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至清则无鱼”——我的新生词语规范观（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至清则无鱼论文,词语论文,新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919（2000）05—00106—14
引论：恣肆汪洋
“非常男女”、“很青春”、“帅呆”、“酷毙”、“爱你没商量”；
“知识经济”、“知本家”、“克隆”、“联网”、“国际大循环”；
“卡拉OK”、“BP机”、“A股”、“K金”、“AC米兰队”……
只要翻开报纸、打开电视，这些新词新语即如汹涌波涛滚滚而来，恣肆汪洋，并会无可避免有意无意地也出现在每个人的话语书文之中。关于新生词语的增长，即以新词语之一种的外来词而言，王力先生在《汉语词汇史》中曾有粗略估计：“拿现在书报上的文章用语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文章用语相比较，外来的词语恐怕占一半以上；和‘五四’时代的文章用语比较，恐怕也占四分之一以上。”这个不完全数字已经够大了。倘加上其他各类新生词语，据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专家曾做的一个比较保守的统计，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平均每年产生800 多个新词语。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已增收五千多个新词条。今天进入21世纪信息化时代，新词语的传播手段和速度将更为方便和快捷。
面对这新生词语“大爆炸”的热潮，我们听到了一种熟悉的挞伐之声：我很难认可“酷毙了”；很多外来词、港台词、方言词、仿造词、缩略语、流行语、旧词新义、死词复活甚或胡编乱造的新潮、前卫、时尚之语，不过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符号或符号链，有害于民族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纯粹是语言的垃圾，应加以清除和摒弃；这些病辞是那些文化和文字水平尚不及格者的“硬努”之作，词汇贫乏所以才乱造词汇，不懂语法所以要“超越”语法，没有文化所以才轻慢文化。由此又引发出一种逆反之音：语言根本不存在污染问题，“哇噻”、“帅呆”在老人也许认为是污染，可于新新一代就是血肉，就是精气神儿，因而语言无所谓绝对规范。（注：所引两种对立的规范观，参见1999年12月17日、22日、23日、28日《文汇报》载“语言新现象探讨”（1）至（4），及贾清云：《给当今歌词创作提个醒》（载1998年7月4日《文艺报》）。）姑且称前者为“传统派、主流派、纯洁派”，多从共时角度老生常谈来维护“规范”；后者不妨可看作“少壮派、革新派、反思派”，借助历时对比求新图变要突破“规范”。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语言又是全民性的。语汇是语言的直接形式，且在语言系统中发展变化最为活跃。旧词翻新的绵延不断，时尚之言的层出不穷，外来词语的潮推浪涌，词语就这样生生不息地演变发展着。因而，究竟如何看待新生词语，应树立什么样的语言规范观，是每个人特别是语言教学与研究者当前面临并需解决好的一个紧迫而又重大的课题。
一、有容乃大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并指出这两个心理实体的联系是任意的。正是在这种任意性的前提下，语言的变化是可能的且必然的，这是语言学的观点。再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有一句关于语言的名言：“语言是存在之舍”（“舍”又被译作“家园”）。此话蕴含着语言跟人、跟社会关系的深刻哲理。因而，词语可看作是时代变迁的镜子，是社会发展的投影。尤其当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词语总是给以最迅速、最直接、最充分的反映。每时每刻新生词语总在无休止地涌入我们的生活，且社会越开放，新词越活跃。最有说服力的莫如本文构思时已涉猎不少新词语，现行文时，正好读到了朱镕基总理刚刚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发现了一些过去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从未用过的新词语，如“通货紧缩”、“即期消费”、“心理预期”、“社区服务”、“中介服务”以及“钓鱼”项目和“胡子”工程等。