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的依附性思维与批判创新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创新意识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4) 05-0067-05 可以说，创新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和工作目标，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中国就已经重新明确，而在1990年代经过国家层面的倡导后，人们的呼应更是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并且表现在非学术的方方面面。然而，在肯定有关讨论中涌现出的不少真知灼见的同时，特别是看到我们的创新实际与应有创新之间的距离时，应该就现实中有关的思维方式予以思考。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影响着创新实际的。进一步说，无论是从一般的学术创新还是对于文艺理论创新来说，思维方式中的不足都是显而易见的。 概括地说，思维方式存在的问题最主要的表现是依附性思维方式过多和批判意识欠缺，也可以说，依附性思维方式过多和批判意识欠缺恰恰是一体之两面。 众所周知，学术研究最反对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考、不敢越雷池半步，是不可能取得学术研究成就的，自然也谈不上有所突破。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受到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等级观念的严重束缚，更由于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地位，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严重的依附性思维方式。无论是下对上还是新对老，难以说“不”，不敢说“不”，都是司空见惯。所以，“讲经注疏”在客观上也就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在今天依然明显地存在于很多方面。 譬如，西方文论在“五四”前后进入中国，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文论抛弃了传统的诗文评形态，从基本概念到表达方式逐步倾向于西方的模式。当然，这种倾向于西方的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在1920年代翻译的有关著作中，虽然也有苏联学者的著述，却以日本学者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北新书局1924年版)和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章锡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以及美国教授温彻斯特《文学批评之原理》(景昌极、钱堃新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影响最大[1](P60)。再后来的文论研究和教材编写中，既有倾向于外国的，也有立足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尽管如此，中国人缺少对文学的基本理解则是共同的特点。而且，俄苏文论中的一些讲法已经明显地渗透到我们的研究和教学中。比如，王秋莹的《文学概论》中出现的“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是“拉普”文学观念的翻版[2](P91、107)。此外，一些文论教材对“典型”的阐述、对“创作方法”的解释同样受到俄苏的明显影响。第二，早在1940年代及之前，苏联的有关文学理论教材已经被中国学术界接受，而到了1950年代，由于国家政策上的一边倒，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文论界同样不可避免。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3]在当时已经成为中国高等院校文学理论的重要教材，而毕达可夫于1954—1956年在北京大学给文艺理论研究生上课的讲义后来也被翻译为《文艺学引论》正式出版[4]，柯尔尊1956—195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给俄苏文学研究生和进修生上课的讲稿被翻译为《文学概论》正式出版[5]。后两种均因为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为同一体系而成为当时中国高等院校文学理论的主要教材。虽说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以及教学实际的需要，我们着手编写了自己的教材，但就体系而言，基本上是与苏联教材相类似。换句话说，当代中国文论曾依附苏联有关文学理论确实是多少年来的不争事实。同时，我们所引进的苏联第一部文学理论教科书即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由于其目的并不在于对有关文学理论的学理进行探讨，而是“如何用苏联文学作品对民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并且如何把人类储藏在文学里面的巨大精神食粮尽量输送给最广泛的群众”[3](P3)，这又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需要相吻合，所以，在客观上又形成了文学理论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 特别需要看到的还有，在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几乎是共时性地涌入中国，我们谈论的各种“观念”和“主义”中很少有立足于本土的文学实际和经验积累。今天迎接这个国家的“观念”，明天又热衷于那个派别的“主义”，新鲜的理论开阔了中国文论工作者的视野，但在接受的欣喜中忘记了应有的反思和批判。甚或可以说，西方的文论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们时下的标准和圭臬，自然也成为我们思考文学问题的首选依据。而这样的思维习惯，也导致了我们研究实际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著名的命题，有的学者在梳理了其与“模仿说”的渊源后认为：“西方文学是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以外向的、客观的、注重真实性和认识教育作用的现实主义文学为主流的。