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中国“开放”的断想（三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断想论文,中国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开放”释义
文化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的创造，是一个有机的生命过程，是一种可以承袭、传播、分享和发展的动态体系。这一动态体系的运作基础是新陈代谢，也即与赖以生发的生态环境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一旦这种呼吸吞吐的交换过程衰减以至终结，某一文化便趋于败落以至死亡。而停止了新陈代谢的文化，即使保留着壮观的躯壳，也仅仅可以充作供人凭吊的历史陈迹，却不再具有鲜活的生命，从而成为“死灭了的社会的化石遗物”〔1〕， 诸如中美洲的玛雅文化曾一度辉煌，它在天文历算方面的精确性令人叹为观止，它所建造的太阳金字塔的计算水平和工艺技巧都堪称一流，然而，玛雅文化却在“公元第七世纪时突然神秘地结束了，只在大雨连年的尤卡坦森林里留下了它的伟大古城的遗迹来纪念它的存在”。〔2 〕学者们在考查这一历史之谜时发现，封闭在中美洲密林深处，极少与外域文化交流，是玛雅文化中绝的原因之一。
一切仍然活跃着的文化，必须不断与生态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保持一种空间向度的传播和时间向度的承袭相结合的周流不息、生生不已的代谢过程。
养育并制约文化发展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场”和“社会场”这两个彼此渗透的方面。一种文化只有同“自然场”——人类据以创造文化的自然界发生交换，利用矿物、水分、土壤、空气、阳光从事工农业生产，方能制作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奠定文化生命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一种文化还要同“社会场”——人类在创造文化过程中形成的全部社会关系与信息的总和发生交换，利用语言和非语言共同构成的符号系统承接前辈和他人积淀的经验，使新一代的文化创造得以在较高的起点运行和升华。
这时所说的与“社会场”的交换，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历时性交换，即现时文化从物质财富上和知识信息上承袭前辈创造的传统，并使前辈累积的物质——信息成果得以更新和发展，这便是文化生命在时间向度的纵向传承；其二为共时性交换，即一种文化与同时运作于不同空间的异文化彼此沟通，进行器物的互换、技艺的切磋、制度的借鉴、风俗的渗透和观念的激荡，从而导引出文化的重组和增值，这便是文化在空间向度的横向传播。而这后一类型的交换，便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史上的“开放”问题。
当然，由于彼此交会的异文化其发展水平并不一定相当，所以，这种空间向度的横向传播往往又带有时间向度的纵向传承意味。如古代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和西北游牧文化的交流，既是一种异质文化的横向传播，又因为中原农耕文化的发展水平高于周边游牧文化，所以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在与汉族交往中得到的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异质文化，而且是时间意义上的先进文化。游牧人在掌握了来自中原的铁器制造等工艺技术，并参酌中原王朝的制度礼仪之后，迅速实现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完成朝文明门槛的时代性跨越。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也带着类似性质：孔子、老子活跃的时代，日本“列岛上却还过着从自然拾果实，捞鱼、贝于海河，猎鹿、猪、兔于山野的渔猎经济和使用石器的生活”。〔3 〕直到汉武帝时期日本列岛才在大陆影响下进入“农业和金属的时代”〔4〕；隋唐至宋元， 日本屡屡派遣使者和游学生来华，其意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采撷异文化，而是向文化先行者虚心学习文字、制度、思想和宗教。正是在这一横向文化传播过程中，经过日本人自己的综合创造，完成了中古时代文化的纵向进步。至于发生在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除空间向度的横向传播之外，还有时间向度的纵向传承含义，因为此际的西方文化已先期实现近代转型，而中国文化却滞留在前近代，故尔这时中国面对的文化课题，既有民族性的“中西交会”，又有时代性的“古今演绎”，而且，“中西”与“古今”也即空间向度的传播与时间向度的传承是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文化学和历史学上的“开放”，其本义是文化在空间向度的横向传播，但由于各文化间发展水平的差异，这种横向传播往往又交织着高势位文化与低势位文化的纵向传承问题。论者对此不可失察。
