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特征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已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推进，但向高收入国家演进之路不会平坦。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有诸多看法，本文将从拓展的增长核算框架入手探讨该问题。我们认为结构变革推动了中国工业化时期的高增长，同时也构筑了城市化时期增长减速的通道，人口结构转型、增长方程要素弹性参数逆转、投资增长率从高速向中低速转变等因素可能是增长减速的主因，如何实现增长方式由资本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型，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沿着上述认识逻辑，我们对标准增长核算方程进行了拓展，并特别标示出可直接索引的34项经济指标。这34项经济指标可以归拢到标准增长核算方程的资本、劳动、技术进步、要素弹性等四个变量中。首先，我们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六个结构性特征进行了观察，即：人口结构转型，生产率的产业再分布，收入分配调整，城市化率提高，资本效率递减，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空间狭窄。基于上述六个结构性特征及中国向发达经济阶段演进的假设，我们对“结构收敛一致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四个层面：产出的资本弹性和劳动弹性向经济发达阶段收敛；投资率向经济发达阶段收敛；产业结构向经济发达阶段收敛；经济增长的政府干预向市场主导转变。“结构收敛一致性”蕴含了经济过快减速的宏观风险：收入格局再调整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经济杠杆率持续拉升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产业结构服务化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我们认为，资本效率提高是政策着力点。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拓展的增长核算分解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前景分析；第三部分是中国经济结构性特征分析；第四部分是对结构收敛一致性机制、不确定性与风险的讨论；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增长核算分解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前景
分析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有多种方法，我们遵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传统，从生产函数入手。
(一)理论与方法
1.基准方法
为突出结构分析特征，我们把增长因素归纳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基于统计年鉴数据的实际GDP变化的结构性影响因素，核心是人口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转型对长期增长带来的冲击效应；第二个层面是立足于标准生产函数核算框架的三因素分析，针对K、L及技术进步因素之于潜在增长的影响。就未来增长潜力的评估而言，这两个层面又通过人口转型、产业结构变化以及城市化这样的阶段性因素联系起来。
上式意味着：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率+总人口增长率
2.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产业加权合成方法
我们更新袁富华(2012)的计算方法，在产业增加值份额和产业就业份额都可变的情境下，考察如何由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变化加权合成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目的旨在说明经济结构朝服务业演进过程中，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产业结构变化影响。令：从t到t+1期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
把统计年鉴数据应用于上述公式存在的一个困难是，如何让三次产业增加值折实数据加总之和正好等于全社会GDP。可行的方法是运用2008-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统计表，该表提供了按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05年不变价核算的全社会GDP及三次产业实际增加值序列。如果希望延长这个表格所提供的全社会GDP数据序列，我们给出的一个简便方法是：用上一年各次产业增加值占GDP份额乘以当年各次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得到当年全社会GDP增长率，以此估算相应不变价GDP。
3.时间期限
对于生产函数三因素分解中使用到的资本投入，我们更新了本课题组前期研究的资本存量序列，基期设定为1978年。分析上，我们集中于三个时期：1985-2007年，这个历史时期见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2008-2012年，这个历史时期里中国经历了增长的减速；2013-2018年，我们将对中国未来增长机制给出系统解释。
(二)劳动力供给“倒U型”曲线
本部分基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考察人口结构转型有关变量的长期趋势，主要是未来10—20年劳动力供给状况的说明。劳动力供给变化在长期中与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二者的变化直接相关。定义：