庄严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都能如此宽容适时地吸纳新词，何况乎亿万百姓之日常所言所语。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至少有两次产生新词语及对其研究的热潮。一次主要在50年代，当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一次从开始改革开放的80年代至今，开始对所谓语言的“纯”又“健”提出了反思。也许受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和束缚，在我的印象里语言学界对“计划外”出现的新生词语的态度比较严谨、冷峻甚至挑剔，指责、限制多于肯定、吸纳。而这种冷落鲜活语言现象的“贵族化”、“经院式”遗风似乎至今犹存。对新词语中的流行语责难就最多，总是看不惯，乃至将其比作化妆品，认为品位低，甚至有伤风化。
何谓品位？品位不等于阳春白雪。营养不能都是山珍海味，青菜萝卜亦不可少。因而要提高民族语言的品位，不能都是大鱼大肉。固然，流行的未必是品位高的，但流行的也未必是品位不高的。如体现高科技的流行词语“克隆”、“电子邮件”等，能说它们是低品位的吗？即使是化妆品，只要是好的化妆品就受人喜爱，大有市场。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看不无道理。倘承认流行也是一种存在，那流行语的出现也是合理的。不妨听一位年轻人对流行语的认同和渴求：“一句‘美眉’，一个‘GG’，给了我们很多‘一本正经’所没有的乐趣。我们说的‘新新话语’在我们中间存在着，就有它存在的意义。”（注：所引两种对立的规范观，参见1999年12月17日、22日、23日、28日《文汇报》载《语言新现象探讨》（1）至（4），及贾清云：《给当今歌词创作提个醒》（载1998年7月4日《文艺报》）。）诚然，语言的发展不能靠流行语推动，但也不应该歧视排斥流行语。十几年前对流行歌曲的批判，结果导致了流行音乐的大发展，形成了今天美声、民族、通俗三大唱法，且流行歌曲赢得了最多的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这难道不是对流行语的一种前车之鉴吗？固然流行语不少都是昙花一现，只存活于一定时期或一定范围，但流行语不一定都短命，如现已成为“全民常用词”的“棒”，当年不过是北京青少年口中的流行语。（注：关于“棒”的词源，早先高名凯先生（曾留学法国）推测可能源自法语bon，但找不到依据。 后满族民俗学家金受申先生在其《北京话语汇》（1961年商务印书馆）中将“棒”判断为来自满语，但是史有为先生表示怀疑。史先生《说“棒”及其他》（载《词库建设通讯》1997年第12期）一文考证认为“棒”最有可能来源于北京话“棍棒”，即“强壮”是其第一义项，“高明”为其派生义项。）再说，即使有些流行语只流行于一时，纵然流星一瞬，只要能较好地为交际服务，也算体现了它们的自身价值和存在意义，何必封杀它们呢？现代汉语以口语为本，倘缺少了以真实鲜活极富表现力的流行语来源源不断地充实新生词语，语言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冷落新生词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出于对基本词和新生词关系的偏误认识。基本词较稳定可靠，已形成语言定势，是语言的内核；新生词则活跃灵动，常是不定变数，处在语言的外围，就会让人对其不甚放心。但基本词当初都是从新生词发展而来的，难道可以自己熬成婆婆后就忘本不善待儿媳？倘词汇系统只有基本词，永远稳稳当当，语言还有生命力吗？新生词语代表着未来，为了未来，就需要宽容。