“开放”是一个与“封闭”相对应的概念。作为汉字的“开”，有张大、通达、展放诸意，与关闭、堵塞恰成反照；作为汉字的“放”，有播散、扩展、打开诸意，与收合、内敛恰成反照。由“开”与“放”两个近意字组成的“开放”这一整词，就历史学和文化学论之，同闭关锁国、坚守文化壁垒的情形相背反，指一个民族或国度打开门户，与异族、外邦发生文化互动和人员交往，在工具器物、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乃至价值系统诸层面，进行深度不等的沟通，呈现文化传播上较为顺利、流畅的局面，达到传出与接受、影响与涵化、冲突与整合的对立统一。这是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旺盛的表现。
二、“胡服骑射”与《谏逐客书》的内蕴
战国是齐、秦、楚、燕、魏、赵、韩七个诸侯国争强竞胜、战乱连年的时代，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5 〕；同时，这又是列国竞相变法的“古今一大变革之会”〔6〕， 而列国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调整内外关系，实行有助于富国强兵的开放政策。其中尤其值得后人咀嚼的是赵武灵王就“胡服骑射”与众卿展开的一场论战，以及秦国关于客卿制利弊的探讨。
战国中期，赵国面对着四邻强敌，诚如赵武灵王所分析的：“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7〕赵武灵王从增强武备着眼， 决定改易胡人装束、学习胡人骑射本领，又唯恐物议，他在同“先王贵臣”肥义谋划时便表露了自己的顾虑：“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8〕肥义以“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9〕的先例，鼓励赵王大胆学习四夷。但当赵王以“易服”主张征求叔父公子成的意见时，公子成立即反对，其论据是：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10〕
公子成的这番话颇具典型性，它表露了作为拥有先进礼仪制度、文物典籍的中原华夏族的自傲，认为夷狄学华夏，理所当然；华夏学夷狄则不可理喻，从而将自身封闭起来。赵王从“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11〕的战略目标出发，力驳公子成：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12〕
赵王用变易哲学（“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驳斥公子成的“古道不变”说，这在战国年间的变法之议中随处可见，不足为奇；但赵王以“胡技可取”之论批评公子成的“蛮夷不可近”，认为凡是利民、厚国的礼法器用皆可采而用之，即使来自胡人也不必推拒，此种认识在“华夏优越论”盛行之际显得难能可贵。
赵武灵王为着强兵固国，力排众议，把研习的视野向游牧人开放，令长袖博带、惯于车战的农耕人短装束袖、骑射自如，赵国军力大增，数年间灭中山，“逾九限之固，绝五径（太行山诸径——引者注）之险，至榆中，辟地千里”。〔13〕这是开放政策取得实绩的一次成功的范例，而且，这种“开放”又是面向夷狄，实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路的先河，而公子成的自我封闭，其运思路向也颇有典型性，直至19世纪中后期，倭仁、徐桐等顽固派反对洋务，所持论点亦与2000多年前的公子成别无二致。
如果说，战国中期赵武灵王与公子成围绕“胡服骑射”展开的论战，关节点在于：华夏族是否应当敞开襟怀，采借夷狄文化的长处，以求得自身的健康发展，那么，战国晚期发生在秦国宫廷的一番驳议，则涉及到列国间士人流动的合理性问题，这是当时“开放”与“封闭”两种国策冲突的又一关节点。