i.劳动力供给(或劳动投入L)=年鉴中全社会年末从业人员数量；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提供了2012年以前全社会年末从业人员、劳动年龄人口数据序列。其中，1990年以前的从业人员数据根据王小鲁、樊纲(2000)的估算进行调整；2012年之后全社会劳动力供给趋势，通常用年龄移算法进行估计。所谓劳动力人口年龄移算，是指按照年龄分组的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年龄转组，将引起劳动力人口数的变动，据此可以推测未来劳动力人口变化。《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人口统计按照4岁年龄组距，将人口分为“0—4岁”、…“65岁以上”等14组。本文采取滞后15年的年龄移算方法，劳动年龄人口估算遵从通常的“15—19岁”、…“60—64岁”分组方法：分别以1998-2011年的年龄分组人口推算2013-2026年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供给数量为劳动年龄人口乘以劳动参与率。
估算未来15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具体步骤是：第一步，运用人口变化抽样调查中所提供的4岁年龄组距人口占抽样人口比例，与当年全国总人口相乘，得到各组人口毛估计数；第二步，运用各组人口毛估计数和各年龄组人口死亡率，得到各年龄组人口净估计数；第三步，进行各年龄组人口净估计数移算，得到未来各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估计数及其增长率。
估算未来15年劳动参与率的具体步骤是：第一步，劳动参与率的下限估计。基于上述劳动参与率的定义，我国1993-2012年间的劳动参与率，呈现明显的线性下降趋势，因此，我们运用这20年的劳动参与率的时间回归趋势，线性外推未来年份的劳动参与率：
1993年劳动参与率为84.8%，2012年为76.4%。线性外推2020年为72%，2026年为69%。第二步，设置劳动参与率的上限。以2011年劳动参与率(约等于2010-2012年平均数)76.2%作为未来各年劳动参与率的上限。第三步，由劳动参与率下限和上限的平均值，结合估算的未来15年劳动年龄人口，给出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估算。
图1和图2是1993-2026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供给及劳动参与率趋势的直观显示。其中，1993-2012年数据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3年之后的数据序列为估计值。图中趋势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劳动力供给增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目前，中国劳动力供给已经进入绝对减少的“拐点”区域，2015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及相应劳动供给持续减少将成为常态。其间，尽管统计数据调整(如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对数据的矫正)有可能带来劳动年龄人口短暂上升，但在中国人口转型系统性因素的作用下，劳动供给持续减少是未来相当长时期的主导性规律。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是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连同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共同导致了长期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三)产出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
就长期而言，产出的要素弹性对于增长曲线未来走势，往往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的前期研究曾提及发达国家生产函数要素弹性参数逆转的统计事实(课题组，2012)，把长期增长函数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规律描述为：资本弹性(α)和劳动弹性(1-α)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数值有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对比表明，随着经济向更高阶段演进，产出的资本弹性逐渐走低，相应劳动弹性逐渐提高。这里，我们征引本课题组的前期数据分析及史俊男(2013)的有关研究，以丰富有关要素弹性参数逆转趋势的认识。
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了产出要素弹性参数逆转检验所需的基本数据。通过对国别、指标、年份等数据内容进行筛选，确定数据最为完善的82个国家(或地区，下同)作为研究对象。所选择的82个国家(地区)涵盖六大洲、五个收入组别，代表性较强。
1.国家(地区)分组
为了对不同发展阶段上要素弹性参数变化状况进行比较，我们遵循世界银行的分类方法，将计算涉及的82个国家(地区)分为四组：高收入组、中上收入组、中下收入组、低收入组。试算显示，高收入组、中上收入组、中下收入组的资本弹性变化基本符合逆转规律；但是低收入组资本弹性有高有低，可能是因为较低发展阶段经济的资本动员能力较弱，相应地，资本对增长的贡献较小。基于这种问题，我们主要考察位于高收入组、中上收入组、中下收入组65个国家(地区)的资本弹性。最终归纳为两类，即25个高收入国家(地区)和40个中等收入(中上、中下收入)国家(地区)。
2.估算方法及数据说明
(1)各国家(地区)资本存量序列：Nehru & Dhareshwar(1993)运用永续盘存法详细估算了92个国家(地区)1960-1990年的资本存量，沿用他们的做法，我们构造了1960-2010年82个国家(地区)的资本存量数据，基期为2000年；(2)各国GDP序列：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的GDP(2000年美元不变价)；(3)各国家(地区)劳动投入序列：由于劳动力或者就业数据的完整性比较差，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地区)1990年代之前的数据比较缺乏，因此我们使用15—64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代替就业人数，从而有效提高数据的完整性。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通过计算总人口数与15—64周岁人口比重的乘积得到劳动年龄人口数。(4)为了估算产出的资本弹性，通过试算，我们选择带有时期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
