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并购的经济学分析

跨国并购的经济学分析

陆芳[1]2006年在《跨国公司与欧盟经济一体化》文中提出二战结束以来,一体化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现象。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和扩张也是二战后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纵观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正是这两种层次一体化的统一。从宏观层次上来看,某一地区内的各国政府是一体化的主导力量,政府通过相互之间的政策协调,甚至建立超国家的协调机构,人为地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各种阻碍贸易、资本、人员流动等活动的因素,以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经济联系,推动该地区达到经济一体化的状态;从微观层次上来看,跨国公司通过自身在某一国际区域内的跨越国界的投资、生产、贸易等各种行为,大大加深该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从而促使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由此可见,跨国公司也是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但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对跨国公司影响经济一体化现象的研究还比较分散,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并以欧盟为研究背景,通过对跨国公司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上的行为分析,阐明其市场行为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作用。本文把跨国公司对欧盟经济一体化影响的研究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研究在政治层面上,跨国公司或跨国公司集团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组织如何对欧盟决策机构展开游说而对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直接产生影响;另一个是研究在经济层面上,跨国公司通过自身的直接投资、内部贸易、跨国并购等一系列经济行为如何强化欧盟各国的经济联系,消除各国之间的经济障碍。在当代西方社会,利益集团是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政治力量。本文首先概况了欧盟跨国公司利益集团所拥有的独特性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欧盟特殊的多层决策机制和欧盟跨国公司利益集团影响欧盟决策的博弈模型。最后通过对欧盟跨国公司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的具体案例,充分说明了欧洲跨国公司利益集团对欧盟一体化的直接参与和推动。二战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本文通过对美国战后对欧盟直接投资以及欧盟各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等特点进行分析,指出两者均是欧洲各国的国际分工由垂直分工发展到水平分工的重要因素。此外,本文用福特公司在欧洲的生产组织案例,证明跨国公司将价值链安排在欧盟内各国直接推动了欧盟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最后,欧盟跨国公司在欧盟区域内的相互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还促使欧盟各国税收政策的协调和投资政策的调整。二战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产业内贸易也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展开。本文在深入分析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这两种贸易形式的本质和特性等后,指出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理论和统计联系。由于欧盟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数据难以获得,因此本文用欧盟产业内贸易的数据来分析其对欧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欧盟产业内贸易的数据和欧盟贸易一体化指标数据显示,战后欧盟地区产业内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区域内部贸易份额和贸易密度指数也不断上升。此外,欧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还推动了欧盟层面贸易政策向战略性贸易政策转变。20世纪80年代后,欧盟内部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而且大部分是采取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的。本文首先分析了80年代以来欧盟跨国并购的现状和特点。在此基础上,接着分析了跨国并购对欧盟竞争政策带来的变化和挑战。此外,通过对欧盟银行业的跨国并购进行分析,发现跨国并购提高了市场集中度。通过对沃达丰与曼内斯曼合并案例的分析,证明欧盟跨国并购促进规模经济的实现。成功的跨国并购还带来了企业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进一步促进了欧盟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跨国公司的技术标准战略是其技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对技术标准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技术标准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这一性质的确定,说明技术标准对欧盟和跨国公司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欧洲移动通信GSM标准确立过程的案例分析,表明欧盟跨国公司技术战略联盟在标准建立上的重要作用。由于技术标准具有公共属性,使其成为欧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欧盟跨国公司通过建立技术标准联盟,为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做出了贡献。综上所述,跨国公司通过政治层面直接影响欧盟一体化的进程,通过经济层面,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公司内部贸易、跨国并购、技术标准战略的实施等多种行为,对欧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影响,客观上推动了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开展。

