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妙能逸：中国书画批评的价值品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第论文,神妙论文,中国书画论文,批评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批评就是鉴别，就是指出作品的优劣，给作品定出高低品次。谢赫在《画品》中开篇说道：“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可见，谢赫将画品的任务规定为品评绘画作品的优劣高下。
中国古代官位亦以品来区分大小高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品”成为批评的方法，既有品第(分档次)又有品位(格调高低)之意，还有品鉴、品赏、品评的含义。钟嵘的《诗品》、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几乎都在南朝齐梁之间同一时期产生，且均以区分等次、分别品评的方式展开批评，如《书品》将汉至齐梁书法作者一百二十三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小例而九”“大等而三”。唐代为了使书画品评的品类更具体，则不仅仅局限于“上、中、下”来区分。张怀瓘的《书断》创立神、妙、能三品之目，李嗣真作《书品》将李斯等五人列为逸品，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综合为神、妙、能、逸四品，并运用这四品来对唐朝画家分类加以评论。这种分品评论不是简单的归类，而是根据批评家的审美标准及艺术趣味，对绘画作品评析品鉴后得出的结果。神、妙、能、逸四品，即是对不同风格类型和画家不同成就的一种认同标示。它使中国的美术批评走向对作品价值优劣、风格类别的细致品评，避免了大而空的抽象概说。由于品第类别带有审美趣味及包含类别高低标准，也使中国的批评家敢于直陈所见，大胆评说，指出美术家们的优劣之处，而不含混其辞，一味吹捧。由此，形成中国美术批评公正、直率的传统。
一 庾肩吾《书品》、李嗣真《书后品》及三品九等说
东汉班固所作《汉书》中有《古今人表》，班固将从古到今的应列人物都列上。运用列表记载古今人物的方法，影响到美术史学著述。如南朝宋齐间王僧虔的《答古来能书人名》(一说作者为羊欣)、梁武帝萧衍的《古今书人优劣评》等，及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均列古今能书能画人名，或对古今书法家画家进行点评。《汉书》还将古今人物分成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尧舜在上上，桀纣在下下，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这种大等而三、小例为九的分品品人的观念和方法，实在对后来书史画史、书品画品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南齐谢赫的《画品》将所评画家分为六品，唐朝李嗣真《书后品》除添列逸品外(不分上中下)，其余九品和南朝梁庾肩吾的《书品》一样，从上上、上中、上下直到下下，完全和《汉书》分品方法相同。
南朝梁代庾肩吾字子慎，南阳新野人，梁简文帝时任度支尚书，擅长诗赋，草隶兼善。袁昂《古今书评》称：“庾肩吾书如新亭伦父，一往见似扬州人，共语便音态出。”唐张怀瓘《书断》评曰：“才华既秀，草隶兼善，累记专精，遍探书法。”庾肩吾的《书品》与同时代锺嵘的《诗品》、谢赫的《画品》在文体上接近，是齐梁时期的诗书画三品之一。
汉末魏晋至南朝，人物品藻成为社会一大风尚。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①鲁迅这段话是在该书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中说的，他指出自汉末以来就开始重视品目，而在魏晋品藻人物得到进一步发展。刘宋时刘义庆作《世说新语》，分三十六门如德行、言语、文学、政事、雅量、品藻、识鉴、巧艺等，共一千一百多则，是志人小说名著。如“巧艺”中除记顾恺之的几则故实外，还有韦诞和锺会的故事。据鲁迅推测，此书是在刘义庆主持下，由众多被他招聚门下的文学之士集体撰写的。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书画品评，庾肩吾则首次用“品”的形式来为书家分别等次，在他之前南齐谢赫作《画品》在绘画中首次用“品”的形式评论画家次第。
秦 李斯 峄山碑 局部
东汉班固的《汉书》，首创《古今人表》，所列人物按时代先后分为九个等次，从伏羲到陈胜、吴广及汉代人物。始将人物分为九品，“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东汉末年许劭与其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②。可见，当时人们以能得到好的品题为荣。刘劭应曹操之求给予品题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得到这种品题，极为满意，大悦而去。曹操于建安十五年(二一○)下“唯才是举”令。建安二十年，曹丕根据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贯彻“唯才是举”原则，把才分为九等，按等使用。后司马懿控制曹魏，以各州世族为大中正选拔人才，以门第为高下，此即“九品中正制”。从人物分为九等到官位分为九品，以“九等”“九品”评品人物、定职官位这一形式也影响到书品。