3.估算结果
图3和图4显示了1960-1990年和1990-2010年两个历史时期，65个样本国家(地区)的资本弹性估算结果及对比。具体说明如下：(1)1960-1990年，25个高收入国家(地区)资本弹性估计值分布在0.37—0.45的区间里，均值为0.42；40个中等收入国家(地区)资本弹性估计值分布在0.63—0.76的区间里，均值为0.72(40个中等收入国家(地区)样本期为1970-1990)；(2)1990-2010年，25个高收入国家(地区)资本弹性估计值分布在0.46—0.50的区间里，均值为0.47；40个中等收入国家(地区)资本弹性估计值分布在0.52—0.68的区间里，均值为0.62。
图3 1960-1990年40个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和25个高收入国家(地区)资本弹性对比
图4 1990-2010年40个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和25个高收入国家(地区)资本弹性对比
(四)城市化与投资率的“倒U型”关系
1.中国城市化率的长期趋势估计
1975-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呈现出典型的S型增长，以1975年作为起始年份，城市化率的逻辑增长曲线在两个时间区间进行估计，预测趋势直观显示如图5：
图6 中国资本投入增长率趋势
2.城市化率与资本投入增长率的“倒U型”关系
根据陈昌兵(2010)关于城市化率与投资率“倒U型”关系的探讨，我们的前期研究对未来中国投资变动的下降趋势进行了分析(课题组，2012)。沿用已有的回归框架和更新数据，本文关于城市化率与资本投入增长率的关系如图6，亦即未来20年里，中国城市化率的持续提高将导致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由现阶段的高于10%降低到8%左右。
(五)中国1985-2012年生产函数分解及2013 —2018年的趋势预测
根据上述主要经济变量的长期动态，表1对2013-2018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估计值为6.5%，这个数值是对我们前期研究数值模拟的修订(课题组，2012)。基于中共十八大后国家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及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战略的部署，我们对2013-2018年中国增长核算方程的资本弹性、劳动弹性参数设置为0.5∶0.5；基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城市化率与投资增长的倒U型关系，我们对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的估计值为9.5%；基于人口转型趋势的劳动投入增长速度约为-0.5%；基于中国TFP趋势，我们把未来5年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设定为30%。①表1中的潜在经济增长前景分析，或许还有一些可能的增长因素未考虑到或估计不充分，如技术进步、改革效应、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等。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技术进步和改革深化的增长潜力挖掘，则潜在增长率提高0.5%—1%是完全可能的。
三、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我们把表1直接进入生产函数分解的因素归纳为34项(表中标号“(1)实际增长，(2)劳动生产率增长率，…(34)城市化率”)，试图理清中国城市化阶段结构性特征。
(一)人口结构转型
我们首先看一下人口结构转型在长期增长过程的作用，索引表1中34项分解因素的(1)—(5)项，这五项对应着前文所述实际GDP增长率分解算式：
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率+总人口增长率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85-2007年和2008 —2012年两个时间期间里，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1%和9.3%。在GDP增长率的四个分解因素中，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别为8.54%和8.86%，略有上升但上升幅度很小。两个时间期间GDP增长率的下降，因此归因于与人口结构转型相关联的三个因素——即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总人口的变动。从数据实际表现看，1985-2007年和2008-2012年两个时间期间里，劳动参与率增长率由-0.07%进一步下降为-0.55%、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率由0.54%下降为0.43%、总人口增长率由1.03%下降为0.49%。
人口结构转型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蔡昉(2013)的研究，中国持续30年的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实际上得益于人口红利，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受到影响，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将受到影响，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
(二)生产率的产业再分布
索引表1中34项分解因素的(6)—(16)项，这十一项对应着前文所述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解算式(如果交互项较小且予以忽略)：