楼朝明[2]2008年在《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研究基于利益群体的分析视角,以中美企业之间在进行跨国并购过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为例,着重关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国内外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使跨国并购这一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进而影响政府部门对外资并购政策的制定过程。论文第一章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提出以及文献综述;第二章就经济安全因素对美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以及中资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这为以后讨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提供了事实背景。第叁章主要分析中美两国内部影响跨国并购政策的利益群体,为第四章的进一步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第四章关注的是利益群体因素对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政策的作用过程,并研究了利益群体卷入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过程的福利影响。第五章采用Logit模型对影响跨国并购事件上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第六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在跨国并购过程中,利益群体可以发挥边际影响,在特定条件下利用“国家经济安全”的旗帜来最大化自身利益。第一章首先提出了在现实世界的跨国并购过程中所出现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并对“跨国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的文献进行了综述。研究“跨国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的理论大体可以分为新古典学派与新重商学派这样两派观点。新古典学派强调跨国并购是市场行为,基本不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影响。而新重商学派特别强调跨国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认为应该对跨国并购行为进行严格地限制。这两派学者对现实世界里并购过程中遇到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没有深入地剖析,因此本文提出用“公共选择”理论为上述现象进行补充解释。第二章分析经济安全因素对美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以及中资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的影响。近年来全球跨国企业并购活动以波澜壮阔之势发展。2000年以来美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的案例主要有爱默生收购安圣电气、美国IDT并购新涛科技、新桥基金控股深发展、柯达收购乐凯股权、AB集团收购哈啤、凯雷投资收购徐工机械、花旗牵头财团收购广发行股权等。总的发展趋势是美资企业在中国服务业领域的并购活动越来越多,跨国并购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中国国内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成为美资企业并购的重点对象。其中美国柯达收购乐凯股权、新桥基金控股深发展和凯雷投资收购徐工机械案引起中国内部关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担忧。与此相对,2000年以来中资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的案例有万向集团收购美国UAI公司、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阿里巴巴并购雅虎中国、海尔美国公司竞购美泰克公司、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华为公司参与并购3COM公司等。获取技术、品牌和战略资源是中国企业对美并购的重要动因,并购规模正在逐渐扩大,并购领域有多元化的趋势。而联想收购IBM PC部门、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公司及华为公司参与并购3COM公司案引发了美国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关注。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总体上美资企业对中资企业并购处于主动态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较深,说明了美国企业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中美企业之间的跨国并购过程大多数是市场行为,证明新古典学派理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有些并购案例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有关联,说明新重商学派对经济安全的担忧也是有道理的。作为“公共选择”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群体的经济理论进一步表明了个人行为是受利益群体影响的。所以第叁章讨论了影响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政策过程的利益群体。美国的多数跨国公司以及少数中国大型企业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居于优势地位,成为放松跨国并购政策的积极鼓吹者。由于中国国有企业分权制的实行,大量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跨国并购的接受者,而一些急于出售的美国企业也站在欢迎跨国并购的行列,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许多中国民营企业和美国传统产业在世界生产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受到跨国并购带来的威胁,成为限制跨国并购政策的拥护者。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的都是新古典学派,强调世界经济的自由开放,对跨国并购基本持赞同态度。限制跨国并购的声音在美国是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发出的,在中国则主要来自新重商学派的经济学家,强调跨国并购对本国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9·11事件后,经济民族主义在美国媒体的渲染下有了更广的群众基础,从而影响到美国民众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因特网的普及,中国国内媒体的言论自由度逐渐扩大,经济民族主义潮流在中国媒体和民众中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美国国会议员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当选概率,成为传递利益群体声音的重要渠道;而中国地方政府出于税收最大化的考虑,支持跨国公司对本地企业的并购。这意味着利益群体对于跨国并购政策的制订可能发挥边际性的影响。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小规模利益群体可能在游说行动过程中更加有效。第四章研究的是利益群体因素对中美企业跨国并购政策的影响。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外国公司欲并购的美国公司如果涉及到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该项并购将受到特殊的审查,执行审查任务的机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美国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全面的经济安全战略,而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更使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对并购案的审查过程中必须考虑民众的意见。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而2003年中国新领导人的亲民态度使得中国商务部在审批跨国并购案时更加重视来自民间的声音。当国内生产者利益群体的游说活动与上述因素结合后,跨国并购过程可能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2003年美国柯达公司试图对中国乐凯胶片公司进行并购,导致中国学术界对于此案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了大讨论,最后柯达公司只获得20%的股份。2004年12月中国联想公司宣布收购IBM PC部门,由于美国国会议员提出“并购交易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这一交易展开了深入的安全问题调查。2005年中海油公司试图收购优尼科公司的事件经由媒体高度曝光后,引发美国公众的强烈对立情绪和国会的普遍担心。美国国会批准了能源法案的修正案,使美国政府对中海油并购的审查时间延迟了近2个月,最后导致中海油被迫退出竞购过程。同年,当美国凯雷投资公司试图收购中国徐工机械之时,以“叁一重工”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利用因特网的“博客”工具等媒体,提出该并购案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从而影响到中国政府对美国凯雷公司跨国并购方案的审批,并加快通过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本章还研究了利益群体以“国家经济安全”为旗帜来影响外资并购政策对整个社会的福利影响。如果利益群体参与政策制订过程的再分配效应和产出效应同时存在,那么群体数目与福利损失的关系呈抛物线型(∩)分布。因此,影响跨国并购政策制定过程的利益群体数量增加,可能使得作为博弈结果的并购政策带来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为了就经济安全因素和利益群体因素对跨国并购政策的影响进行计量经济学的论证,第五章以企业跨国并购是否上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为因变量,以跨国并购金额大小和股权比例多少、母国与东道国双边关系好坏程度、并购涉及产业在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是否有利益群体卷入等为自变量,采用Logit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分析,以确定哪些因素会使跨国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计量分析表明,利益集团的卷入会使跨国并购被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政治高度的可能性增大;跨国并购涉及的产业敏感度越高,越有可能出现“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本文的结论(第六章)是:对于中美这两个世界经济大国而言,经济安全因素与利益群体因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跨国并购的市场行为过程被政治化。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对外跨国并购时必须注意“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对外资并购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设置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具体的政策应该依据利益群体之间的竞争均衡来决定。中美两国之间可以通过加强对话机制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以争取跨国并购给母国和东道国带来双赢的结果。

