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价值：一个被忽视的哲学范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畴论文,使用价值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2-0063-07 在对《资本论》的研究中，“使用价值”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学层面还是在哲学层面，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它就像空气一样，被我们熟悉但又无意识地被遗忘。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似乎可以追踪到马克思本人的表述上：“成为使用价值，对商品来说，看来是必要的前提，而成为商品，对使用价值来说，看来却是无关紧要的规定。同经济上的形式规定象这样的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①政治经济学研究层面的忽视，更易让人无视使用价值的哲学内涵。传统研究中的这一思路，曾受到鲍德里亚的激烈批评。鲍德里亚认为：商品拜物教是由交换价值拜物教与使用价值拜物教构成的，如果说前者受到了马克思及后来者的强烈批判，那么使用价值层面的拜物教则从未受到质疑，使用价值的拜物教加深了交换价值的拜物教，使用价值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当马克思不反思使用价值时，这意味着他并没有真正超越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②。鲍德里亚的这个批评，正是建立在马克思遗忘了使用价值这一印象上。 按照我的理解，如果马克思的哲学对象是商品③，那么作为商品二重性之一的使用价值，本身就应处于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中，这需要我们在新的理论构架中，将使用价值的哲学意义呈现出来。 一、使用价值的遗忘与理论无意识 在《资本论的哲学》中，广松涉在讨论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时这样写道：“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虽说研究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这‘商品的二因素’，但两者并非处于同等位置的考察对象。‘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那么，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价值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认为‘它直接是表现在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④ 广松涉的这个评说，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关于商品的讨论为文本基础。由于广松涉主要关注的是价值的社会形式，因此具有自然特性的使用价值并不是他要讨论的对象。在这样的研究视野中，广松涉虽然意识到当使用价值作为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是表现在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这一重要思想，但他并没对这一问题做任何进一步的讨论。他提及使用价值，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价值和交换价值，一旦进入到交换价值的哲学探讨后，使用价值也就被放弃了。 实际上，这种对使用价值的放弃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并不罕见。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就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中，忽视使用价值并把它置于‘商品知识’的范围中已成为传统。”⑤他以希法亭与斯威齐为例加以佐证。 希法亭在与庞巴维克的论战中，针对庞巴维克的效用价值论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而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方面看待这个统一体，作为自然的物，它是自然科学的对象，作为社会的物，它是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的对象是商品的社会方面，在这个范围内，它是社会的内在联系的象征；另一方面，商品的自然方面，它的使用价值，在经济学领域之外。”希法亭的这个表述，与我们上文引用的马克思本人的表述似乎一致。后来者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重复了这一结论：“马克思把使用价值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之外，理由是，它并不直接体现一种社会关系。他坚持一个严格的要求，即经济学范畴必须是社会范畴，也就是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看出这一点同现代经济理论的态度针锋相对，是有其重要的意义的。”⑥斯威齐强调这一点，是想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对立起来，尤其是与效用论的观点对立起来，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学中，使用价值或效用“居于中心地位”。 希法亭的另一个意思则更加明确，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受到了交换价值的束缚，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当使用价值作为社会的自觉的目的时……在社会主义社会它会变成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自觉的管理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的目的，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⑦。这样，使用价值成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这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未来社会解放的重要标志之一。实际上，这两个结论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果把使用价值置于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之外，那么当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废除商品、废除资本的社会时，受到交换价值束缚的使用价值，理所当然地随之获得了解放的意义。 对使用价值的忽视加重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商品的有用性与交换价值无关，因此，使用价值并没有陷入到交换价值的同质化逻辑中。马克思将使用价值看作有用性，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物，使用价值并不表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体现了人与物之间的原初需要的满足关系。不仅在政治经济学中无须对此多加追问，其哲学意义更是无须探讨了。 鲍德里亚的批评正是针对上述的理解展开的，并将这一理解的根源指向马克思。在他看来，马克思在使用价值的看法上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马克思指出商品存在着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鲍德里亚由此指出：“由于存在着经济的交换与交换价值，所以有用性原则已经成为了物或者产品的现实原则。”⑧这就将具体的有用性上升为抽象的一般有用性。第二，由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等价的逻辑已经进入到有用性之中，一般有用性就是这种等价逻辑的体现，这与马克思将使用价值视为不可比较的特性的看法完全相反。第三，使用价值涉及物的一般形式，它的一般等价物就是有用性。“每一个物都被纳入到一般的抽象的等价符码之中，这一符码是物的理性、客观性及其意义……物的功能性使其成为符码。这种符码奠基于物满足于其(有用的)目的的基础之上，让所有真实的或者潜在的物都归属于它，而不考虑任何其他要素。”