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学院三十年：与改革同行 与国家同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学院论文,三十年论文,中国论文,同行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下的金融危机，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诞生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却是中国商学院诞生以来遇到的最大机会。
相信，当来自金融危机的巨浪渐渐平息的时候，沙滩上也许会留下星星点点的中国企业悲壮“遗迹”，中国商学院却能从中国企业与“寒冬”奋争的商业实践中，汲取并形成一些让世界认可的“中国知识”。
这将把已诞生三十年的中国工商管理教育，带向新的阶段。
走过三十年
中国工商管理教育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可当发展经济再次成为国家的重心时，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急迫的现实：企业管理人才的极度缺乏。
当时的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对此感受深刻。从1977年开始，他用了八年的时间，从学大庆入手，来整顿企业。学界认为，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开端，可以将袁宝华的这种努力作为起点。
1984年，在大连培训中心，40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在中国第一批接受MBA教育的年轻人。1990年，有关部门同意在清华、复旦、人大、南开等9所院校试办MBA，次年9所高校开始MBA试点招生。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市场经济发轫。这直接催生了中国工商教育的热潮。1994年，已兼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朱镕基，大声呼吁推动工商管理教育的发展。同年，获准试办MBA的大学扩展到26所。
MBA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97年首开MBA在职培训先河后，MBA乱象丛生。一些教育机构开始利用各种方式，瞄准市场，捕捉商机，各种民办的，联合的MBA教育不断出现在人们面前。《经济日报》当时的一篇文章向这种“花钱买文凭”的现象猛烈开火。
进入第三个十年，经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依然发展蓬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大批民营企业走上中国舞台的最耀眼的位置，它们已由小变大。之前更愿意依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的企业家们发现，仅仅依靠自己，难以驾驭规模日渐庞大的企业。
这给商学院带来两个机遇：企业家对管理教育的渴望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企业家们期望有很多的职业经理人去管理企业。同时，国有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也需要一大批更加专业的管理人才。这奠定了中国商学院在第三个十年走向更加繁荣的基础。
下一个三十年
回顾走过的三十年，可以发现中国工商管理教育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国商业实践紧密相关。
在未来三十年，中国将有更多的企业成为世界企业，而全球化的企业则需要更加全球化的商业服务。作为中国企业服务者的中国商学院，也必须更加全球化，以跟上中国企业的脚步。
目前，中国商学院在国际上已经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最近十年中，一些顶尖商学院不满足于平庸，着力提升教学质量，打造自己的品牌，在获得更多资源后，纷纷订立成为世界级商学院的目标。在近两年国际权威排名中，中国商学院跻身其中，成为耀眼的新力量。
但是，中国商学院在国际上的声音还不是那么强大。源于中国的案例和研究数量不多，中国商学院创造知识与输出知识的能力还不强。
下一个三十年，随着中国企业管理更加成熟和稳定，中国商学院总结中国商业实践，创造中国的管理知识，成为可能和必要。
随着国际知名商学院扎堆在中国设立案例中心，植根于中国本土的商学院更有先天的优势获取研究与写作案例的便利条件。具有东方底蕴和文化气质的管理理论和知识或将受到全球关注。人们期待着，中国商学院未来在全球商学院的系统中拥有话语权。
虽然基础还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今天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新的时间起点。中国商学院与全球商学院一起，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至少，中国商学院已经有了成为世界级商学院的雄心。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朱晓明：做最国际化的中国商学院
上海浦东红枫路699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下称“中欧”），是一个宁静的所在。贝聿铭设计事务所设计的校园，建筑低调内敛，而景致却充满灵动之气。
14年时间，有超过8万名校友从这里毕业，他们中的大多数，参与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当中，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
