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现实主义观念之发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现实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观念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虑到当今“现实主义”一词特有的含混性，类似罗杰·加洛蒂那种“无边的现实主义”的解释方式已经逐渐掏空了这个术语的确定涵义，使之变成一种缠夹不清、令人怀疑的概念，我宁愿从一种比较保守，然而界限相对清晰的角度来理解它：它假定文学直接产生于对生活的描摹，并以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为自己的美学原则和根本任务。在文学应该“再现”外在于作家自身的对象这一点上，无论是广义的现实主义（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它最初源于西方最古老的文学理论，即古希腊人那种“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的朴素观念，以作品的逼真性或与对象的酷似程度作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则）还是狭义的现实主义（特指19世纪反抗浪漫主义美学成规，并在与现代主义的论战中逐渐丧失了主流话语位置的现实主义运动），都是相当一致的。
中国的左翼现实主义观念显然也并不应该有悖于此。虽然左翼文学家大多是在阶级论的框架内构建自己的现实主义体系，和19世纪的现实主义有相当大的区别，左翼现实主义的名目繁多，① 内部也有分歧（如周扬和胡风关于现实主义“典型”问题的论争），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左翼现实主义也是在反抗“空想”的、“自我表现”的浪漫主义中产生的，左翼理论家又多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正宗，而恩格斯对于现实主义定义的第一点就是“细节的真实”。
一
也许是因为中国传统中缺乏一种可以作为现实主义源头的文学模仿论，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在“五四”前后被介绍进中国的时候，面目显然就已经有些改观——现实主义的“模仿”、“再现”技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美国学者安敏成以为：“对于西方人来说，与现实主义关联最紧密的是模仿的假象，即：一种要在语言中捕获真实世界的简单冲动。至少是在新文学运动的早期，中国作家很少讨论逼真性的问题——作品如何在自身与外部世界间建构等同性关系——叙述的再现性技术问题也受到冷落，而该问题对福楼拜与詹姆斯这样的西方现实主义者来说却是前提性的。”② 在我看来，早期的中国左翼现实主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虽然当时左翼作家对现实主义发表的见解很多，但是大都强调作家积极介入现实生活的“态度”或“精神”，而不太重视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细节真实”性。深受日本藏原惟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理论影响的林伯修，在谈及如何建设中国的“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文学时，首先强调的就是普罗作家应该站在“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上，并采取一种彻底客观的、现实的态度来看待、描写现实。③ 1933年，和鲁迅相知甚深的瞿秋自在为《鲁迅杂感选集》所写的序言中，给鲁迅杂文总结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这里的“现实主义”主要不是指鲁迅杂文的创作技法，而是指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④ 的生活与创作态度。再比如，胡风“体验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所强调的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主要内涵就是作家向生活突进的“现实主义精神”。胡风在为《时事新报》1944年元旦增刊所做的文章中曾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进行总结。他认为新文艺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总是为了反映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要求，总是在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血的斗争里面献出了自己的力量”。而新文艺的这种基本精神又是由于“作家底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由于作家底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胡风说：“我们把这叫做现实主义。”⑤ 此外，与胡风颇多分歧的周扬也强调现实主义的主观“认识”层面。他认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作家的创作技巧或者作品的文体特征上，而是取决于作家看待现实的根本认识。只要作家的认识是从现实及其本身的客观规律出发的，那么他的作品就是现实主义的。周扬甚至认为，这样的作品“即使有把现实幻想化的地方，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作品”⑥。
实际上，除了茅盾等人在“五四”时期曾对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技巧进行过探索外，当时左翼阵营对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少有论及。这和他们对现实主义理解的“态度化”、“精神化”倾向合在一起，减弱了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方法意义上的确定性，或者说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泛化”了。在左翼的一些文学史叙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抗战期间茅盾所作《现实主义的道路——杂谈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文中，就把《狂人日记》这样明显带有象征派手法的作品也归入了现实主义。茅盾和胡风一样，认为中国新文学从“五四”以来所走的一直就是现实主义的路——文学史上关于“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论争、“文艺自由”论战、“大众化”论战、“主题积极性”的强调、反“公式主义”等等，都是围绕着现实主义之轴展开的，“都是为了现实主义的更正确地被把握，都是为了争取现实主义的胜利”⑦。至于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的报告中称：“五四”新文艺运动一开始就是朝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前进的，“这个运动的光辉旗手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作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先驱者和代表者”⑧；冯雪峰在《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中提出从《诗经》和《离骚》开始的传统文学中，现实主义始终是“主潮”，认为李白精神的积极方面也可以“概括到现实主义之内去”⑨；则都是更加宽泛地理解现实主义的方式了。
