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盛顿共识”到“渐进—制度观”——中东欧国家转型理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盛顿论文,探析论文,共识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15
20世纪90年代，剧变后的中东欧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堪称20世纪人类的重大事件及其种种现象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美国都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注：美国密歇根大学威廉·戴维森研究所、瑞典斯德哥尔摩转型经济学研究所(SITE)、捷克布拉格经济研究中心、莫斯科俄罗斯—欧洲经济政策中心等都是转型经济研究的专门机构。）各种一流经济学刊物以及专门的转型研究刊物大量发表相关专业文章；美国经济学会、欧洲经济学会以及诸多转型研讨会也都在关注这一课题。
最初的研究集中于转型政策和具体实践评析。随着转型的推进，有关转型的理论探讨也日渐增多，特别是转型的经济理论在中东欧国家实践的基础上融合主流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等观点和方法而日趋完善。转型研究越来越着重于力图理解并历史地分析社会组织发展和经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注：Shields,Stuart,2003,p.226.）
在转型初期，华盛顿共识居于转型理论的主流。当前研究则将转型与世界经济大规模的制度变迁相联系，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动态理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热若尔·罗兰将其称为渐进—制度观点。
华盛顿共识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依托相关理论与实践，但配套的理论往往滞后于现实。转型初期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中东欧国家制定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具体政策，当时国际金融组织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积极介入这些国家，对转型加以指导。曾参与稳定拉美经济改革方案设计的经济学家将“华盛顿共识”推荐给中东欧国家，萨克斯曾任捷克、波兰等国的政府顾问，帮助制定私有化方案。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斯蒂格利茨指出，这一共识是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经验上形成的。
华盛顿共识概括起来主要包括财政紧缩、税制改革、贸易与金融自由化、统一的汇率机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缩小政府规模、反对政府对市场干预等内容。80年代这些政策曾一度帮助拉美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并出现增长势头。
华盛顿共识在中东欧国家是以“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指导转型的。通过“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在中东欧国家形成由市场确定的并与国际接轨的竞争性价格体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紧缩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以稳定宏观经济，保证价格体系正常运行；将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和激励机制，鼓励创新，扶植新企业；限制政府的权力，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华盛顿共识占据转型主流观点的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早期关于转型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转型速度上，即快速、激进方式（休克疗法）与渐进方式的争论。当时有三种观点：以萨克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采用“大爆炸”的激进方式，对中东欧国家进行“休克疗法”，主张通过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迅速营造市场环境；热若尔·罗兰等人提倡渐进方式和循序渐进的转型；科尔奈则主张根据实际，灵活运用激进与渐进方式（实际上也归入渐进方式）。不过渐进转型的观点最初没有像激进转型那样得到国际金融组织的认可。
但华盛顿共识的激进转型给中东欧国家造成了灾难性衰退，（注：科尔奈称为·转型性衰退”(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即从短缺经济向市场经济（买方市场而不是卖方市场）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衰退。）这使人不得不注意，转型给经济的继续运行带来了混乱，政治却出现某种“回归”：1989年失去执政权力的共产党（重新成立各种社会民主政党）在90年代中期相继通过选举重新分享政权。而且私有化的进展并非如预期的那样快，中东欧国家都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从而使单纯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内生私有化）效果不佳，特别是“内部人”获益过多，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价格自由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供给增加，却引起产量大幅度下降。许多国家GDP降幅达两位数，恶性通货膨胀使稳定化无从落脚。转型还伴随着一些国家的分裂、解体乃至战争（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
中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衰退以及宏观经济难以稳定，使人们看到这种“嫁接”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并认识到：拉美国家接受华盛顿共识的起点与中东欧国家不同。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转型是一种具有特殊初始条件的发展，即广泛的国家所有制和强大的国家权力、过度工业化（重工业）、相对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经济发达程度。（注：〔比〕热若尔·罗兰，2002年，第12页。）这些都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源起的拉美国家。按照主流经济理论的观点，宏观经济稳定是以存在市场环境为前提的，而中东欧国家当时并不具备这一前提。在40余年的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些国家没有给市场运作提供所必需的制度环境，如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在中东欧国家基本不存在。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却存在虽不完善，但已臻成熟的市场机制。
华盛顿共识通过“休克疗法”迅速消除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经济基础，以使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政权巩固自己的制度，这里不排除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注：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被划入苏联势力范围的这些国家也是通过国有化、农村土地集体化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渐进—制度观点
随着转型涉及的整体社会变动日益深入，“休克疗法”与“渐进转型”的速度之争开始显得单薄，很难明确界定哪些中东欧国家采取激进的还是渐进的转型方式。在转型初期，波兰、捷克等国家实行了激进的转型方式，不过波兰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由于遇到工会的抵制而进展缓慢。匈牙利被看做是渐进转型的典型，斯洛伐克在与捷克分家后也转而采取渐进方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转型要晚于上述国家，且遇到的阻力很大，转型是逐步推进的。