“中国商学院与中国商业的发展相辅相成，商学院是培育中国商业领袖的土壤，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商学院的成长提供了市场与空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朱晓明博士对记者表示。
满足市场需求
20年前，中国的管理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在朱晓明看来，最近的20年间，商学院才逐步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办学模式。
其一是完全本土化；其二是与知名商学院进行课程合作；其三则是打造独立品牌。这三种模式的商学院，相互补充，形成了中国商学院特殊的格局。
“无论哪一种模式，最重要的是能够满足市场需求。”朱晓明很清楚，今天的中国，需要有一批伟大的企业，来带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以及社会进步，而带领这些企业的企业家，则要像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山姆·沃尔顿一样，精于管理、善于创新、勇于变革。
商学院恰恰能够承担起催生与塑造企业家的责任。朱晓明说，这就要求商学院从教学、研究、服务等方面，全面地提高办学质量。
国际化之路
从取经、学习，到走出自己的道路，中国商学院已经进入到一个更加关键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中国的商学院要国际化，吸取成熟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要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避免简单的模仿。”朱晓明说。
尽管中欧是一所植根于中国的商学院，但从办学的第一天起，它就深深地打上了国际化的烙印。“不出国就能留学。”早年人们这样评价中欧。
以国际化视野规划未来，使得中欧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参与国际排名、用国际标准衡量自己，将会对学校的办学水平、品牌等产生积极的影响，从2001年起，中欧的MBA、EMBA、EDP等项目逐渐进入英国《金融时报》排名，最近5年中，这些项目排名全部跻身亚太前三名。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最新的MBA排名，就能够窥见中欧在国际化之路上的努力和成果。数据显示，中欧的国际教师比例达到65%；国际学生比例达到32%。朱晓明说，中欧从一开始就注意在办学体制、办学模式、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和师资招聘等方面与国际接轨。
以中国为中心
“评价一所商学院是否成功，不只是要评价它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它能否产生思想。”朱晓明说，中欧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为产生革命性思想的重要机构和场所，其路径就是从教学型商学院，转变为教学与科研并行的商学院，加大在研究上的投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智库”。
他强调，中欧的定位是“最国际化的中国商学院”，这意味着，尽管中欧有着国际化的标签，但它又不断将中国本土的商业实践，融合到教学和研究中，“我们鼓励教授到中国企业中去做研究，鼓励他们提供更多的中国案例。”在朱晓明看来，中欧的生命力也正源于此。
而对于中国的商学院而言，朱晓明认为，结合中国管理实践，走出自己的道路也是一个必由之路。当中国商学院在学术研究上产出更多的成果，甚至成为全球经理人学习中国经验、中国案例的智库时，中国商学院将由知识的转移与进口方，成为“创造甚至出口知识”方。
“未来的管理教育，很可能出现以中国为中心的趋势。”朱晓明对中国商学院的未来表示乐观。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杨斌：务实少言 工科文化浸润商学院
“在过去的20多年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伴同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一起成长。”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这样描述清华经管学院的发展史。
“与中国改革开放一脉相承”，站在30年的时间节点回溯清华经管学院发展历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杨斌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特别是由于前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担任首任院长，让清华经管学院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有了更密切的关系。
“不只是挂名”
杨斌认为，梳理新中国商学院教育历史，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人物。从1977年起，痛感于国有企业领导人素质比较低的状况，袁宝华一直在推动企业领导人素质的提高和商业教育的展开。
这几乎可以成为中国商学院教育发展的最为直接的推动力。
清华大学1926年创立的经济系，在1952年国内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被并入其他高校。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1979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工程系建立。