二
从普罗文学运动初期的倡导文章来看，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和“五卅”前后兴起的一系列工人运动有关。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⑩、蒋光慈的《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11) 等等都着重强调了五卅运动、香港工人大罢工、湘鄂工人对于北伐革命的响应、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以及此前的京汉铁路“二七”惨案等等在促进文坛向“左”转向中的巨大作用。在我看来，这一系列工人运动似乎也是左翼作家提出现实主义主张的事实依据：在“五四”大潮过后，工人运动的兴起给落寞之中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刺激，促进了他们阶级观念的“觉醒”，并迫使一部分文学家把目光从“五四”的自我个性解放转向了外部的社会生活。当时芳孤就曾这样责问文学家们：“柔顺的温和的文学家啊！现在不是躲在一旁享福的时候了！你难道没有听见民众号呼悲泣的声音？……你真要离开现实，脱离时代，不起一点反抗的热情，辜负了文学的社会使命，仍旧躺在绣花的软茵上，做你甜蜜的好梦吗？”(12)
但普罗文学运动存在的问题是：他们所推崇的中国无产阶级其实只处于萌芽状态；所谓“无产阶级文学”也只能是“知识阶级”的文学而已。仅仅是“五卅”前后的几次工人运动，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及其现实主义主张的事实根据未免显得有些薄弱。
实际上，与其说是现实的工人运动诱发了中国的左翼现实主义，不如说是追求文学新潮的热情使一部分文学家发现了来自异域的左翼现实主义。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就将欧洲文学史上文学创作方法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变迁稍加比附后，得出结论：“凡是新的总就是好的，凡是革命的总就是合乎人类的要求”，“在欧洲今日的新兴文艺，在精神上是彻底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在形式上是彻底反对浪漫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艺。这种文艺，在我们现代要算是最新最进步的革命文学了。”(13) 勺水在翻译完《日本新写实派代表杰作集》后，也对中国文坛的“落后”表示了不满：“新写实主义的主张，当欧战终结以后，早已在发生了大变动的欧洲各国，如德，俄，奥，匈，捷克等国，用种种的名称，发现出来（请看本志所载《现代的世界左派文坛》）。只有在万事落后的东亚，直迟到一九二八年，才介绍到日本和中国来，好像中国的新写实主义的主张，一部分还是由日本重译而来的。”(14) 当时左翼阵营引入的很多现实主义理论，都具有“赶潮流”的色彩。比如1932年湖风书局重版华汉的《地泉》，书前易嘉（瞿秋白）、郑伯奇、茅盾、钱杏邨和小说作者本人的五篇序言中，还在有意识、“有组织”地批判“革命浪漫谛克”倾向并倡导“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第二年“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却又遭到了批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左翼文学理论的来源地苏联，“拉普”已经被清算，其所推行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也被新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口号所取代并被介绍到中国来了。
应该说，用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借鉴外国文学思潮是没有问题的。“五四”新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借鉴、移植的产物。然而从以上可以看出，左翼阵营引入现实主义时遵循的其实只是一种相当简单的线形文学进化论，是一种“唯新是求”的逻辑。
左翼作家这种对于外来文学思潮的简单移植在当时就遭到了批评。钱杏邨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一文中，曾引用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理论逐段批驳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就被鲁迅讥为“钱杏邨先生近来又只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15)。即使在“转向”的创造社内部，“无产阶级文学”论者所引进的外来理论也没有得到一致认同。郑伯奇曾提出“国民文学”的口号与“无产阶级文学”相颉颃；郁达夫表现出的反感则更加强烈：“现在中国，虽然有几个人在那里抄袭外国的思想，大喊无产阶级的文学。或者竟有一二人模仿烧直，想勉强制作些似是而非的无产阶级的作品出来，然而结果毕竟是心劳手拙，一事无成，是不忠于己的行为。”(16)
三
毫无疑问，左翼现实主义者也是强调文学对现实生活的依赖性的。如果说在左翼文学的发生时期，中国的工人运动尚不发达的话，那么左翼现实主义只能指向社会生活中的部分现实，有时甚至是极小部分的现实。普罗文学时期，在钱杏邨批评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写在〈野蔷薇〉的后面》等文章体现出的幻灭动摇情绪时就指出，现实有两方面：一种是“大勇者，真正的革命者”；另一种是“幻灭动摇的没落人物”。虽然“幻灭动摇的没落人物”更多，但是普罗列塔利亚作家还是应该描写真正的革命者，描写那种能“推动社会向前的‘现实’”(17)。
从革命者的立场上看，钱杏邨宣称普罗作家应该描写这一小部分现实，这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在普罗文学家看来，实际生活是会向着他们所要求的现实迈进的，因此他们要求一种“唯我独尊”的文坛地位，拒绝与其它文学潮流的“共生”。这实际上就难免导致普罗文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他们推崇的现实，而忽视那些“落后”的现实。再加上当时他们又往往和实际的革命有着相当的隔膜，其作品自然难免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据茅盾说，普罗文学界曾盛行一种公式：先有些被压迫的民众在穷苦愤怒中找不到出路，然后“飞将军”似的来了一位“革命者”进行宣传、组织，于是民众全体革命化，开始“行动”。直到左联成立后，茅盾还对这种“现实主义”耿耿于怀：“一些没有生活实感的革命文豪果然可以靠这‘公式’大卖其野人头，然而另一些真正有生活经验的青年作家在这‘公式’的权威下却不得不抛弃了他们‘所有的’，而虚构着或者摹效着他们那‘所无的’。这就叫做我们中国的‘新’写实主义！”(18)
也许茅盾早期曾提倡、探索过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文学技巧，并受到过“革命文学”论者的批评，才会产生对公式化的现实主义的不满。作为左翼阵营一员的茅盾可能没有意识到，如果承认文学对左翼社会、政治理论的依附性，现实主义注定是要受到限制的：凡是不符合革命要求的现实，则往往被看成是假象、生活表面的琐事或者将要遭到淘汰的东西；描写这些“非革命”内容的现实主义也就不得不被左翼作家抛弃了：“布尔乔亚的现实主义，我们是反对的。以经验的、物质的、日常性的美学为理想，以‘中庸’为艺术的手段，以现实的模仿和‘复写’为口号的小市民的‘常识’的自然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现实主义，我们也是反对的。”(19) 总之，只有革命的才是“本质”的、“真实”的。
