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道德关系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社会论文,新发展论文,道德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渗透化、社会信息化在曲折中发展，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在我国社会，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生产力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生产方式、活动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社会存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使得作为社会意识的道德也相应变化。正如恩格斯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3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页。）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等社会物质关系的变化，导致了道德关系的变化。在原有道德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形成了一些新的道德关系和新的道德内容，其中的主次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一定的转换。现代社会的道德关系已经或正在或即将经历一系列的变化发展。
1 从熟人道德关系为主向生人道德关系为主发展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生产力不发达，没有严密的分工和广泛的协作。人们自给自足，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交往，很多人一辈子没走出过自己生活所在的几十里地。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限制了社会关系的地域广度和空间范围以及人们社会化的程度，交往对象一般都是建立在血缘、姻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亲人、家人、乡人、本地人等“自己人”，要处理的经济关系以及作为经济关系体现的利益关系大都是熟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发生的道德关系也主要是熟人道德关系，而生人道德关系是较少的。正因为如此，我国历来非常重视熟人间道德关系的处理、道德规范的建立和道德观念的培养，而相对轻视或忽视生人间道德关系的问题，因而私德发达而公德欠缺，家庭道德和家族道德兴盛而职业道德匮乏，这明显表现在历史上对“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异常关注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统治。由此可见，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裙带关系，必然导致道德上的依赖关系和裙带关系。
以熟人道德关系为主的情况，即使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也没有根本改变。由于历史传统的惯性和过份强调集中统一性与组织计划性，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发生关系的仍然主要是熟人，不过增加了一些熟人（如领导、下属、同事、固定客户等等）而已。这同样还使人们习惯于在伦理心理上把道德关系区分为“自己人”和“其他人”，即熟人和生人。由于是“自己人”、熟人，于是就礼貌、热情，讲文明、讲道德，担担子、负责任，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甚至“开后门”、当“保护伞”，或者千方百计通过熟人找生人进行感情投资，以便使生人关系发展成熟人关系，所谓“熟人好办事”、“多个朋友多条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就是真实写照；至于陌生人，由于在观念上没有把他（她）或他们（她们）当成自己人，认为与自己无关，于是就不讲道德、不讲良心，不担担子、不负责任，冷漠、野蛮，造成效率低下、社会无序、道德失范、世风衰落、严重不公（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甚至丧尽天良。可见，经济上的封闭性、狭隘性和片面性，必然导致道德上的封闭性、狭隘性和片面性。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法治和德治还不完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仍然存在，对社会生活和现代化进程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和阻碍作用。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作用，人们有着严密的分工和广泛的协作，价值规律是调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关系、经济活动中一切环节和所有方面的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生产的迅猛发展、经济的日益繁荣、分配的多种形式、流通的扩大深化、消费的不断增长以及科技、信息、交通等逐步发达，现代人在社会交往中冲破了血缘、姻缘和地缘的束缚，更多的交往建立在业缘、趣缘和信缘（即信息关系）的基础上，交往的对象大量是生人，不论是求学、开会、看病问医、经商赚钱、从政办事，还是生活服务、文体娱乐、市场买卖、外出旅游，发生的大都是生人间的经济关系、利益关系、信息关系，从而使道德关系由熟人间（“五伦”）为主向生人间（多种伦理关系）为主转化。这就是台湾学者韦政通提出的“第六伦”即个人与陌生大众的道德关系问题。他讲过一个发生在台湾的故事：外国人问的士司机说，你们对上司、亲戚和熟人很讲礼貌，可在大街上开车为什么横冲直撞？司机回答，我不认识他（她），他（她）也不认识我，我为什么要对他（她）讲礼貌？难怪社会学家费孝通说：现在很多人是根据交往对象不同的身份而拿出不同的道德。其实，在现代社会，要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站稳脚跟并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管是熟识之人还是陌生之人，一律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亲疏无别，诚信守序。