士，在殷商西周本指贵族的最低等级，由卿大夫封予食地。春秋时，作为贵族下层、庶众之上的士，多为卿大夫家臣，有的保留封地，不脱贵族余韵；有的则打破铁饭碗，成为自由职业者。“士竞于教”〔14〕，多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教，春秋末和战国， “上无君之事，下无耕农之难”〔15〕的士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通称，人们不再追究其在宗法等级中的身份，庶众皂隶“因文学， 正身行”〔16〕而上升为士的，屡见史载。
士既然大都失去食封，或者本来便没有食封，只能凭借知识技艺博取公卿大夫的任用，“游学”、“游宦”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商贾同为中国社会流动性较大的人群。如果说，商人是物资流通的推动者，士人则成为知识信息传递的主要承载者。
周朝素有善待士人的传统，周公在其子伯禽代就鲁公位时，谆谆告诫：“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公位时慎勿以国骄人。”〔17〕到春秋间，竞霸的诸侯们从增强国势着眼，都重视招贤纳士；战国时公卿更竞相争取士人，形成“养士”之风。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等“四公子”，门下都豢养食客数千，多为才艺之人，包括鸡鸣狗盗之徒。而士的向背，关系列国盛衰存亡，所谓士“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18〕
就后起的秦国而言，特别注意从东方诸国求取贤士，如秦孝公重用卫国公子商鞅，推行变法，使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19〕自孝公起，秦的相国或执政大夫多为东方客卿，公孙衍、张仪、范睢是魏人；甘茂、李斯是楚人；楼缓是赵人；蔡泽是燕人；吕不韦是韩人。秦从一个落后的“西戎”，壮大为西方强国，积淀了扫六合、一天下的充沛国力，与广招客卿大有关系。然而，这一人才开放政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反对者时时发难。秦王嬴政时期便在宫廷爆发过一场激烈论争。
其时，韩国水工郑国来秦，作灌溉渠（即“郑国渠”），令费人工，使秦不东伐韩国。当这一计谋被揭发出来以后，早就对客卿深怀忌恨的秦宗室大臣向秦王进言：“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20〕李斯也在被逐的客卿之列。当此客卿制存亡危急之秋，李斯上书秦王，遍论秦国广纳客卿的巨大成就。这篇《谏逐客书》说到，秦缪公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21〕以下又讲到孝公用卫人商鞅变法，惠王用魏人张仪之计，昭王用魏人范睢，都取得骄人成果。李斯据此对缪公、孝公、惠王、昭王招纳、重用客卿开放的政策大加赞颂，对客卿的功绩给予肯定：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22〕
李斯进而论证封闭的危害：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23〕
李斯这篇文情并茂的上书打动了嬴政，“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24〕
《谏逐客书》是讨伐人才封闭政策的檄文，更是对晚周数百年间列国争取人才，敞开国门，招贤纳士的开放政策的总结。而“扫六合”、“一天下”的秦帝国的建立，则是这种开放的用人方针的胜利。
三、筑城“自守”与“勤远略”
祈望四海一家，化被天下，是中国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种心理趋向。墨子倡言“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故“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25〕，孟子更有天下“定于一”〔26〕的宏议，荀子则呼唤“四海之内若一家”〔27〕；成文于战国的《书·大禹谟》托名夏禹“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成文于秦汉之际的《禹贡》划分九州，展示出人们对统一国家的渴望和政区设计。这些哲人的理想和社会心理趋向，由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变成制度性现实。
“振长策而御宇内”〔28〕的专制一统使社会开放的形态和内容大异于“诸侯力政”时代，其显著特征是：朝廷集中军、政、财、文大权，充分整合内部，一面抗御游牧民族的来袭，以确保中原农耕文明的生存与发展；一面又在军力强盛时扩疆拓边。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秦汉以至明清历代一统帝国起伏交替的对外国策。