然而，我以为，虽然左翼文学家们不断强调自己描写的才是“本质”的、“真实”的社会生活，但是这些词汇无法完全抹去其现实主义主张的想象性质。我作出这种判断并不是因为从文学的语言层面来说，作品中的真实在经过了语言系统的过滤后，已经变得不那么透明清澈；而是说，即使从现实主义的前提出发，假定文学可以到达真实、客观的外部生活，左翼现实主义仍然不可避免地具有“非现实”的一面——因为，它所依赖的社会理论的要义之一，就是对未来社会远景充满自信的瞻望，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既然有理想，当然就离不开想象。
这种理想主义同时造成了左翼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吸纳”——要表现理想、满足对未来社会的想象，最恰当的文学手段当然非浪漫主义莫属。虽然左翼现实主义在其发生时期曾极力要和浪漫主义划清界限——比如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断言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林伯修检讨1928年革命文学的成绩时认为，普罗文学作品还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过去的浪漫色彩的残留”(20)；左联成立后也曾对“革命浪漫谛克”倾向进行批判等等——但即使在这个时期，我们也不难找到左翼文学界的“浪漫主义”冲动。实际上，革命文学家们抛弃了“五四”强调自我表现与个人情绪的浪漫主义之后，并未将浪漫主义一棍子打死，而是又转向了一种集体的、带有理想色彩的浪漫主义。在之本译、藏原惟人著的《再论新写实主义》(21)中，藏原就把浪漫主义划分为两种：“颓废了的阶级的意德沃罗基（1de010gy）的浪漫主义”和“在抬头着的阶级而未执着主权方面的现实底的基础的时代的浪漫主义——在古代是希腊神话或旧约圣书的，在近代就是布尔乔亚抬头期和初期的普罗列塔利亚艺术的浪漫主义”。藏原强调新写实主义对第一种浪漫主义必须排斥，对于第二种浪漫主义则要批判地接受。待到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提出要完成文艺组织上的“一体化”的时候，浪漫主义也堂而皇之地伴随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口号进入了中国左翼理论界。周扬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22) 中即明确指出不能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看成两个并立的东西。其它众多介绍“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论文也大都强调了这一点。到了当代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时期，文学创作也被要求赶上飞速发展的政治形势，革命的浪漫主义受到青睐更是理所当然。周扬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23) 中正式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其实主要张扬的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
从以上来看，浪漫主义冲动几乎一直贯穿于左翼现实主义主张之中，浪漫主义和左翼现实主义的关系非常亲密。然而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声却一直不佳。即使像郭沫若这样在左翼文学界享有崇高地位的人，也只是到了“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为浪漫主义“正名”之后，才敢坦言自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24) 郭沫若的表白似不可尽视为附和领袖之辞，它确实能说明此前浪漫主义在文学界的尴尬地位以及郭沫若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的苦衷。
浪漫主义的这种遭遇也许同“现代时期”左翼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有关。他们认为当时中国还不是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作品的内容自然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左翼政治对文学的主要要求还是对敌对政治势力的揭露与批判，浪漫主义似乎并无多少用武之地。更兼之左翼文学初起时曾对具有个性解放色彩的浪漫主义多有苛责，“浪漫”在当时的左翼文艺界也就成了一个不太光彩的名词。但是我以为，浪漫主义最终是不会被左翼文学家所抛弃的。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左翼文学观念的立足点是一种对社会远景的瞻望，因此左翼现实主义中的浪漫主义比其现实主义成分似乎更具“基础性”。蒋光慈在1926年写的长篇论文《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中曾把“浪漫”和革命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不仅像布洛克这样的“罗曼谛克”诗人比其他诗人更能领略革命，革命本身也就是“最伟大的罗曼谛克。革命为着要达到远的，伟大的，全部的目的，对于小的部分，的确不免要抱着冷静的严酷的态度”(25)。在我看来，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当时一般人不敢或不愿启齿的“革命”和“浪漫”的密切关系。
从这一点上来说，与其说是左翼现实主义吸收了浪漫主义，倒不如说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借重了现实主义。这种“借重”，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来看，也是不“正确”的。恩格斯就不像后来的中国左翼文学家一样那么强调文学对政治的依附性。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前提是历史的、具体的真实，而文学的倾向性则是第二位的东西。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即明确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26)。正是因此，恩格斯才会对巴尔扎克这个“保皇派”的作品赞不绝口，并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称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27)。与恩格斯相反，中国的左翼理论家则多是把“浪漫”的倾向性和现实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倾向性往往压倒了现实：从普罗文学时期开始，左翼文艺领导者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作家的无产阶级意识与立场。