吴云峰[3]2008年在《跨国并购反垄断法规制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研究跨国并购反垄断法规制问题,指出了跨国并购在主权国家疆界内反垄断法规制碰到的困难以及引起的管辖冲突问题,阐述了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和在国际层面的弹性执行等特点,分析了在目前情况下类似于WTO那样的机构来统一管理跨国并购的不可行性以及区域合作的难度,最后提出了在这样的现实情况面前,如何发扬我国反垄断法的效力,而又如何规避外国相关法律制度,尽可能使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更加顺利的建议。本文第一章是对跨国并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首先界定了企业、公司与事业,并购、兼并、合并与集中,跨国并购等几组本文出现频率较高而且比较关键的术语,接着分析了跨国并购对世界经济积极与消极的两方面影响,最后提出跨国并购对主权国家反垄断法规制带来的困难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反垄断法律管辖的冲突问题。第二章是对跨国并购反垄断法规制具体规则的分析。首先是反垄断法能够诞生的理论基础包括经济学上竞争理论以及经济民主主义思想,然后介绍了美国、欧盟等各国和地区反垄断法规制企业并购方面的具体规则,最后分析了反垄断法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阐述了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引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不确定性的难题,而国际因素的介入更加使得不确定性因素加大。第叁章经过从多边合作、区域合作、双边合作等叁个方面的分析,认为在民族国家没有消亡、国家利益仍然被绝对维护、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千差万别的情况下,跨国并购反垄断法规制国际协调的难度很大,短时期内不可能达到那种对跨国并购真正国际统一规制和协调的程度,而双边合作是最终无奈的选择。第四章通过对我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现状的考察和评析,提出了我国反垄断法规制跨国并购的思考: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莫轻言国民待遇原则;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多部门配合,通盘考虑。也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遭遇反垄断法提出了几条对策和建议:取得政府的支持;熟悉与掌握并购目标国的相应法律规定;选择好并购对象和并购时机;积极营造有利的并购氛围。

崔明超[4]2002年在《跨国并购的经济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跨国并购的迅猛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中最显着的现象之一。从宏观角度看,跨国并购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但是从微观角度看,跨国并购则纯粹是企业跨越国界的并购行为,是符合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创造价值的行为。与波特等人的价值链思想不同,本文认为跨国并购的动因、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融资与支付方式的选择构成了跨国并购“价值链”的基本环节。 跨国并购的动因是“价值链”中的首要环节,本文在邓宁的折衷范式基础之上,结合企业并购理论、直接投资理论,尝试性地提出了跨国并购四优势论并以此作为分析跨国并购动因的理论框架。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是跨国并购过程中创造价值的另一重要环节,本文认为基于持续经营的假设,自由现金流量评估法更加适用于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并且针对跨国并购中特有的国家风险与汇率风险,修正了两种自由现金流量评估法,增强了模型评估的准确性。融资与支付方式是决定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又一重要环节,本文认为应通过融资与支付方式的筹划,使得企业资本结构最优化,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最后,本文运用跨国并购价值链的一般性理论,提出跨国并购中我国企业分别作为目标企业和并购企业时所应采用的对策。