秦汉以降的一统专制帝国，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土壤之中，而这种农耕经济的性格是和平自守，国家与民族孜孜以求的是“四夷宾服”式的“协和万邦”〔29〕。杜甫诗云：“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30〕表现了讲究“好生之德”的华人既有抗御外敌入侵的坚强决心，又不热衷于无限扩张疆域、滥杀生灵。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吟咏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31〕
这表达了农耕民族特有的对外关系意识：修筑边关也好，飞将军李广出征塞外也好，都是为着防范“胡马”南袭，呈现一种防御态势。而这种防御性的国防观念最宏伟的物化表征，便是沿着东亚大陆400 毫米降水线——也即农耕区和游牧区分界线——修筑的万里长城。
汉字的“城”有“自守”义〔32〕。一般的城，是指四周壁垒环绕，所谓“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卫民”〔33〕，而长城却是东起渤海湾、西抵祁连山的漫长防御工事，故又有边垣、边墙之称。〔34〕其功用在于抵挡“来如飙风，去若闪电”的游牧人铁骑来犯，以免先进的农耕文明在游牧人无休止的袭扰下归于毁灭。而栖息于亚欧大陆干燥的中心区的游牧民族对湿润的周边（东亚、南亚、西南亚、东南亚）农耕民族的袭扰，是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一大主题，直至热兵器（枪炮）使用之前，游牧人因其强悍和机动性，在军事上一直对农耕人占据主动。处于防御地位的农耕人尽管文明水平较高，却被动挨打，尤其是缺乏自然屏障，又未能建造有效防御工事的农耕区更易受到打击，如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一度繁荣的城市和发达的灌溉农业区，先后被亚述人、波斯人、突厥人、蒙古人洗劫一空、破坏殆尽，很长时期不能恢复昔日盛况。相比之下，东亚的黄河、长江流域农耕区，虽然也曾多次受到游牧人的袭击，但由于有长城的环护，当中原王朝有能力凭借长城防卫系统抗御胡人来袭时，农耕文明便可以安然无恙，即使长城被攻破（最突出的事例是蒙古铁骑和满洲八旗越过长城），也因为长城这道环护农耕区的屏障，使农耕人有可能重新恢复文明传统，迅速再造辉煌。所以，绵延万里的长城的修筑，不仅显示了华夏族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令人惊叹的创造才能，而且具有无庸置疑的正义性和历史进步性，诚如孙中山所说：“长城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治水等。”〔35〕
长城除军事防卫功能外，它还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往线。这是因为，长城遏制了游牧人对农耕人的毁灭性冲击，使得两类文明有可能进行平等互利的双向开放。纵观2000多年的长城史，这条逶迤万里的边垣虽然时常烽火连天、战鼓急骤，但在偃旗息鼓的和平时日，长城诸关隘又是牧民与农人交换物资的孔道。早在汉代，长城沿线即为从胡人那里购进驴马牲畜的去处，所谓“
尽为我畜”〔36〕；唐朝则在长城沿线与突厥互市，突厥人用马、牛等畜产品与汉人交换丝织品，汉人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传入突厥，武周时即经由长城关口给突厥“种子四万余石，农器三千事以上”〔37〕；唐朝还在长城沿线与回纥进行绢马交易，白居易曾有详细记述〔38〕；至明代，在“俺答封贡”，边患缓解以后，便在陕西三边、大同威远堡、宣府万全、张家口等长城各关口开设市场，蒙古族“以金银、牛马、皮张、马尾等物，商贩以紬缎、布匹、釜锅”〔39 〕以及茶糖等相与交换，这便是著名的“茶马互市”。农耕与游牧这两种并存而异质的文明之间，既有剧烈冲突的一面，又有互补相容的一面，一部长城史便是见证。