其成绩突出地表现在戏剧、小说等叙事文学上。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为其现代标帜的文学思想传统既然主导着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自然也是诠释西方文学作品、评价西方文学思潮、分析西方文学现象的理论金钥匙。至于这把钥匙是否也能同样地用来打开中国文学传统的宝库，上述理论是否可以同样用来指导中国文学史研究?这就要看中国文学传统的内容和特点是什么了。”而中国文学恰恰是以抒情为主的，是内向性的、主观性的、表现性的。所以，在这位学者看来，就连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也在“生活反映论”的指导下，出现了不当的地方。这就是“把不是直接反映生活的中国抒情文学统统说成是偏重形式的内容贫乏；为了维护从这个理论引申出来的生活是文学的源泉的理论思想，他需要把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的帽子强加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头上，作为批判的靶子，为了说明这个源自西方的理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不惜付出牺牲中国文学精华的代价”；“这就是钱钟书通过《宋诗选注》给予我们的‘大教训’。”[6](P637—666)尽管这位学者没有进一步说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具有的真理性范围，但是指出我们在理解这一命题中的一些偏差，却是十分可贵的。 当然，在我们信奉的西方文论中，最具有主流地位的还是马列文论。这既是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赞同的文学观念，也是处于指导地位的文学思想。于是，阐述马列文论也就成为了多年来不少学人的主要工作方式。可是，如果只是满足于阐述的话，恐怕就难免有依附之嫌。换句话说，接受和坚持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及方法，而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语句。就此方面来说，教训是明显的。比如，当不少人就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是否为现实主义的定义予以一再地阐释和争辩时，请问是否仅仅应该停留在字面的阐释上呢?特别是当西方文学已经到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依然以现实主义作为标准，是不是没有做到与时俱进?而以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来一味地要求中国文学时，是否又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可见，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就会背离马克思主义；而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应该是不可或缺的。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除了其他方面(如丰富的知识积累)的原因外，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面对人类积累的丰富知识，他们均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辨析；面对现实的状况，他们均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期望，并提出了积极的解决方案。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性吸收，更是马克思思维方式的重要表现。而《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等经典著作，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思维方式的结晶。为此，马克思才会说出：“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P112) 当然，这里所说的依附性并不仅仅表现在对西方的依附上，对传统的依附同样存在于我们的文论当中。正如文化界的“儒学复兴”一样，1990年代后期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论界依附性思维方式的一种具体表现。本来，倡导者们发掘本民族的文论资源、承接传统的文化血脉的用意是无可怀疑的，更何况它在客观上也是对依附于西方文论的一种“反拨”。不过，应该看到的是，古代文论本来是产生于古代文化土壤中的，离开了当时的文化土壤，这种“转换”将依据什么来进行，而且“转换”到何种状态呢?恐怕倡导者对之是考虑不周的。如果说开新需要返本，返本也是为了开新的话，那么这种“开新”与“转换”并不是同样内涵和同样目的的。如果说“转换”还是以理论阐释、引申为主的话，那么，这种由来已久的理论阐释与真正的创新还是存在距离的。由此，我想到吴炫的《非批判性的理论阐释》一文。可以说，吴文对多年来我们的理论阐释中所存在问题的揭示是深入的，而这种深入其实就在于触及了深层次的思维方式问题。比如，该文提出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本体”的悬置造成了本体与方法、内容与形式、躯壳与灵魂的冲突和分裂，从而使“本体”与“方法”都受损而又难以自觉。其根源则是传统的“道”与“器”相分离的思维方式所致。这样一来，“由于传统‘宗经’思维和意识形态对‘经’的限定，悬置‘本体’、选择‘本体’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创造生产新的‘本体论’，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集体无意识。如此一来，所谓阐释的发展，只是拓展进入同一个‘经’的方法，而阐释的现代化，只不过是选择西方的‘经’去阐释，或依靠西方的方法去阐释中国的‘经’。如此，本体与方法的‘整一性’便受到破坏”[8]。可以说，在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很多地方是不乏这种状况的，而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学统依附于政统”在文论方面的具体表现。自然，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古代文论的原本实际和现实价值进行有效阐述已显得难能可贵。试想，当我们将文学界定为“意识形态”或者是“审美意识形态”时，当我们的文论教材、著作、文章中洋溢着政治性和道德性的说教时，人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学理建设上来吗?