第四，把使用价值看作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物的有用性，这是一种人类学的幻象。“在人类学幻象中，它仅仅关注于人类的需要与物所包含的能够满足需要的有用的特质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反，使用价值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⑨在这种人类学幻象中，主体被设定为有需要的人，客体被设定为满足主体需要的物，而在现实中，主体并不是作为需要的满足者而存在，主体的需要是经济活动中的抽象的消费力。这种被设定的个体只是经济学反思中的个体，同样，与之相应的物及其有用性，实际上也是被经济学反思设定的使用价值。由于商品交换过程与物的使用价值看似毫无关系，这种被设定的有用性也随之被人所忽略。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不能对使用价值本身展开批判，其整个论述也就没有真正触及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设定，即主体及其需要满足的设定。这才是支撑着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它保证着政治经济学的合法性。 鲍德里亚的批评，进一步展现了传统研究中忽视使用价值的理论后果，即一种理论无意识层面的意识形态结构。这种无意识结构在斯密关于需要的设定中就已经存在，并一直支配着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这个批评也再次表明，对于使用价值需要重新加以思考，以确定其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理论地位。 二、作为政治经济学范畴的使用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虽然很多学者都忽视了使用价值的经济学意义，但还是有人看到了这种忽视带来的问题。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中，罗斯多尔斯基就明确指出：需要重新讨论“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的作用”⑩。正是不能正确对待这一问题，才导致了希法亭、斯威齐等人对马克思思想的错误理解。罗斯多尔斯基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了需要重新将使用价值纳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畴： 第一，从马克思研究问题的方法论来看，罗斯多尔斯基从“内容”与“形式”的区分出发，强调使用价值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他认为，在马克思关于商品的思考中，主要关注的是其形式层面，这正是特定社会历史下产品得以成为商品的原因。虽然在一般层面，使用价值涉及商品的内容，这种物质性与社会形式无关，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物质性受到了社会生产形式的改变，这时就必须将使用价值纳入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中。“换句话说，使用价值空间该不该被认为有经济意义，只能根据它与社会生产关系是否有关来决定。就它影响这些关系或它受这些关系影响来说，它当然是一个经济范畴，而除此之外——就它的纯粹的自然属性来说——它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围。”(11)罗斯多尔斯基认为，这才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去研究使用价值的具体自然属性的原因。 第二，罗斯多尔斯基认为，当马克思说使用价值处于经济学之外时，他有特定的限制：即只有在简单商品流通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商品之间的交换表现为商品与商品间或者商品与货币间的形式变换过程，这种交换的目的是为了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这时可以不考虑使用价值。但“用来交换的商品究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即商品是产生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还是产生在前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并且在交换后商品怎样被消费的，都属于商业经济的研究内容”(12)。但在马克思那里，简单交换并不是其理论所要说明的东西，这从反面说明使用价值具有经济学的含义。 第三，使用价值不仅被资产阶级经济关系所改变，也参与改变了这种经济关系。罗斯多尔斯基以几个例子说明了使用价值对经济生活的影响。首先，使用价值直接影响到货币及其发展。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即货币具有双重的使用价值，一是作为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一是作为货币的使用价值，“它的这种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性，就是说，是从它在交换过程中由于其它商品对它的全面行动所起的特殊作用产生的”(13)。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下面这段话所要表达的意思：“在商品同货币交换时，物质变化和形式变化是同时发生的，因为在货币上，内容本身恰好属于经济的形式规定。而在这里，货币再转化为商品，同时就是资本再转化为物质生产条件。所发生的既是一定使用价值的再生产，也是价值本身的再生产。”(14)其次，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来看，使用价值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奥秘所在。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付出的是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工资，购买的却是能够创造高于工资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罗斯多尔斯基说：“因此，如果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剩余价值的创造是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产生的，那末，政治经济学就必须转向维持劳动力生存所必须的消费品的等价之外增殖的那部分价值产品，并且从而必须使这个份额最终由使用价值决定。这样，使用价值范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关系也是有影响的。”(15)同样，在流通过程中，使用价值也产生着影响。比如固定资本由于其耐久的程度不同，其资本转移的速度会影响到资本的总运动。再次，在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价值的作用就更为明显。因为在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不仅存在着价值补偿，而且存在着物质补偿。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尤其如此。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许多论述来佐证将使用价值作为经济学范畴的正确性。 第四，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来看，使用价值同样内含于经济关系中。使用价值不仅体现为个人需要的满足，而且体现为社会需要的满足。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准绳，从而对社会需求进行了正确的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商品的价值量，从而直接影响了商品的总量，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一点来说明社会需求与商品量之间的价值关系的。他认为，社会需求正是使用价值这个因素。 罗斯多尔斯基的这些讨论，将使用价值重新拉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架中，并成为解释资本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反转。