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誌所見南北朝醫術世家的身份認同與宗教信仰——以丹陽徐氏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北朝论文,宗教信仰论文,世家论文,身份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世醫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中是一個一直延續的現象，即明代醫家李木延所謂“似醫為業，世代相傳者也”①。《禮記·曲禮下》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正義》云：“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是慎物調齊也。”②范行準先生將南北朝的世醫稱為“門閥醫家”：“一到南北朝時代，其（醫學）權力便被兩大集團——門閥的醫家與山林的醫家所占有，這我們只要看過《隋書·經籍志》和附注中阮孝緒的《七録》，其醫家類三百八十二部書中，除西晋以前的方書外，絕大多數的著作者，都屬於這兩個集團中的人物，很少有草澤醫在内。”③自范行準之後，范家偉對南北朝世醫的研究貢獻尤多。他認為其成立的原因，一方面在於南朝世家多信奉天師道，道教與醫學聯繫密切，宗教動力驅使而有突出成就；第二，中古時期家族特別重視家勢維持，醫學成為幫助家族繁衍的重要工具，在諸種養生方法中，注重飲食方法與房中術④。他還明確指出，直到隋唐時期家傳醫學的模式並没有多大轉變，轉變的是官方醫療機構設立，吸納了這些醫學世傳的家族成員進入了官僚體系之内。范家偉對丹陽徐氏家族的個案研究已經成爲認識中古醫學世家的經典案例，而出土的丹陽徐氏家族的諸方墓誌爲進一步了解這個家族提供了重要材料。
徐之才墓誌清末民初在河北磁縣出土，羅福頤在《滿洲金石志別録》中著録並有録文，其中記載此墓誌“壬子年出磁州南鄉申家莊”⑤，此壬子年應是指1912年。羅福頤還對比了墓誌記載與《北齊書》中之傳記的異同。趙萬里先生在《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中根據瀋陽博物院所藏輯入，並以墓誌訂正《北齊書》中之相關傳記⑥。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記》中又有申論⑦。趙超先生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中加以録文⑧。
1976年和1978年，在山東嘉祥縣滿硐公社楊樓大隊英山與馬集公社孟良山，發現了徐氏家族的墓地，分別出土了徐之範⑨、徐敏行夫婦⑩以及徐謩(11)的墓誌。三方墓誌的拓片圖版都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江蘇山東》第1卷中刊布，之後也有録文刊布(12)。賴非先生根據新出三方墓誌研究了徐氏家族的相關問題(13)。羅新先生和葉煒先生校録了徐之範和徐敏行夫婦的墓誌，並對其家族譜系和家族成員生平作了詳盡和精確的討論(14)。陸揚先生在《新出魏晋南北朝墓誌疏證》的書評論文中，提示可以將其工作典範家偉的研究成果對讀(15)。趙海麗則强調《徐之才墓誌》與《徐之範墓誌》在補充和校正史料方面的價值(16)。范家偉在其新作中也提及相關墓誌材料(17)。
對丹陽徐氏墓誌的研究，已經爲進一步理解南北朝時期的醫學家族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思考方向，而其中與正史記載的差異也爲前賢特別注意，趙萬里指出：“誌多藻釋之辭，無一事及其醫術。銘云：‘王壽焚書，楊雲閣筆，豈伊發寐，非徒愈疾。’亦隱約言之。使無史傳，幾不知之才爲扁張之儔矣。”(18)羅新和葉煒指出：“雖然徐氏數代以醫術聞名，但在徐之才墓誌、徐之範墓誌以及徐敏行墓誌、徐謩墓誌對父祖的追溯中，對這一點都只字不提。而徐之才、徐之範自己的墓誌，除了任‘尚藥典御’能透露出與醫學的關係外，也没有其他的反映。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當時醫學不入流的社會地位。”(19)這種書寫的差異提供了了解當時醫學世家自我認同的重要綫索，以下先以拓片圖版對照原有釋文，校録如下，再進一步作申論。
二、墓誌録文
（一）齊故司徒公西陽王徐君（之才）誌銘
齊故太子太師侍中特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都督兖齊徐三州諸軍事兖州刺史録尚書事司徒□池陽縣開國伯安定縣開國子西陽王徐君誌銘
王諱之才，宇士茂，東莞姑幕人。夫媯姜肇族，子姒命宗，近取諸身，遥取諸物。曰若君王之得姓也。高陽斯降，奄宅徐方，□土開家，秉珪承國。悦寶劍而不言，聞諸克己；戒錙壇之盛迾，誰能去兵。自闢地於漢年，幹擅文於魏日，絕後光前，門多君子。十二世祖饒，漢鬱林太守。屬陳聖陵遲，當塗駁雜，黄車受命，紫蓋程符，自他有耀，故世居江表。大父文伯，梁散騎常侍。映三春之華，挺九秋之實。多能多藝，舉世知名。考雄，不幸早卒，終於員外散騎侍郎。龍駒千里，鳳子一毛，遺言餘迹，不没天地。
王名參圖讖，精著星辰，逢彼我時，生兹懿德。五歲誦《孝經》，八年通《論語》。方數小學，經耳得心；琴書衆藝，過目成手。十三召為太學生。受業於博士繆昭、后慶，禮經涉津，知齊施梁易旨，望表探微，射策舉高第。河東裴子野，彭城劉孝綽，並當時標秀，命世宗府，累嘗試王機神，喪服疑義，辭若珠連，思侔泉涌，莫不倒絕，相顧缺然。十五丁員外君憂，如不欲生，鄰乎滅性。太夫人丘氏，譬誘抑奪，僅而獲全。中衛將軍尚書令陳郡袁卬，民之望也，時以本住領丹楊尹。藉甚聲價，飢渴徽猷，下車辟為主簿。楊彪之雅嘆韋康，方聞此名；郭太之盛稱王允，始歷玆途。鴻漸於干，亦足為美。釋褐豫章王國左常侍。豫章出牧淮夷，却轉鎮北府主簿。
鍾此嬌主，嗣踪魚石，顛沛之間，執於軍府。魏安豊王擁旄彭泗，恤刑新國，利獲顧榮，深期關羽。既而鋒穎斯脱，皋澤有間，爰發紫泥，言登絳阙。衣裾滿席，車騎填門，傾洛相招，諠動時俗。乃除散騎常侍在員外，尋□尚藥典御。曹嘉此選，本藉先代之資；任愷兹班，實
他山之舉。但以分環有日，尋箭無期，痛結當歸，悲纏銜□，頻表還南，辭自懇到。朝廷求忠於孝，弗遂斯請。明年轉通直散騎常侍，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普太初，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師友僉歸，談議推屬，煌煌加首，若若垂要。永熙即位，封昌安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從班例也。武定四年，除秘書監。職號典文，任專考異，追風任肅，競烈華嶠。及帝出乎宸，木運膺圖，數窮於亥，水精消録。譬稷契之出入唐虞，若鄭王之始終魏晋。大齊天保元年，除侍中，餘官如故。其年別封池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嘉謀良策，敷陳帷扆，切問近對，啟沃聰明。談笑箴規，才優方朔；從容諷議，事溢簡雍。入履青蒲，出陪黄屋，密屬懿親，莫之逮也。五年除使持節都督趙州諸軍事趙州刺史，將軍開府並如故。勢均羽翼，用切股肱，思媚一人，未遑之述。六年遷儀同三司。七年轉中書監。馬防捧帚，望龍衮之清塵；張華執轡，仰鳳池之休烈。十年，换儀同三師，又除越州刺史。陰鄧豪强，匹南陽之不問；京華衿帶，猶北門之掌管。水火胥濟，琴瑟爰張，六條有序，九里云潤。乾明元年，徵金紫光禄大夫，俄轉左光禄大夫。皇建二年，除使持節都督西衮州諸軍事西衮州刺史，竟不拜。河清三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天統元年，食南衮州梁郡幹。人倫師表，必冥周行，天民無吉，用縻好爵。物不懨其高，世皆樂其守。即年別封安定縣開國子，加驃騎大將軍。二年，又除中書監判，並省吏部尚書事。再登掌内，作貳銓衡，密勿絲組，清華水鏡。
年，遷尚書右僕射。先是編籍高平，故加衮州大中正。江彪斷議，豈曰能賢；荀勖品題，曾何足算。四年，遷左僕射，尋加特進，仍除使持節都督衮州諸軍事衮州刺史。給鐃吹一部。表率濟河，導德鄉邑，衮露華蟲，笳吟芳樹，衣錦之游，於是乎在。五年徵詣晋陽，徙食衮州高平郡幹，又為衮州大中正。武平元年，除尚書左僕射。二年，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食邑二千户。又加侍中太子太師。荀樂之端揆東京，金張之喉舌西漢，長沙之建國傳家，朗陵之教事喻德，方之蔑如也。昔苗蕡在晋，終不為卿；陳敬入齊，懼而辭任。李斯獲□，馬超見忌，飄風羈旅，吁可畏乎。非夫度量淳深，材藝宏達，虛每任物，時女應世，安能遨游兩姓，節隆十君，無害於刀尺之間，取容於津梁之際，禄窮鐘鼎，位極旌珪者哉。重以博聞强記，漁獵遍於書府；華辭麗藻，綺繢溢於翰林。白馬驪牛，辯同河霪，騰蛇飛
，□若雲起。絳宫玉帳之經，緑帳金丹之秘，師曠調鐘，京房吹律，皆洞彼淵玄，該兹要妙。
但虞淵不駐，歸塘未已，懸車將老，□游遽迫。武平三年歲次壬辰六月辛未朔四日甲戌，遘疾薨於清風里第，春秋六十八。簪纓殄瘁，文雅淪胥，悼結宸□，□深子卯。詔曰：昔晋嘆九京，漢嗟二隴，追往傷逝，義忉名臣。故太子太師侍中特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衮州大中正食高平郡幹池陽縣開國伯安定縣開國子西陽王徐之才，理造希微，道該儒數，博識逾於畫地，精辯可以談天。自發迹江表，來儀上國，值鐘石變響之辰，日月光華之旦。廉誠效節，歷奉六君；春煦秋淒，年移三紀。任惟端揆，位極天卿，聲動縉紳，望隆冠帶。方當崇之右學，置以東序，追夏后之尚齒，兼有虞之貴德，而閲水不留，奄焉徂殞。興言朝祭，嗟悼良深。褒終加等，蓋有前烈，文物聲明，宜從優典。可贈使持節都督衮齊徐三州諸軍事衮州刺史録尚書事司徒，□將軍開國王如故，禮也。自牖達庭，卜遠有日。其年十一月己亥朔廿二日庚申葬於鄴城西北廿里。雕戈鏤鼎，方懸日月，舊里佳城，將儔昆嗣。銘云：