1984年城市改革开始启动，在1983年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一个问题随之更加突出：亟待提高管理水平的企业对管理人才有着更强烈的渴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84年清华经济管理工程系扩建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镕基担任首任院长。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春风吹来满眼春”，但落后的中国企业管理水平让当时的高层领导深感痛心。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朱镕基大声呼吁推动商业教育的发展。1996年，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还表示，管理科学也很要紧。朱镕基对管理科学的推动更是落实在清华经管学院的发展上。“朱镕基教授不只是挂名，”杨斌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他亲自去抓。”
杨斌认为，1991年、1992年前后，清华经管学院的努力方向也开始发生变化，此前是致力于服务计划经济、培养粗线条的经济管理干部的教育方向。
务实少言的工科文化
务实少言的清华大学工科文化，也让清华经管学院稳步成长，并成为其独特核心竞争力之一。
2004年，中国商学院教育走过从小到大后，开始从大到优，并开始自我约束，提高质量，打造自己的品牌，使中国的商学院教育提高到新的水平。
这时中国商学院也开始分层，一部分向国际化加速前进，另一部分也致力于“区域化”。“不同层次的商学院有不同的任务，地区性的商学院应致力于培养地区人才。”杨斌对本报记者说。
在清华经管学院，国际化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需。清华经管学院目前是中国内地唯一获得AACSB和EQUIS两大全球管理教育顶级认证的商学院。杨斌认为，在过去30年中，中国商学院更多是从商业实践中吸取营养，而不是引导者。他说，中国商学院应对中国商业实践保持足够的尊重。
“别急着总结中国商业历史。”杨斌说，这一急剧变革的过程还在进行，而在这一急剧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案例，也往往因各种特殊原因，具有不可复制性或者局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武常岐：与中国的全球企业一起成长为全球商学院
武常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最早的MBA之一。
1986年他毕业回到中国时，很多人都以为他读的是一个与工商局有关的专业，而今天，MBA或者EMBA课程已经被企业家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教育经历。
更关键的是，“管理教育不但教学生知识，还引发了企业家学习的热潮”。后者显然更有意义。
市场化与全球化驱动力
1978年恢复高考后，武常岐进入山东大学。当时，国家在几届学生中选拔出国预备生，大部分是去学技术，只有少部分是学管理，武常岐就是其中之一。“在广州培训时，住在我对门的是梁能”，1986年武常岐毕业，比他晚一年的陈国青，现在是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也成为了MBA。这些留学生成为国家最早的MBA。
在武常岐毕业的前一年，北京大学成立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改革开放的前10年，国家改革还主要集中在体制改革，“北大经济管理系的经济管理考虑的也主要是国家经济管理。”
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北京大学的现代商业教育也由此开始。“北大思想一直比较自由解放”，在这种大环境中，1994年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与光华教育基金会签订合作办学协议。
“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是否开放办学的标志。”
他认为，商业院发展有两个驱动力：市场化、全球化。1997年北大所有老师都到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经受半年培训，“实际上就是知识转移。”而现在，当初只接受知识转移的老师们已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
北大光华曾经历时两年讨论自己的使命，并最终确定了“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第一条就是创造知识，这是光华区别于其他学校的定位，我们要提出自己的理论来”，“前期我们主要是照搬国外理论，虽然很多理论具有普适性，但各国企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要有规范的管理学研究，然后才能教学”。
1999年，北京大学试办EMBA，三年后将有关材料上报国家教育部，并获得批准，带动EMBA的大繁荣。
成长为全球商学院
30年成长，中国商学院日渐成熟。在过去几年中，一批原本在国内很流行的国外商学院开始退出中国市场，其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本土商学院的快速崛起。同时，中国企业对MBA、EMBA等教育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肯定。
一位民营企业家曾对武常岐说，其创业时招聘了不少名校MBA，但最后都予以解聘，不是说他们不重要，而是MBA的培养模式分工很细，实际上是为大公司准备的，而创业企业需要能良好驾驭人际关系、敢想敢干的人，MBA当然用着不会顺手。可随着民营企业规模的增大和国有企业治理规范的完善，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开始成熟，MBA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