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视角来看，罗斯多尔斯基对使用价值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作了限定，即在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作用下，使用价值才进入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使用价值成为经济学范畴是有用性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如果单纯从有用性本身来说，使用价值存在于经济学领域之外。他认为这是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本意。罗斯多尔斯基的这些讨论，不自觉地触及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资本逻辑，但这种区别对于罗斯多尔斯基来说是不自觉的，这种不自觉使得他在面对使用价值问题时，在哲学前提上与传统研究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即一般与特殊、内容与形式的区别，仍是他讨论这一问题的前提，这种区别正是传统研究模式中遇到问题时常用的方法。正是囿于这一传统思路，罗斯多尔斯基无法对使用价值本身的哲学意义提出新的探讨。 三、哲学视域中的使用价值 忽视使用价值的经济学—哲学意义，源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这样的表述：“成为使用价值，对商品来说，看来是必要的前提，而成为商品，对使用价值来说，看来却是无关紧要的规定。同经济的形式规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罗斯多尔斯基对忽视使用价值这种倾向的批评以及重新重视使用价值，在研究纲领上依据的是紧接着上述引文的马克思的表述：“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它直接是表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16)从马克思哲学的逻辑来看，使用价值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什么要批判地反思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是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物，根本的特性在于其有用性。从有用性入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区分了有用性的三种不同含义：一是自然物的有用性，如空气、天然草地、野生林等，这些物的有用性与人的劳动无关；二是用来直接满足自身需要的劳动产品的有用性，包括用来贡俸的劳动产品，恩格斯特别强调了像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作为代役租的粮食等；三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即商品的使用价值。“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17)当马克思说使用价值处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外时，主要指的是前两种使用价值，对于后一种使用价值来说，它恰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讨论的问题。第三种意义上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一起，构成了商品的二重性，并成为交换价值的物质载体。这正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使用价值的特殊地位。 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生产逻辑与以《资本论》为标志的资本逻辑，前者更注重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以及主体需要的满足，后者强调资本逻辑在社会生产中的统治性地位，并对生产逻辑形成了统摄性的地位与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生产逻辑的一般性、普遍性，这时就会将与之相应的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物质前提，强调其作为人类历史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基础性作用。这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8)如果从人类生活的前提入手，那么，物的有用性的确不能纳入到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我们能够讨论的是这种有用性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属性，这会涉及构成有用物的材料本身的特性，这些构成了自然科学的内容。但当生产逻辑被资本逻辑所统摄时，生产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这时使用价值变成了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满足需要的物，被打上了社会形式的规定性，它虽然是交换价值的物质载体，但也是被交换价值所统摄的对象，从而进入到商品交换的形式系统中。正是在这个维度上，使用价值成为政治经济学所要考察的内容。 在这一新的视域中，使用价值首先具有“历史性”的规定。从上述使用价值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前两种使用价值实际上并不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具有人类学的规定性，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将商品的产生追溯到原始公社之间的最初交换，但这种意义上的商品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所要考察的，因为在这个时代，商品生产存在于原始经济的夹缝中。马克思所要考察的使用价值，存在于商品生产普遍化的时代，这正是他在《资本论》开篇就要表达的思想，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19)这从一开始就界定他所要考察的使用价值的“历史性”规定。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针对瓦格纳所说的马克思忽视使用价值的说法，马克思批评说：与瓦格纳从“价值”概念出发得出“使用价值”的做法不同，自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出发的，“因此，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20)这种“历史性”的界定，指的是特定的社会经济时期下的经济结构，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考察只有置于这样的历史结构中，才能得到清晰的说明。这种历史性的界划，就将使用价值的讨论从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转向了具有历史性规定的资本逻辑域中。也正是在这样的维度中，才能说使用价值的具体属性并不重要，因为生产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价值。 其次，使用价值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二重性相关联。要想进一步讨论使用价值在商品生产中的位置，必须将之与劳动二重性联系起来，这也是罗斯多尔斯基未能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在批评瓦格纳时，马克思详细表达了这一联系的必要性与意义。