因而，在对待新生词语上，就应提倡“宁滥毋缺”，以免遗珠。已故语言学泰斗吕叔湘先生对新词新义主张“与其失之于严，无宁失之于宽”。正是遵循了前辈语言学家这样的远见卓识，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就收入了“打的”、“大款”、“大腕”等新词。然而，曾几何时，关于对这些新词语当初的批斥、论争之声，我们似乎还记忆犹新。记得80年代《北京晚报》曾讨论“的士”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是否能替代“出租汽车”，可如今“的士”已发展成基本词，并衍生出了“打的”、“面的”、“摩的”、“马的”、“毛驴的”、“人力的”、“的来的去”等一串新词语，足见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不过，尽管《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已增补了数千新词，但它的“容”仍然不够大，还没完全摆脱传统规范观的束缚，在现代性、科学性、实用性等方面仍显得有点落伍。如宁可收录不常见的谐音外来词“爱美的”（amateur指业余爱好者，且此词还可直接望文生义为“爱漂亮、 爱打扮”，从而产生歧义），却没收几乎天天见诸于媒体的“爱滋病”；宁可一一收录并不常用的“安全岛”、“安全灯”、“安全门”、“安全电压”、“安全剃刀”等词，却不收关系到计划生育国策的“安全套”、“避孕套”；宁可收录也不多用的“勃郎宁手枪”，却不收跟性教育有关的“勃起”之类的词语。再如释义的落伍，释“霸王鞭”原产地居然是已不再使用的旧称“南洋群岛”，而不是统一规范的新译名“马来群岛”。
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新词是作家人为造出来的，但这也无须大惊小怪，更不必非难。自然，人人乱造新词，就无法卒读，会影响交际；但若古来谁都不造新词，那现在恐怕连屈原的骚体都没用上呢。其实，古诗词中，不少句子是欠通并费解的，这是特定语境中的特定用法，往往表达了一种特定的意义和意境，久而久之，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喜爱和袭用。再如五四时提倡白话文，鲁迅等作家就创造了不少新词语，如为体现男女平等，就创造了表示女性第三人称的“她”。正是这些“文人造字”，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语的语汇。而当代文学似乎更在超常地制造着新词，如当前文学界出现了一批新潮的“另类作家”，写出了一批“另类小说”，甚至堂而皇之登上了主流文学的殿堂，出版社也推出了“另类情感文库”，跟着还有“另类阅读”，等等。何谓“另类”，字面义为“另外的类别”，可引申为跟时代与常人不一致或格格不入。“另类”走进公众视野当在90年代以后，指摇滚乐队、先锋作家、行为艺术家等一类思维作派有别于常人者，又进而引申指那些具有锐利思想、行为怪异、卓尔不凡的前卫人士。挟改革开放之风，借媒体广泛传播，“另类”一词今已不只是文化时评的一种口头禅，且正在成为社会生活中出现频率渐高的新概念，甚至已流行衍生成为一种商品标签，诸如“另类丛书”、“另类歌曲”、“另类爱情”、“另类餐厅”、“另类医学”乃至“和尚的另类”（见2000年3月24日《北京青年报》第 15版），不一而足，这不断扩大的“另类一族”，有其自身的“另类文化品味”。且不管未来“另类”的生命力如何，至少目前这“另类”的扩展，显示了当今时代的宽容与缤纷。
前不久为迎接2000年的到来，出现了一个新词“千禧年”，既避开了“2000年是21世纪开始”的误解（科学家界定2001年才进入21世纪），又使2000年增添了不同于过去寻常新年的特别喜庆和美感。此词初见于境外中文媒体，很快传入内地并被广泛使用，甚至连一种酒也以“千禧”命名，在电视上大做广告。然而，批评之声也随即见诸报端：《何谓“千禧年”？》、《慎用“千禧年”》。理由是“千禧年”源自基督耶稣，称2000年为“千禧年”就是跟西方宗教挂钩，实在“不伦不类”。考溯“千禧年”， 最初是拉丁文Mille Annus ， 进入英语后改变成Millennium，意为“千年期”、“千年周年庆典”，并被喻作“太平盛世”或“想象中的黄金时代”（见《新英汉词典》），这本是一个喜庆之词，倘因此认为此译词宣扬了西方宗教意识而应禁用，不免失之偏颇。其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政府就采用跟耶稣传说有关的国际通用的“公元”纪年法，从未有人认为我国独尊基督教。即便从纯宗教而言，耶稣纪元的确立构成了西方“直线时间观”，认为时间是不可逆转的，正跟东方以佛学为中心相信轮回观念及地球四季生息循环的“环状时间观”相对立，即使吸收“千禧年”一词，也并不就此意味西方宗教学说优于东方宗教学说。考察西方科学文明，“直线时间观”衍生出数学上“零”和“无限大”的概念，又由“零”引发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并为“宇宙大爆炸”学说提供论据；同时，这种“直线时间观”也不断受到质疑，如若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另有过一个或多个宇宙的话，这不就是一种循环？