遐哉水帝，肇彼衛墟，綿綿瓜瓞，受命於徐。洎乃顯祖，猗歟那歟，邦之司直，譬以史魚。穆穆常侍，顒顒侍郎，重規沓矩，鳳翥龍驤。所履無雜，發言有章，清風令範，貽厥我王。弱齡馳譽，一日千里，不測其深，未見其上。博聞精義，高談名理，辭窮五鹿，辯藏三耳。學富山海，文諧鐘律，葺華既蘊，風飆自逸。王壽焚書，楊雲閣筆，豈伊發寐，悲徒愈疾。生民之本，實惟孝敬，哀滅之情，率由天性。幼丁荼蓼，長違温清，去魯增悲，陟屺興詠。忠爲令德，撫我則后，天命有歸，順之無咎。嗚玉在佩，豐貂加首，箴規湝閔，獻替左右。德優名立，學者朝端，爵傳甲令，位極天官。宣威論道，俗阜民安，廟堂斯策，鐘鼎方刊。懸烽未薄，高奏已騖，哲人其萎，溘從朝露。國遵遺典，民思餘樹，萬夫之望，百身誰贖。皇情有悼，生榮死哀，詔葬於野，言歸夜臺。石扉行掩，玉匣寧開，登高愴恨，血目徘徊。松聞白雲，水流丹旐，山門馳獸，空城集鳥。寒望淒淒，歸徒擾擾，寂遼千歲，獨留華表。
（二）隋儀同三司徐公（之範）墓誌
公諱之範，宇孝規，東莞姑幕人。漢太尉防之後，十二世祖饒，漢鬱林太守。屬漢魏糾紛，避地江表，居東陽之太末。昔者先道後德，帝祀配於西成；布義行仁，王靈被乎東國。黄河九折，源既深焉；華岳四方，基亦峻矣。家祥克茂，無假神鈎，世德其昌，不因靈筭，斯故公侯必復，卿長相慚，所以炳蔚丹青，□揚金石者也。祖文伯，宋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東莞蘭陵太山三郡太守，陳登湖海，氣重金陵之地，許詢風月，聲高紫蓋之鄉。父雄，梁員外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桯落小年，未升貴仕，有齊逖敬南金，追贈通直散騎常侍太常卿儀同三司衮州刺史。
夫德在言前，榮居身後，香名逾遠，神氣轉生。公挺質玉田，揚榮□嶺，似降嵩高之靈，若稟庚寅之秀。孝友成節，仁□為基，□□擅追風之聲，特達起連城之價。釋褐□南康嗣王府參軍事，梁武陵王紀以帝子之貴，任岷岳之重，妙選朝賢，□采是寄，以彭城劉孝勝孝先兄弟及公三人，俱以問望英華、才行秀□□彈冠結綬，德義綢繆，孝勝任長史、孝先爲賓友，引公為外兵，尋改録事參軍，於是隨府入蜀，奉犀羈而驅折坂，侍犀管以賦行雲，與二劉兄弟或燮諧好善、馳芳東閣，或翼陪敬愛、命藻西園，聲重鄒枚，事高梁楚，俄遷□遠將軍、廣漢太守。時梁室遘圮，江左沸騰，爰舉玉壘之師，將御金陵之難，乃除將作大匠持節梁州刺史郫縣開國侯，食邑二千户。
而八王功業，空餘故事，三江堤封，無復舊居，公以長兄齊尚書令西陽王之才先在北朝，爰軫同巢，乃歸樂國。以天保九年入齊，乃除寧朔將軍尚藥典御食北平縣幹。河清二年，轉散騎侍郎、典御如故。天統二年，除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三年，遷通直散騎常侍，典御食幹如先。四年轉翊軍將軍太中大夫。五年，除散騎常侍，其年除假儀同三司。倚鹿騰祥，清蟬表潔，能官是懋，詔爵為榮。武平元年，遷儀同三司征西將軍。二年，除開府儀同三司。三年，除太常卿西陽王。四年，除侍中開府太常卿，封爵如故。捧玉壺以待問，置綿蕝而定儀。衣麗華蟲，管吟芳樹，既而有齊季謝，歷運遷屬，如殷寶鼎，遠歸郟酈之城；類趙高冠，遥入咸□之殿。周建德六年，除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及天命在德，獄訟歸隋，臨代名邦，優賢是任，公下車布政，高臥共治，磐石維城，有國之重。晋王帝子出撫汾絳，以公宿望，詔追翼輔。
揚風未遠，逝水雲迫，開皇四年四月廿六日卒於晋陽縣宅，春秋七十有八。惟公樞機警發，思理通晤，博洽今古，漁獵典墳，淵卿麗藻之文，談天炙輠之妙，探求幽賾，往往入神。似周瑜之聽聲，懸知曲誤；如孔融之愛客，罇酒不空。會友必賢，三明八俊，市朝屢變，一心事百。飛篷不息，疲病龍阜之東；石火無留，零落汾川之右。粵以開皇四年歲在甲辰十二月已丑朔二日庚寅還葬金鄉縣都鄉節義里英山之西，式傳不朽，乃為銘曰：
綿綿厥初，建社分墟，不言寶劍，唯訪仙居。庭羅珪組，巷滿旌
，增光舊俗，潤色良書。爰挺若人，克紹重世，千尋直上，萬頃無際。踵武其裘，服膺文藝，託風遥舉，憑雲高躋。利用宰府，光踐名卿，掌壺崇禁，錫土連城。華蟲舒藻，芳樹凝清，通賢特達，尚德為榮。鄴城鹿駭，漳濱魚爛，井伯入秦，邵平歸漢。天地更辟，光華改旦，分竹為良，治繩不亂。塵棲弱草，鐘鳴悲谷，一逐藏舟，長辭華屋。靈飛旐雁，祥車畫鹿，杳杳夜臺，蕭蕭拱木。
前夫人蘭陵蕭氏 後妻西陽王國妃扶風馬氏
大子敏信濟陰太守 第二子敏行尚書駕部郎中 第三子敏璞安定縣令
第四子敏直給事中 第五子敏智太尉府墨曹參軍 第六子敏貞給事中
第七子敏鑒 第八子敏廉通直散騎侍郎 第九子敏恭著作佐郎
第十子敏寬 第十一子敏惠 第十二子敏通
公第四弟之權譙郡太守散騎侍郎 卜此葬地，得泰卦後一千八百年爲孫長壽所發所發者滅門
（三）故駕部侍郎徐君（敏行）及妻陽氏墓誌
大隋開皇四年四月廿六日，儀同三司、前恒山太守徐公薨。第二子前駕部侍郎敏行，字納言，即齊高皇帝曾孫、梁司農卿溉之外孫也。粵以五月十七日不勝哀毀，卒於□次，嗚呼，三日而食，教之導情也；□□至所感，理之切性也。深合親其親，顧我復我，克窮孺慕之節，安思□全生乎，天經地義，□身孝治之日，觀過知仁，其唯吾賢而已。
君□□門之慶，膺重世之合，□詩超禮，外朗内□，玉壘大同之年，生於西蜀。金陵侯景之亂，盡室東歸，蒙稚江源，詎减參玄之幼；經過夏首，無慚辨日之童。天保云季，來儀河朔，開府段德淵虛襟求士，□引為□行參軍，尋敕除太尉府法曹參軍，綸言散澤，槐路生光，實簡帝心，能令公喜。俄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銅心□士□入□間令□□人□仇角折。未幾，轉尚書駕部郎，仍待詔。含香閣道，傅粉丹墀，勤有過於張鐙，譽無愧於題柱。既而邯鄲□□□□房陵士□□□□□壯武。周大象元年，除司膳二命士，□□□好□事言歸□□□□歷□羅俊□上柱國，晋王出總河□□秦□□誥來□□□明月澄光時□長裾之客，援琴奏曲，猶□□□之聲，終於卌有二。妻海陵太守北平陽侯子女，婦德□静□□□修以待□嬰夜□戚不勝哀悴，以十月十四日毀恙云終，春秋卅有一，合葬英山西南，以同公墳之東北十步。仁哉命也，痛□雅俗，同烈王世□，□秀文苑，為其銘曰：
□□□□□才□□□□□足蹈□□□□□□□□閣飛纓漢□□□□□□□□□□□壯志，難平風枝，泣血陟岵，崩情未攀□□□□玉□□人□弟，同僚失聲，嘆茲仁者，□□揚名，齊體淑□□□□□盡哭無□夜歸□城，既奪瑟琴，奄從同穴，於嗟至性，□□故節。
大子長嘉 第二子季温
（四）大唐魯王故友漢王府故司馬徐君（謩）墓志銘並序
君諱謩，字師謩，衮州高平人，帝顓頊之裔也。燮理陰陽，司空績宣於漢室；輯寧華嶽，使君功著於晋朝。豈止晦迹山泉，屢被弓旌之禮；藏真巖藪，頻加束帛之賁。祖之才，尚書令西陽郡王；臺鉉是依，股肱□寄，九疇彞叙，五典克從。父林卿，太尉府司馬西衮州刺史；三德弘仁，六條導義，□馳紫閣，聲振蕃維。
君夙禀粹靈，早標令譽，循禮而動，非法不言。故使玉葉金柯，匪獨擅於崔琰；博覽傅記，豈專美於黄香。故能行著鄉閭，譽傳邦國。解巾從仕，利用賓王，授瀛州行參軍，非所好也。時屬河間劉炫碩學通儒，信都劉焯篤信好古，始逢傾蓋，得象忘言，吴札、鄭僑無以加也。既欣此遇，乃安斯職。但鶴鳴九皋，聲聞霄漢；珠潛鬱浦，炫曜綺羅。尋被敕追，除殿内侍御史。糾惡彈非，無論卿相之貴；面折廷争，匪懼紫極之尊。朝野翕然，内外咸秩。隋之叔世，王室不綱，政以賄成，位由諂進，小人懷寵，君子道銷。大業三年，出為漁陽郡司户書佐。無道則隱，賢士恒規；危言避害，哲人常理。之任未幾，謝病言歸，退守丘園，不交人事，討論經籍，探賾幽微，陋巷簞瓢，怡怡如也。有隋失馭，海内沸騰，翔集未安，栖遑莫定。既而上天厭亂，暦數有歸，奉贄藁街，策名魏闕，授儀同三司酆鄗監，尋遷太子舍人。出入宫闈，廊廉資其輝曜；陪侍階陛，左右藉其光華。貞觀三年，除晋州都督府司馬，後除魯王友。王以宿德髦彦，禮遇彌隆，撫俗字氓，皆資月旦。君敷陳典則，懿親結盤石之基；獻納箴規，宗子篤維城之固。俄遷漢王府司馬。王即皇之愛弟，寔曰賢王，弼諧之寄，非才莫可。用簡帝心，擢君斯任。梁懷太傅，未盡賈誼之才；膠西相國，詎勞仲舒之器。經邦之術無展，論道之用莫宣。珠瘞照車之光，驥屈追風之足。
豈期夜夢奠楹，興孔宣之嘆；朝言辰巳，傷鄭玄之心。玉樹所以摧殘，金精於焉掩□。致使繐帷飄寂，空留絲竹之音；庭宇荒蕪，虚遺金石之韵。粵以貞觀十年春秋七十有二，四月廿四日薨於位。十一年歲次丁酉十月壬子朔廿二日癸酉，葬於衮州任城縣黄山鄉定丘里范山之右。子守一，悲風樹之不停，感波瀾之莫息，攀擗號慟，罔極無追。思滅性之未仁，乃遵禮而成德。仍恐山移陵谷，海變桑田，陰陽遞代，寒暑貿遷，德音莫紀，茂績銷然，式鐫金石，功名克宣。乃為銘曰：
涣矣長源，康哉遠裔，且賢且哲，或王或帝。扶節漢朝，剖符晋世，異人間出，珪組相繼。卓卓不群，亭亭傑立，色斯高舉，翔而後集。博綜典墳，尤工篇什，知來藏往，譽流邦邑。蘭臺莅職，離宫侍奉，百寮成祑，二君端拱。蕃邸無虞，戎夷不聳，是憑是賴，惟尊惟重。匡賢蕃牧，輔弼維城，拾遺補闕，政富刑清。六條宣暢，四民載寧，蘭熏桂馥，玉振金聲。陽鳥隱躍，陰菟沉輝，隙駒莫返，波瀾不歸。哲人長逝，學者何依？攀號靡及，涕泗交揮。總帷虚靜，孤墳寂寞，薤露辛酸，松風蕭索。上林花隕，崦嵫日落，□於難居，魂兮何託？年隨代往，月逐時新，朧劍空挂，雞奠虚陳。金玉非寶，德音是珍，勒銘泉石，永志深仁。
按照傳世文獻與以上四方墓誌的記載可以繪製出徐氏家族的譜系圖：
圖表1 丹陽徐氏家族譜系圖
三、傳世文獻輿墓誌中對徐氏家族醫學傳統的叙述
在《徐之才墓誌》中記：“（徐之才）乃除散騎常侍在員外，尋□尚藥典御。曹嘉此選，本藉先代之資；任愷茲班，實他山之舉。”其中明確指出徐之才得到尚藥典御的官職，與“先代之資”有關，也就是暗示其家族醫學傳統。正史中對丹陽徐氏家族醫學知識之淵源的記載，一般追溯到徐熙，《南史》卷三二《張融傳》記徐熙醫學知識（東海徐氏醫學之祖）的來源：“（張）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黄、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