庾肩吾的《书品》品评汉魏至齐梁书法家一百二十三人(序文中说收一百二十八人)，分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为上中下三等，“大等而三”“小例而九”，即将所评画家分为三品九等。庾肩吾在书史书评中开分品列等之先，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他在书法史学上首次分等级品评书法家。虽然此前虞和、王僧虔、梁武帝、袁昂都对秦汉以来的书法家进行过论评，指出其优劣之点，但均未分等次。分品列等评书法家，庾肩吾属首创。
魏 锺繇 贺捷表 局部
《书品》全书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级。如上等，又分上上、上中、上下。这九个级次，各先列书法家名单，而后再著文“论曰”，以对各位书法家优劣之处进行品评。如上等之上列张芝、锺繇、王羲之三人。然后进行论评：“疑神化之所为，非世人之所学，惟张有道、钟元常、王右军其人也。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锺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锺，工夫过之。羊欣云：“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若孔门以书，三子入室矣。允为上之上。”庾肩吾虽然将张芝、锺繇、王羲之同列为上之上，但仍用“工夫”和“天然”对三者做细致比较。所谓工夫，乃后天之功力，所谓天然，乃自然之情势。庾肩吾将工夫和天然这一对概念作为最高标准，来品评上之上等三人的各自特点。工夫和天然同样重要，没有工夫，光靠天赋难以玉成；只有工夫，少有天赋，就会丧失自然之势。二者统一，才能臻于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庾肩吾还将崔瑗、杜度、师宜官、张昶、王献之五人列为上之中，而将索靖、梁鹄、韦诞、皇象、胡昭、锺会、卫瓘、荀舆、阮研九人列为上之下，并对各自特点进行品评。上品共十七人，其余一百零六人为中品和下品。这样将书法家分为三品九等，一方面反映了庾肩吾全局在胸，客观品评的能力，因分品后，须让社会公认，要经得起历史考验；另一方面区分高低品次，安排座次，本身也体现了庾肩吾敢于直言，按照书法美的标准进行分品，该前即前，该后即后。这为后来书画品评，敢于直陈其优劣之处，不徇私情开创先例，形成我国艺术史学中的一个优良传统。《书品》开分列等次品评的先河，直接影响了唐朝李嗣真的《书后品》、张怀瓘的《书估》《书断》，唐以后不少书品书评均采取分品评点的方法。
李嗣真(？—六九六)，初唐书画家，字承胄，一说滑州匡城(今河南长垣之西南)人，另说赵州柏(今河北)人。博学多艺，工诗文，晓音律，兼善阴阳推算之术。《旧唐书》将李嗣真列为方伎家，与李仲昌同师于尹琳，亦工杂画，并知书。弱冠举明经，补许州司功，迁弘文馆修撰。永昌元年(公元六九八)拜御史中丞，知大夫事。南朝梁庾肩吾《书品》对李嗣真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书名，庾肩吾有《书品》，故李嗣真称自己的著作为其后的书品，即《书后品》；另一是分品而论，庾肩吾分上中下三品，每品中又分上中下三等，共九等。李嗣真亦按此分为九等，但在九等之上又添加逸品一等。而逸品不分上中下，故一加九，共十等，这是李嗣真《书后品》一大创造。其逸品在其后的书画品评中产生重大影响，逸品后来和神、妙、能品结合在一起，成为唐宋书画品评最基本的范畴和标准。
《书后品》的结构，由前面小序，正文逸品及上中下三品九等共为十等组成，每等分品评论所列书家，文后加“评”“赞”。文体严整，结构清朗。共品评八十二人，小序中李嗣真自称八十一人。标题列“逸品五人”，即李斯、张芝、锺繇、王羲之、王献之。论评中将李斯单列，另四人综评，是否总计人数时，将李斯未算进去，(序中有“登逸品数者四人”)则总人数为八十一人。在李嗣真之前，已有王愔、王僧虔、袁昂、庾肩吾等人写过书品与书评、书论，凡他们已论定的，则不再论述，但他们也有理所未周的地方。李嗣真采诸家之善，又加入素未曾入者，“聊措同异，以贻诸好事”。从秦朝李斯到唐代当下，共评八十一(加李斯为八十二)人，《书后品》成为唐代书品的代表作。
李嗣真《书后品》中在上中下三品之上添列“逸品”，共五人，但将李斯单列，“李斯小篆之精，古今绝妙，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钧强弩，万古洪钟，岂徒学者之宗匠，亦是传国之秘宝”。秦朝仅列李斯一人，其小篆刚毅之风格有如千钧强弩，万古洪钟，不仅是学者师法之宗匠，而且也是传国之秘宝，可谓推崇备至。另四人为张芝章草、锺繇正书、王羲之正草行三体及飞白、王献之的草书、行书、正书。此四人，在庾肩吾《书品》中，张芝、锺繇、王羲之三人列为上品上，王献之列为上品中。现李嗣真将此四人从原上品提升为逸品，李嗣真对这四位书法家的总体评价是：“四贤之迹，扬庭效伎，策勋底绩。神合契匠，冥运天矩，皆可称旷代绝作也。”李嗣真是将逸品放在高于上上品的位置上。
