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奠定中世纪教皇制基础的格里高利一世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里论文,教皇论文,中世纪论文,基础论文,高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4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835(2006)02-0118-04
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欧出现了封建化的趋势，并开始了基督教化的进程。西欧政治格局在上古与中世纪之交所产生的变化给罗马教会的独立和扩展势力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一些罗马主教在提高罗马教会地位、增强自身权力上起了重要作用[1] 96。罗马主教即教皇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I,590～604在位)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为了加强罗马教会的实力，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罗马主教获得了西欧教会的首席权威，大大推进了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并形成了中世纪教皇制的雏形。
一 教皇集宗教和军、政大权于一身
格里高利(540～604)是意大利人，出身于西罗马帝国元老院贵族世家。573年，他被当时统治意大利部分疆土的拜占庭帝国任命为罗马城执政官，但由于预见到意大利的教会将比世俗政权的权势更大，也由于受到隐修生活的吸引，在他任执政官一年后，便走上了弃官隐修之路。他把全部家产捐给教会，大建隐修院并自愿成为修士，还接济穷人，从而大大提高了他在教会中的声望。约586年，他在罗马担任自己创设的圣安德烈修道院院长，同时兼任罗马主教首席顾问。这段时间，格里高利从事教会理论建设并且成绩斐然。590年，格里高利担任教皇，他是第一个隐修士出身的教皇，法号格里高利一世。
格里高利一世上台时，罗马形势对他十分有利，基督教会已经拥有可观的政治、经济实力，教皇地位扶摇直上。西欧最强盛而又信仰基督教的法兰克王国认识到罗马教会是西欧基督教最大的中心，教皇在教会中最有权势，因而要想扩大势力就必须重视与教皇发展关系，于是常常请教皇协助整顿高卢教会。6世纪末，由于伦巴德人劫掠的威胁，意大利又深受自然灾害之苦，所以掌握神权的罗马主教备受瞩目，意大利人将他视为天然的保护人[2] 13。在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气氛中，格里高利一世迅速抓住时机以扩大教权。当时，盘踞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德人直接向罗马发动攻势，这时再想依靠趋于衰落的拜占庭帝国的武力来抵抗入侵已不现实，于是格里高利一世以罗马城主教的身份成为保卫城市的真正组织者。他一方面采取断然措施，独揽罗马城的军政大权，自称“总司令”，趁着混乱的局势把前西罗马帝国皇室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卡拉布利亚的大地产收到自己手中，将管辖范围扩大到意大利中部、西西里、撒丁岛、科西嘉以及北非的某些地区；另一方面他下令拆毁异教神庙，修建城垣，还用教会的钱财作为军费，招募和训练军队以抗击伦巴德人的进攻。格里高利一世是一位卓有才能的政治家，一边积极进行防御，一边也用外交手段对付来犯的伦巴德人。592年，他背着拜占庭驻拉文那总督与伦巴德人谈判，又以大量财物劝来犯者北归，还通过信奉基督教的伦巴德王后劝其丈夫改宗。为了保住罗马城，格里高利一世甚至鼓动过拉文那居民投降伦巴德王。格里高利一世运用各种策略，使罗马城免于沦陷，教皇的威信由此大增。
格里高利一世还开办学校，培养人才；控制罗马的法庭、监狱；培植一批神职人员作为亲信；铸造货币，管理市场，整顿财政，严惩罗马城的渎职、贪污分子；创办慈善事业和广行善事。他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实行一系列的新措施，使罗马教会不仅成为罗马城的世俗统治者，而且成为在西欧的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