1985-2007年与2008 —2012年两个时间期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基本维持不变的原因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被第一产业就业、增加值份额的减少以及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抵消掉了。由于第一产业就业份额和增加值份额相对较小，我们把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未来趋势分析集中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上。
Alexander(2002)认为，即使像日本这样发展成功的富国俱乐部新进，与老牌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发展模式比较起来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1)美国增长模式的典型特征是效率驱动，投资对于增长的促进比较温和；日本二战后至1970年代，重化工业主导的增长模式将资本存量/GDP比率一路拉升，由1.5拉升到2.0(美国经济增长中长期维持的比例)。其后，这个比例更是一路上升，致使投资边际回报显著递减。更多的工业资本被迫流向发展中国家寻找机会，最终导致国内工业部门投资锐减。(2)基于投资的“干中学”效应，使得高速增长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速较快，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向发达国家靠近，依赖国外技术设备投资获得的劳动生产率改进空间缩小，投资减速时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相应放缓。(3)资本驱动模式下投资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内金融部门的扭曲，一旦金融市场自由化进程加快，企业成本将显著增加，一大批低效率工业企业随之产生，进而抑制投资增长和生产率提高。中国现阶段资本驱动的模式类似于日本高增长时期的情景，但是，资本报酬递减比日本1950-1970年代来得要早，因此很难设想第二产业继续维持投资高增长的合理理由，“干中学”模式下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高增长也没有了依据。表中2008-2012年中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较之于1985-2007年的下降，是资本驱动增长情景的式微使然。
随着城市化推进和经济结构服务化发展阶段的到来，没有理由认为服务业主导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会超过过去30年工业化主导时期，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前期研究(课题组，2012)已有过比较详细的阐述。因此，若城市化过程中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不能快速提升，会压制未来增长。
(三)收入分配调整
索引表1中34项分解因素的(17)、(18)、(20)、(22)、(24)、(27)这六项，我们可以得到要素弹性逆转对未来增长的影响，它们对应标准增长核算方程：
所谓要素弹性参数逆转，是指随着经济朝高级阶段演进，产出的资本弹性逐步减小，产出的劳动弹性相应提升。基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设，要素弹性参数逆转，与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资本、劳动分配份额的变化有内在联系。图3和图4中6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给出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资本弹性的表现，总体看来，发达国家资本弹性相对较低。就中国增长而言，工业化阶段较高的资本弹性与较高的投资回报率相关，当资本回报出现下降时，较低的资本边际回报对应了较低的资本弹性，从而引致要素弹性参数逆转。
像中国这样依赖资本驱动的发展中国家，增长转型(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过程中资本弹性的下降，对于潜在增长下行的冲击可以想见。虽然如此，随着经济增长向城市化阶段的演进，以国民福利增进这个最终目标为根本的城市化，将逐渐成为资本弹性向下逆转的内在逻辑。原因是，相对于赶超工业化阶段，增长质量要求相对更高的城市化阶段，需要在人力资本(健康、知识技能等)上加大投资力度。由之，分配政策向劳动力倾斜，以矫正工业化阶段资本所得份额过高的趋势也将系统性发生。
(四)城市化率提高
继续索引(17)、(18)并(24)、(25)、(26)、(34)项，并回顾生产率产业再分布中的有关阐述。前期研究中，我们把中国经济增长划分为两个阶段：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阶段Ⅰ和城市化时期稳速增长阶段Ⅱ。仔细分析起来，经济转型期间资本驱动模式不可持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当经济进入城市化阶段后，制造业部门因面临了较之于高速增长阶段Ⅰ更高的成本而被迫缩小，制造业放弃的经济空间被逐渐发展起来的服务业取代(当然这里也不否认需求因素诱致的服务业规模的扩大)，这是第二产业部门投资增长速度走低的动因。二是尽管服务业规模扩大了，但是该产业对投资增长的拉动能力，无法与工业化时代标准化、大规模设厂的蓬勃景象相比拟；即使一些行业如房地产业，其红火势头也具有拉动投资高涨的效应，但从长期增长角度看，这种红火不过是一种短期现象。纵观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这种由服务业发展带来的高增长冲击如昙花一现，从工业化过渡到城市化成熟期的路径上，全社会投资增长率逐渐趋于下降并维持在某种水平上是常见现象。
(五)资本效率递减