上上品列程邈(隶书)、崔瑗(小篆)。上中品七人为蔡邕、李靖、梁鹄、锺会、卫瓘、韦诞、皇象。上下品十二人为崔寔(章草)、郗鉴、王廙、卫夫人(正书)、王洽、郗愔、李式、庾翼、羊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在上品下新增唐初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在“评曰”中李嗣真写道：“虫篆者小学之所宗，草隶者士人之所尚，近代君子多好之，或时有可观耳……此群英允居上流三品，其中铨鉴，不无优劣。”在“赞曰”中对程邈隶体、崔瑗篆势加以赞扬，认为梁、李、蔡、索、郗、皇、韦各有特点，羊欣学习王献之，而褚遂良则师模王羲之，“邈乎天壤，光劂来裔”。由此可以看出，师模二王成为南朝至唐初的一种风气。
中上品七人为张昶、卫恒、杜预、张翼、郗嘉宾、阮研、汉王元昌。中中品十二人为谢安、康昕、桓玄、邱道护、许静、萧子云、陶弘景、释智永、刘珉、房玄龄、陆柬之、王知敬。中下品七人为孙皓、张超、谢道韫、宗炳、宋文帝、齐高帝、谢灵运。李嗣真在中品二十六人述品完后，加评曰：“古之学者皆有规法，今之学者但任胸怀，无自然之逸气，有师心之独任。偶有能者，时见一斑，忽不悟者，终身瞑目。”说明古代书家重视书法之规矩，今之学者强调但任胸怀和师心随意，不那么重视书之规法，可见书风之时代变迁。
下上品十三人为陆机、袁崧、李夫人、谢朓、庾肩吾、萧纶、王褒、斛斯彦明、钱毅、房彦谦、殷令名、张大隐、蔺静文。下中品十人为范晔、萧思话、张融、梁简文帝、刘逖、王晏、周颙、王崇素、释智果、虞绰。下下品七人为刘穆之、褚渊、梁武帝、梁元帝、陈文帝、沈君理、张正见。李嗣真将梁武帝、梁元帝、陈文帝均列为下下品。下下品七人“亦称笔札，多类效颦，犹枯林之春秀一枝，比众石之孤生片琰。就中彦回轻快、练倩有力，孝元风流，君理放任，亦后来之所习，非先达之所营。吾党论书，有异于是”。除三位帝王外，另四位下下品之书家，李嗣真均作评论，并自认为是不同于其他评论者的地方。
李嗣真的《书后品》共品评八十二人，其中有的是庾肩吾《书品》中已评论过的，主要是汉魏西晋的书家及部分南朝宋齐书家。李嗣真一方面吸收前人品评成果，另一方面亦有新的心得，对历史上的这些著名书家，或重排座次，或作新的评语。另新增书家，如梁武帝、梁元帝、陈文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特别是梁陈至唐初的书家是新的时代出现的，以往的书史书品不可能记录。在这方面，《书后品》具有不可替代的新的价值。至于李嗣真新增“逸品”，置于最高位置，更是对其后书画史产生影响。李嗣真虽品评秦至唐八十二位书家，不乏真知灼见，但他也很谦虚，认为只是一家之言，“吾今品藻，亦未能至当，若其颠倒衣裳，白珪之玷，则庶不为也。后来君子，倘为鉴定”。
谢赫作《画品》时，就感到陆探微在上上品之外，无法再标出，屈居第一。现在李嗣真在上上品之外，发明逸品，可算解决了这一问题。唐张怀瓘在《书断》中，将上中下三品和神妙能加以对应，就有神妙能三品，唐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遂将神妙能三品和逸品结合起来，成为神妙能逸四品，从而基本完善了分品评论书画家的品类标准和品评理论。
晋 王羲之 黄庭经 局部
二 张怀瓘《书断》中的神妙能三品理论
唐张怀瓘在《书断》中提出神妙能三品，将庾肩吾的《书品》和李嗣真的《书后品》中的上中下三品发展为神妙能三品。李嗣真之后，唐代中叶对书画品评做出贡献的是张怀瓘。张怀瓘为唐开元时书法家及书法史论家，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历任鄂州司马，官至翰林院供奉。怀瓘幼承家学，工书法，亦能赏鉴图画。书画著述有《书断》《画断》《书议》《书估》《文字论》《评书药石论》《二王等书寻》《六体书论》等，其书论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书断》是张怀瓘书法著述力作，也是中国书学史上书法品藻的代表作之一。《书断》共分三卷，卷一叙十体书并各为之赞。卷二、卷三分神妙能三品，各以体分，共八十六人，每人有小传，小传中又附录三十八人。
《书断》中、下部分，分神、妙、能三品对书家进行品第。神品与妙品在《书断》中卷，能品人数较多，单列在《书断》下卷。每品又按书体分类，所以有的书家在某一品位中不同书体中反复出现。张怀瓘写作《书断》时间约为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的七二四至七二七年，此时唐朝已历时一百余年，在这一百年间唐朝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书法家，张怀瓘在妙品与能品中品评了不少唐朝的书法家。当然他对本朝书法家的品评是很慎重的，没有一人入神品。比较突出的仅放在妙品中，而一般有些成就的书家，大部分都放在能品中。
神品共录入十二人，品评出现的人数为二十五人，有十三人次重复出现。除古文外，张怀瓘在上卷中所列十体的其余九种书体均列出。其目次如下：大篆一人史籀；籀文一人史籀；小篆一人李斯；八分一人蔡邕；隶书三人锺繇、王羲之、王献之；行书四人王羲之、锺繇、王献之、张芝；章草八人张芝、杜度、崔瑗、索靖、卫瓘、王羲之、王献之、皇象；飞白三人蔡邕、王羲之、王献之；草书三人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大篆、籀文各列一人，同为周王室太史史籀，小篆、八分亦各为一人，即秦朝李斯、汉代蔡邕，蔡邕在飞白书体三人中亦被列为第一人。王羲之、王献之均在隶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五种字体均列为神品。张芝得其三，即行书、章草、草书；锺繇得其二，即隶书、行书；其余得其一。