正好回到了东方的“环状时间观”，同样我们也无须得意，认为接受“千禧年”说法就体现出东方宗教学说优于西方宗教学说。“千禧年”就是“千禧年”，并非一定指基督教历史上的“千禧年”，它仅表示一千年中某一个特殊年份而已。事实上，宗教用语转化为大众用语是语言发展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如“大千世界”（佛教用语）、“救世主”（基督教用语）。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今天尽管对“千禧年”的使用提出了非学术因素的异议，但仍然获得了宽松的对待，“千禧年”一词实际上越来越得到认同和使用，也许经进一步约定俗成后，可能被增补进权威辞书中去。关于millennium的译法，就有人提出用“千纪”较合适。（注：史光筠先生提出将millennium译为“千纪”，见香港《词库建设通讯》第20期，第19页。）其实，“千纪”在汉语中是个“熟字新词”。以千年为期的“千纪”（相对“世纪”以百年为限），说它是“熟字”，指“纪”字在古汉语中就是一个纪年单位，先秦以12年为一纪，西汉初又有1520年为一纪之说，“纪”是一个表大数的时间含量变数，古云“天运历纪，千岁一至”，可能就是“千纪”一词的语源；说它是“新词”，指此词不常用（主要见于一些史学著作中），亦未被《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辞书所收录。然而，我国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却多次使用“千纪”一词：（ 1）“再过七年，这一世纪，这一千纪就要结束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2 ）季老在与《电影艺术》杂志记者荣韦菁谈话时，讲到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用了“公元前第二千纪”的说法；（3）1998年1月2 日为《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一书所写《序言》最后一段云：“再过两年，一个新的世纪和千纪就将降临人间。”（4）1998年7月5 日季老在印度文学院授予他名誉院士荣衔时又说：“明年我们将迎来一个新的世纪，乃至一个新的千纪。”显然，当表示一千年这样大的时间概念时，“千纪”是一个简明准确的词语，有望也能像“世纪”那样得到规范认可。
但跟宽容不太相“容”的“纯洁论”则常以法国为鉴，强调对外来新词不能太宽容。确实，法国人独钟、独尊法语，专门成立了由总统亲自领导的“法兰西语言最高委员会”，对外来词进行甄别和规范，但实际上收效甚微。法兰西拒绝英语，勇气着实可嘉，且举措不断。最近，法国财政部经济学术委员会公布了一批专业术语，用以抵制金融、电脑和网络行业内流行英语词汇的“入侵”。如将英语start—up （启动）以法语jeune pousse（直译为“新芽”）代替，两者其实毫不搭界，实在不伦不类，不仅遭英国《泰晤士报》社论的奚落，也为法国一些媒体和专家所指责。如今国际财经、电脑及网络等领域的术语大势所趋皆用英语，为免尴尬并讲求效率，就得“识时务”，接受此“国际化”事实。所有这些，恰恰表明用行政手段干预的失灵和无奈。无独有偶，俄罗斯也有“保卫俄语”的传统。2000年1 月代总统普京就下令成立了由45位专家组成的“俄语委员会”，任务是“通过清除俄语中歪曲词义、胡乱生造新词和愚蠢的外来词源源不断等现象，来扳正俄罗斯民族的脊梁， 建立民族自豪感”。 正如普京总统所说， 这个委员会的使命是“zachistit”（净化）俄语（据《普京和普希金的国家文字警察》， 载2000年2月2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该委员会专家尤里·沃罗特尼科夫进一步阐述：“假如我们不能规范我们的语言，我们就谈不上有统一的国家目标。”出于保卫国家统一来规范国家语言，这是另一层面和意义上的规范，是可以理解和必要的。但在具体实施上，尤其在如何运用行政手段上，却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最终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恐怕仍得取决于语言发展的科学规律。
因而，只要符合表达需要，又能产生修辞效果，并有利交际，一般就应给以生存空间，先作弹性处理并耐心等待，以观后效，切莫急于打杀。除非是妖魔鬼怪，就不应掐死在萌芽状态。横穿马路时，有一条著名的交通提示：“一慢二看三通过”。其实，这个“一、二、三”用在宽待新生词语上也颇合适、贴切。中华传统文化倡导“有容乃大，厚德载物”，倘也能用在对待新生词语上，善莫大焉！