因为市场不认宗法血缘、政治等级等关系，而只遵循价值规律。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而只相信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和人格力量）。市场经济是为经济利益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其基本原则。而要谋利就必须为他人和社会服务，或者说只有为他人和社会服务才能获得利益报偿。可见，为利与服务是一致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之间是相互服务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因此，市场经济不等于必然引发个人主义，相反，它本质上为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的发扬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土壤。“顾客是上帝”（不管是老顾客还是新顾客）、“服务对象是上帝”（不管是熟人还是生人），在市场经济中是至理名言。赢得顾客，就赢得市场，就赢得一切；丧失顾客，就丧失市场，就丧失一切。《大败局》一书所揭示的郑州亚细亚百货公司等十家大型企业集团的破产表明，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在社会市场经营行为中即对生人的行为中缺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这种不应有的、但在目前社会生活中还比较普遍存在的道德理念和行为会得到逐步改变，因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跟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3页。）
随着熟人道德关系为主向生人道德关系为主的发展，原有的伦理道德理念和准则已不完全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顺应这一转变，将已有的道德理念和实践发展到新的阶段。目前加强经济伦理等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并付之于道德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2 从直接道德关系为主向间接道德关系为主发展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不高，经济不活跃、物质不丰富、科技不发达、制度不健全、信息不灵通，消费的数量和质量都很有限，为了生存、发展和享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各种欲望还没有被充分地激发出来，因而人们的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比较有限，大部分是面对面地打交道，处理的大都是人与人的直接道德关系等社会关系。正因为如此，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只有通过语言和行为与他人发生直接利害关系才构成道德关系，才产生道德与否的问题，才有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不公正可言，也才需要有相应的道德规范调节和道德价值评议，否则，如果是通过中介，而不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不是直接有利于或有害于他人和社会，就认为它不存在道德意义，不需要建立相应的道德准则加以规范，因而传统伦理学往往也只注重人际关系的道德研究，却忽视了对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环境、人与制度、人与信息、人与科技、人与机器、人与经济等关系的道德探究与追问，这方面在我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现代社会，随着生产、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即广义的社会文化、文明的广泛发展，道德关系及其要求再也不仅仅只局限于人与人的直接接触之中，它还普遍地存在于人与自然、人与物体（人与物质文化）、人与制度（人与制度文化）、人与信息（人与精神文化）等关系当中。这也就是说，人们的许多行为活动通过物体、制度和信息等中介而与他人和社会产生利益关系，有些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有些有害于他人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这样就形成了大量的间接道德关系，并产生了相应的道德要求。
先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例。在现代社会的生产劳动中，由于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换进程的加快、工矿企业开发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人们观念的滞后和法制的不健全等，现代人在认识、利用、享受和改造自然界的同时却没有注意保护它，有些还企图征服自然界，甚至不顾它的死活，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界的掠夺式经营和强盗式开采，从而导致了“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横流和对土壤、水源、植被、气候和生物等的巨大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就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反过来报复了我们。于是陷入了恶性循环：人破坏自然，自然反过来又制约人和社会的发展，其结果是两败俱伤，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因为人和社会都离不开自然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进入良性循环，使人与自然能够长期协调地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使人们在优美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使自然界有利于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护自然。这样，原本不具有道德意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其中渗透着人与人（包括与在场者即当代人，也包括与不在场者即子孙后代）的关系而具备了特殊的伦理价值，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了应当怎样的处理原则。人与自然做为伙伴和谐相处，合理地、充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防止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救救地球”，成为了时代的强音。生态道德、生态伦理学也就应运而生。