张怀瓘用神、妙、能三品品第书家，实际上是将庾肩吾的上中下三品加以定名，即用神妙能代替上中下，这是从形式上看，均为三品。但庾肩吾仅用上中下来区分书家的品次，而张怀瓘则用神、妙、能的概念加以区分，使每品的特征更为突出，神品“妙品、能品既是分品的标志，又是品评的尺度，使每品的内容和特征更加突出。庾肩吾将上中下每品又分为上中下三等，而张怀瓘在神妙能三品中未再分上中下级次。张怀瓘说：“包罗古今，不越三品，工拙伦次，殆至数百。且妙之企神，非徒步骤，能之仰妙，又甚规随。每一书中，优劣为次；一品之内，复有兼并。”妙品有九十八人次，神品仅二十五人次。所以张怀瓘说：“妙品尚不多，况神品。”“上下差降，昭然可悉也，他皆仿此。”神品乃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晋 王献之 洛神赋十三行 局部
《书断》中卷“神品”正文，对从史籀到王献之十二位书家进行品评。首先，对史籀进行评论。史籀师模仓颉古文，仓颉造字，功侔造化，德被生灵，与三光齐悬，四序终结，因此不敢“抑居品列”。史籀以为圣迹湮灭，失其真本，故损益而广之，或异或同，谓之为篆，穷物合数，变类相召，因而以其篆书化成天下。“今妙迹虽绝于世，考其遗法，肃若神明，故可特居神品。又作籀文，其状邪正体制，《石鼓文》存焉。乃开阖古文，畅其纤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篆籀乃楷隶曾高，字书渊薮。故史籀和大篆、籀文皆入神品。秦代李斯妙善大篆，省改为小篆。张怀瓘将古文、大篆、小篆分为三古，即古文为上古，大篆为中古，小篆为下古。“三古谓实，草隶为华，妙极于华者羲、献，精穷于实者籀、斯。”张怀瓘将古文、篆籀谓之为实，史籀、李斯精穷于实，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则善草隶，草隶乃实之华。此实华之论，可见张怀瓘对史籀、李斯、羲之、献之的推崇。张怀瓘将李斯《泰山》《峄山》《秦望》等碑迹，视为“传国之伟宝，百代之法式”。其小篆入神品，大篆入妙品。
其他入神品者为东汉杜度、张芝、崔瑗、蔡邕、魏锺繇、吴皇家、晋卫瓘、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等十人，皆列小传，为书法史提供了他们的较为详细的资料，并分别评其优点。如评张芝章草《金人铭》精熟至极，草书《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合于自然，可谓变化至极”。羊欣曾将张芝、皇象、锺繇、索靖，并称为“书圣”，张怀瓘认为张芝“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评蔡邕：“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度，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创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真异能之士也。”再如评锺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这些评论都十分中肯。张怀瓘对每一位所评书家，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一位书家在一二种书体可能特优入神品，而其他书体也许只能入妙品或能品，乃区别对待。如评皇象，认为王羲之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皇象章草虽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皇象“实而不朴，文而不华，其写《春秋》最为绝妙”。其书体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而索靖也是章草入神，八分、草书入妙。评王羲之为“骨鲠高爽，不顾常流，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研精体势，无所不工”，“若养由之术，百发百中，飞名盖世，独映将来，其后风靡云从，世所不易，可谓冥通合圣者也”。其隶、行、草书、章草、飞白俱入神品，而八分只入妙品。
《书断》中卷，又列妙品九十八人，古文四人，大篆四人，小篆五人，八分九人，隶书二十五人，行书十六人，章草八人，飞白五人，草书二十二人。相对于神品的二十五人来说，妙品九十八人翻了近四倍。妙品中分为九体，原神品为十体，妙品减少籀书，故为九体。王羲之在神品的隶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五体中均在其中，但八分被列为妙品最后一人。此外，蔡邕的八分、飞白被列为神品，但大篆、隶书则列入妙品。这说明张怀瓘在分品时，是根据每人在各种书体中不同的成就而列入不同的品次。