二、化刚为柔
主张宽容，是相对过去不够宽容，也为了“宁滥勿缺”。但宽容并非包容一切或包容到底。如曾一度颇热的将跟台湾合资经营的企业称作“中台合资”、“中外联营”是极其不妥的“新称谓”。把台湾和中国并列或对列，在政治上和语言运用上都是错误的。处理好这类语义和语用失范的新名称并不难，据其所在地来合称为“京台合资”、“沪台联营”等即可。另外，对于那些即使出自名家的生编乱造也不能将就，这种情况在歌词中特别严重。如刘欢作词曲并演唱的电视剧《胡雪岩》主题歌《去者》中的歌词“良在”、“殇情”、“命注”、“无保”等，是用现代造词法生造“古汉语”，实在不伦不类。电视剧《康熙大帝》主题歌《千古一爱》中唱词“你是那么咄咄”，这“咄咄”是“咄咄怪事”还是“咄咄逼人”？其语义和语用都莫名其妙。江珊演唱的电视剧《我想有个家》的主题歌《牵手梦缘》（“缘”当是“圆”之错别字）中反复吟唱的那句“好人都祝好人的你，愿天下人一路平安”，前句宾语残缺，若跟后句构成复句，主语又混乱。再如近年流感肆虐欧洲，西方媒体生造了一串新词如“武汉病毒”、“上海病毒”、“香港病毒”等，中国简直成了“病毒之邦”。2000年1月12 日法国《费加罗报》头版头条《整个欧洲害怕流感》一文居然散布“一种可以致死的重流行病……会有一天从中国传来”。事实上，中国卫生部宣布中国不受流感威胁。这种病毒“新词”，明显带有歧视、侮辱性质。对比英国疯牛病，他们却给取了个学名“克一雅氏症”，而不叫“伦敦疯牛病”，还有比利时的疯鸡病、法国的有毒肉酱，也没叫“布鲁塞尔疯鸡”或“巴黎毒肉酱”。因此，对于这类冠以中国地名的“××病毒”之类的所谓外来“新词”，我们决不宽容引进和接受，这不在讨论之列。
因此，关于新生词语的优胜劣汰，还需给以科学的引导和调节，即所谓“规范”也。一说“规范”，就可理解为根据规定和法则，对新词语给以追认或摒弃，就会想到刚正的法官和威严的裁判。有人对语言规范归纳出五种情况：（1）出于政治行政考虑，如1999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下文要求停止使用“民营企业”一词；（2 ）出于伦理道德考虑，如有人认为“三陪小姐”、“性伙伴”之类新词语有伤风化，应禁用；（3）出于看不惯， 主要是中老年人对青少年中的一些时尚流行语反感；（4）出于修辞考虑，在一些文艺作品、歌词中尤为突出；（5）出于严格规范的考虑，如有人主张取消外来词“克隆”，认为不合汉语构词法。（注：参见2000年1月6日《文汇报》载《容其发展，适时规范》一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蔡富有先生发言。）事实上，这样的规范有时很难行得通。这种带有行政命令或僵硬武断的“匡谬正俗”，表面上使语言的无序变成了有序，并维护了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实际上恰恰扼制了语言的蓬勃发展，并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这是一种消极的规范。
语言的一个本质特征和属性就是它的社会性，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新生词语的产生、流行、消亡，也是不以人的主观好恶或长官意志为转移的。世界上凡开放性的东西都不会一成不变，也不可能完全标准化，事实上语言规则常被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不断违背或突破。因而，语言的稳定是相对的，变异是绝对的；有序是相对的，无序是绝对的；规范是相对的，突破规范是绝对的。难怪《牛津大辞典》就将“规范”定义为“通用”。规范的作用就是顺应其发展，给以科学的促进，而不是限制。规范就是调节，就是服务，这是积极的规范。
规范如游戏规则或竞技规则，没有规则就会乱套。但规则说到底只是一种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且是人制定出来的。情况变了，规则自然也要变。何况规范还不完全等同规则，规范更可改变。语言在更新，规范也应更新。变消极规范为积极规范，至少要转变两种观念：