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内。”(20)《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等書引此段文字，指出出自《宋書》。惟《太平廣記》引自《談藪》(21)。劉知幾《史通·雜述》言：“小説爲言，猶賢於己，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説》、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録》、陽松玠《談藪》，以之謂瑣言也。”(22)姚振宗先生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以爲《隋書》中著録楊松玢之《解頤》就是《談藪》之異名，即將陽松玠與楊松玢看作同一人，史籍傳抄中其名有訛寫。侯忠義先生以爲：“《談藪》是《解頤》的改編或增補本。由於内容遠遠超過原書，故題新名。作者在北齊任秘書省正字時，初創笑話集《解頤》，故見《隋書》著録；隨着資料的豐富和範圍的擴大，原書的題名已經不能準確地概括其内容，也就是説肯定已經不單單是笑話之類的題材，故另起書名《談藪》，卷數也由二卷增至八卷。”(23)此書撰成的時間晚於沈約的《宋書》，但是並不能完全將其中的故事都看作是抄輯自《宋書》，此時代的軼事小説與流傳在口頭上的人物傳聞有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並不是單向的將口頭傳聞整理和剪裁而變成小説以文本的形式流傳的，小説中的軼事傳聞也有再次口頭流傳的可能。下面通過對比《宋書》與《談藪》的記載來進一步討論：
對比《宋書》和《談藪》的故事，可以知道這個故事的基本叙事結構並没有差異，也就説它應該已經文本化了，但是其中有關細節的描述却有幾處不同，這些差異却並不影響故事的通順，造就很可能是因爲文本化故事的再次口頭流傳造成的。
此段文字中記載的醫學文本傳承的過程，與《史記》中所記長桑君傳授扁鵲禁方書有類似之處：“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閑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輿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24)李建民先生曾詳細討論此段史料，並指出：“上言醫學傳授的幾個程序是：受書、誦讀、理解及驗證；醫學固然以經驗爲主，實作體驗尤不可少，但典籍本身也是醫術經驗的呈現，而誦讀古人的文本心法則是習醫的必經過程。……典籍在此有着‘社群規範性的功能’(communally regulative function)。也就是説，醫學文本具有建立師徒系譜、區別我群與他群的作用。”(25)傳給徐熙《扁鵲鏡經》（或爲《扁鵲醫經》）也是只傳書，而並不親授，同時其内容也極其隱秘。此類傳授故事有模仿舊事造作之可能，但其“造作”過程也與當時之社會環境有密切互動，而對故事的細節加以修改以適應環境的變化，因此其中與舊事不同之部分需特別加以措意(26)。因此這個故事頗值得分析。第一，是傳授者預言醫術會在徐熙家族中傳遞；第二，是傳授者預言徐家的子孫可以憑藉醫術得到“二千石”的官；第三，傳授者的身份是道士。以下會逐節討論這些差異所帶出的歷史訊息，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平三年(572)寫作的《徐之才墓誌》，開皇三年(583)寫作的《徐之範墓誌》都没有提到徐熙，而是追述漢太尉徐防和十二世祖漢鬱林太守徐饒，亦暗示其身份認同之變化。
四、醫學知識在家族内的傳遞
其實在《徐之才墓誌》中還有一點透露出其與醫學的關係：“五歲誦《孝經》，八年通《論語》。方數小學，經耳得心；琴書眾藝，過目成手。”所謂“方數”，即方技與數術。周一良先生指出：“漢以來童蒙讀書多自《孝經》、《論語》始……如五歲誦《孝經》至八歲始略通其義旨，則不足稱爲‘幼而俊發’矣。”(27)已經敏鋭地注意到徐之才的童蒙教育與常人不同，《北史·徐之才傳》亦言：“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28)可能徐之才在年幼時代就學習方技和數術的知識。
近年對方術的研究，已經展示出中古時期士人知識結構的別樣圖景，蒲慕州先生對《後漢書·方術傳》進行研究，指出：“這些例子顯示出一種趨勢，即在東漠時有些知識分子具有駁雜的背景，不專守某一家法，也不僅以儒家典籍爲學習的範圍。”(29)葛兆光先生言：“一個墓葬中所收藏的讀物，往往是墓主所涉獵的書籍，而一個墓主所涉獵的範圍，可能代表他這一閲讀群體，在一個閲讀群體所涉獵的書籍中，大體可以測定當時普遍的閲讀範圍，而這個普遍的閲讀範圍大體上就透露了這一時代的知識水平和思想興趣。毫無疑問，馬王堆帛書與帛畫所呈現的知識大體包括了六經與諸子中的黄帝與老子之學，儒者的易學與五行説，近世的歷史典籍，數術方技中的刑德、醫方、占卜、導引，此外還包括了當時人所實行的祭祀喪葬技術。”(30)也就是説，馬王堆帛書説明數術方技之書在漢代知識階層閲讀所涉及的範圍之内(31)。李建民先生則指出：“擁有古脉資料的馬王堆、張家山、雙寶山墓主，身份爲貴族或士大夫（官僚），並不是專業術士。……《史記·扁鵲傳》便稱這些人爲‘喜方者’，他們愛好方術、略識醫理，程度佳者甚至能與專業醫者辯論。……士大夫收藏醫方，上療君親，下濟齊民，或求一己保身延年。這些家藏醫方書見諸於漢代墓葬，六朝以後更蔚爲‘門閥的醫學’一系。”(32)在南北朝時期，這種士人對於方術知識的興趣與家族背景密切聯繫在了一起。史料中記載魏晋南北朝時期的醫術世家成員的學醫因緣，或是因爲自身的疾病體驗，比如《周書》卷四七記：“（姚僧垣）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33)林富士先生曾以漢隋之間的道教傳記資料，指出早期道教的傳統中，有道士是“因病入道”，甚至因而得道(34)。以自身的疾病體驗，求助醫者、道士等而逐漸獲得醫藥或修道的知識，在魏晋南北朝因是常見之事。或以家人疾病，如《隋書》卷七八記：“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35)王勃在《黄帝八十一難經序》中亦稱：“勃養於慈父之手，每承過庭之訓曰：‘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爲不孝。’因竊求良師，陰訪其道。”(36)李貞德先生曾詳細列舉漢唐之間孝子事母，自學習醫，進而以醫傳家的例子(37)。家傳醫學的來源與實踐都與家庭内的醫療照顧密切相關。其基本價值支橕是基於南北朝家族内“孝”的觀念。正如Keith Nathaniel Knapp在其對《孝子傳》的研究中所指出，中古時期儒家學説面臨着一個複雜的歷史局面和社會背景，但它對精英階層維持其家族的利益有重要作用，因此它在士人的價值取向和禮儀實踐中仍有重要的作用(38)。也就是説“孝行”在中古時期成爲家族權威下規範性的行爲，當醫療照顧被從親情關係納入了“孝行”的範圍，它就不再是士人個體閲讀的興趣，而在更大意義上成爲維護家族整體利益的行爲。因此中古士人讀書範圍多涉及醫藥書籍，《北齊書》卷四五《文苑傳》記：“（顏之推）早傳家業，博覽群書，撰《家訓》。”(39)《顏氏家訓·雜藝篇》中言：“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40)這應該是顏之推博覽醫方後的“經驗之談”。有相當多的中古士人精通醫方，比如《宋書》卷六二《王微傳》：“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41)《周書》卷四二《蕭
傳》：“善草隸，名亞於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42)
同時，原有因機緣而產生的醫書授受，其中所帶有的禁秘色彩，逐漸被中古書籍的抄寫和保存所帶來的知識開放所冲淡。上文提到許智藏學習醫術的方式，就是通過綜覽各種醫學書籍。《北史》卷三三《李密傳》：“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43)《北齊書》卷四九《馬嗣明傳》：“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44)馬嗣明的例子可證明誦讀醫經，是家庭内學習醫術的重要途徑。李建民已注意到古代醫學學習中“諷誦”的作用：“諷是背誦；誦則是以聲節讀經文。今天教學多以理解爲主，經常會忽略古代學習中的背誦、朗讀的過程。”(45)另外一種學習的方式是抄寫，范鳳書先生已經指出，南北朝時期私家藏書的來源，抄録是最主要的手段，其次是繼承家藏舊書，接受賜書，贈書和購買(46)。《梁書》卷三三《王筠傳》記其《自序》言：“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495)乙亥至梁大同六年(540)，四十六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録，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47)《北史》卷二四《崔子愍傳》記：“崔子愍，字長謙。……後爲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歷、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閑解。”(48)所抄的八千餘紙中，醫方應也占到相當的部分。而且書籍作爲家庭財產的一部分，在家内通過繼承來傳遞，更揭示了這種知識傳遞的方式。這種抄録不是單純意義上的“抄寫”，同時也是著作輿閲讀的過程。曹之先生考南北朝時“抄撰”一詞之義，指出“抄撰”是抄書與著書一體的寫作形式，南北朝時期抄撰的特點，一是抄譔者都是學者，二是抄撰内容一般有兩類，常用書（經書、譜牒和醫書）和翻檢不易的大部頭書(49)。抄撰不僅是一種抄寫中的寫作，同時也是一種抄寫中的閲讀，在寫本時代，通過抄撰閲讀與寫作是統一起來的過程。李瑞良先生曾指出，南北朝時期，南北方都流行邊讀邊抄的讀書方法，這種抄書都是“廣略去取”，近於摘要，有時稱爲“鈔略”，並不是一字不易。而照本謄綠，一字不易，叫做“寫”(50)。
正如范行準强調中古醫籍的纂著者，多爲山林醫家和“門閥醫家”，這與依託黄帝、扁鵲等的纂著方式已經有了相當的區別(51)，但並不代表這些書籍中的知識是完全“原創”，徐叔向所譔的書籍中包括《針灸要鈔》一卷、《本草病源合藥要鈔》五卷、《徐叔向等四家體療雜病本草要鈔》十卷，正好説明了這種閲讀、抄寫、譔著合爲一體的知識傳遞方式。比如題名爲徐之才的《逐月養胎方》，其醫理的淵源可以從馬王堆《胎産書》和《素問》系列的臟腑經脉學説中找到(52)，而在《逐月養胎方》將十二月養胎納入《胎産書》的胎兒發育説中，並添加逐月養胎的湯藥和補胎湯方，針對妊娠期間的針禁、養胎湯藥和補胎湯方都圍繞此説展開而成一完整系統，其在實際的醫學實踐中應爲首選之説。也就是説，以原有醫籍中的知識通過醫療實踐加以整合形成新的知識，放入自己的撰述之中，成爲中古醫學世家知識“創造”的主要途徑，這也是建立在家中藏書基礎上的。