在妙品中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四人被列入。欧阳询分列妙品的书体有隶书、行书、飞白、草书四体，虞世南分列隶书、行书、草书之中，褚遂良分列隶书、行书之中，陆柬之分列隶书、行书之中。在妙品的古文、大篆、小篆、八分四体中均无唐人。可见在唐初书法家主要在隶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等汉以来创造的书体方面有所成就。张怀瓘对欧阳询等唐初书家品评十分谨慎，他们无一人入神品，最高品次为妙品。妙品各书体总人次为九十八人，由于如欧阳询在四体中均出现，因此自然人的数量少于九十八人。
张怀瓘将唐朝初期有影响的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列入妙品最后四人，对“皇朝”即唐朝的当代书家首次入品评论，显然这为书法史学增添了新的资料。特别对欧阳询推崇备至，赞美他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草书跌宕流通，“示之二王，可为动色”。记录他的作品为高丽所爱，远播夷狄。评其：“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真书和行书自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欧阳询的风格特点是“惊奇跳骏，不避危险”，将欧阳询与智永的书法相比较，一个是进攻性的，一个是防卫性的，“欧以猛锐长驱，永乃闭壁固守”。在评述虞世南时说：“其书得大令之宏观，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欧阳询与虞世南可谓“智均力敌”，论其体成，则虞所不逮，“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通过这一形象比较，欧阳询与虞世南的不同风格特点昭然若揭。另评褚遂良草行入妙，陆柬之(虞世南的外甥)隶行入妙，章草入能，“尤善运笔，或至兴会，则穷理极趣矣”，但“工于仿效，劣于独断”。《书断》下卷为能品，入能品九体之中的共一百零七人次。唐代的书法家大都入能品，张怀瓘在书学史上开评介唐朝书家之先河。
三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神妙能逸四品理论
张怀瓘在《书断》中，将上中下三品和神妙能加以对应，就有神妙能三品。唐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遂将神妙能三品和逸品结合起来，成为神妙能逸四品，从而基本完善了分品评论书画家的品类标准和品评理论。
唐代后期另一部画史画评著作是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宋欧阳修等人撰《新唐书·艺文志》载：“朱景玄唐画断三卷，会昌人。”会昌为唐武宗李炎的年号，为公元八四一至八四六年。根据这一说法，朱景玄曾活动于会昌年间，应与张彦远是差不多同时代人，或者略早一些。朱景玄为吴郡(今苏州市)人，工诗文，知书画，元和初(公元八○六)应举。曾任亲王府咨议参军，翰林学士、太子谕德。有诗一卷十五首，收录于《全唐诗》卷五百四十七。另有《唐朝名画录》，或称《唐画断》。
《唐朝名画录》在写作时看来，是一部国朝画史或曰当代史，今天我们可以看作是一部断代史。朱景玄在序中说“除吴道子、周昉外，其余作者一百二十四人”，他在定这些画家的品格时，其标准是绘画作品的质量，而不考虑他们的出身地位，“直以能画定其品格，不计其冠冕贤愚；然于品格之中略序其事，后之至鉴者，可以诋诃，其理为不谬矣”。《唐朝名画录》由序、目录及品评即“略序其事”三部分组成。目录所录画家国朝亲王即汉王元昌、江都王、嗣滕王共三人，单列篇首。神品上为吴道子，中为周昉，下为阎立本等七人，神品共九人。妙品上中下共二十三人，能品上中下共为六十二人，逸品三人，共一百人。另录不能定其品格者二十五人，共一百二十五人。与序中所说一百二十四人加吴道子、周昉共一百二十六人，基本相合。
晋 陆机 平复 帖
《唐朝名画录》的艺术思想和品评理论，主要表现在“序”中：“古今画品，论之者多矣。隋梁已前，不可得而言。自国朝以来，惟李嗣真《画品录》，空录人名，而不论其善恶，无品格高下，俾后之观者，何以考焉？景玄窃好斯艺，录其踪迹，不见者不录，见者必书。推之至心，不愧拙目。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夫画者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何者？前朝陆探微屋木第一，皆以人物禽兽，移生动质，变态不穷，凝神定照，因为难也。故陆探微画人物极其妙绝，至于山水草木，粗成而已……近代画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惟吴道子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可齐踪于顾陆，又周昉次焉。其余作者一百二十四人，直以能画定其品格，不计其冠冕贤愚，然于品格之中，略序其事，后之至鉴者，可以诋诃其理为不谬矣。伏闻古人云：‘画者圣也。’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其丽也，西子不能掩其妍；其正也，嫫毋不能易其丑。故台阁标功臣之烈，宫殿彰贞节之名。妙将入神，灵则通圣。岂只开府而或失，挂壁则飞去而已哉！此《画录》之所以作也。吴郡朱景玄撰。”③