战国时，各国竞相修筑长城，分“互防”、“御胡”两类。秦灭六国后，一方面拆除互防长城，以整合国内；另一方面，为防范匈奴南进，命蒙恬沿黄河、阴山设立亭障要塞，北面和东面利用赵、燕御胡长城，西面利用秦昭王时的御胡长城，使之连接成西起临洮（今甘肃泯县），东迄辽东， 绵延近万里的长城， 用夯土筑成。 汉武帝时， 又建起2000多里长的河西长城，以护卫河西走廊边陲安全，与秦长城相连，从敦煌到辽东，共长11500多里。昭帝、宣帝又续修长城， 终于筑起一条西起罗布泊，东到黑龙江北岸，全长2万里的长城。沿途城堡相连， 烽火相望，蔚为壮观。以后，北魏为防柔然而修长城；北齐为防突厥、契丹而修长城；隋朝为防突厥四修长城；金朝为防蒙古，大修界壕、边堡。至明代，先为阻挡北遁的蒙古人袭扰，后为抗御满洲南进，从洪武至崇祯的270多年间不断修筑砖石长城，经营长城防御系统。不过， 秦汉长城凭借黄河河套及阴山天险而筑，宋明以降，国防线已后退数百里，至山西大同、陕西榆林一线，无天险可据，全凭长城阻挡游牧人的南袭，其国防渐形脆弱，退守心理也日益滋长，给对外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则渐趋严重。如北宋“澶渊之盟”，以输银10万、输绢20万作为辽军北撤的条件；南宋“绍兴和议”以年纳银26万两、绢25万匹与金朝达成协议。退守、积弱之态毕现。明代即使在强盛的洪武、永乐年间，也有一种“恐外”情结左右朝野。明太祖朱元璋大兴“胡惟庸案”，罪状之一便是“通倭”（通倭寇）、“通虏”（通蒙古人）。〔40〕明成祖朱棣一面有“五征漠北”及“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一面对民间外贸严加防范，其担心的也是“内外勾结”威胁皇朝稳固。
在东亚大陆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其对外政策并不仅仅只有和平自守这一种形态，当条件转化时，也不乏武功外拓的表现。当此之际，长城已不再具有国防线的意义。一种情形是，由塞外游牧入主中原建立的一统帝国，如元朝和清朝，其兵锋远至西域甚至西域以外，长城这道昔日的“华夷天堑”已形同虚设，故尔清朝康熙皇帝曾有“修筑长城，实属无益”的壮语；另一种情形是，汉人建立的一统帝国如初唐，其军力强盛，对外战略的重心是“外拓”而并非“自守”，当臣下建议唐太宗修复长城时，这位豪强的君主以“安用劳民”一笑置之，并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41〕，气象何等宏阔。
总之，大一统帝国当国力强盛时常有开疆拓边、纳四夷“使如一家”的包容精神。就大举拓边而言，著称于史的有西汉时武帝、昭帝、宣帝多次派遣大军绝域远征，邀击匈奴，进而建立西域都护；东汉明帝时窦固、和帝时窦宪击败北匈奴；唐代太宗时击败东突厥，太宗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汗”，中原王朝皇帝、西域诸族可汗一身二任焉；明代成祖时五征漠北，加强了对蒙古地区的管辖，又在西北地区设置卫所，还实施对西藏的管理，在东北建立奴儿干都司指挥使司。正是这些开疆拓边活动方奠定今日中国版图的基础，并拓宽了中国人开放的视野。
以汉武帝开疆拓边的历史作用而论，以往多从军事史、边疆史考察，其实，从中华开放史角度言之，其重要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西汉初年，自高祖以至文帝、景帝的近百年间，匈奴一直是巨大威胁，雄武善战如高祖刘邦，也在对匈奴战争中陷入“白登之围”，若非陈平献美人秘计，几乎沦为俘虏；惠帝则在匈奴军事威胁下送出公主给匈奴冒顿单于，谓之“和亲”；文帝时，匈奴兵锋逼近长安，京郊的细柳、棘门、霸上都划为战区。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又经过“文景之治”奠定的厚实物质基础，武帝便在对匈奴的关系上转守为攻，令卫青先后七次出击匈奴，霍去病先后六次出击匈奴，李广利先攻破大宛，得善马三千，再攻击匈奴；以后，昭帝、宣帝继续对匈奴发起进攻，方阻遏住匈奴的东进和南袭锋锐，汉人的军旅、使节和商贾得以走向西域。对于这一历史性转折，当代史学家翦伯赞曾这样评论：“中国的中原种族，在四周诸种族的历史抑压中，过渡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代。……中原种族紧紧地封锁在黄河流域的狭隘世界之中，过着一种被囚禁的生活。”“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很快地过去了，不久便到了汉武帝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原种族，已经在长期的历史抑压中，发展成为一个坚强而有力的历史个体，于是他便在中国境内，起着核心的作用展开了空前的历史膨胀。这在中国历史上，便是汉武帝之‘勤远略’。”〔42〕就中国开放史而言，这是一个突破性进展，汉民族的活动空间从黄河——长江流域扩展到中亚广袤的草原、沙漠和雪山之间。