簡單而言，墓誌中對徐之才年幼時所受的醫學教育並不諱言，並不僅僅因爲方術知識是當時士人知識的基本組成部分，同時也因爲醫療照顧被看作“孝行”的組成部分，而成爲一種社會規範性的行爲。但是醫學在家庭教育内的位置仍然不及儒學(53)。醫術是否能够在超越家族内自療或家庭醫療照顧的意義上，在更大的範圍内獲得社會意義，就是下一節要討論的問題。
五、以醫得“二千石”和以醫為業——醫者身份認同的分化
前文所引徐熙的事跡也透露出相關信息，即所謂“當得二千石”。漢代以“若干石”構成的“禄制”來標志文官等級，兩漢郡守一般秩二千石，因以二千石爲郡守別名，徐熙後爲濮陽太守，因此稱其“當得二千石”，道士預言徐熙以醫術救世當得郡守之官，一方面並不是以醫術爲業，另一方面將醫術與“救世”進而入仕聯繫起來。《南史》卷三二《徐文伯傳》記：“道度生文伯，叔向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張）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富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爲深累，既鄙之何能不耻之。’文伯爲效與嗣伯相埒。”(54)徐文伯、徐嗣伯正因爲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故特別強調自身不以醫爲業。可見南北朝的醫術世家在自身認同上力圖區別於秦漢以來的世代以醫爲業的“世醫”，强調“不以醫爲業”，因此其在墓誌書寫中不强調其醫者身份。但是當張融認爲他們憑藉醫術難以達到褚澄“富貴亦能救人疾”的境界時，他們又爲醫術的價值辯護，強調並不以之爲恥。由此可見其在醫、學、官之間的心態掙扎與身份拉扯。
而以醫術爲業的醫人，在墓誌書寫中絲毫不避諱其醫學知識傳統。《高昌延壽十七年(640)醫人墓表》：“□□□□□□□人也，建莫蓋於上世，表□質於今辰，歷代名醫，流芳三世。精窮藥性，□□岐伯之風。診候廢方，善□和編之術。宜延遐壽，救濟□苦，天不懋遺。”(55)此時中原已經進入唐朝，但高昌應是仍延續南北朝時期的風氣，此醫人就與醫術世家的身份認同截然相反，在墓表中反覆強調其醫術，以此爲榮耀。兩類墓誌對讀，中古時期醫者身份之分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當時士人階層中學習醫術的典範則是褚澄，《南齊書》卷二三《褚澄傳》記：“（澄）尚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吴郡太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爲治，立愈。”(56)所謂“富貴亦能救人疾”，當是以醫達聞，歷官清顯的意思。《褚澄傳》中已稱徐嗣伯“事驗甚多，遇於澄矣”。但在魏晋南北朝時期，醫學入仕並不僅僅有利於個人，也對整個徐氏家族有重要意義。毛漢光先生認爲形成士族有三大主要途徑。一是經過政治途徑，即由於參與新政權的建立或輔助新君的登基，或由於皇帝的寵幸，或由於外戚等因素而居官位，其後並能保持若干代官宦的家族。一是經過文化途徑，即由於經傳、法律、歷法等學問的精通，藉此入仕而能保持若干代官宦的家族。一是經過經濟途徑，即憑藉經濟的力量，或由大地主、或由巨商大賈入仕，而能保持若干代官宦的家族(57)。醫術在家庭醫療照顧之外，亦可成爲入仕而且保持若干代官宦的憑藉，亦可在鄉里之間贏得聲譽，以提升家族之地位，這才是理解魏晋南北朝醫術世家的關鍵所在。但醫學仍然只能歸於雜術之類，南北朝士族家學的主流還是經學。但是在南朝任官强調的是“清濁”，《隋書》卷二六《百官志》言梁陳制度官有清濁，清濁與任官者門閥高下相聯繫(58)，而醫官顯然不是清顯之官，這些醫術世家在南朝時期極少有任醫官者。也就是説，醫學世家在南朝雖多依靠醫術見幸於帝王，却不會擔任醫官。
這種身份認同在醫家北奔之後又略有不同。墓誌中記載徐之才與徐之範都曾擔任尚藥典御，《隋書·百官志》記北齊門下省不但掌獻納諫正等事，而且統領左右、尚食、尚藥、主衣、齋帥、殿中等六局，“後齊制官，多循後魏”，北齊在門下省設立尚藥局應該承襲北魏制度，另外史籍中還記載北魏有侍御師，徐家的另一支系，徐道度的兒子徐謇在北奔之後，曾任中散大夫，後轉右軍將軍、侍御師。胡三省：“醫師侍御左右，因此名官。後魏之制，太醫令屬太常，掌醫藥，而門下省别有尚藥局侍御師，蓋今之御醫也。”(59)北齊尚藥典御的來源，可通過與其相似的職位加以推測。《魏書》卷九三《恩倖傳·侯剛傳》：“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進
出入。久之，拜中散，累遷冗從僕射、嘗食典御。……於是令曰：‘廷尉執處侯剛於法如猛。剛既意在爲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剿民命，理無全舍，可削封三百户，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爲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爲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及領軍元叉執政擅權，樹結親黨，剛長子，叉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尚食典御，以爲枝援。”(60)其中敘述侯剛的歷官，稱其先解嘗食典御，後還領尚食典御，“還領”一詞可推知其應爲同一官職。北齊的尚藥典御也應來自北魏的嘗藥典御，岩本篤志已指出兩者之淵源關係，並推測尚藥典御之職可能在北魏末年成立(61)。北齊隋唐因襲之。李建民先生曾討論中國古代早期嘗藥的禮儀，嘗藥除了禮儀的象徵意義之外，也有别藥口味之用意。咀或嘗藥，不是因古人製藥工具不精、度量不確，而是醫家嘗味，以意分量。嘗藥的責任除了醫者與病人之間，還衍生到父子之間，君臣之間(62)。君臣之間的嘗藥責任，使得國家制度中逐漸建立起專門爲皇帝嘗藥的系統，司馬彪《續漢志·禮儀志》下“大喪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黄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63)司馬彪《續漢志·百官志》“少府條”記：“章和以下，中官稍廣，加嘗藥、太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别作監，皆六百石，宦者爲之，轉爲兼副，或省，故録本官。”(64)東漢的嘗藥監應是由宦官執掌，其功能主要在於防毒和嘗藥之温凉，並無醫療責任。北魏也有宦官執掌的嘗藥機構，《魏書》卷九四《閹官傳·買粲傳》：“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世宗末，漸被知識，得充內侍，自崇訓丞爲長兼中給事中、中嘗藥典御，轉長兼中常侍。”(65)同卷《楊范傳》：“靈太后臨朝，徵爲常侍、崇訓太僕卿，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66)此是中嘗藥監，是沿襲東漢以內官嘗藥的制度。另外《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記有“嘗藥監”這一官署。《魏書》卷六五《邢巒列傳附子遜傳》記：“孝靜初，以本官領嘗藥典御，加車騎將軍。”(67)北魏任嘗藥典御或爲恩幸，如《魏書》卷九三《恩幸傳·侯剛傳》記其子侯詳：“（正光）五年，拜司徒左長史，領嘗藥典御、燕州大中正。”(68)同卷《徐義恭傳》：“靈太后臨政，義恭諂附元叉，又有淫宴，多在其宅。爲嘗藥次御，出爲東秦州刺史。”(69)北魏時期嘗藥典御和嘗食典御除了授予恩倖之外，還授予宗室，《魏書》卷一六《京兆王黎傳附繼子叉傳》記其：“叉以此意勢日盛，尋遷散騎常侍，光禄少卿，領嘗食典御，轉光禄卿。”(70)《黄鉞柱國大將軍丞相太宰武昭王墓誌》記其：“以王器量清懋，識裁通敏，除員外散騎常侍嘗食典御。”(71)可見其身份特殊，前文引侯剛之例，亦可説明其頗爲時人所看重。北奔醫家情願擔任侍御師、嘗藥典御等官職，皆因近於皇帝而獲得權勢，成爲一種特殊的身份。醫家進入嘗藥監，也使得其性質從單純嘗藥之温良與預防毒害之機構，逐漸演變爲宫廷醫療機構，從而出現隋唐時期太醫署與尚藥局的職能劃分。
這種社會觀念的變化典型的反應在姚僧垣及其子姚最的例子中，《周書》卷四七《姚僧垣附其子最傳》記：“（姚僧垣）次子最，字士會。幼而聰敏，及長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世宗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爲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最幼在江左，迄於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告請，效驗甚多。”(72)王永平先生指出吴興姚氏自漢末孫吴時期，長期爲素族，其在北朝頗受重視，與其精於醫術有關(73)，而在此例子中竟然憑藉醫術可與琅邪王氏、潁川庾氏相比擬。由此可知，徐之才在525年隨蕭綜投降北魏，徐之範在蕭紀被殺之後，於天保九年(558)投降北齊，先後擔任尚藥奉御，一方面因爲叔祖徐成伯已北奔，得到獻文帝、孝文帝的信任，爲丹陽徐氏家族的醫術在北朝建立了聲譽，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尚藥奉御在北朝的地位並不同於南朝的醫官，成爲北奔之後的南朝家族重構自身在官僚系統中位置的便捷途徑，醫學世家的身份認同也在這一實踐中逐漸變化。