或者说，文学的独立性在没有被充分重视时，文学理论的独立性和理论性同样难以存在，这样出现的种种非文学性研究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换句话说，分不清文学价值与政治价值、道德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的不同，是当代中国文论界多年来存在的大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在此方面展开过认真的开诚布公探讨。 确实，中国作家依附于政治和道德的创作由来已久，近现代以来，这种局面同样没有多大的改变。当年，梁启超在提出“诗界革命”时，就意味着近代的文学革命将成为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固然，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有着突出的自主性的要求，并且通过对纯文学的追求肯定了艺术自身的规律。可是，到1928年的“革命文学”提出后，之前提出的文学自律观受到了指责。虽然说在“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受到中国共产党上层领导的批评，且在1930年成立了“左联”后，客观上使得中国的文学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左联”的半政党性质使得文学走上了“集团艺术之路”，“左联”实际上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组织起来。后来，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也被翻译了过来，并成为了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理论依据。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由于革命领袖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这就为很多的阐释者留下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狭隘功利主义的空隙。尤其是当整个社会生活被全面地纳入国家现代化目标之中时，文艺被作为舆论工具的一部分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团体等都被纳入政治组织的轨道。于是，这种趋向逐渐导致了政治权力对文学艺术机械的、粗暴的干涉。1950年代的几次文艺界的大批判，应该能够说明这一问题。 在这里，需要就政治内涵的丰富性作一些说明。从理论上来讲，前面提到的政治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治，而只是某一历史时期或时代的政治，或者说基本是施政方针政策方面的。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应该除了施政方针政策之外，还有政治理念(包括政治理想、政治情感)和政治设施等方面。如果只是从施政方针政策来说，由于其考虑的往往是一时、一地、一事的利害，因而其狭隘性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如果从政治理念来说，它所具有的感召力往往又是强大的，因为它并不是为了一时、一地、一事，而是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想象和设计。当然，这种政治与文学的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表达又是相通乃至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恰恰是这种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想象和设计的具体环节及必由之路。所以，区分为了少数人的政治和为了大多数人的政治是十分必要的。而邓小平所说的“不继续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9](P255—256)，这对于进一步理解政治的丰富内涵显然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确实，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和1930年代以来的“左倾”思潮，政治在很多方面和很多时候往往是狭隘的，是为了一时、一地、一事的，并使得不少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依附于这样的政治，以至于制约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生产及再生产。而这与传统的“文以载道”思维方式也是一致的，只不过是“道”的内容不同罢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突破一时、一地、一事的束缚，为自由的、抒情写意的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学理建设而进行的研究，也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问题的关键是，依附性思维方式的存在是客观的，而对这种思维方式的不敢反思，却是更需重视的。甚至可以说，依附性的思维方式在一些人身上恐怕是一生都难以消除的。所以，我们也就难以要求每个人都不去依附，自然也不必去非难某些人的依附性。但对于文论创新和学术研究来说，却不能不认真地面对这种实际存在的不敢反思和批判所导致的惰性。看看“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文论教材(虽然对之不能完全否定)，问题就会非常明白了。当然，创新也不是哪一个时代的文论界才可能有的任务，而是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换句话说，生活现实在变化，文学创作在发展，这在客观上要求文学理论去适应这种发展和变化的生活现实。自然，文论创新本来就是文学的和人们的共同要求。而且，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本来就体现着人们不满足于、依附于生活的衣食住行的一种表现。那么，文论对现实中政治的、道德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依附，客观上能够揭示文学的应有实际吗?在这里，无论是依附于西方的还是古代的理论，同样也是不符合创新的要求的。 如果说，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对生活本身的突破，优秀的文学艺术又是对有限的政治、文化的突破，即体现了一种对已有的东西的不满足的话，那么，文论同样应该体现出“自己”对已有的东西的不满足的品格来。