1.承认并允许“中介词语”的存在，破除对新生词语只有符合规范生或不符合规范亡的“两分法”。世界第二语言教学中有一个“中介语”（interlanguage）理论（1972年由英国语言学家Prof.Selinker 提出），使以“教”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转变成以“学”为中心，从而使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中长期以来解释不了或处理不好的问题，得到较合理的解释和较好的处理。“中介语”指的是由于学习外语的人在学习过程中对于目的语的规律所作出的不正确的归纳与推论而产生的一个语言系统。这个语言系统既不同于学习者的母语，又区别于他所学的目的语，当然，这个中介语是过渡性的、且主要是负面性的。由此想到新生词语形成过程中，也有类似的或许是过渡性的但不一定是负面的“中介词语”。所谓“中介词语”，是指那些新生词语或新的用法刚出现时不为人们理解和认可，甚至反感，但经由群众和时间的考验，这些初显的新生词语中，有的得到约定俗成，并被最终收入权威辞书；有的则被自然淘汰。这种“妾身未定”暂时处于“规范词”和“非规范词”之间新生的过渡性词语可权作“中介词语”，对它们不要急于否定、排斥。
如“很青春”的说法就不合语法，副词怎么能修饰名词呢？有人请教吕叔湘先生，吕老答不知道，并未以权威将其否了。有人解释“青春”这类名词可看作有形容词属性的兼类词，才能如此变通。可后来又出现了“很中国”、“很江南”、“很女人”、“很朋友”乃至“很90年代”等说法，且还有进一步扩展之势，看来汉语新词库挡不住它们的进入，甚至汉语语法的某些部分也得据此修改。这是有先例的：50年代初刚出现“端正学习态度”、“丰富我们的生活”之类形容词带宾语的现象时，人们不习惯甚至指责、排斥为不合语法。可这两句话就是这么说开了，且今天将“端正”、“丰富”用作动词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语言事实。可见，正是这种言语创新，推动了语言的发展。
再如“非常”修饰名词，最近在媒体中也是铺天盖地卷来。早几年有部关于孙中山的电影《非常大总统》，影响不大。但自两年前“非常男女”电视红娘栏目打响后，电影和戏剧有《非常爱情》、《非常球事》、《非常麻将》，各种栏目名称有《非常男人·非常女人》、《非常时尚》、《非常发现》、《非常周末》，饮食有“非常系列”，包括“非常可乐”、“非常柠檬”、“非常苹果”，此外还有“非常任务”、“非常游客”、“非常嘉宾”、“非常三青山”等，不一而足。对这种“非常”泛滥，批评之声不绝，斥之为“非常”乏味、“非常”流行中的文化贫困。笔者奉劝批评家们不必如此“非常”性急，“非常”忿忿。若真要寻根溯源讨个说法也是有据可考的。汉语词无定类，词类活用的现象古今皆然。“非常”是一个特殊的词，仅兼作副词，前举之各种“非常”是“非同寻常”之意，并不是一个相当于表程度“很”、“十分”的副词。关于副词的虚、实属性，语法学界历经争论后（王力曾主张副词可看作“半实词”，吕叔湘、朱德熙、张志公则主张副词归属虚词），近年由王力、吕叔湘主持编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已有定论，由胡裕树、张斌执笔对实词和虚词作了明确定义，并将副词归为实词。自古至今“非常”的用法多样灵活，既可作常规副词修饰动词、形容词，又可作动宾结构的词组，甚至还可将“非”与“常”作为两个常用单字词构成仂语短句，如古文献《公羊传》中即有“非常月”、“非常异议”之说。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中亦有“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说法。而且“非常”的这种跟名词搭配的用法早已被日语所吸收，日语就有“非常口”一词。再者，当今科技术语中已有“非常光”、“非常光折射率”等词语。因此，对当前“非常”的种种其实并不非常的用法，不必责难讽刺，既然大家喜欢这么说，就让它说去，只要不影响交际，没准以后也能取得“合法许可证”。
当前还有一个非常热门的新词：“酷”，什么“酷哥”、“酷姐”、“酷文”、“酷言”、“酷毙”、“酷装”（时装）、“酷站”（网站）、“酷演讲”、“酷家庭”、“酷保健”、“酷打扮”，甚至还有“酷手”、“酷臂”、“酷腿”、“酷脚”、“酷胸”、“酷臀”，等等，一个“酷”字，可谓用酷了。鉴于青少年是酷爱用“酷”的最大群体，最近零点调查公司在中学生中进行了一项文化调研，发现中学生心目中“酷”的主要含义或标志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力，是个性的一种充分张扬，而不是简单的追随与模仿。”“在‘酷’的标志中，得票率最高的是‘刺激’类的极限运动（如攀岩、滑板等）。其次是‘不同凡响的生活质量和形象’，再往下是‘追星’和‘扮靓’。”