在建德六年(577)北周滅北齊之後，北齊官員一般得以繼續任用。《徐敏行墓誌》記其“周大象元年，除司膳二命士”職責爲負責皇帝飲食，“凡進食必先嘗之”(74)。醫食同源，徐敏行很可能也是以醫學知識爲北周宫廷服務。南宋張杲《醫説》卷一引《隋書》：“徐敏〔行〕，齊太常卿之範子也。工醫，博覽多藝，開皇中贈朝散大夫。”(75)南宋周守忠《歷代名醫蒙求》卷上引《齊書》記：“太常卿之範子，代傳攻醫，博覽多藝，隋開皇中爲駕部郎中。”(76)羅新和葉煒根據《醫説》認爲徐之範有子名敏齊，指出：“這兩條關於徐敏齊的材料，不見於今本《隋書》和《北齊書》，且此墓誌所記徐之範十二子中也没有叫‘敏齊’的，但是，《歷代名醫蒙求》稱敏齊在開皇中爲駕部郎中，與墓誌‘第二子敏行尚書駕部郎中’的任官相合。二者是否爲一人，難以斷定，存疑。”(77)宋本《醫説》的目録與此條的條目都作“徐敏齊”，可能是宋人所見《隋書》脱“行”字，又誤將“齊”作爲名字，因此讀作“徐敏齊”，實際“齊”字應該下屬。《外臺秘要》卷四引《必效方》中的“黄疸方”言：“此方是徐之才家秘方，其侄珍惠説密用。”(78)可知在徐敏行這一代人中，家族醫學的傳統仍在傳承。范家偉曾認爲丹陽徐氏家族的醫學傳統在隋開皇年間中斷，因而在隋唐初期，另一批南朝醫家代之而起(79)。《徐敏行墓誌》記其曾待詔文林館，凸顯其作爲“文學之士”的身份。《徐謩墓誌》中記其師從劉炫、劉焯，《隋書》卷七五《儒林傳》有劉炫、劉焯的傅記，爲當時之大儒，劉焯亦擅長曆算等方術之學，徐謩從其學習。這兩點都能折射出丹陽徐氏在北朝地位鞏固之後，自身認同再次發生轉變並重構自身家學風氣，從而爲理解隋唐之際醫學世家的“代謝”提供另一個視角。
六、丹陽徐氏與天師道信仰
范家偉曾强調天師道信仰對魏晉南朝世家學習醫術的影響，葛洪和陶弘景當然是典型的例子，但對其他的醫學家族還需要進一步研究。陸揚根據《徐之範墓誌》中的厭劾卜辭，推測：“出現這種言辭是否説明徐氏家族也是天師道的信奉者，從而在墓葬禮儀中采用了這種也許和天師道墓葬禮儀有關係的表達方式。”(80)况周頤在《蕙風簃隨筆》中就曾著録《唐宣城尉李夫人賈嬪墓誌》云：“後一千三百年爲劉黄頭所發。”(81)顧燮光在《夢碧簃石言》中詳細列舉所見墓誌中的厭劾卜辭(82)。不過其中《晋保母磚》和《隋趙洪磚誌》均可能爲僞作(83)，也有將銘文誤爲厭劾卜辭。瞿中溶在《古泉山館金石文編》中亦著録《賈嬪墓誌》，並言：“可知術家之言妄爲。……惟言發冢歲數，已不相符，則劉黄頭亦必是隨口渾造之姓名，未必今實有其人，而相傳乃云掘得者果稱劉黄頭，蓋妄信邪説，傅會不經之談耳。”(84)趙萬里指出：“蓋術者厭勝之辭。古人誌墓之文多有之。”(85)2001年洛陽伊川縣新出的《唐故貝州鄃縣主簿柳君（山濤）墓誌》又有類似的卜辭(86)。
實際這類占辭曾見於史籍記載，《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傳》記：
鄭欽説，後魏濮陽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繇新津丞請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集賢院校理。歷右補闕內供奉。通曆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鐘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鐘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説。欽説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廋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圮日辰。甸服，五百也，黄鐘，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却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驚，服其智。(87)
如果按照鄭欽説的解讀，這塊銘文中記載的是其安葬的時間，及其與墓誌銘文被發現的時間差（很可能也就是墓葬爲人所發的時間差），這大致就是墓誌中所見卜辭的淵源。現將目前所知附有厭劾卜辭的墓誌按時間排列如下，再進一步討論。
從目前的材料看來，這種墓誌所附的厭劾卜辭內容可分爲兩部分，以《蘇崇俠妻張氏墓誌》爲例，前半部分是“田石爲棺，田石爲門户，故勒石銘，急急如律令”，與東漢以來的鎮墓傳統有聯繫，后半部分是“忽有程陸開此墓，必滅程氏”，即占辭與詛咒掘墓者的語言。但是在《蘇崇俠妻張氏墓誌》之前的大多數墓誌中都只有後半部分的內容，也就是説這些墓誌中的占辭並未與鎮墓的文字相結合。而《馬稚墓誌》只有後半部分的內容，但從內容上來看，《馬稚墓誌》中的文字與漢魏鎮墓文確實有相似之處。至於《蘇崇俠妻張氏墓誌》中“急急如律令”之言，始見於漢代所謂“告地策”、鎮墓文和買地券等文書中，應該是方士或巫者在儀式實踐中，模仿神的語氣來書寫，這種文書格式摹仿官文書的部分用語企圖創造出“神聖性”(88)。湖南長沙東牌樓古井中出土一枚東漢人形木牘：
正面1：六月甲申朔廿二〔日〕乙卯【巳】，謹遣小史覃（譚）超
2：喜（熹）平元年
3：詣在所，到，敢問前後所犯为無狀。家富，
背面1：有十（七）肥陽（羊）、玉角，所將隨從，飲食易得，人主傷心，下易【易（陽，羊）】識（食）。超到言，
2：如律令。故事：有陳者，〔爲〕教首，書者員
、李阿。六月廿二日白。
關於這件木牘的性質還有争論，文書整理小組以爲：“這應是一件死者覃超給道、巫世界的上言。東漢末期，特别是黄巾起事前後，神仙道教與民間巫俗盛行，人們對死後世界的追尋也呈多樣化。此前，一些關於死後世界的觀念，僅見於墓葬出土墓券文和鎮墓文。本人形木牘的出土，提供了了解當時此類觀念的最新材料，其價值之珍貴與意義之重要也可想而知。”(89)黄人二先生指出木牘是司察小過的司命神形象(90)。無論如何，此件文書證明“如律令”等並不僅僅用於墓葬文書中，也並不是只與鎮墓傳統相關，很可能在這個時期的方士或巫者所實行和書寫的各種儀式文書中都存在。南朝時期買地券中可能與道教有密切關係的，是其中有“如女青律令”、“如女青詔書律令”等語言的一類，索安(Anna Seidel)將這個“女青詔書”與道經《女青鬼律》聯繫起來而確立這種買地券與道教的關係(91)。但Thomas H.Peterson和黎志添都認爲《女青鬼律》和《女青詔書律令》可能並不是同一本書(92)。南朝買地券與道教的聯繫還需要進一步討論。因此單憑“如律令”等詞彙很難直接將其與道教聯繫起來。
《蘇崇俠妻張氏墓誌》中的內容，並没有購買墓葬地、葬地四至以及券書格式等買地券的核心內容，因此並不一定與買地券有淵源關係。但在其他墓誌中也能見到類似語言，比如丁强立《唐河南府文學權易容夫人濟陽丁氏墓誌銘》：“塋地三十畝，東西一百步，南北七十三步。”(93)尹克鶴《周天平軍右武備弟三都軍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武騎尉薄公（可扶）墓誌》：“塋地四畝三角，地主冀産章。”(94)大概都是强調塋院的面積與所有權，至於其是否與買地券一樣具有信仰上的意義，還需要進一步討論。
中古時期書寫有“如律令”的文書包括鎮墓文、買地券、衣物疏、“冥訟”文書、“冥婚文書”和代人等，雖然可以確認道教相當部分的儀式和技術都來自漢代以來宗教傳統的吸收和重構(95)，中古時期道教與鎮墓厭劾等實踐都有密切的聯繫，但是具體到每件文書，却並不一定與道教的儀式實踐有聯繫。至少在《馬稚墓誌》和《蘇崇俠妻張氏墓誌》中都未見到與道教相關的綫索。
圖表2 馬稚墓誌蓋綫圖（李星明繪，引自《唐墓壁畫研究》，第202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馬稚墓誌》誌蓋刻有八卦，四剎刻有干支，誌四側刻有與干支相呼應的十二生肖和五行字。李星明曾對北朝到隋唐墓誌蓋上的八卦符號、天干地支和二十八宿圖像做過系統的討論，並指出：“墓誌的形制及其宇宙圖像的配置是始自史前的象天通神和辟邪巫術觀念在北朝隋唐時期的歷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種表現形式，它遠承史前的含山陵家灘玉龜和玉版、良渚文化玉琮、玉璧的文化基因，而更加直接地受到戰國秦漢以來式圖、式盤、墓碑的影響。……覆斗形墓誌與其他象天之物相比，其最爲顯著的特徵是將象天通神的觀念與文獻檔案功用結合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墓誌聚合歷史上多種象天之物的蘊涵，並以一種新的、更爲理性化的、更接近古人觀念中宇宙模式的造型和圖像符號組合來反映宇宙觀及其相關數術思想。北朝隋唐是道教的發展和鼎盛時期，道教的影響廣泛而深入，這個時期的墓誌較爲集中地反映了墓葬中的道教文化因素。”(96)趙海麗也注意到這種圖樣與式盤的關係(97)。確實這種紋飾應該是對式盤圖像的模仿，中古時期式所代表的宇宙模式與式占的技術也爲道教所吸收，但式占作爲數術知識的一支依然有其獨立傳授的譜系，式占也不必然與道教相關(98)。在《馬稚墓誌》中其與厭劾卜辭的結合應該是作鎮墓之用，式圖用於類似的功能已經見於六朝的博局鏡，其中銘文稱：“左龍右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順陰陽，八子九孫治中央，刻婁（鏤）博局去不羊（祥）。”(99)可見其厭劾的功能。也就是説墓誌使用與式圖像關聯的圖案，有鎮墓之功能，與“急急如律令”之言都是中古術士之技術，並不一定與天師道相聯繫。
而前文所舉出的墓誌的厭劾卜辭，大部分甚至並不包括鎮墓的內容，僅有占卜與詛咒之語。漢代就有在墓葬門口刻詛咒盜墓者的例子，1980年山東濟寧金鄉發現的墓門壓檻石殘件云：“諸敢發我丘者，令絶毋户後。疾設不祥者，使絶毋户後，毋諫賣入，毋效狸入。”(100)隋代也有這樣的例子，李靜訓墓的石棺上刻：“開者即死。”(101)山西屯留宋村發掘的金代壁畫墓，北壁題：“元本住屯留縣宋村，宋三命墳，東至西基，西至□山，南至本村鬼廟，北至嶺畔，勸人休毁壞，壞者必定身亡，切記耳。”西壁題：“張强張强，馬四不良，謝你來□，必須再葬。”(102)可見這種詛咒言語在中國古代葬送實踐中的延續性。另外從《徐之範墓誌》、《王節墓誌》和《董穆墓誌》可以看出，其中占卜之辭與《周易》有密切的關係。以《周易》占卜葬地或者墓葬是否會被盜掘，見於吐魯番寫本《易雜占》：“乾化爲昆（艮），任身之妻諍訟，冢墓動遙（摇），蛇在門户中爲怪。”(103)敦煌文書《易三備》之《下備》即以《易》占墳地風水之休咎(104)。但目前並未從現存文獻中見到以《易》占墓葬被盗時間的例子。僅就占卜之辭與詛咒之語而言，其與道教的聯係也並不明顯。