这一段序言，集中说明他写《唐朝名画记》的原则。首先，朱景玄见张怀瓘的《画断》(朱称《画品》)将画家分为神妙能三品，这与《书断》将书家分为神妙能三等一样。但是，《书断》未在神妙能中再分上中下三等。“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可作以下理解，即根据张怀瓘《画品》(即《画断》)来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即然后又在每品中分上、中、下三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这几项合起来用以表其画作优劣。这样朱景玄参考张怀瓘《画断》(《画品》)，或参考张怀瓘《画断》中分神、妙、能三品之方法，自己对画家重新断定神、妙、能三品，然后每品中又分上、中、下三等，对这三品九等还不能列入的“不拘常法”的画家画作，则增引为“逸品”，用以判别优劣。这样理解，即是分神、妙、能及每品又分上、中、下，增设逸品，均指朱景玄所为。有关分品的历史演变是，由南齐谢赫在《画品》中，首设为六品，每品不分上中下。南朝梁庾肩吾在《书品》中分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上中下三等，共九等。唐初李嗣真在《书后品》中因袭庾肩吾的三品九等法，也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又细分为上中下三等。但李嗣真在九等之外，又增设逸品，而逸品不再分等，总共就是十等。李嗣真是将逸品放在九等之上，作为最尊者。张怀瓘的《书断》则用神、妙、能三品，对应庾肩吾、李嗣真的上、中、下三品，使这笼统的上中下三品获得神、妙、能的清晰的风格及技能高下的概念，使三品更明晰化了。但张怀瓘并没有照搬李嗣真新设的逸品，他的《书断》中没有逸品，神品最高。另外，张怀瓘在《书断》中只设神、妙、能三品，而没有像庾望吾、李嗣真将每品再分三等。张怀瓘的《画断》可能与《书断》体例相当，也分为神、妙、能三品，可能没有再在每品中细分上中下。而在神、妙、能三品中再分上中下，应为朱景玄所为。朱景玄在神、妙、能三品九等之外，又吸收李嗣真的逸品，变为十等，但李嗣真是将逸品放在最高处，而朱景玄则放在九等之末。这样分品品评书画的历史基本清楚。谢赫首设六品，庾肩吾设上中下三品，又分上中下三等，共三品九等。李嗣真在庾肩吾基础上又设逸品，共十等。张怀瓘将上中下三品改为神、妙、能三品，而朱景玄则综合张怀瓘的神、妙、能三品之说。又吸收庾肩吾、李嗣真九等之说，同时还吸收李嗣真的逸品之说，不过将逸品从最高改为最末，这样就成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的分品方法了。即将画家分为神、妙、能、逸四品，神妙能三品又各分为上中下，共九等，再加逸品，共十等。
朱景玄将绘画题材难易程度作了划分，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台屋木次之。顾恺之在《论画》中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朱景玄将顾恺之放在第三的“次狗马”移到第二位，而将山水放在第三位。为什么画人物禽兽比较难呢？因为需要“移生动质，变态不穷，凝神定照，因为难也”。以前的画家于多种题材都创作，陆探微人物绝妙，山水粗成，但“近代画家，但工一物，以擅其名”。而当朝朱景玄推崇吴道子和周昉，认为吴道子“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可以与顾恺之、陆探微齐观。
唐 周昉 纨扇仕女图 局部
朱景玄对绘画作品的作用，赞同“画者圣也”的看法，绘画可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同时朱景玄认为绘画有兴成教化、鉴诫贤愚的作用，“台阁格功臣之烈，宫殿彰贞节之名”。所以绘画对社会的作用是很大的，不仅仅是画西子或嫫毋的美丑问题。
《唐朝名画录》在神品之上单列国朝亲王三人，即汉王、江都王、嗣滕王。评汉王善画马，“笔踪妙绝”；江都王善画雀蝉、驴子，“造神极妙”；嗣滕王善画蜂蝉、燕雀、驴子、水牛，“曲尽情理”。对于这三王，朱景玄“未敢定其品格”，可能他们的作品虽有一定特点，又不好定在神品。若定为妙品、能品，恐为不尊，所以只好单列，放在篇首。
在朱景玄之前的《画品》写作，从谢赫到姚最再到李嗣真，都是以品评为主。被品评的画家大多三五句话，从十几个字到几十个字不等，而裴教源的《贞观公私画史》，只录作品和画家名称，未记叙画家事迹和对作品进行评论。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和以前《画品》显著不同点，在于增加了叙述画家生平、故实以及评述作品的内容。其叙述文字篇幅增加，将史录和品评相结合，一方面保持谢赫、姚最等人的画龙点睛似的精评概括的特点；另一方面增加叙述内容，这使得中国画史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写作方式更具有了艺术史的特点。