包梅[5]2009年在《论欧盟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律规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发展瞬息万变的当今社会,与世界接轨,顺应时代潮流是各国发展本国经济的首选。而支持本国企业走出国门抢占海外市场,以及引入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正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当前的主流经济趋势。因此,跨国并购必然成为实现这一经济趋势的主要手段之一。众所周知,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并购就已取代绿地投资,成为国际投资领域里的热门话题。但由于在并购过程中,各国、各企业立场的不同,常常使得合理的并购不能正常进行,或是并购后出现适得其反的负面效果,即导致垄断的出现。因此,如何正确的规制并购防止垄断就成为各学界普遍关心的共同问题。本文以欧盟跨国并购的反垄断法律规制为研究对象,并适当与美国进行比较,最后通过实例论证其特点及合理性,希望能为我国继续完善反垄断法提供资料。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引言部分,提出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对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为跨国并购的概述,笔者将通过综合概括的方法对跨国并购的概念、类型以及跨国并购与反垄断的关系进行叙述分析,从而强调对跨国并购进行反垄断规制的必要性。同时,结合相关的经济学原理,简单介绍目前国际上规制反垄断的主要模式。第叁章欧盟跨国并购的实体审查标准部分,笔者将从欧盟跨国并购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入手,论证其从“滥用市场支配性”标准到“严重妨碍有效竞争”标准的发展过程顺应了欧盟的具体经济发展状况,并得出在反垄断问题上欧盟为经济一体化服务的立法价值取向特征。并对欧盟跨国并购相关市场的界定、市场集中度的界定以及效率抗辩进行概括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与美国的对比来强调其合理性。第四章欧盟跨国并购的审查程序部分,笔者对欧盟现行审查程序进行了介绍,从而突出欧盟围绕其立法价值取向,并结合本身超国家集团性质的实际情况而得出效率优先原则。并对其闪光点“一站式”审查制度进行点评,得出其合理性。第五章欧盟跨国并购法律规制的域外适用部分,笔者从欧盟竞争法域外适用的叁个原则出发,结合跨国并购的具体案例,分析欧盟的域外适用情况。第六章为欧盟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律规制对我国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制建设的启示,笔者介绍了目前我国跨国并购立法的现状,以及欧盟跨国并购法律规制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柯戈锋[6]2009年在《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经营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国际化大型银行的发展历程中,跨国并购已成为其实现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方式之一。随着2006年12月11日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我国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面对世界范围内各大商业银行的竞争,我国银行尤其是国有控股大型银行在完成股改上市以后,在资本金充裕的情况下,应从“引进来”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转变,积极走出去。在进行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国际化并购拓展经营区域和业务范围,提高银行绩效,从而在国际金融竞争中为国家争取更多的金融资源,增强国家金融实力,是一个现实意义极强的经济命题。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论,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必要性,主要研究内容及思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经营绩效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回顾与评述,在评述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方法和主要观点。第二部分介绍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绩效理论及经济学机理,在并购理论阐述部分分别以完全竞争为条件和以不完全竞争为条件分析了比较优势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在并购的经济学机理部分分别论述了成本效率,利润效率以及协同效率。第叁部分详细构建了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经营绩效评价体系及其评价方法,引入专家意见法和AHP层次分析法作为绩效评价的基本工具,设计了绩效评价的评分标准,根据商业银行的性质确定了盈利性,成长性,安全性叁个一级指标和11个二级指标,计算了各项指标的权重。第四部分,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跨国并购为例,以中国内地全部14家上市银行为参照,分析两家银行在并购行为前后的经营绩效变化情况。得出实证结论。第五部分,从案例分析的实证结果出发,对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跨国并购的路径选择提出建议。本文的核心观点为商业银行进行跨国并购后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协同效应通过影响银行经营绩效的不同方面,致使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增强,改善了银行的经营绩效。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对其经营绩效影响的经济学机理、制定了衡量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指标以及评分标准。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商业银行跨国并购总体上改善了经营绩效,表现为在保证安全性基础上,成长能力方面的净利润增长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盈利能力方面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和总资产收益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比较不断提高。因此应在合理选择我国银行业跨国并购的区域及目标国,科学选择我国银行跨国并购的规模和市场竞争战略的基础上鼓励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跨国并购提高经营绩效。