6世纪末，罗马主教已成为意大利的罗马以及中部诸省的世俗统治者，并已逐渐拥有中世纪教皇的职能，与基督教其他主教区的大主教在实际的权力和地位上已经大相径庭。君士坦丁堡牧首在拜占庭的中央集权国家中执行宗教的最高权力，但他完全依附于皇帝。与之相对照的是，罗马教皇形式上不受在前西罗马帝国领土上新建的各蛮族国家的直接管辖，但教皇上任还需拜占庭皇帝的批准，在一些方面还受拜占庭帝国节制。格里高利一世为摆脱拜占庭皇帝的控制而努力斗争，在同外国进行交涉时，他与皇帝派来的“钦差”周旋，设法避开来自拜占庭方面的干涉。格里高利一世支持福加斯在拜占庭国内斗争中取得皇位，福加斯为报答他对起义的支持，则承认罗马主教在基督教会内具有最高权力，尊教皇本人为“普世牧首”。格里高利一世与君士坦丁堡牧首争夺教会首脑权的斗争由此揭开序幕，他也不再屈从于拜占庭皇帝而敢于分庭抗礼，中世纪教皇制的权威开始显现。
二 扩大教权，重视向西欧、北非等地传教
格里高利早在未当上教皇之前，就重视在诸“蛮族”中的传教工作。在就任罗马主教后，他利用罗马城与拜占庭统治隔绝的局面，直接控制了拉文那、伊利里亚等地教会的事务，595年在亚尔勒地区又重建了教皇的代牧区[2] 16。他同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签订了友好协定，罗马教会得到了法兰克的支持，也对王国一些教区中的弊端进行了改革。教皇特别重视在前罗马帝国境内所进行的传教活动，因为当时境内的大多数居民还没有信奉基督教，不仅城市里有很多“异教”信仰者，广大农村人口还普遍信仰着名目甚多的宗教[3] 98。格里高利一世曾严责卡塔利亚里主教说：“由于你的疏忽，容许了那些属于你教会的农夫到今天还保留着异教信仰。……如果有这样顽固不化的农夫竟拒绝皈依主宰上帝，他必须负担着这样苛重的税款，用重税的处罚迫他赶快走上正路。”[4] 1696世纪末，教皇派遣修道士到英格兰诸国传教，使肯特、埃塞克斯、东盎格里亚的国王先后信奉了基督教，还逐渐向其他王国扩大传教。格里高利一世曾指示传教士们，在传教过程中应注意方式方法，“不要破坏异教神庙，而要对它洒圣水，在其中设坛，放上圣徒遗物，把基督教的仪式、节期同异教的献祭惯例结合起来，把蛮族的过去一笔抹掉是不可能的，要逐步、缓和地前进！”在扩大传教的过程中，格里高利一世还重视以武力作为后盾。他曾对非洲总督说过，为了扩大宗教据点，除了用和平方式之外，在传教难于进行的地方，也可以“发动几次战争”。据此，后来有些学者称他是“十字军”东征思想的最初提倡人[2] 17。
在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格里高利一世特别倡导在西欧各地建立修道院，作为扩大罗马教会实力的据点。6世纪末的修道院与教堂不同，是俗人依附教会过苦修士生活的团体，直接归修道院院长领导，不受当地主教管辖。修道院内教士扩建庄园，有大量土地出租，农奴进行耕种，同时经营手工业和商业。格里高利一世原是本笃修会修士出身，与本笃修会关系密切，并按该修会的规章和模式加以推广。格里高利一世领导下的本笃修道院中的本笃思想是西欧新建修道院的基本思想，对修士、修女进行严格的说教和控制。本笃思想的传播和本笃修道院的巩固，加速了西欧修道院的发展。
三 完善教会产业管理，加强“理财”措施，增加财政收入
6世纪末的时候，教会除罗马城外，在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北非和南高卢还拥有领地，统一归教皇经营管理。从目前仍留存的格里高利一世的《通信登录簿》以及当时罗马城居民的户籍等原始资料的综合分析中，可见到当时如何经营庄园和控制农民的具体记载[2] 18。他基本上按照罗马帝国庄园管理的办法来经营，但也有一些新的措施。他命令将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大量的现款或实物地租。他把一些庄园分别交给多是由神职人员担任的管家进行管理。他从管家送来的报告中了解庄园和教区神职人员的工作情况，以及了解当地宗教信仰的动态，不断向这些管家发出详细的指示。他在给西西里的副管家的信中写道：“凡是年老不孕的母牛，或者看来已很不中用的公牛，应立即出售，这样至少还能从它们身上收回一些利益。……所有属于教会的农具必须在它们因年久生锈成为废铁以前出售。应把你所收到的所有款项连同这些帐册全部送来。”他还指示：“在教会的庄园里住着很多犹太人，如果他们中间有人愿意成为基督徒，他们的交款数目可以予以适当减少，以便使别的犹太人在这种利益的刺激下，产生同样的愿望。”格里高利一世在教会领地和修道院中实行一系列封建剥削措施的同时，还给予大的庄园管理人以当地的政治、经济大权，使他们握有干涉当地主教补缺、召开地方宗教会议以及训诫主教之权，这就使各地主教进一步隶属于教皇。