神品分上中下，神品上一人吴道子，神品中一人周昉，神品下七人阎立本、阎立德、尉迟乙僧、李思训、韩干、张藻、薛稷。朱景玄对吴道子十分推崇，在序言中称其“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吴道子作为神品上的唯一画家，朱景玄对他作墨最多：“吴道玄字道子，东京阳翟人也。少孤贫，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朱景玄首次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始介绍画家的生平，这是朱景玄对艺术史学的一大贡献。以往的画品著作，一般只有对画家或作品的几句抽象评论，均未有画家生平信息。朱景玄将画家生平列出，为画史研究中所述画家提供了背景资料，如介绍神品中一人周昉，“周昉字仲朗，京兆人也。节制之后，好属文，穷丹青之妙，游卿相间，贵公子也。”所以，介绍画家生平成为朱景玄作《唐朝名画录》的一个固定的写作模式。
神品中也只列一人，为周昉，“其画佛像、真仙、人物、士女，皆神品也。惟鞍马、鸟兽、草木、林石，不穷其状”。说明周昉的题材方面广泛，我们现在只能见到他的几张摹本仕女画，实际上他在佛像、真仙、人物方面成就都很高。朱景玄记录他的作品有《水月观》《自在菩萨》《北方天王》《降真图》《五星图》《扑蝶图》《文官王十弟子图》等，这些记载为我们全面了解周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唐朝名画录》记录和保存了唐初至会昌年间的画家及作品资料，特别是记录了唐太宗、唐玄宗时期的有关画家故事，对于研究唐代绘画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除在神品上中下记载吴道子、周昉、阎立本、阎立德在人物、佛像、仕女画方面的突出成就外，还在神品下、妙品、能品中记录知名画家在山水、花鸟、牛马、屋宇等方面的创作盛况，反映出唐代绘画全面进入繁盛时期。
如在神品下记录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得山水之妙，时人号“大李”“小李”。李思训“格品奇高，山水绝妙，鸟兽草木，皆穷其态”“国朝山水第一”。还记录唐明皇召李思训在大同殿画山水，兼画掩障屏风，过了几日，唐明皇观看后，赞思训道：“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记录张藻员外画山水、松石，当代擅价，他能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他画松树，气傲烟霞，势凌风雨。朱景玄评其山水画：“山水之状，则高低秀丽，咫只重深，石尖欲落，泉喷如吼。其近也，若逼人而寒；其远也，若极天之尽。”可见张藻山水画在构图及远近空间安排上都十分别致，画面精巧复杂，说明唐代山水画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张藻“精巧之迹，可居神品”。另记载“文学冠绝当时”的王维，官至尚书右丞，家于蓝田辋川。王维画山水松石，“踪似吴生，而风致标格特出”。评其《辋川图》：“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
其他方面朱景玄还记录有，张萱画贵公子、宫苑、鞍马，皆称第一，故居妙品。韦偃画高僧、松石、鞍马、人物可居妙上品，山水则居能品。被杜甫赞为“十日画一松，五日画一石”的王宰，能移造化风候云物，八节四时于一座之内，妙之至极。陈闳“善写真及画人物仕女”，国朝阎立本之后，为第一人。另载薛稷“笔力潇洒，风姿逸秀，”善于画鸟，时呈一绝，并有佛像、菩萨、青牛传于世。韦无忝画狮子，展图观览时，百兽见之，皆惊惧。德宗时宰相韩滉，六法之妙，无逃笔精，能图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也鸾最长于花鸟，折枝草木之妙，未之有也，近代折枝花居其第一，凡草木、蜂蝶、雀蝉，并居妙品。戴嵩画山泽、水牛之状，穷其野性，筋骨之妙，居其妙品。而檀智敏，屋木、楼台，出一代之制。从这些品评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绘画在山水、人物、佛像、松石、花鸟、牛马、屋宇等方面，均取得丰富的成果，朱景玄将这些画家根据艺术成就高低进行分品评论。神妙能三品，共品鉴神品上中各一人，神品下七人，神品共九人，妙品二十三人，能品六十二人，神妙能共品评九十四人。此外朱景玄将“非画之本法”，不拘于品格，自得其趣，或前古未之有也的三位画家，列为逸品。李嗣真在《书后品》中，将逸品放在上品之前，列为最尊，但朱景玄是将逸品列于能品之后，与神妙能不较高低，只是因不拘常格，是非常之体，所以列为逸品。
唐 李思训(传) 江帆楼阁图
被列于逸品的画家有王墨、李灵省、张志和。王墨不知其名，因他以泼墨画山水，时人谓之王墨。对王墨的记载，表明在唐代泼墨画法已达到较高的成就，水墨画在唐代已较成熟。朱景玄对王墨的记录，还使我们能了解其创作过程。王墨多游江湖间，常画山水、松石、杂树，性多疏野，好酒，在作画之前，先饮酒，“醺酣之后，即以泼墨。或笑或吟，脚蹙手抹。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应手随意，倏若造化。图出云霞，染成风雨，宛若神巧。俯观不见其墨污之迹，皆谓奇异也”。李灵省也是落拓不拘栓，爱画山水，以酒生思，傲然自得，每图一障，非其所欲，不强为之，偶然所得，得非常之体，又符造化之功。张志和，号烟波子，常渔钓于洞庭湖，据载颜鲁公居守吴兴时，知张志和高节，作渔歌五首相赠，张志和随名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为世之雅律，深得其态”。由此可见，所列三位逸品画家，均未为官，浪迹江湖，性格飘逸，不拘常法，创作绘画也随心所欲，自得其趣，常饮酒助兴，随兴而作。这些逸品画作，是高节之人或高逸之士为之，不同于供奉朝廷画家或工整精细画工所作绘画。这表明，在唐代，随着绘画的发展，新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一个新的画家阶层。