前文提到徐之才少年時即學習方技數術，這種知識應該是在徐氏家族內部傳遞的。徐之範的安葬是由其弟徐之權辦理的。《張劍墓誌》也記其：“若乃靈符天瑞，碩學多才，異術奇能，深謀遠略，代有人焉，不可言也。”因此此類墓誌旁的占辭只能説明墓誌主人在埋葬之前，曾求助於精通數術之人（雖然也可能是道士），或者本身就有數術的知識背景，但却很難將其看作與天師道葬送儀式相關的表達。前文已經提到，在徐熙故事中稱其性好黄、老，而傳授給他醫藥知識的也是道士。李零先生曾指出：“通過對陰陽家和道家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得比較清楚，它們是數術方技之學更直接的延續，而黄老之術又是融通二家與二學的新體系。黄老之術在東漢仍很興盛，以致被奉爲‘黄老道’（《後漢書·皇南嵩傳》），對道教的形成很重要。”(105)故事中對“黄老道”的敘述，似在强調“術”的繼承譜系，而非信仰之部分。如真有徐熙受書之事，其傳授者身份應相當複雜，並不能以天師道簡單論之。不過此故事在南北朝流傳之時，其模糊敘述却能產生一種印象，即徐家的醫學知識與道教醫學有共同的來源，其中恐怕有“攀附”的嫌疑。中古醫家與道教之間並不是簡單的“信”與“不信”的關係，而是信仰、知識與身份認同在文化表徵運作下於各種語境中的表達與實踐。
七、“寫”與“不寫”的解讀：墓誌書寫與身份認同
劉靜貞先生在其墓誌書寫的開創性研究中，以後人撰述的歷史著作、當代人書寫的墓誌銘文對讀，嘗試突破書寫與事實之間的迷障，而得較爲趨近資料書寫表象背後的人與事(106)。在以歷史文獻或墓誌重新書寫歷史時，從其中抽取的材料也需仔細辨析其原有的記載要放在怎樣的文化社會脉絡下加以理解，又是怎樣被歷史書寫的個體在此文化表象影響之下，加以選擇或裁剪。其中或彰或隱的書寫，並不簡單來自記述者的意向與期待，而是其在書寫的文體規則與社會普遍的文化社會意向與期待中，選擇性的實踐而形成的文本。研究不同書寫規則下形成的文本，對讀其中“寫”與“不寫”的差異，是一種突破文本的迷障回到書寫與被書寫的群體身份經驗運作的方法。而本文就是嘗試在此對讀之中，揭示中古的文化與社會如何影響甚至架構了醫者的身份認同(107)。
墓誌書寫是一種較爲“程序化”的叙述，但正是在書寫程序中選擇“寫”與“不寫”，才是迫近時人身份認同的捷徑。在丹陽徐氏家族墓誌中對其家族、歷官、婚姻等的書寫中，其中或彰或隱的記録其與醫學的關係，則凸現出其南北朝的所謂“醫學世家”的身份認同與醫學知識的社會處境，這顯然並不是能用“地位高低”就簡單涵蓋的。方技與數術知識自漢代以來，已是士人閱讀的範圍，而中古時期方技與孝道的醫療照顧實踐相聯繫，成爲社會一般輿論與風氣下要求士人學習的知識並於家內進行醫療照顧的實踐。在墓誌旁刻寫的占卜與詛咒文字，説明其在喪葬儀式中，也使用占卜技術，甚至使用厭劾的方術，也暗示其與數術相關的知識背景。但是在葛洪、陶弘景之後，道教醫學（特别是道教之長生技術）已在社會中擁有相當聲譽，徐氏家族的醫學知識來源傳説中有與之相“攀附”的內容，也並不奇怪。
同時醫術的知識也爲士人及其家族在鄉里贏得聲譽，並提供其入仕的憑藉。但這些醫術世家的成員却特别强調自身與“以醫爲業”的醫人身份相區别，也不會就任醫官。不過南朝醫家北奔之後，這種認同發生了細微的變化。受北族傳統影響，服侍皇帝醫藥飲食的官員在北朝的權力運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北奔之後的醫術世家失去了原有的鄉里家族力量支持，憑藉醫術見幸遷任高官成爲其重要選擇。自北朝入隋唐之後，徐氏家族醫學傳統雖然仍在延續，但也更重視儒學。南北朝時期醫術世家嘗試區别“以醫爲業”和“以醫求官”的身份拉扯，恰好也反映出當時社會文化等級價值中將“伎術”置於較低的位置，與“伎術”實踐價值之間的衝突。
注释：
①李木延《醫學入門》，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年，第21頁。
②《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笫151頁。
③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2頁。
④范家偉《東晋南北朝醫術世家東海徐氏之研究》，《大陸雜誌》第91卷第4期，1996年，第37-48頁；又《南朝醫家入仕北朝之探討——唐代醫學淵源考論之一》，《漢學研究》第18卷第2期，2000年，第143-166頁；又《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07-108頁。參見山本德子《南北朝時代の醫術者》，田中淡編《中國技術史の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8年，第635-700頁；廖育群、傅芳、鄭金生《中國科學技術史·醫學卷》，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24-227頁；岩本篤志《北齊政權の成立と“南士”徐之才》，《東方學報》第80卷第1號，1998年；又《北齊徐之才〈藥對〉考》，《東洋史研究》第60卷第2號，2001年，第271-299頁。
⑤《石刻史料新編》第23册，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17433-17435頁。
⑥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科學出版社，1956年，圖版三四三，葉二二○。
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記》“徐之才傳”條，中華書局，1985年，第415-417頁。
⑧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55-459頁。
⑨嘉祥縣文物管理所《山東嘉祥英山二號隋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年第11期，第57頁。
⑩山東博物館《山東嘉祥英山一號隋墓清理簡報——隋代墓室壁畫墓的首次發現》，《文物》1981年第4期，第28-33頁。
(11)李衛星《山東嘉祥發現唐徐謩墓》，《考古》1989年第2期，第185-186頁。
(12)徐之範墓誌與徐敏行夫婦墓誌的録文見韓理洲《全隋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03-104頁；徐謩墓誌見《全唐文補編》第4輯，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298頁；《全唐文新編》第20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13778頁；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20頁；
(13)賴非《齊魯碑刻墓誌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第268-280頁。
(14)羅新、葉煒《新出魏晋南北朝墓誌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第355-365頁。
(15)陸揚《從墓誌的史料分析走向墓誌的史學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誌疏證〉爲中心》，《中華文史論叢》第84輯，2006年，第112-113頁。
(16)趙海麗《北朝墓誌文獻研究》，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博士論文，2007年，第225-226、228、247頁。
(17)范家偉《大醫精誠——唐代國家、信仰與醫學》，東大圖書公司，2007年，第26頁。
(18)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葉七五正。
(19)羅新、葉煒《新出魏晋南北朝墓誌疏證》，第359-360頁。
(20)《南史》，中華書局，1975年，第838頁；亦見於《太平御覽》卷七二二、卷九七九引《宋書》，《太平廣記》卷二一八引《談藪》。參山本德子《南北朝時代の醫術者》，第642-642頁。
(21)《太平廣記》引書以及其與《太平御覽》的親緣性，請參考張國風《太平廣記版本考述》，中華書局，2004年，第113-366頁。僅就丹陽徐氏家族的故事而言，《太平御覽》所引基本來自史書，包括《宋書》、張太素《齊書》、《南史》，而《太平廣記》則包括史書與筆記小説，包括《南史》、《談藪》和《太原故事》（即《太原事迹》）。
(22)《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4頁。
(23)侯忠義《關於〈解頤〉和〈談藪〉》，《厦門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第22-23頁。此據侯忠義《漢魏六朝小説簡史》（增訂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4-87頁。
(24)《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第2785頁。
(25)李建民《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新視野》，《新史學》第15卷第3期，2004年，第203-225頁。此據李建民《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三民書局，2005年，第6-9頁。中國古代醫學的傳授請參見Nathan Sivin,"Text and experience in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Don Bates eds.,Knowledge and the Scholarly Medicine Traditions,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77-204。李建民《中國古代“禁方”考論》，《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1分，1997年，第117-166頁；又《中國醫學史にゎける核心問題》，《内經》第151號，2003年，第16-36頁；又《禁方書、聖人與正典》，《讀書》2003年第8期，第64-70頁。