索引表1中34项分解因素的(30)—(33)项，对应方程Y/L=(K/L)(Y/K)，说的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将因为资本深化速度降低和资本回报率趋于减少而下降。关于1985-2007年和2008-2012年Y/K的下降问题，本课题前期研究已经有过比较详细的数据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也较多，这里不多赘述。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为了防止劳动生产率的过快下降，进行有质量的生产性投资(无论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进而抑制Y/K过快下降或者促使其上升，是城市化阶段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我们在下文还将重点论及这点。
(六)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空间狭窄
继续索引表1中34项分解因素的(17)—(23)项，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进行观察。图7提供了1986-2012年中国增长方程参数(α)及技术进步速度(TFP)的卡尔曼滤波估计值。②可以看出，产出的资本弹性(α)基本维持在0.6的水平，比较稳定。技术进步速度的数值也比较稳定，大约为2.5%。总体来看，技术进步占GDP增长率的份额大约维持在1/4的水平，类似于国内大多数文献的估算结果。这种情况反映了资本驱动增长模式下，投资增长对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空间的挤压。相应推断是，如果维持现有增长方式，投资减速只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降低，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空间过于狭窄(相对于发达国家TFP贡献份额60%以上的情况而言)。
四、结构收敛一致性机制、不确定性与风险
(一)结构收敛的一致性趋势
结构收敛的一致性趋势是经济增长理论中俱乐部趋同效应的具体体现。我们的表达是：(1)国内人口转型、城市化、收入分配政策调整迫使中国经济向发达经济阶段的趋势特征收敛；(2)开放条件下要素流动的价格均等化机制迫使中国经济向发达经济阶段的趋势特征收敛。
1.产出的资本弹性和劳动弹性向经济发达阶段收敛
这种情景意味着，中国增长方程的劳动弹性向较高的值域收敛(如由现阶段的约0.4逆转为约0.6的水平)。基于前文分析，把劳动弹性与分配结构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给这种收敛提供趋势性描述。上个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地区)城市化步入成熟时期后，分配结构收敛一致性在各国表现得较为显著，见图8。该图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位于右上方1990-2010年主要发达国家(地区)收入占GDP的份额(这里是纯工资收入/GDP。若考虑非工资收入，这个份额要更高，大概在0.6—0.7)，大致分布在0.5—0.6的区域里，比较稳定，体现了收入分配的一致性收敛趋势；二是我们提供了法国1950-2010年和韩国1975-2010长时间序列的演进对比。这两个长时间序列，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发达国家(地区)和后发工业化国家(地区)收入分配份额向均衡路径的演进趋势。
图7 1986-2012年中国增长曲线的资本弹性(α)和技术进步速度(TFP)
图8 发达国家(地区)和后发工业化国家(地区)收入份额(工资/GDP)
数据来源：UNdata。
2.投资率向经济发达阶段收敛
这种情景意味着，随着城市化向成熟阶段演进，随着服务业比重份额的扩大，投资已经不可能充当经济的主导性驱动力量。此时，要么经济实现朝效率驱动增长方式的嬗变，就像发达国家表现的那样；要么经济进入不可预测的震荡轨迹中，就像拉美国家表现的那样。投资率增长趋于收敛及有关问题见图9。该图中，我们以国民储蓄率(s)作为投资率(i)的代理变量，从1960-2011年180个国家储蓄率的动态演进中观测收敛趋势。随着人均GDP向高水平递进，投资率或储蓄率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0.5倍之后)。无论是分配的收敛一致性，还是投资的收敛一致性，最终都是在城市化成熟阶段发生的事情，发达国家的增长历史及现状，都告诉我们这种收敛一致性是在经济低速增长阶段上发生的(低速，是相对于发达国家二战后至1960年代的增长速度，以及后发工业化国家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高速度)。
3.产业结构向经济发达阶段收敛
从GDP构成看，2012年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为45.3%和44.6%，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结构持续快速演进的结果。2012年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30.3%和36.1%，不仅慢于GDP结构的演化，而且与发达国家就业结构演变模式不一样。发达国家1970年代普遍步入城市化成熟时期后，第三产业就业占比由50%左右水平向60%—70%水平持续演进是基本规律。但是，或许正是就业结构的缓慢演变，使得本来低下的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有持续提高的余地，不然，中国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失衡的局面将持续加剧。从纯粹经济逻辑看，长期经济增长遵从以下路径：(1)现代生产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低效率的农业转向高效率的工业，从高效率的工业转向更高效的服务业，在此过程中也推动了农业和工业发展，直到产业间效率均衡，结构稳定。(2)生活方式的演进则体现在“广义恩格尔定律”上，即从食品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拓展到物质消费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因此人类需求结构会牵引着产业不断变化，服务业比重会越来越高。如果服务业的比重持续提高，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但服务业效率改进又慢于制造业效率变动速度，则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欧美国家进入高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减速就是受到了上述规律的影响。中国就业结构的演进模式，类似拉美国家的轨迹，即产业结构(无论是增加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向发达经济阶段收敛，但服务业生产率长期低下及二三产业效率的全面失衡。