而学生质量的高低，实际上与商学院内部的系统息息相关。武常岐认为，中国商学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学院本身规范并没有很明确，有MBA指导委员会，但作用主要是协调”，“国内师资市场还没有形成，在北美，教授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同时，中国商学院的品牌也在被混乱的市场滥用。在一个会议上，武常岐换回一张名片，上面的名衔正是自己在北大所担任的职务，而手持名片的人，武常岐并不认识。
他坦言，北大光华“不敢”在一些网站上做广告，上面有各种各样打着北大光华旗号做培训的机构，“这也是市场不成熟的表现”。
此外，国内对学生的评价系统也有待完善。“国外MBA很少写毕业论文，主要是修够学分，做案例研究等等，而国内还被当成硕士必须写论文、答辩。”
不过，武常岐对中国商学院的未来充满信心。现在，一批当初的小企业已经成长为全球有影响力的企业，服务于商业的商学院，也要与有志于成为全球企业的中国企业一起成长为全球性的商学院。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知行合—应对复杂环境
1974年夏天，苏北大地里下河平原的田野上，一个年轻人注视着一片金色的麦田，有些出神。
这个年轻的生产队长就是日后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30年后，他的学生就像田野里的麦子一样疯长。
1981年3月1日，已经进入南大工作的赵曙明被选中赴美进修，并且获得了加州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的奖学金，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
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的院长也许是第一个发现赵曙明在管理学科方面天赋的人，他劝赵曙明读管理，那是1981年，计划经济尚主导着中国的社会生活，赵曙明婉言谢绝了院长的建议，“学了管理也不一定会当上管理者。”
求学往事
时光荏苒，1983年，赵曙明从美国回到南京，不久之后，在中华大地上启动的城市改革开始令这个华东的经济重镇计划经济的寒冰逐渐消融，特别是苏南乡镇企业的萌动带来的对于企业管理的需求让赵曙明开始意识到管理的重要性，“我要去学管理！”这种信念像一把大锤击打着他的心房，许多年以后，赵曙明将这种冲动归结于使命感：“我们那个时代，有很多选择，但不论做什么，使命感很重要，有使命感才能使自己活得更充实一些、愉快一些。”
1987年，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助理的赵曙明作出了一生中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抉择，再度赴美国留学，师从现代管理学宗师德鲁克教授和舒斯特教授，专攻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赵曙明并没有想这么多，他的理由很简单：“这个专业对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人是可以塑造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怎样引导、塑造人。”
在美国师从德鲁克的经历让赵曙明在管理思想和学者道德方面受益颇深，“他讲管理不在于‘知’，而在于‘行’。”直到今天，德鲁克这些类似的基础信念还在影响着赵曙明，2005年，德鲁克先生辞世，赵曙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生命的密度要比生命的长度更值得追求。”
知行合一
这段求学往事使日后赵曙明在作决策时，更关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策略。
“我们在教师引进、教材建设，包括学科发展、科研选题、人才培养、社会活动方面一直强调国际化和开放型的理念。”南京大学商学院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密苏里大学的管理学院合作办学，每年派5～6名教师到哈佛商学院、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等去学习案例教学法。
“国内一流的商学院大多数将国际化作为当前的努力目标，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处理好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我们也需要培养熟悉、了解国情，并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环境中的有效的管理者。”
在赵曙明看来，商学院教育实际上只是从理论上和理念上教授工商管理的理念和管理技能。而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则正印证了德鲁克的话——管理不在于“知”，而在于“行”。“不论是企业家还是职业经理人，都需要具备知识、见识和胆识。任何管理者如果没有知识，是无法管理企业、驾驭市场的。而有了知识还不够，他们必须把学来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见解；这还不够，他们如何把它运用到实际中去，要大胆地实践。”
赵曙明认为，对于企业家来说，由于动态复杂环境的变化，过去成功的经验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未来也能够同样成功。如何对经验不断进行反思，将经验上升为知识和见识非常重要，而商学院正是这样一个“知行合一”的平台，“怎样把知识变成实际运用的能力，运用到实际操作过程，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在商学院，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企业成功、失败的经验，原因又在哪里。这是一个人一生完全靠自身无法体验到的。”
（以上文字分别由边长勇、田野、李炯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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