应当说，左翼阵营也不断出现过力图摆脱过于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的呼声——比如胡风对“公式主义”、“客观主义”的一贯抨击；冯雪峰对于“革命宿命论和客观主义”的批判；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遭受批判的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文艺界对于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和对“现实”精神的坚守。
这些声音有时候是很尖锐的。比如1957年刘绍棠发表的文章中，直接否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认为它不是首先要求作家以当前的生活真实为根据，同时这种描写又要结合着“任务”，使得作家在对待真实的问题上发生了混乱，于是作家只好去粉饰生活和漠视生活的本来面目。刘绍棠还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影响进行了不客气的评价，指出：《讲话》发表后十五年的文学创作还不如之前十五年所取得的成就，在解放后更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充满整个文坛(28)。
然而，这些言论在政治权力面前显然是不能成气候的。在当代中国政治上的“一体化”完成的时候，“歌颂”成了左翼现实主义的最基本要求；这种现实主义对于专制文化的反抗色彩已经相当淡化；其诞生之初具有的文学革新意义也逐渐转化为一种政治美学的禁锢。在这种美学框架中产生的，大多有意无意地成为鲁迅所说的“瞒”与“骗”的文学，左翼现实主义也就丧失了生命力——这当然不是作为文学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的错。
注释：
① 关于中国左翼现实主义的种种名目，可以列举很多。比如“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或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力学的写实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新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胡风的“体验的现实主义”乃至当代中国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等等，均可划归此列。张大明著《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的第六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革命文学”收录了有关无产阶级写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的大量详细的资料。
② ［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③ 林伯修：《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1929年3月23日《海风周报》第12期。
④ 何凝（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版，第23页。
⑤ 胡风：《现实主义在今天》，《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0页。
⑥ 周扬：《现实的与浪漫的》，《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⑦ 茅盾：《现实主义的道路——杂谈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茅盾选集》第5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299页。
⑧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页。
⑨ 冯雪峰：《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论文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8—529页。
⑩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3月号。
(11) 蒋光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1928年1月1日《太阳月刊》创刊号。
(12) 芳孤：《革命的人生观与文艺》，《“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13)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1926年5月16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
(14) 勺水：《论新写实主义》，1929年3月1日《乐群月刊》第1卷第3号。
(15) 鲁迅：《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
(16) 曰归（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1927年2月1日《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6期。
(17) 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1930年1月10日《拓荒者》创刊号。
(18) 茅盾：《〈法律外的航线〉读后感》，《茅盾选集》第5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198页。
(19) ［苏］吉尔波丁等：《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田方绥译，原载1937年4月10日《文艺科学》创刊号。转引自张大明：《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4页。
(20) 林伯修：《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1929年3月23日《海风周报》第12期。
(21) 刊载于1930年1月10日《拓荒者》创刊号。藏原所说的两种浪漫主义，其实就是高尔基所说的“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
(22) 周起应（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1933年11月1日《现代》第4卷第1号。
(23)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
(24) 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郭沫若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25) 蒋光赤：《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1926年5月16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3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7页。
(28) 参看刘绍棠的《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北京文艺》1957年第4期）、《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文艺学习》195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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