图9 1960-2011年180个国家(地区)不同收入水平上国民储蓄率变动趋势
注：横轴为人均GDP，以美国人均GDP为1对各国(地区)人均GDP标准化，高于1的一些欧洲国家没有给出统计；纵轴为国民储蓄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4.政府干预向市场主导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大美国”的再造历程，无疑是经济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事件之一。开启这页辉煌历史的钥匙，是里根经济学的“缓和限制、重视市场和民营化”的制度变革，从而使美国“彻底告别了维持50年的中央集权的新政制度，……可是，日本经济走到死胡同的今天，想从平成萧条找到出路，供给经济学倒是可以作为日本再生的处方加以应用或借鉴的”(水野隆德，2000)。作为处于结构调整关键时期的中国，政府干预向市场主导转变以激发经济持续强劲的活力，同样是无法回避的经济趋势。
(二)结构收敛过程中蕴含的不确定性：中国资本驱动模式下福利与效率悖论
悖论：在结构性减速主导因素作用下，要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要么要素弹性参数逆转不发生(维持现有分配政策)；要么维持现有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前一种模式违背了经济发展的福利增进原则，后一种模式违背了经济发展的效率改进原则。
鉴于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驱动的事实，对于标准增长核算框架的解释，我们希望增加一些有关资本深化作用的强调。基于表1，沿用前文符号，标准增长核算方程的一个恒等变化形式为：
这个核算方程意味着，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资本深化起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在资本驱动的增长中，一方面，资本深化速度
/k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过快的资本深化也有可能抑制生产效率(如果0＜α＜1成立的话)。
式(1)实际上等同于劳动生产率的另一种简单分解，依然沿用前文记号：劳动生产率Y/L≡y，资本深化K/L≡k且记资本报酬为Y/K=χ，定义劳动生产率恒等式：
(三)中国结构转型过程中蕴含的风险：经济过快减速的隐忧
然而，中国经济由工业化阶段的资本驱动增长方式，朝城市化阶段效率驱动增长方式的转变，蕴含了较大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
风险1：收入格局再调整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
中国长期增长曲线弹性参数逆转及向发达经济增长阶段的收敛，是一种渐进趋势。作为抑制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中蕴含的过快减速值得重视。刘树成(2013)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作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此消彼长的关联因素，国民收入向居民的倾斜，意味着企业利润空间的压缩及相应再投资能力的弱化，因此进一步迫使投资向经济发达阶段的低速度过快收敛。这又反过来持续压低总体经济增长速度。
风险2：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
即使居民收入的提高可以通过储蓄信贷转换途径，抵消企业利润空间缩小所导致的再投资能力弱化，但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无效投资问题，也不可能让中国投资的高增长速度维持下去。典型如愈演愈烈的非生产性投资膨胀及对实体经济更新能力的严重挤压。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短期的过度无效投资，都是对未来可持续增长能力的严重透支和浪费，其蕴含的减速风险不言而喻。
风险3：杠杆率持续拉升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
过度无效投资所造成的高增长“繁荣”表象中，另一种经济风险也在孕育，即Caballero et al.(2008)所定义的“僵尸企业”(zombie firm)的累积风险。生产效率低下、赚钱能力低下的僵尸企业，在银行或政府帮助下继续留在市场中的问题，就是挤占生产资源进而延迟经济整体效率提升和生产更新节奏。1990年代早期日本资产泡沫之后浮出水面的这些企业，让其后的经济发展吃尽苦头。低效率企业的大量累积，在高速增长时期的作用，是持续拉高杠杆率(我们可以用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本效率增长速度之差，直观衡量杠杆率)，一旦减速，低效率企业借贷途径受阻，其对经济持续减速的巨大冲击也不言而喻。
风险4：产业结构服务化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
本来弱质的中国服务业，在接替工业的就业吸收主导地位的未来趋势中，其生产效率的提升空间将变得越来越小。中国经济服务化趋势下面临的两难选择是：如果实现工业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均衡发展，而不是让持续几十年的部门生产率失衡态势持续扩大，那么，在服务业中保持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劳动力)高份额是一个好的选择，问题是，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充满垄断的情况下，这种希求能实现吗？要么就是复制发达国家服务业结构模式，这将导致非生产性的社会公共部门份额过大，结果是服务业部门效率提高速度过低，经济整体过快减速。