这应该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只不过我们因为思维方式的制约而难以达到应有的地步罢了。在面对西方文论和古代文论时，我们也会产生一种“影响的焦虑”，但是，恰恰又难以察觉导致这种焦虑的深层次原因。尤其是当依附已经成为了一种长期的习惯时，这种习惯所导致的思维方式是相当可怕的，因为它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惰性，还具有一种意识不到的精神萎缩，特别是忘记了文学理论应有的深层次的原理性和探索性。 而这也就形成了一种放弃原理探讨的不良倾向，正如王元骧所说的，他“越来越感到我国当今文艺理论研究受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太深，完全以评论(文艺批评)来排斥、取代理论，以致把文艺理论研究逼到了绝境。这不仅直接关系到文艺理论，而且也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为此，他“深感忧虑”，并建议“就文艺理论的性质和如何加强文艺理论建设这个问题”“作些专题研讨”[10]。 当然，王元骧没有就产生“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深层次原因予以进一步的说明(这也不是一封短信的任务)。但在我看来，它们均与依附性的思维方式不无关系，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试想，当几千年的事实就在那里，而“政治”的标准和经济的诱惑又摆在面前时，又有多少人在意基本理论，在意文学理论的性质、功能和价值这些基本的学理建设呢? 所以，如何逐步摆脱依附性的思维方式，并增强必要的批判意识，既是文论创新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笔者之所以强调“逐步”，是因为几千年的君臣父子和伦理纲常已经使得人们的意识深处潜伏着一种难以说“不”的惯性，尤其是在面对“权威”时。然而，又应该看到的是，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不是永久的、绝对的，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曾经有过的那种了解世界的确定信念和规范经验已经受到动摇乃至颠覆。而从当代中国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国人的很多固有观念。因而，增强批判意识，以批判的态度面对现实问题，寻找蕴含于其中的人类性或者相关的创生机制，便成为人们了解世界和表达自己的方式。对于我们的文学理论创新来说，当面对“已有”的时候，自然也就面对着“已有”的局限，而发展和超越的要求也必然要导致对“已有”的反思与批判。更何况，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本来就离不开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批判力，离不开对以往的超越，这也意味着对传统的挑战。那么，我们的过去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了呢?又反思和批判了些什么呢?反思和批判得如何呢?这些显然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增强批判意识?我以为首先要摆脱“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束缚。而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所谓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其实就是依附于功利的功利主义。无论是历史上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商鞅提出的文艺要为“耕战”服务，韩非子提出的文艺要为“法治”服务；唐代孔颖达所说的“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白居易提出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宋代周敦颐提出的“文，所以载道也”；还是现代的“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文学为政治服务”；市场经济中的为“效益”服务，等等。可以说，都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也是功利主义的。自然，在这种功利目的的促使下，人们是不可能对“文学何以成为可能”、“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什么价值”等内容作全面、深入、客观探讨的，也难以强化文学理论的理论品格。所以，我们应该摆脱“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束缚，以建设的姿态、批判的姿态、创新的姿态去面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实际状况。近年来，人们常常提到文学研究中应当具备反思意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究竟需要反思什么，为什么反思呢?笔者认为这才是更为重要的元理论内容。试想，看不到长期以来存在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看不到基本理论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这样的学术创新又会有多少“新”的东西?或者说，将商品经济中时尚的花样翻新也当作文学理论创新的话，就会扼杀真正的文学理论创新以及学术创新的。所以，具备批判意识，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品格，以及文学理论创新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批判，才可以摆脱依附性的思维方式，并导致观念的转变，勇于面对现实的问题，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当前的文论创新来说，最重要的是观念层面上的突破，不论是谈论范式转换，还是方法论的变革，就其核心来说都是思维方式的改变，而思维方式的转变实质上就是观念的转变。既然如此，增强批判意识，摆脱依附性的思维方式也就应该成为我们新的基本观念，于此对世界、对文学新的理解就会渐渐浮现出来。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原理论文; 依附理论论文; 艺术论文; 创新意识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