胡峰[7]2003年在《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开始,第五次并购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这次并购浪潮是以跨国并购为主要特征的。在此其间可以区分出两次大的并购高潮:一次是在1988—1990年,另一次是1995—2001年。第五次全球并购浪潮在2000年达到高峰,创下全球并购交易总额3.4万亿美元的历史纪录。从发展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初新设投资仍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形式,1993年时并购投资在世界总投资中所占百分比为36.51%,但是这一数据发展到2001年时,已经高达80.79%。目前并购投资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最为主流的方式。 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政府就已注意到了世界上风起云涌的跨国并购热潮,并逐步调整吸引外资的策略,把跨国并购作为一项重要课题来进行研究。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相关政策法规出台的步伐明显加快。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问世,为外资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扫清了制度障碍。在外资并购可以进入的产业领域上,基本实现了全方位开放,就连汽车、金融、服务等等这些以往甚为“敏感”的领域也已开始解禁;在外资并购的对象上,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都已相继放开,2003年4月12日开始实施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更是将允许外资并购的企业扩展到了几乎全部所有制形式;曾令许多外商担忧的外资并购审批程序,也已有了较明确的说法。 本文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全文由八章组成。 第一章为导论。首先对跨国并购以及外资、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接着对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并特别指出: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最为主要的方式。然后结合我国的政策变动的背景,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在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本文研究具有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价值。本文的研究有很多创新之处,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仍然有很多重要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本章的最后,对那些由于笔者受时间与精力的限制而没有深入或涉及的问题一一提出。 第二章对跨国并购与新设投资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跨国并购与新设投资这两种进入方式之间不是现实的替代,但它们仍常常互为替代,从而足以证明比较它们对发展的影响是有理由的。在笔者所构建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论证了叁个重要问题:(1)论证了跨国并购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国内资产所具有的战略性价值即跨国公司将自己的优势资产和东道国国内资产相结合时,会产生一种互补效应,从而迅速增强跨国并购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2)论证了跨国并购发生的条件以及在不同条件下并购的价格;论证了各种可能性下均衡的所有权结构以及并购双方、新设投资者的收益的分配等;(3)用跨国并购带来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净利润的变化去分析完善而理性的证券市场上的股价变化并恰当地解释了跨国并购对证券市场的实际影响:即为什么跨国并购会提高目标企业的股票价格,而对并购企业的股价影响是不确定的。 第叁章探讨了最近投资日趋自由化的趋势以及在入世背景下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重构。目前,国际投资法的单边、双边、区域层面上的自由化趋势日趋明显,但国际投资法在国际层面却发展不快,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效果却不明显,国际投资争议方面的多边规则不仅是数量稀缺,而且缺少强有力的执行保障机制。我国加入WTO以后,由于受到《入世协议书》的制约,因此,有关企业并购(其中尤其是外资在华并购)的法律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四章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历程、模式以及行业选择进行了探讨。20世纪90年代初,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的模式开始出现。跨国公司进入我国进行并购投资的模式很多,依据被跨国公司并购的企业是否上市,可以将跨国公司在华的并购模式分为两大类。在对跨国公司在华通过股票市场与不通过股票市场的具体并购模式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的基础上,然后对将来跨国公司可能会采取的并购模式进行展望。电信、传媒、科技业一度成为第五次并购高潮的热点,自2000年以来,金融、商业等行业取而代之,成为全球并购市场的热点行业。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热点行业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进入行业具有某种独特性。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问题研究 第五章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的剖析。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我国市场结构、就业、资本形成、出口竟争力、国际收支等五个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第六章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微观经济效应进行的剖振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我国本土品牌、技术、资产价格形成以及公司治理等多个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第七章探讨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影响因素以及目前存在的进入壁奎决定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因素十分多,绝对不能以简单绝对的思维模式来看待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影响因素。对待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需要用系统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案例有个全面的了解。从目前情况来看,市场上并未随着我国政策的放松

程新章, 胡峰[8]2003年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文中提出分析了跨国公司进入国外市场的决策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证明,最优的进入方式决策非线性地受到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影响,当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弱时,新设投资是最优方式,然而当竞争激烈时,将选择跨国并购。