“不经意间就把事情办好了、气质冷漠不轻易说话、中学留学海外、上网、电脑黑客、电子游戏玩得特别好。”查《现代汉语词典》释“酷”仅两个义项：（1）残酷；（2）程度深的。如今“酷”作为英语cool的一个音译外来词，借用了“酷”表程度深的原义并大加引申，却膨胀出如此多且由贬而褒的义项及语用功能。我们不禁要问，这众多的并还在不断膨胀着的带“酷”的中介词语群，究竟有多大的生命力？然而，如今这时尚年代正是研究赶不上变化。据说最近“酷”也落伍了，一个比“酷”还酷的新词“蔻”开始在城市“新新人类”中流行。“蔻”源自日本的“cute”，原意“可爱”。此谐音外来词大概又借自中文成语“豆蔻年华”（指少女芳龄十三四岁），故“蔻”多用于表现时尚女孩的穿戴装束上。对于“酷”和“蔻”的未来命运，我们都将拭目以待。
其实，词语“违规”现象，总是层出不穷的，如早年认为不通的“恢复疲劳”、“打扫卫生”、“养病”、“卖钱”、“救火”等，现在谁也不觉得是悖理病辞了。现在人们说“打破大锅饭”、“考博（士生）”，似乎也不通，“饭”怎能被“打破”呢？“打破”的该是“锅”；“考”的应是“博士生学位”。但只要这些词语被社会认可通用了，我们的“规范”就是去进行研究、解释、提供理据并给以确认，如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刊物《词库建设通讯》所做的那样。再如“计生”（计划生育）、“空调”（空气调节器）、“空姐”（空中小姐）等缩略语，最初也曾被一些学者甚至语言学者斥为滥用之列，如今也都已成为较稳定的基本词语了。世上本先有语言，后有语法和规则，语言变了，语法和规则也应随之变化。理论是为用的，而不是用为理论服务，此本末关系切不可忘却或颠倒了。
从上举新生词语的演进过程回头审视，发现差不多都经历了“中介词语”阶段的过渡，其中经受住考验而存活下来的，便逐渐被“规范”认可乃至进入基本词词库。
2.一般说，规范总是滞后的，要使被动的规范转为主动的规范，就得从仅对新生词语给以追认，发展至对可能产生的新词语或对已出现的新生“中介词语”未来之“存亡”命运进行科学预测。预测新生词语的产生是否可能，几年前已有人开始研究。1995年底在香山召开的全国应用语言学研讨会上，当时国家语委的周洪波先生的学术发言从“德育”、“美育”、“体育”诸词中预测以后有可能出现“劳育”一词，引起了热烈讨论，这次会议也被认为是我国语言规范从追认观转向预测观的一个标志。后来于根元先生预测过“很男人”、“很女人”可能出现，果然言中了。应该说，新词语的形成和产生应是有规律可循的。当在大洋中看到水面上有冰山时，就能预测到水面下的冰山更大，你就会绕开它航行。对新生词语积极、主动的规范，就是根据已显的词语“冰山”，循规去发现、测知未显的词语“冰山”。当然，预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准确率受语言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般说，科技外来词的引进，主要由于在原有的汉语语汇中找不到对应的新术语时才被吸纳进来；倘若不是这种情况，自然就没有必要吸收这个重复多余的外来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简单，且这类外来词语并非个别，对它们未来的“存亡”就可作预测研究。如对“克隆”一词，有人就认为此词不仅不合汉语构词法，且汉语中早已存在表达这一概念的词语，为了“保卫汉语”（好像仿自法国有句口号“保卫法语”），就不应再克隆“克隆”。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克隆”音译自英语“clone”，指“无性繁殖”、“无性系”，虽早在1984 年就已被收进高名凯、刘正琰等合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但因是个生物学术语， 长期以来， 并未引起注意。 又据《 Webster'sThird
New Internati onal Dictionary》对“clone”的考证， 此词源于希腊语Klōn（意为“细枝”），跟另一希腊词语Klan（意为“分裂、 分解之产生”）同源，可见clone的“繁殖”本义已体现在Klan 的内涵之中，并孕育了其后的引申义。直至1997年2月24 日英国科学家培育出世界上首只成年动物体细胞克隆绵羊实现了克隆技术的重大突破后，clone 一词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举世瞩目的“热词”，中文媒体及出版界的“克隆”汉译亦几乎同时风传流行开来（如1997年5 月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题为《克隆震》一书；同时台湾也出版了Andrew Kinbery所著《Clone and Organ Shop》的中译本《克隆：人的设计与销售》），进而又将“克隆”直接理解甚至等同为“复制”，如1997年4月9日《青海青年报》载文《能不能“克隆”郎平》。