再看人与物的关系。科学技术的发展、商品的日益丰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使人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使用的物品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密，功能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所用物品的副作用也越来越大，消费后丢弃的废旧物资也越来越多。例如，坐飞机打手机因为手机收发的电磁波干扰正常飞行而影响司乘人员的安全，从而使人与人的直接道德关系在这里通过人与机（飞机和手机）的媒介联系而转化为间接道德关系，因而有了坐飞机不准打手机的规定；夏天，在居民区停车却一直开着冷气，产生的大量热能、噪音和废气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司机通过汽车与停车所在地的人发生了间接道德关系，因而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很多城市不少现代建筑物的玻璃幕墙在阳光照射下发出刺眼眩目的光芒，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视物清晰度、视物能力甚至视觉功能，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甚至导致恶性交通事故的光污染，这样，建筑业主、房地产开发商、设计师和承建单位通过建筑物玻璃幕墙的反射光与路人产生了间接道德关系，因而有的城市对玻璃幕墙的修建已经有了严格的限制；许多临街铺面将空调的室外机放在路边不断朝外散发大量热量，使顾客和路人经过时都别无选择地要冲一个“热浪浴”，这也是需要整顿的现象；还有，音响、高音喇叭、唱卡拉OK等发出的噪音构成了现代社会居民生活区一个头疼的问题；此外，塑料袋、泡沫饭盒、易拉罐、干电池、玻璃瓶等生活垃圾和被更新换代的家用电器等废旧日用品，由于其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使这些废物的抛弃者不仅与在当地生活的人和社区，而且与整个人类和社会形成了间接的道德关系。所以，保持并改善人的生存、发展和享受的社会环境条件就不仅只是一个经济、政治、法律问题，而且成了急待解决的文化、道德实践问题，环境道德、环境伦理学也就成了非常重要的理论课题。
下面分析人与制度的关系。在传统社会中，法制、法律、规章、制度不健全，没有规范的条例，没有一视同仁的准则，办事因人而异，实行人治，人与人直接竞争——准切地说是比拼甚至斗争：以对方为敌人，目的是斗垮、斗败对方，要么把对手拉下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要么安贫乐道——虽贫却安贫、无道却乐道，要么“分我一杯羹”——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如此，其结果不是霸道横行、强力专制，就是暗箱操作、处理不公（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充其量也不过产生表面上、形式上的透明、均衡道德关系，而实际上存在事实上的不公。随着历史的进步，法律、法规、条例、纪律不断完善，办事有了一定的程序，社会正逐步走向法治和德治，如国家制订了经济活动中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单位也制定了有关竞争方面的条例，人们在竞争中以对方为参照，既竞争又合作，谋求共存、共荣、互惠、互利、同享、同乐，共同发展，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允许而且鼓励优先发展，即认可竞争中自始至终（从起点到过程到结果）存在差异性、层次性、先后性。这就为公平竞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见，传统的人与人竞争的直接道德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就转化为人与人通过有关条律竞争的间接道德关系（这时必须保持作为竞争的前提、根据、中介和标准的制度的公平性）。这样，竞争道德、竞争伦理学以及制度伦理学也就成为研究的新课题。
关于人与信息的关系。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特别是国际互连网(Internet)的出现，地球成了一个小村庄，人们随时随地可以通过电话、手机、扩机、传真等声讯工具和其他通讯工具，尤其是可以通过电脑上网随心所欲地发布和查阅各种信息，既可能是求真、扬善、臻美的信息，也可能是虚假、罪恶、丑陋的信息，如色情电话、骚扰性短信息、黄色网站的黄色信息等，从而与世界各地各种人发生广泛的、快捷的联系，造成各种不同的影响，形成特殊的间接道德关系。互联网络、大众传媒已日益成为人们的重要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之一。因此，网络道德、信息道德的探索和建立是实践中和理论上的现实而迫切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种人与经济的特殊关系。这就是，过去的假冒伪劣商品都是直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现在有的商品假冒伪却不劣，如曾发现有假红塔山烟，其质量比真货一点都不差，甚至还要好，这样似乎并没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因其价格便宜还好像有利于消费者，其实不然，因为即使假冒伪劣商品制造者和销售者没有直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由于偷税漏税、破坏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而我国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从而间接地同样造成了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后果，同时也损害了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利益，因而同样是不道德的。
3 从相对固定的道德关系为主向相对变动的道德关系为主发展