而宏观制度框架与具体政治支持对转型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因为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制度框架、政治支持决定着转型的进度与效果。热若尔·罗兰在总结中东欧国家转型10年经验和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渐进—制度观点日益获得学术界和转型国家政府的支持。
渐进—制度观点认为不应忽视中东欧国家转型的起始条件，因为起始条件也影响着转型政策的制定。虽然经典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存在市场与价格机制的，完全由计划来配置社会生产、消费、积累，但现实中的中东欧国家还是有一些按照某种市场原则运作的“灰色经济”（影子经济），而这些影子经济往往在国家核算体系之外。中东欧国家在剧变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重工业与服务业、轻工业（特别是生产消费品的工业部门）比例失衡，农业则由于“剪刀差”过大而始终处于相对的落后状态。这样的生产力布局既有苏联模式的影响因素，也与社会主义的产品核算体系有关。社会主义核算体系是不包括服务业的，不承认无形产品的增加值，只承认物质形态的增加值。因此，企业具有无限的扩张冲动以争取计划部门配给更多的生产资源，这导致大企业众多，小企业稀少。
计划经济下也存在激励机制，即根据完成上级布置计划的程度额外给予奖金。但因为计划指标往往是由数量主导，工人、管理者的奖金取决于生产数量，这就常常出现质量问题；而作为计划指标的总产值是在企业成本加成基础上计算的，故企业节约成本和技术创新的动力极小。而在科尔奈定义的软预算约束情况下，企业也不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导致企业行为的扭曲：不考虑实际社会需求和节约原料，只保证完成或超额完成产品数量。但企业又不会超额过多，因为这会使计划部门提高未来的指标。（注：这一现象被称为棘轮效应（贝林纳，1952），且超额幅度很少高于2%。）而那些非生产部门（政府、事业单位等），则是在预算年度终结前突击花钱，以免节余过多而被削减来年的财政预算。科尔奈的“短缺”是针对计划经济下的过度需求而言的，因为每个企业都有扩张的冲动。但在社会资源供给有限的总约束条件下，必然有很多需求无法满足。但对于消费者来说，短缺则是噩梦，票证、排队、走后门（贿赂）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渐进—制度观点强调转型过程中制度（政府）的重要性。渐进—制度观点认为，没有适当的制度作为基础，华盛顿共识开出的“处方”未必能产生疗效。转型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静态、孤立的现象，必须与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与发展相联系。在转型初期，华盛顿共识推行的“休克疗法”力图通过价格完全放开，国有企业迅速私有化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一下子进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但实际情况证明，激进的转型造成各国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政府危机。
波兰前财政部长科勒德克认为，转型是从国家控制产权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从发展角度看，转型是长期发展的一个工具，（注：〔波〕科勒德克，2000年，第2～6页。）要引入全新的制度安排。
政府对转型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中东欧转型是在政局剧变下开始的，政治、经济转型同时进行。政局稳定会给经济转型提供一个持续的环境，而转型中出现的社会失衡也需要政府予以校正。强大高效的政府可以确保转型有良好的法制环境并抑制腐败。渐进—制度观点认为，要重视政府在执法和产权保护方面的作用，建构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否则，有限的资源会大量到政府“寻租”，而不是投放于生产。私有化为寻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空间，无偿奉送型的私有化更容易为“寻租”敞开方便之门。热若尔·罗兰和科尔奈都指出，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性和转变是不能与政治领域分开的。（注：〔比〕热若尔·罗兰，2002年，第14页。）
中东欧国家政治与经济转型之间的关联性很大，政治约束条件在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从私有化的不同方式中可以看出。捷克的私有化针对全体公民，是无偿奉送的凭证式私有化，意在使所有人分享私有化成果并抵消国企私有化造成的失业。这样的私有化得到了人民的政治支持，克劳斯右翼政府在转型后的第一次大选中没有像波兰、匈牙利等国那样，被包括前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所取代。而波兰大规模私有化方案于1990年就设计完成（巴尔采罗维奇计划在萨克斯的帮助下制定），却连续三年都无法得到议会通过。因为工人和企业经理希望实行企业内部私有化，而非全民私有化；代表其利益的议员（团结工会在议会中占多数）也不赞成全民私有化。最后波兰的私有化是以非现金、自下而上的内部出售方式进行的。（注：Blanchard,O.,1998,pp.87～99.）
渐进—制度观点认为，自由化、私有化、稳定化之间存在互补性，并有内在顺序性。如果中央计划经济的政治制度崩溃，就不必急于甚至没有必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因为无偿奉送虽然将国有企业快速私有化，但国有资产估价往往偏低；出售方式使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很快私有化（这往往是非现金方式的内部私有化），但最后又变成企业经理控股，国有（全民所有）财产最后变成经理私人所有。而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却因国家财富流失而面临公共财政危机，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在转型初期，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产量急剧下降的痛苦，这一下降基本与价格自由化同步。这些国家还没有自发形成适应价格自由化的市场，经互会解散并没有形成新的出口市场是其主要原因，而非正式经济的大量存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1989年匈牙利非正式经济占GDP的27%，波兰为15.7%，捷克为6%；1995年这一比例分别为匈牙利29%，波兰12.6%，捷克11.3%。而且非正式经济大多集中于资本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大型制造业，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政府的制度真空使企业逃避纳税责任，也说明了完善转型国家政府作用的必要性。
渐进—制度观点还强调了社会文化与传统对转型的影响会形成“路径依赖”，而如何激励政府官员，使他们的行为与转型目标不发生偏离，也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因为大部分官员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下摇身一变而来的。
渐进—制度观点关于转型结果的不确定性，明显区别于华盛顿共识所认同的资本主义转型结果的意识形态因素。这种不确定性是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关键特征。
不确定的结论
转型是近年来世界范围的现象，对它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原苏东国家的范围，涉及到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外学者在转型一词上的不同表述（transition与transformation）也说明转型研究的扩展，并使经济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
转型这个词本身容易产生误解，使人认为这是一种短期行为。但实际上随着转型实践的发展，没有人能够给转型确定终点，（注：科勒德克认为中东欧转型的完成标志是加入欧盟。）也无法肯定转型的最终结果一定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即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
米塞斯认为，转型(transition)是对一个时代称呼的贫乏的代用品。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随时都发生着变化，任何时代都是转型的时代。（注：Seliger,Bernhard,2002,p.38.）从国外近年的研究看，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研究日益被纳入长周期的社会变迁范畴。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虽然有既定目标，但由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最终很可能偏离既定目标，而同时市场经济本身也在不断变化，我们只能够从今天看到未来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