(26)可以參考民俗學對故事講述者敘述的内容和風格與個人生活實踐的關係，見Robert A.Georges and Michael Owen Jones,Folkloristics:An Introduct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pp.274-277。Kathlyn Liscomb最近對李白的研究中已經注意到此點，即“謫仙”這個形象是如何通過以往的道教人物故事建構起來的，並且使李白區別於原有的歷史人物而成爲一種集體性行爲的代表，見Kathlyn Liscomb,"Iconic Event Illuminating the Immortalit of Li Bai",Monumenta Serica,54,2006,pp．75-118。韓健平先生則嘗試以口述敘事活動中異文生成過程的理論來討論扁鵲的相關記載，見韓健平《傳説的神醫：扁鵲》，《科學文化評論》第4卷第5期，2007年，第5-14頁。
(27)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記》“徐之才傳”條，第416頁。
(28)《北史》，中華書局，1974年，第2970頁。
(29)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允晨文化有限公司，1995年。此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2頁。參見浦慕州《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93年，第267-268頁。
(30)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1卷，復旦大學出版社，第218頁。
(31)對馬王堆帛書的書籍史考察，請參考Marc Kalinowski,"La production des manuscripts dans la Chine ancienne-Uneapproche codicologique de la bibliothèque funéraire de Mawangdui",Asiatische Studien-Etudes Asiatiques,59-1,2005,pp．131-168。
(32)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脉學之源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年；此據李建民《發現古脉——中國古典醫學輿數術身體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33-34頁。
(33)《周書》，中華書局，1972年，第839頁。
(34)林富士《疾病輿“修道”：中國早期道士“修道”因緣考釋之一》，《漢學研究》第19卷第1期，2001年，第137-165頁。
(35)《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第1782-1783頁。
(36)郭靄春編《八十一難經集解》，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年，第2頁。
(37)李貞德《漢唐之間家庭中的健康照顧與性別》，黄克武主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性別與醫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29-31頁。
(38)Keith Nathaniel Knapp,Selfless Offspring:Filial Children and Social Order in Mediev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
(39)《北齊書》，中華書局，1972年，第617頁。
(40)王利器《颜氏家訓集解》，中華書局，1993年，第588頁。
(41)《宋書》，第1664頁。
(42)《周書》，中華書局，1972年，第753頁。
(43)《北史》，第1239頁。
(44)《北齊書》，第680頁。
(46)李建民《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新視野》，第203-225頁。此據李建民《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第7頁。
(47)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0頁。參考徐凌志主編《中國歷代藏書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72頁；焦樹安《中國藏書史話》，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39-58頁。
(48)《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第486頁。
(49)《北史》，第879-880頁。
(50)曹之《中國古籍編撰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91-97頁。
(51)李瑞良《中國古代書籍流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1-132頁；陳德第《魏晋南北朝抄書人對傳播典籍與文化的貢獻》，《文史雜誌》2008年第2期，第8-10頁。
(52)依託黄帝作爲書籍纂著和知識傳遞的方式，請參考齊思和《黄帝的製器故事》，作者《中國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13頁。參見丁元《黄帝書研究》，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第15頁。
(53)這種源流的梳理，請參考范行準《中國病史新義》，中醫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28-639頁；李建民《馬王堆漢墓帛書“禹藏埋胞圖”箋證》，《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4分,1994年，第755-757頁。此據李建民《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第209-323頁。另請參見李建民《〈明譯天文書〉的妊娠思想》，《大陸雜誌》第100卷第3期，2000年，第1頁；杜正勝《作爲社會史的醫療史》，《新史學》第6卷第1期，1995年，第133頁；Charlotte Furth,"From Birth to Birth:The Growing Body in Chinese Medicine",Anne Behnke Kinnev eds.,Chinese.Views of Childhood,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5,pp．159-172。李勤璞《〈耆婆五藏論〉研究——印中醫學關係的一個考察》，《文史》第45輯，1998年，第89-91頁、第94頁注(29)；陳明《“十月成胎”和“七日一變”——印度胎相學説的分類及其對我國的影響》，《國學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67-216頁，此據陳明《敦煌出土胡語醫典〈耆婆書〉研究》，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年，第228-246頁；真柳誠《〈産經圖〉と〈明堂圖〉の研究》，“中醫歷史圖像”國際研討會，北京，2005年9月14日—17日；李勤璞《印度七日住胎論及其在漢醫的一個表現（上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3分，2006年，第517-590頁；陳昊《懷胎十月——中古女性妊娠與胎兒的歷史》（待刊）。
(53)南北朝時期家庭内醫學教育與儒學教育的關係，請參邵正坤《北朝家庭形態研究》，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第207-231頁。
(54)《南史》，第838-839頁。
(55)王樹枏《新疆訪古録》，聚珍仿宋印書局印本，1918年。此據侯燦、吴美琳《吐魯番出土磚誌集注》，巴蜀書社，2003年，第404頁。
(56)《南齊書》，中華書局，第432頁。
(57)毛漢光《兩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精華印書館，1966年，第48-53頁。
(58)周一良《〈南齊書·丘靈鞠傳〉試釋兼論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濁》，《魏晋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02-126頁。
(59)《資治通鑒》卷一四七天監七年。《歷代職官表》卷三六從此説。
(60)《魏書》，中華書局，1974年，第2004-2006頁。
(61)岩本篤志《北齊徐之才〈藥對〉考》，第284-287頁。
(62)李建民《“
咀”箋證——兼論古代“嘗藥”禮俗》，《簡帛研究彙刊》第1輯,2003年，第557-566頁。
(63)《後漢書》卷九六，中華書局，1965年，第3141頁。
(64)《後漢書》，第3600頁。
(65)《魏書》，第2029頁。
(66)《魏書》，第2029頁。
(67)《魏書》，第1448頁。
