟人性的真谛。感性世界作为人格世界，对于我们领悟人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在与感性世界的照面关联中，人性才能获得感性的显现和确证，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世界，人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存在。这就意味着，“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 ”〔7〕人的本性并非被抽象地规定了共同属性， 也非被非历史地规定了的不变性，而是通过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显现的人的感性生命活动。人的这种内在感性生命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活动。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8 〕人的生命活动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 作为创造人类生命存在的活动，作为人的存在和展现方式， 是人的独特的感性生命力的展示和确证。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学用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知识论分析，取代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存在论考察的思模式，而着力于思考人的感性生命存在的意义和创新力，强调人的本性在于其自由自觉的感性生命活动，从而真正把对人之本性的考察从知识层面提升到了存在论层面。
既然人的感性生命本质是通过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展现的，那么十分明显，人的感性世界，无论是感性的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人的内在感性生命力的外在表现和确证（需要注意的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感性世界往往以否定和异化的方式确证着人的感性生命力）。“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而一旦我们“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也就是说，自然科学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界的认知方式，而且是人自身的存在方式，是人的自我展现和确证方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马克思断言：感性存在（而不是理性认知）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正如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9〕马克思的这种见解的深刻之处在于，立足于人的感性生命本性，克服了立足于“我思”范式的知识论纲领对人的诸如社会属性与自然本性、事实与价值、存在与本质、个体与类、理性与非理性之类的二元化理解，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统一奠定了一个人性的立足点。
三
现代科学和哲学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关系的理解，已越来越接近于问题的根本，越来越接近于对科学统一性的存在论把握。例如，按照哲学诠释学的理解，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作为诠释活动，即诠释者立足于合理的“前见”，通过与自然或文本的交流和对话，达到视界融合的过程，并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主体的认知方式，而是人本身的存在方式。又如，人类学认为，作为一切学科研究中心的人，既有自然面又有精神面，这两者是统一的。虽然自然科学侧重探讨人的生理物理层面，而人文科学则侧重讨论人的心理精神层面，但由于这两者在人身上的内在统一，因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统一有其人类学的根据。我们认为，现代哲学和科学的这些看法，表明它们已开始立足于人的存在（das Sein des Menschen ）层面而不仅仅是人的知识层面来把握科学的统一性，这不仅为最终构建一种包容自然和人文的统一的解释框架，而且为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跨学科传通奠定了一种人性的基础。著名脑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佩里（R.W.Sperry）认为：“过去在对待人和自然上，科学观点和传统人道主义观点之间常常存在着分歧和不可调和的冲突。现在我们发现，这两种不可调和的观点已开始融合统一起来了，一种新的统一解释构架出现了。”〔10〕现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呈现出来的这种合流趋势，在客观上为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研究中对控制论的运用，马尔库塞（H.Marcuse）在意识形态研究中对弗洛伊德（S.Freud）心理学的运用，都是跨学科研究中极富创新意蕴的案例。但是毋庸讳言，由于现在所做的许多跨学科研究，不是在科学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而仅仅是认识方式的意义上来理解科学的统一，不是在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意义上来接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因而只是满足于一些科学名词和术语的学科间转移，导致有很大一部分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处于比附的水平。例如，把一种新理论中的新概念、新观点、新方法不加任何消化，不予批判改造就直接搬运到另一些学科中去，把两门不同的学科随意拼接一处，就炮制出种种所谓的新观点，甚至所谓的新学科。而其实，除了把原有学科的内容用一些新名词术语重述一遍之外，他们根本没有给原有的学科增添什么新东西。这在前些年的“系统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有人讲世界的系统存在，实际上还是在讲世界的普遍联系；有人讲系统审美，实际上还是在讲艺术作品的逻辑结构和审美的心理结构，无非是换了一些新名词而已。这种只是借新学科中的新名词来复述老问题，而不是借新学科提供的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去开拓老学科研究的新的理论空间的做法，实在与跨学科研究的本义相去甚远。
在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关系的理解上，学术界还存在着另一种理论偏向，这就是过分强调各门具体科学的独特性，要么否认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领域运用的可能性，要么否认人文科学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运用的合理性，从而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截然二分。这种做法，实际上等于否认了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否认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内在统一性。这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无疑都构成了一种损害，因为缺乏人文精神的自然科学和缺乏科学精神的人文科学，实在应该说是片面的和不完满的。其实，现代科学的发展，已在客观上打通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系的渠道。这种打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无非都是人的科学。正如贝塔朗菲所说：“艺术、诗歌、音乐、宗教以及谦恭的习俗和生活方式恰好也同科学技术一样，是人性的一种表达方式和需要。”〔11〕一旦我们确认了人性的这两个侧面（感性生命和理性认知）的内在统一，那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统一性及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自然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相反，偏重自然科学而忽略人文科学，或者偏重人文科学而忽略自然科学，无疑都会造成科学的二元分裂，从而使统一的科学变得支离破碎，使完满的心灵变得残缺不全。
注释：
〔1〕M.Schlick,Philosophie und Naturwissenschaft,Erkenntnis,4 (1934),S.382
〔2〕R.卡尔纳普：《思想自述》， 见《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15页。
〔3〕H.费格尔：《物理主义、统一科学与心理学基础》， 见《逻辑经验主义》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12—513页。
〔4〕L.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 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1页。
〔5〕J.皮亚杰：《心理学与认识论》， 求实出版社1988 年， 第100页。
〔6〕R.卡尔纳普：《统一科学的逻辑基础》， 见《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2 页。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127—128页。
〔10〕R.斯佩里：《精神对脑的至上性：精神主义革命》，见《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9年第3期，第49页。
〔11〕L.贝塔朗菲：《人的系统观》，华夏出版社1989年， 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