“这个vir obscurus忽略了，就在分析商品的时候，我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现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即进一步论证了商品的这种二重存在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有用劳动，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抽象劳动，作为劳动力消耗的劳动，不管它用何种‘有用的’方式消耗(这是以后说明生产过程的基础)；论证了在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货币形式即货币的发展中，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另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论证了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如此等等，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是必须指出的——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21)马克思的这个分析指出了讨论使用价值的两个层面：一是在交换层面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不同规定性，以及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的作用；二是在剩余价值生产层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价值增殖的作用。使用价值之所以能发生这些作用，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相关联。正如罗斯多尔斯基所谈到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体现在生产与流通等不同层面。 第三，使用价值的抽象化与“有用性”的想象。马克思之所以在《资本论》中没有对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作过多的讨论(货币部分除外)，是因为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使用价值的物质内容实际上并不重要。商品交换过程就是要将使用价值从其质的规定中抽象出来，形成双重结果：一是这种抽象才能使不同质的商品能够在价值层面进行量的比较；二是将具体的“有用性”抽象为想象中的“有用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22)具体的有用性变成为想象中的有用性，质的差别变成了量的差别，这是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前提。与之相应，体现具体有用性的具体劳动也被化约为抽象劳动，这时劳动产品所能剩下的东西，就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幽灵般的对象性”与想象的“有用性”成为商品交换中的真实存在。马克思的这些讨论，已经将使用价值纳入到了交换过程及其心理效应层面，以阐明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的存在方式以及这种存在方式在人的心理层面的影响。这也表明，这种想象的有用性成为商品交换的心理学承诺。 第四，使用价值与经验论。在《资本论》的具体展开中，马克思讨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参与方式，比如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转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在直接层面价值增殖过程表现为不同物质材料与劳动共同形成的过程，这使得产品的价值表象为作为资本的物的参与结果，以致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如果没有资本，那么生产是无法进行的，因为资本被看作是具体的物质存在，对资本的这种看法，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当时的一些从经济学出发的社会主义者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詹姆斯·穆勒就认为：“由这些工具组成的供应品称作资本。”(23)对于李嘉图社会主义者来说，正是因为资本表现为劳动工具与劳动资料，因此在未来的社会主义，资本仍然构成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重要要素。比如勃雷就认为：在未来社会必须有三个条件，即劳动、资本与交换。这里的资本指的就是“房屋，机器，船舶，以及其他任何有用的东西……一切这些东西都是资本”。(24)在这里，他们正是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层面来考察资本的，这正是面对商品时的经验论。如果从马克思思想的双重逻辑来看，这是从资本逻辑返回到了生产逻辑，是传统推广论的再现。马克思在批评瓦格纳将使用价值与价值相混淆时就指出：瓦格纳赋予使用价值以财物的属性，并从中推导出价值概念，“给一定的外界物打上‘财物’的印记同样可以叫做：‘赋予’这些物以‘价值’”(25)，从而将使用价值与价值一般等同起来。按照我的理解，这正是从生产逻辑推广到资本逻辑的做法，从而以人类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使用价值。在这一方法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将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变成了人类存在的一般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反讽地指出：“瓦格纳能说的只是：关于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简言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马克思的说明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错误在于，把这种经济看做是暂时的，而相反地，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在于把奴隶制看做不是暂时的。”(26) 通过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使用价值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而且有其哲学的意义。对使用价值的历史性讨论是将马克思的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它体现了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方法，即一种历史性的批判性方法。只有在这一视野中，才能将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的讨论与商品交换、资本生产等问题的讨论有机地联系为一个整体。 四、人的需要：一般设定及其反思 瓦格纳在讨论从使用价值到价值的过渡时说：“人的自然愿望，是要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内部和外部的财物对他的需要的关系。这是通过估价(价值的估价)来进行的，通过这种估价，财物或外界物被赋予价值，而价值是计量的。”(27)在瓦格纳的这一表述中，有个前提性的设定：即人的需要，他正是从人的需要出发来论证使用价值通过估价推导出价值的。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人的需要是其理论的前提。詹姆斯·穆勒在界定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时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个重大目的，即社会的消费和满足消费的供给。”(28)消费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需要是生产的原因，是生产的主人和指导者。”(29)斯密以分工作为理论的起点时，指向的正是为了最大可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并认为交换就源自于人的原始需要。“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30)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的最大化，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起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际上深受上述设定的影响，并将之上升到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的高度。针对青年黑格尔派从观念出发的历史观，马克思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31)马克思的这一界定，强调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是推动物质生产的动力，这种设定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非常相似。但如果仅停留于这个层面，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无法区别开来。 