在自然经济时期，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家族是基本的交往单位，国家是基本的活动范围。血缘、姻缘和地缘是人们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因此，个人的社会身份和角色是简单的、固定的，社会团体也是简单的、固定的，因而个人与团体的关系包括道德关系也是相对简单、固定的。家庭、家族和国家是与人们发生社会联系的基本团体，而且家国同构、家国一体。人们在家庭中“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在家族中按辈分排列尊卑先后，在国家中按等级划分贵贱。人们根据自己与家庭、家族和国家的道德关系，各自都有一套相应的道德规范和要求，安份守己，不可逾越，世代相传，永不更改。并且个人对家的道德要求与个人对国的道德要求被认为是统一的：家长是家之尊，国王是国之尊，在家要孝，对君要忠，孝是忠的缩小，忠是孝的扩大。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一个人永远走不出家庭、家族和国家这三个基本团体的道德关系和道德活动圈子。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从小按照行政命令按部就班去学校上学、到单位工作，然后退休、养老直至去世。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由学校、单位负责。与自然经济相比较，只是多了学校和单位两个团体而已。人是学校的人、单位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不能做学校和单位以外的事，不能兼职，因而人与团体的关系包括道德关系主要固定在人与学校、人与单位之间，从而提出了相应的道德要求：学习要服从学校安排，工作要服从单位安排。学业和事业一旦被组织安排好，一辈子几乎不能改变。那时，提倡当“螺丝钉”，到哪里就要在哪里扎根、开花、结果，不能够轻易流动。申请调走的话，如果单位领导不同意、不批准，光档案、户口就能够卡住你。所以，人们都非常重视档案和户口。
从上述两段可以看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简单与固定必然带来道德关系的简单与固定。这限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来，由于生产、经济活动的灵活性、多样性、广泛性、复杂性和变动性，使得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生活环境也随之变得灵活、多样、广泛、复杂和易变，同时也变得宽松、宽容和宽厚。这样，社会团体的种类和数量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个人的社会身份和角色也变得多种多样，且社会团体和个人身份还处在千变万化之中，因而个人与团体的社会关系包括道德关系也从相对固定走向相对变动：人们求学时除了必修课外，还可以选修和兼修；可以学几个专业、拿几个学位（如双学位），成为几个院系的学生甚至几个学校的学生；人们工作时除了本职以外，还可以一生多职、身兼数职或到学校和单位之外的社会上的其它团体中兼职；在不同团体、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之间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动早就成了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过去的纸文本记录的相对固定的证件、档案和户口已经不适应人员与团体间关系高变动性的需要，而逐渐将被计算机电脑联网的电子证件、电子档案和电子户口或其它高科技产品所代替（有人建议取消档案和户口，这另当别论）。在国门大开、信息灵通、观念解放、交通快捷的今天，一个人头天在上海工作，第二天到了纽约上班，或上午还在北京做事，下午却去了东京打工，应该是不足为奇的现象。个人与团体道德关系的相对固定向相对变动的转换，既是当今社会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成功与风险共生、竞争与协作互动的现实状况的反映，又是经济、政治、思想、道德从依附关系向自主关系转化的体现。这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伦理学，尤其是发展伦理学，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从学术研究、理论证明上促进这一历史性良好转变的重大的、光荣的任务。其中，要注意研究多种身份带来的多种关系的和谐统一，保持人格一致，避免由于处理不好而导致的人格矛盾或多重人格、多面人现象。
4 虚拟道德从宗教的人神关系为主向网络的人人关系为主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任何道德关系都是现实的道德关系，即道德关系只存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而任何现实的道德关系首先都是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人们的政治关系、法权关系、科技关系和其它思想文化关系。道德关系作为精神关系，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人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物质关系、利益关系当中。离开现实、离开生活、离开人群，就无道德可言。因为道德就是为了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发生发展的。所以，宗教的所谓人神关系和网络的所谓人人关系都是非现实的、虚拟的道德关系，其实质归根结蒂也是现实社会关系虚幻的、颠倒的、间接的、模拟的、曲折的反映和表现。
历史上，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科学技术的不发达、眼界的不开阔，加之后来的阶级统治，人们既解释不了自然现象，也无法说明社会现象；既没能揭示自然规律，也没有掌握社会规律；因而既受着自然界的束缚，也受着社会的压迫，想挣挣不掉，想摆摆不脱。而人又十分关切自己的前途、命运特别是终极命运，迫切希望成为自然、社会和自身的主人，从而超越困境。因此，便力图让自己在现实中暂时实现不了的愿望能够在“天国”或“来世”实现。现实苦难的过于沉重和人们社会关系以及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依赖性、狭隘性，必然产生盲目服从和盲目崇拜的精神状态，使人们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梦幻世界，籍此仿佛获得身心的解脱和灵与肉的安慰。这为宗教的产生和盛行提供了广泛的市场。宗教虚拟的人神道德关系及其道德要求正好适应当时社会的状况、人们的心理和阶级统治的需要。例如，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全智全能的，它创造一切，人则是神——上帝的创造物。