“克隆”词义由“无性繁殖”到“复制”，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专业术语到准常用词的嬗变，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种词义引申抽象化及语用扩展宽泛化的现象是完全正常并经常发生着的，本无可厚非。问题是，汉语中既已有了“复制”，是否还有必要新增一个“克隆”？关键要看“复制”和“克隆”是否完全等值并可完全替代，我看恐怕未必。《现代汉语词典》释“复制”为“仿造原件（多指艺术品）或翻印书籍等”，是比较表面的、静态的、狭义的、机械的；然“克隆”则已超越仅仅是“仿”，而要作完全等同的“再造”，因而是本质的、动态的、广义的、富有生命力的。虽然“克隆”和“复制”在量和质上存在着一定差异，但两者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将clone 音译成“克隆”（而不是其他谐音如“克珑”、“刻龙”、“客隆”等），看来并非任意“杜译”，也许是精心选择的。查汉语“克隆”一词，古已有之，《汉语大词典》释：“克隆”为“兴隆，昌盛。《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赞》：‘民誉不爽，家称克隆。’《北史·周纪下论》：‘呜呼！以文皇之经启鸿基，武皇之克隆景业，未逾二纪，不祀忽诸？’”而现代生物学对clone 技术的突破和发展，其深远意义无疑将引发世界科技乃至人类未来的兴隆昌盛，可见clone与汉语本体词“克隆”在意义上有着“天然”相通之处。 不管是有意还是巧合，将clone译作“克隆”，实乃音、 意相谐的佳译（据吴世雄先生考察，“克隆”译词最早见于1979年香港辰冲图书公司出版的由香港翻译学会编译的《英语新词辞汇》，1980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新字字典》也将clone译作“克隆”）。其实，英语clone一词出现于七八十年前的二三十年代，在此之前英语表“单性繁殖”的词是parthenogenesis，此词又衍生自希腊文parthenos（意为“处女”），这正符合今天“克隆”技术的所有基因来自单亲，没有异性基因的结合，真正是一种“处女式”的生育繁殖。Clone出现后，因其简短易用，很快就取代了parthenogenesis，这是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 汉语外来词“克隆”同样比“无／单性繁殖”等要简明好用，且比“复制”有更深广的内涵和外延，（注：关于clone的讨论， 参见李春玲：《说“克隆”》（载香港《词库建设通讯》第13期）及吴世雄：《也说“clone”的汉语译名》（载香港《词库建设通讯》第14期）。）由此预测外来词“克隆”存活下去并终获规范认可的可能性还是较大的。
前苏联语言学家科任娜《俄语功能修辞学》也谈到不应受规范束缚：“有根据地突破语言规范，乃是言语修养的最高表现。”而季羡林先生最近说得更明确：“全世界语言文字发展演化的历史都证明了一个事实：语言文字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由于一时的需要由政府出面以法令的形式规范语言文字，是有必要的，也能奏效的。但是，如果想以此来禁锢语言文字的变化与发展则是不可能的。”[1]因而， 语言在变，规范也应变。消极规范实际上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奇怪悖论：在相对变异中没有绝对规则，在“纯洁”、“健康”中可能扼杀“真实”、“鲜活”，而又在维护传统中又不得不追认或默认时尚；有生命力的新词在稳固中求变，在限制中追新，在法定中违背，在禁忌中流行，在多元无序中约定俗成，在强制守旧中创造未来。而积极规范则是辩证的：既宽容又引导，既审慎又放开，既确认又预测，既允其发展、顺其发展而又适时规范、适度规范，既规范又不唯规范。因此，如果把悖论的消极规范视为“刚性规范”，把辩证的积极规范看作“柔性规范”，我们希望化刚为柔，相信老庄哲学以柔克刚，树立一种柔性的规范观来拥抱如此多采多姿的新生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