马克思在确定人类历史的前提时，实际上意识到了一般意义上的人及其需要的设定在理论上的局限性，他在批评费尔巴哈时就指出：费尔巴哈所设定的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作为现实的人，他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32)，而不是像鲁滨逊一样的孤立的个体，并像卢梭、李嘉图等人一样，将这种个体想象为人类个体应该具有的模样。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针对瓦格纳关于人的需要的设定，马克思反问道：这里的问题是：“‘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33)。如果不存在一般的人，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需要，只有特定社会中的人的具体需要，“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34)。在一定的社会性质下，特别是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的满足与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直接联系起来，这时需要变成了消费的内在动机，消费本身又会创造出新的需要，商品的使用价值变成了消费时所关注的对象。这才是资本逻辑全面统摄下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形式规定性。“人并不是拥有着他所有的需要，先在地存在于那里，并在自然的驱使下来完满和诠释之为人的特性。这种假设，回击了唯心主义的目的论，但却界定了我们社会中个体的功能，即生产社会之中所存在的功能神话。个人的价值体系，诸如宗教的自发性、自由、独创性等等都要在生产的维度上才能显现出来。甚至最为基本的功能也都立即成为体系的‘功能’。任何时候，人都不曾拥有基本的需要。”(35)鲍德里亚的这一说法，倒是延续了马克思的思路。 因此，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想设定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需要的话，随着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地位的确立，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需要让位于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人的需要，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人的需要。这既是对一般的、抽象的人的观念的抛弃，也是对一般意义上的需要范畴的抛弃。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个体的需要，都有赖于他人的产品，获得这一产品的过程，则是以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为中介的过程，这决定了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实现自身需要的目的，同样，每个人也只有在为了自身的过程中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因此，个人首先并不是作为需要的主体发生关系，而是作为个体发生关系，只有当每个人都超出了自身的特殊需要时，他才能进入社会的关系结构之中，才能真正满足自身的需要。 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需要的满足变成了消费过程，主体的需要变成了消费力，并被纳入到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中。消费的过程在直接层面是将独立的物体形式消耗掉，但这种物质形式正是生产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创造出消费的对象，而且把消费能力当作需要创造出来，因此，需要本身就成为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36)不仅如此，生产本身也是一个消费的过程，比如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都成为生产过程中被消费的对象。这就进一步表明，人的需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本身受到了社会形式的规定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抽象人的需要的设定，抽象掉的恰恰是需要的社会历史规定性，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还原为一般需要，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的设定与将使用价值完全排除在政治经济学范围之外的设定是一致的。 这也表明，当鲍德里亚批评马克思没有反思使用价值，从而陷入到使用价值与需求问题的意识形态陷阱时，他抓住的是马克思在生产逻辑层面的设定，而没有看到马克思在资本逻辑层面对使用价值以及需求问题的重新理解。在资本逻辑中，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同样是价值增殖过程，对使用价值与人的需要的一般人类学设定，这正是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重要前提。重新将使用价值纳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中，才能真正地透视资本逻辑的统摄性作用，揭示人的需要被资本逻辑建构的过程。这也是深化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页。 ②参阅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七章。 ③参阅拙文：《商品：一个哲学的分析》，《哲学研究》2014年第7期。 ④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 ⑤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0-81页。 ⑥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页。 ⑦转引自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⑧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⑨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⑩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11)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12)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13)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2页。 (15)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3-9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17)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8-51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23)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页。 (24)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1页。 (27)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4页。 (28)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页。 (29)格雷：《格雷文集》，陈太先、眭竹松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9页。 (30)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52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4-405页。 (35)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