唐 阎立本 步辇图 局部
朱景玄对逸品的看法是不同于李嗣真的。李嗣真《书后品》在理论上的贡献之一是提出逸品，并将逸品作为最高等级。他是结合对艺术的理解及思考提出逸品的。“盖德成而上，谓仁、义、礼、智、信也；艺成而下，谓礼、乐、射、御、书、数也。吾作《诗品》，犹希闻偶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难也。及其作《书评》而登逸品数者四人，故知艺之为末，信也。”在李嗣真看来，艺和德是对举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李嗣真说他作《诗品》时，就很少见到“偶合神交，自然冥契”的诗人，所谓“偶合神交”即洞悉作诗规律，并在精神上能够感悟与妙合它，所谓“自然冥契”，即诗作能自然天成。这种作诗人才很难求得。后作《书评》(可能即是此《书后品》，因此著即对书家进行评论，亦称《书评》)，能达到逸品者，也仅四人，于是相信，艺相对于德来说只是未事。李嗣真所说的“登逸品者”，也是前面所谓“偶合神交、自然冥契”之天才。若超出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这四位“逸品”者(此处讲“数者四人”，应不包括李斯)，当是“复绝终古，无复继作”。这说明逸品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李嗣真对王羲之可谓浓墨重彩加以品评，对其正体、行书、草书三体及飞白均加以称赞，推崇为“书圣”“草圣”。对王献之的草书，亦评价较高：“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自，或蹴海移山，翻波簸岳。”对王献之的正书、行书有所微词：“如田野学士，越参朝无，非不稽古宪章，乃时有失体处。”总的来说，张、锺、“二王”“数公皆有神助，若喻之制作，其犹《雅》《颂》之流乎”。将四人的书法比之《诗经》中的《雅》《颂》，提到“经”的高度。李嗣真对四位逸品书家述完后，又加“评曰”“赞曰”，对所品逸品四位书家再进行“评”“赞”，对包括李斯在内的五人赞词是：“仓颉造书，鬼哭天廪，史籀堙灭，陈仓藉甚。秦相刻铭，烂若舒锦，锺、张、羲、献，超然逸品。”
李嗣真将逸品放在至尊的最高地位，但朱景玄仅将逸品放在最后，只是因不拘常格，是非常之体，所以列为逸品。这是朱景玄对逸品理论的新的发展，其后对逸品、逸格的看法大都取朱景玄之意。
唐代张彦远写作《历代名画记》，虽为史传著作，但在《卷一》中列专篇《论画六法》，又于《论画体工用拓写》中提出五品之说，阐述自己品画的原则。五品为：“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贯众妙，其间诠量可有数百等，熟能周尽。非夫神迈、识高、情超、心慧者，岂可议乎知画。”
张彦远提出五品论，有别于朱景玄神妙能逸四品说，张彦远吸收各家精华，但不照抄，自己又新提五品论，认为绘画等次细分可达百等，但要抓住最重要的佳作区分等次，其他可以不计。他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贯众妙。以往神妙能三品或神妙能逸四品，神品是最高的，但张彦远在神品之上冠以自然为最。自然才最尊为上品上，神品到居上品中，妙品居上品下。中品分中上和中中，他用“精”代替以往所谓“能”，精居中品上，谨细居中品中。以下则可不计。张彦远在叙历代能画人名的评传中，对重要的画家也是按这五品区分。所以他立下这五等，并按其标准，对历代画家进行品评，付诸品画实践之中。张彦远的五等说，特别是提出“自然”为上品上的观点，是有创新价值的。他的五品论是对以往品评理论的新发展。
从上中下三品到神妙能逸四品理论，反映了我国书画品评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神妙能逸四品及相关理论，成为我过古代区分书画作品优劣高下、价值等级和艺术风格的铨量尺度和美学标准。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九卷第六十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②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许劭传》。
③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序》，见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第二册，第一○○七页，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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