毋庸讳言，由工业化阶段高增长向城市化阶段的过渡，将是一段充满风险的增长历程。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供给面因素的变化，如人口转型、服务经济发展、城市化等导致的投资增速下降，以及收入分配结构变化诱致的要素弹性变化等，都会使增长速度下移。因此，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路径在向发达经济阶段的收敛期间，结构性减速无法避免。为了缓解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导致的宏观风险，我们需要在制度、政策上做好准备，借助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技术进步和改革，改善供给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
一是深化改革。包括：(1)动员型经济的转型，也就是重新定位政府的行为。在动员型模式下，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动员了大量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先是通过“低价工业化”走出了一条特殊的高增长路径，继而又通过高价城市化，扩张城市建设，推动了我国城市化大发展，但也积累了诸多严重问题。跳出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已势在必行。(2)竞争性市场的完善。经过几十年的培育和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成型，特别是商品市场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市场准入未完全放开，投资主体未多元化。应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上，给所有经济主体以平等的市场待遇，从而形成规范的竞争性市场环境，提高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
二是提高资本效率。中国经济增长中重复建设和低效率问题的核心是政府主导的低价工业化模式(张平、刘霞辉，2007)所诱致的低效率企业风险累积。在有利的开放环境下，累积风险往往为高增长吸收，但是，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本自然资源价格扭曲为支撑的高投资不可能持续太久。中国经济要完成由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过度，建立低效率企业市场出清机制是必由之路。低效率企业市场出清机制的重要环节之一，是产业组织结构的深度调整。这意味着异质性较强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打破行政分割和行政垄断，以中小企业的活力支撑起生产性服务业的强劲发展、缩小工业与服务业效率失衡的缺口。产业组织结构的深度调整，同时意味着制造业部门摆脱高投资驱动、低成本国际竞争的模式，让制造业增长方式逐步转型到高效率竞争路径上，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根基。
三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网络建设要注意的核心问题是标准过高，相互攀比。这种状况的延续，不仅破坏了社会保障覆盖面的空间拓展(因为缺钱)，而且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风险，扭曲政府行为，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所以，我国社会保障网络统一标准和量力而行势在必行。社会保障支出是政府需要花大钱的社会事务，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福利的建设，是在经济发展达到很高水平以后才敢做的事情。有些福利国家因为大量资源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导致用于经济增长的积累不够，而使经济长期陷入低水平的增长状态；有些政府因为要维持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而负债过度，国家风险加剧；部分拉美国家追求社会保障的赶超，许诺过高，不仅损害经济增长，还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社会不稳。
目前，我国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人们对国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以及不断提高福利水平有越来越高的要求，特别是老龄化冲击日益临近，以上愿望越来越迫切。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障网络，还适应不了社会的要求，主要问题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够宽，而且保障制度不统一，城乡分割、地区分割。二是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保障标准相互攀比，给地方财政造成困难，负债增长快。从长期看，社会福利具有很大刚性，人们的要求并没有上限。社会福利如果转向税收融资，必然会带来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比重的更快上涨，损害经济增长。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网络应该是覆盖面广而享受标准不能过高，这也是东亚经济体的共性。
本文执笔人袁富华、张平、刘霞辉。参加讨论的人员有裴长洪、张连城、陈昌兵、张自然、郭路、黄志刚、吴延兵、赵志君、仲继垠、张磊、张晓晶、常欣、田新民、汪红驹、汤铎铎、李成、王佳、张鹏、张小溪。
①如果考虑到节能减排的冲击效应，根据我们的估计方法推算，2014-2018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大致在5%—6%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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