孙睿[9]2006年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及效应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张,企业并购已经跨越国界,进而引发全球性的跨国并购浪潮,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共出现过五次大的企业并购浪潮。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掀起的第五次并购浪潮中,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并购已成为主角,世界跨国并购的总额和单项并购规模不断攀升。各大跨国公司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国际化战略。 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一批企业出于外部竞争的压力以及内部自身发展的要求,也开始实施跨国经营战略,对外跨国并购已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对外投资能力的增强,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案例不断增加,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使得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现象成为中国经济界的热门话题。 跨国并购现象是企业并购现象和跨国投资现象的结合。就企业并购和跨国投资作为研究对象而言,都有较为系统的理论,以往关于跨国并购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并购,与我国企业相关的研究则多为外资对我国企业的并购,对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领域内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探讨的并不多,这与世界跨国并购发达国家企业唱主角,中国企业以前介入程度较低有关。本文将以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为研究对象,以跨国并购的动因与效应理论为基础,分析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动因及效应,并结合中国企业的发展现状和现实的国内外环境,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可行性进行探讨,最后给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郑学敏[10]2008年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探讨》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各国经济不断相互渗透,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海外并购活动更是日趋活跃,成为国际投资的主体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推动力量。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逐步融合,中国企业在积极应对外资收购国内相关企业的同时,也开始走出国门,实施积极的跨国并购战略。据UNCTAD和我国商务部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1996年,我国跨国并购额年均仅有2.61亿美元,而从1997年开始,并购额逐渐增加,2004年为47.71亿美元,到2006年则高达82.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包括金融类、非金融类)的近四成。2004年,中国首次超过韩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并购市场,若以交易数目来计算,中国在亚洲市场中则是排名第一。目前,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所讲跨国并购均是指中国企业对外国企业的并购。)然而,企业并购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行为,并购交易的对象是集技术、人才、设备及市场为一体的动态资产,同时跨国并购面临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诸多外部环境的变化,因此,可观的预期效益下潜伏着巨大的风险。我国的跨国经营起步较晚,跨国经验和投资规模远不如欧美等发达国家,并购风险尤为突出。一些着名国际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60%—70%的合并案例是失败的。因此,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进行分析,借鉴国外并购市场的风险防范措施,建立适合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所需要的风险防范机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研究已经展开,一批有影响的理论成果相继面世,这无疑为本论文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统而观之,我认为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这样一些不足: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分析以定性为主,定量分析较少;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要风险分析不突出,对风险的防范泛泛而谈,针对性不强,可操作性较差。有鉴于此,本文运用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统一、理论阐释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经济学方法,以处于海外并购初期阶段的中国企业为立足点,以其海外并购的风险为对象,从以下六部分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首先解释了跨国并购的基本内涵,然后简要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引申出本文的写作意义,详述了国内外跨国并购风险的研究现状,最后说明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第二部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动因及效应。本部分在介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可行性及其所产生的效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2000年以前的起步阶段和2001年以后的初步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是宏观动因,包括边际产业扩张的需要,与我国的投资发展周期有关,国家政策的支持等;二是微观动因,如延伸价值链获取更多附加值,寻求技术、品牌、战略性资产等。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具有时差效应、成本效应、窗口效应及促成了企业体制改革的效应。第叁部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定性分析。本部分在介绍跨国并购风险概念、特征和基本分类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所遇到的主要风险进行了定性分析。由于企业自身的经营实力以及所在国的政策不同,进行跨国并购时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也有所不同。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进行跨国并购时需要注意的主要风险有: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目标企业定价风险、融资风险和并购整合风险。第四部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定量度量。对于一个企业是否要进行跨国并购,并购的风险有多高,本部分通过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此做出了定量度量。这样可以将模糊的风险概念清晰化,使企业对于跨国并购中的风险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性认识,在制定风险防范措施的时候更加具体和有条理。第五部分:外国企业跨国并购对我国的启示。本部分在对国外企业跨国并购的历史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从并购行业、并购方式、并购范围、并购动机等方面阐述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跨国并购上的主要特点,并由此得到相应的启示,这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防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六部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防范。本部分针对第叁章分析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从多角度出发,探讨了防范各个风险的具体方法。如建立政治风险的超前预警机制、开展有针对性的政府商业外交,以降低政治风险;详细研究国内外关于跨国并购的法律政策、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防范法律风险;科学选择目标企业、合理评估目标企业的价值,以降低目标企业定价风险;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控制汇率和利率风险、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风险;实行文化、管理、经营的一体化整合,降低整合风险等。

参考文献:

[1]. 跨国公司与欧盟经济一体化[D]. 陆芳.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2]. 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D]. 楼朝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8

[3]. 跨国并购反垄断法规制问题研究[D]. 吴云峰.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4]. 跨国并购的经济学分析[D]. 崔明超. 安徽大学. 2002

[5]. 论欧盟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律规制[D]. 包梅. 西北大学. 2009

[6]. 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经营绩效评价研究[D]. 柯戈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09

[7].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问题研究[D]. 胡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8].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经济学分析框架[J]. 程新章, 胡峰.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9].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及效应分析[D]. 孙睿. 武汉理工大学. 2006

[10].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探讨[D]. 郑学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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