格里高利一世除了从“圣彼得遗产”中获得可观的收入以外，还用一部分收入购置更多的土地，使教会地产得以无休止地膨胀。他重视商贸活动，罗马教会的经办人从欧洲向埃及运去木材，向君士坦丁堡输送小麦，又把撒丁岛的生铁运往拜占庭帝国以制造武器，还在教会领地和修道院中制造葡萄酒并输往各地。教皇的理财措施多种多样，在他手下有一批称为“教会商人”的商业代理人，都是擅长贸易和远途贩运的能手。格里高利一世在位期间的各种经济措施都为7世纪以后罗马教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 提出鲜明的神学观点，奉行奥古斯丁主义，发展基督教教义
格里高利一世不仅是一个很有政治才干的教皇，而且是一位神学理论家。他根据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认为，一切对人有用的知识，都已包括在《圣经》中了。任何人如遇疑难，都可以从《圣经》中求得解答[2] 20。所以，解释《圣经》也就成了人类最大的学问。但怎样解释《圣经》呢？他很夸耀人抽象的“灵感”，认为“灵感”一来，即便自己原来不太懂，也会脱口而出。格里高利一世曾对法兰克的维昂主教发出指示，基督教会应反对世俗知识，这一点也成为中世纪教会长期的方针。
格里高利一世还写了许多宗教著作流传于世，其中有三部著作在中世纪的欧洲可谓家喻户晓。一部是《伯约记解说》(或译《道德论》)，这部书是对《圣经》的诠注，也是关心教会伦理道德的教科书。一部是《论神职人员的职责》，写的是关于主教、神父们的人品和职责指南，曾被译为希腊文、英文而流行各地。还有一部是《意大利父老生平神迹对话录》，在书中他把世界描绘成充满神迹、天使、魔鬼和炼狱等情景，并有好人享乐，罪人受苦之类的宗教故事。
格里高利一世对奥古斯丁关于教会的论述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更多地结合了大众基督教的内容。他像奥古斯丁一样认为上帝已把拣选人规定好了，但又不那么过分强调“预定论”。他认为，人得救不仅要靠上帝的恩典，而且也要靠个人的“善功”。他强调个人的主要善功就是履行教会的圣事。比如受洗后犯了罪，就要靠忏悔来补赎，灵魂便可以得救。他详细阐述了善功在灵魂得救中的作用，对中世纪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起了很大的影响。他还表示“圣餐”非常重要，可以救助活人和死人。关于“炼狱”，他指出这是基督教信仰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炼狱”是指善人生前罪恶没有赎尽，死后灵魂升天之前暂时受罚的场所。他要求活着的人对在炼狱中亲人的灵魂抱有一种信念：“要相信在审判之前，有炼狱的火，炼尽某些轻微的罪。”可以说，“善功”和“炼狱”的教理是格里高利一世最为重要的宗教主张，是原罪和救赎思想的深化体现。
格里高利一世强调严格执行教士独身制以及教士、修士和信徒必须苦修和遵守“绝对服从”的誓言，表示“即使当局的行为应受指责，而用暴力反对当局也是绝不容许的”。此外，他发展了宗教仪式上的罗马礼仪，对弥撒的祭典方式也有些改革，制定了新的弥撒礼仪程序，主持编订了《格里高利颂歌谱》，在教堂音乐中提倡了“格里高利无伴奏齐唱法”，这些在天主教弥撒仪式中长期沿用。
与此同时，格里高利一世开始大造舆论，称罗马主教之位来自使徒彼得一脉相传。彼得受主命而负责照管所有教会，故罗马主教应当成为普世教会之首[5] 339。从此，西方教权主义开始兴起，罗马教会当局逐渐演变为罗马教廷，格里高利一世正式宣布“教皇”的称号只能属于罗马主教，其他主教不得再称“教皇”。由此可见，格里高利一世实际上是中世纪第一位教皇。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格里高利一世能力非凡，业绩出众。在位的15年中，因为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在教会史上被称为是站在古代和中世纪新旧世界分界线上的“伟人”，罗马教会史家说他是古代末的一位神父，是第一位中世纪的神学家，还把他列为拉丁教会的“四大神父”之一。他是最先将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付诸实践的罗马主教，一生中极有成效的活动，为罗马教会教权的扩大和日后教皇国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格里高利一世把握当时的形势所进行的改革使罗马教会的势力空前增强，并确立了罗马教会在西欧基督教会中的领袖地位，奠定了中世纪教皇制的基础，中世纪教皇的权威已经初步树立起来。此后，基督教包括后来的天主教在西欧广泛传播，教会地方组织纷纷建立，而且西方教会不论是在教义方面，还是在教会组织和修道院生活方面都是沿着被称为是“中世纪教皇之父”的格里高利一世所开创的方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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