鉴于文景之时匈奴屡屡入犯塞内，对黄河中游农耕区造成破坏，甚至出现势逼长安的危局，武帝即位便用王恢计，诱匈奴入马邑，欲一举歼灭，却事败垂成。以后，武帝任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多次出塞，大破胡骑，奠定对匈奴的军事优势。〔43〕宣帝时又“大发兵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出”，与乌孙夹击匈奴于天山之北。〔44〕此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攻杀、分裂，南匈奴臣属汉朝。东汉时，汉匈战端再起，车骑将军窦宪率汉军大破北匈奴，匈人西迁，长达300 年的汉匈战争告终，中原农耕文明得到一段安宁，同时还使“汉朝的文明光辉，已经把西藏、青海除外之今日的整个中国，照得通明，并且通过南山北麓之颈形的狭管，在天山南北，射出它的光辉”。〔45〕从而与西方的罗马文明相映照，并使东亚文明与中亚、西亚、欧洲文明出现了陆路交会的可能，这不仅在中华开放史，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都具有空前的意义。
除对匈奴的战争外，汉武帝又屡屡发师，东讨朝鲜，南征南越，西平西南夷，开疆拓土，达于极盛，正所谓“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46〕。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汉武帝的开疆拓边，自汉代开始即褒贬互见、毁誉参半。宣帝即位，曾打算立庙以褒扬武帝“廓地斥境”的“功德茂盛”，却受到夏侯胜的驳议：“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47〕这正是农耕文明的一种价值取向：以和平安定为“上德”，并不赞许穷兵黩武。这种价值取向反映到社会开放层面，便是自我确认“天朝上国”身份，主张以文德“服远人”，令“四夷来王”。中华农耕文明虽然孕育出汉武、唐宗这样开疆拓土的英武之君，以及卫青、霍去病、李靖这样“勤远略”的军事家，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养成安于“自保”、不事“外拓”的国策。明代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发现，明朝的军队是他所见到的世界上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但这支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人并没有想到以这支军队侵略别国。〔48〕来自殖民扩张时代的“泰西”的利玛窦，其观察是颇为准确的：建立在自给自足农耕经济上的中华帝国企望的是和平自守，这与以军事征服、战争掠夺为生活方式的游牧民族大相径庭，也与以商品交换和海外殖民为致富手段的近代工商业民族判然有别。从这一视角观察古代中国的开放与封闭，许多问题方能迎刃而解。
注释：
〔1〕〔2〕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第14页，第42页
〔3〕〔4〕井上清：《日本历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13页
〔5〕《孟子·离娄上》
〔6〕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
〔7〕〔8〕〔9〕〔10 〕〔11〕〔12〕《史记·赵世家》
〔13〕《战国策·赵策二》
〔14〕《左传·襄公九年》
〔15〕《墨子·贵义》
〔16〕《荀子·王制》
〔17〕《史记·周鲁公世家》
〔18〕《论衡·劾力篇》
〔19〕《史记·商君列传》
〔20〕〔21〕〔22〕〔23〕〔24〕《史记·李斯列传》
〔25〕《墨子·尚同上》
〔26〕《孟子·梁惠王上》
〔27〕《荀子·议兵》
〔28〕贾谊：《过秦论》
〔29〕《书·尧典》
〔30〕《前出塞》九首之一
〔31〕《出塞二首》其一
〔32〕《墨子·七患》
〔33〕《世本》卷一
〔34〕《明史·戚继光传》。《明史·兵志》
〔35〕《孙文学说》第四章《知难行易》
〔36〕《盐铁论·力耕》
〔37〕《通典》卷一九八，《边防典》《突厥》中
〔38〕《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与回鹘可汗书》
〔39〕《明史·鞑靼传》
〔40〕《明史·胡惟庸传》
〔41〕《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42〕翦伯赞：《秦汉史》第144—145页
〔43〕《汉书·匈奴传》
〔44〕《汉书·常惠传》
〔45〕翦伯赞：《秦汉史》第163—164页
〔46〕《汉书·地理志序》
〔47〕《汉书·夏侯胜传》
〔48〕利玛窦：《中国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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