(68)《魏書》，第2006頁。
(69)《魏書》，第2002-2003頁。
(70)《魏書》，第403頁。
(71)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第188頁。
(72)《周書》，第844頁。
(73)王永平《中古武興姚氏之家風與家學——從一個側面看文化因素在世族傳承中的作用》，《揚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第65-72頁。
(74)《大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尚食局奉御”條，第233頁。
(75)張杲《醫説》卷一，葉二八背，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影印宋本，1984年。
(76)周守忠《歷代名醫蒙求》，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宋臨安本，1955年，第29頁。
(77)羅新、葉煒《新出魏晋南北朝墓誌疏證》，第359頁。
(78)高文鑄校注《外臺秘要方》，華夏出版社，1993年，第70頁。
(79)范家偉《大醫精誠——唐代國家、信仰與醫學》，第26頁。
(80)陸揚《從墓誌的史料分析走向墓誌的史學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誌疏證〉爲中心》，第112-113頁。
(81)况周頤《蕙風簃隨筆》，中國書店，1926年。
(82)顧燮光《夢碧簃石言》卷三，1925年第三版，第8-9頁。
(83)參見史樹青《從〈蕭翼賺蘭亭圖〉談到〈蘭亭序〉的僞作問題》，《文物》1965年第12期，第18頁。
(84)《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3冊，第1670頁。
(85)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葉二二○。
(86)趙振華、王學春《談隋唐時期喪葬文化中的墓誌讖言——讀〈柳山濤墓誌〉及其讖言》，《碑林集刊》第10輯，2004年，第193-199頁。
(87)《新唐書》，第5704頁。
(88)相關研究請參考原田正己《墓券文に見られゐ冥界の神とその祭祀》，《東方宗教》第39號，1967年，第17-35頁；又《中國人の土地信仰についての一考察》，《白初洪淳昶博士還曆紀念史學論集》，1977年，第39-72頁；吴榮曾《鎮墓文中所見到的東漢道巫關係》，《文物》1981年第3期。此據《先秦兩漢史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第362-378頁；Anna Seidel,“Traces of Han Religion in Funerary Texts Found in Tombs”，秋月觀映主編《道教と宗教文化》，平河出版社，1987年，第21-57頁。此據趙宏勃譯《從墓葬的葬儀文書看漢代宗教的軌迹》，《法國漢學》第7輯，中華書局，2002年，第126-130頁；原田正己《墓券についての二三の問題》，Museum Yushu， vol.29,1988,pp.36-37；又《中國古代死生觀散論——“解謫”という文言のとなど》，《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7號，1990年；劉昭瑞《談考古發現的道教注解文》，《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第51-57頁；東賢司《漢代鎮墓文考——漢代人の冥界意識の變遷》，《書道研究》第52號，1992年；又《後漢時代の鎮墓陶書に關すゐ》，《二松學舍大學東洋學研究所集刊》第8集，1994年，第401-423頁；姜伯勤《道釋相激：道教在敦煌》，《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276-280頁；張勛燎《東漢墓葬出土的解注器材料和天師道的起源》，《道家文化研究》第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53-266頁；饒宗頤《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序》，《敦煌吐魯番研究》第3卷，199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3-18頁；連劭名《漢晋解除文與道家方術》，《華夏考古》1998年第4期，第75-86頁；坂出祥伸《冥界の道教的神格——“急急如律令”をめぐつて》，《東洋史研究》第62卷第1號，2003年，第75-76頁；鈴木雅隆《鎮墓文の系譜と天師道の關係》，《史滴》第25號，2003年，早稻田大學東洋史懇話會，第2-20頁。
(89)長沙市文物考古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7頁。標點略有改動。
(90)黄人二《長沙東牌樓東漢熹平二年覃超人形木牘試探》，簡帛網2007年2月6日發表。
(91)索安《從墓葬的葬儀文書看漢代宗教的軌迹》，第126-130頁。
(92)Thomas H.Peterson,"The Demon Statute of Feminine Verdure:A Preliminary Study",Master Dissertation,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 and Cultures,Indiana University,1992,p.104.Lai Chi Tim,"The demon Statutes of Nvqing and the Problem of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Netherworld in Early Heavenly Master Daoism",T'oung Pao,Vol.LXXXVIII,2002,Fasc.4-5,pp.251-281.中譯文收入黎志添主編《道教研究與中國宗教文化》，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第1-36頁。
(93)吴鋼主編《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50頁。
(94)《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第429頁。
(95)參見黎志添《天地水三官信仰與早期天師道治病解罪儀式》，《臺灣宗教研究》第2卷第1期，2002年，第8頁；劉屹《敬天與崇道——中古經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中華書局，2005年，第5頁。
(96)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畫研究》，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年，第212頁。
(97)趙海麗《北朝墓誌文獻研究》，第70頁。
(98)參見李零《中國方術考》（增訂本），東方出版社，2001年，第89-176頁。此據《中國方術正考》，中華書局，2006年，第69-140頁；趙益《古典術數文獻述論稿》，中華書局，2005年，第65-76頁。
(99)録文見李零《中國方術正考》，第137-138頁。
(100)宫衍興、李一《濟寧的兩塊漢代刻石》，《漢碑研究》，齊魯書社，1990年；宫衍興《濟寧全漢碑》，齊魯書社，1990年，第3-9頁；參見王子今《中國盗墓史——一種社會現象的文化考察》，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年，第389-392頁。
(101)唐金裕《西安西郊李静訓墓發掘報告》，《考古》1959年第9期，第471頁。
(102)王進先、楊林中《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畫墓》，《文物》2003年第3期，第43-51頁。
(103)圖版和録文見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中華書局，2008年；文書研究見余欣、陳昊《吐魯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寫本〈易雜占〉考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2007年，第57-84頁。
(104)陳槃《燉煌唐咸通鈔本易三備殘卷解題——古讖緯書録解題附録之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2-1943年，1948年再版，第381-401頁；張志清、林世田《S.6015〈易三備〉綴合與校録——敦煌本〈易三備〉研究之一》，《敦煌吐魯番研究》第9卷，2006年，第389-402頁。
(105)李零《説“黄老”》，《道家文化研究》第5輯，1994年，第142-157頁。此據《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89頁。
(106)劉静貞《正史輿墓誌資料所映現的五代女性意象》，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1卷，2005年，第187-204頁。
(107)文化與社會架構醫者身份認同的間題請參考Kent Maynard,"Introduction:Working at Therapeutic Personhood",Kent Maynard ed.,Medical Identities:Health,Well-Being and Personhood,New York and Oxford:Berhahn Books,2007,pp.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