人有原罪，因此，只有甘愿听从上帝的旨意，忏悔、赎罪，才能脱离苦海、免下地狱，升入极乐的天堂。可见，上帝其实就是统治者的升华和变形。宗教的人神虚拟道德关系，实际上是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包括阶级关系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反映。宗教作为人类的一种异己力量，“只有当实际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界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6页。）正因为如此，我们既要坚持宣传唯物论、无神论，又要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主张信仰自由（信教与不信教的自由）。所以，研究宗教的人神虚拟道德关系，研究宗教道德，创立宗教伦理学，也应该成为伦理学、宗教学和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之一。
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出现，改变了世界上只有一种虚拟道德关系——宗教的人神虚拟道德关系的局面，产生了第二种虚拟道德关系——网络的人人虚拟道德关系，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蓬勃发展，仅仅只有几年时间，全球网民已经发展到10多亿人，而且每年还以成倍的人数剧增。很多人上网聊天使用的姓名、性别、职业、籍贯、经历、性格、爱好、追求等基本情况都是虚拟的，即绝大多数以虚拟人格的面目出现，人与人的网上虚拟交往和联系取代了现实的交往和联系，甚至出现了虚拟家庭、虚拟银行等。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网络虚拟道德关系其实也是社会现实道德关系的表现。比如虚拟人格虽然不等于真实人格，但他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压抑释放型虚拟人格，一种是理想追求型虚拟人格。前者是因为对现实人格受到压抑、束缚、排斥和扭曲而在网络上释放、舒展出来的虚拟人格，后者则是因为对现实人格不满意或憧憬自认为更高尚的新人格作为规范行为、达成目标的理想人格而在网络上的虚拟表现和追求。而无论以何种虚拟人格在网上交流和活动从而形成虚拟道德关系，都是现实人类生活中社会关系的体现。
如果说，宗教的人神虚拟道德关系是把神性赋予人性，把人性赋予神性，从而使人与神的矛盾在观念上达到对立统一，那么，网络的人人虚拟道德关系则是对人及其道德关系进行再创造，将人性再一次赋予人性，或者说是将旧人性赋予新人性，并渴望人性的矛盾和冲突——它是现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体现——得到解决或调节、缓和。如果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语），那么，可以说“网络是人民的工具”。因此，宗教的人神虚拟道德关系不仅形式上是虚幻的，而且内容、性质、体系上是落后的、颠倒的、禁锢的、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是非科学、反科学的产物，其中的神是主动的、创造性的，而人却是附属的、被动的、消极无为的；相反，网络的人人虚拟道德关系虽然形式上是虚构的，但内容、性质和体系却是广泛的、开放的、变动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其中的人是具有主体性的能动创造者。可见，在虚拟道德关系中，由宗教的人神关系向网络的人人关系转变，既是社会历史条件发展的必然过程，又是道德关系的革命、解放和进步。不过，如果说宗教的入神关系往往使人产生依赖性和异化，使人束缚于神而丧失独立性、目的性、主体性、创造性和自由性，那么网络的人人关系假设处理不好，也同样容易使人养成依赖性——依附于自己的虚拟人格、网友和网络科技而迷失独立性、主体性、创造性和自由性，造成新的封闭和奴役，形成新的精神空洞。我们不能一边抛弃了宗教的桎梏，一边又甘心完全受科技的支配，甚至沦落为科技、机器和经济的奴隶，成为工具人、经济人而非文化人、社会人。我们一定要记住：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只能是人利用剑，而不能是剑控制人，更不能让剑伤害人。具体到网络上，只能是人利用网，而不能是网控制人，更不能让网罩住人。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9页。）社会主义社会道德关系的发展应尽量避免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
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动性，现代社会的道德关系也多种多样、错综复杂、不断变化。我国加入WTO后对人们的道德关系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会加速道德关系的发展。上述现代社会道德关系四个方面的发展，只是从一定的角度抽取了庞大的人类社会关系之网上的几个网节加以理顺、辨析、总结和概括，并不奢望展现社会历史道德变迁的全貌，而只渴求从一定的学理层面疏通和澄清现代社会道德关系转换的基本历程、动态脉络和主要线索，以便认识当代社会的道德现状和趋势，并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作参考。
至于未来社会道德关系的变化发展，我们不能凭主观臆测作具体描述。正如马克思指出：“在研究国家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16页。）因为“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6页。），人们的精神交往是物质交往的产物。所以，我们要从社会生产和经济关系出发考察道德关系的变迁。据此，马克思科学地预见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将使工作时间大大缩短、自由时间大大延长，从而给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出必要的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彼此相互结合的生产者将在社会活动中摆脱一切拜物教观念，有计划地、最大限度地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那时候，人们之间的实际日常生活“表现为他们互相之间以及他们和自然之间的明白合理的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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