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深圳为样本城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实证论文,深圳论文,样本论文,导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许多城市相继提出了创新型城市战略。而我国许多城市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要使城市实现跨越式转型，成为创新型城市，政府是第一推动力①。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其作用最直接、效果最明显。政府可以加大科技教育支出、政府科技采购和对风险资本市场建设的支持，推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完善区域创新系统，然而目前不少地方财政支出规模有限，对此政府如何进行选择?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做出解答，以期为政府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合理使用财政支出工具提供参考。
一、理论综述
Musgrave和Rostow(1962)最早提出在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财政支出应从以基础建设投资为主转为以人力资源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为主。Grier和Tullock(1989)发现政府的投资性支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环境，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Devarajan、Swaroop和邹恒甫(1993)的研究则表明，某些以前认为标准性的生产性支出(如公共设施资本以及公共保健和教育等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或者相关性很不显著，而与经济增长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的财政支出，却是经常性支出。Reza Baqir(2002)提出了社会公共性投资支出的概念，并指出该支出对经济增长特别是消除收入不均等方面有重要作用。Etsuro Shioji(2001)通过对美国和日本公共投资的比较，认为公共投资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对两国经济增长有积极意义。Aschauer(1989)通过对西方七国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认为公共投资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且公共投资大于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Barro认为在明晰产权领域的政府投资是通过引起边际有效税率的降低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对生产函数直接起作用。Devarajan(1996)推导出政府支出是导致更高经济稳态增长率的条件，政府生产性的活动被广泛认为是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Vijverberg et al(1997)、Fisher et al(1998)等的研究文献特别强调公共投资扩张对私人投资效率提高产生的积极意义。娄洪(2004)研究得出，当公共投资提供纯公共性基础设施时，能够产生内生增长，阻止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递减；并且长期经济增长率随劳动力的增加而增加，只要公共投资能够提供充裕的公共基础设施，劳动力的增长就能直接提高经济增长率。肖芸、龚六堂(2003)将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扩展到多级政府，在分权情况下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但科技创新机制、科技进步机制并不能自然衍生，需要政府科技政策的引导。所以政府干预创新活动是创新机制自身需求。创新理论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派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研究学派等的研究成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如罗默(1986)继承了阿罗的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非分割性和利润非独占性的外部性观点，认为知识和技术是经济系统决定的内生变量，知识和技术具有溢出效应，所以政府向生产知识和技术的厂商提供补贴，可以达到激励社会生产要素投资研究开发部门的目的。弗里曼(1987)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和追赶跨越，需要政府提供一些公共商品，以推动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波特在(1990)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只是作为一个公司的外在环境发挥作用并加强或者是削弱其竞争力，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为国内的企业创造一个适宜的鼓励创新的环境。近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专家研究发现，公共研究基础设施的质量及其与工业界的联系是支持技术创新的一项最重要的国家资产，政府作为支持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主要承担者，不仅为工业界生产基础知识体系，而且也是新的技术方法、技术人才以及技术技能的主要来源。
以上研究表明财政政策通过激励创新活动，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的道路是可行的。但是不同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对创新的激励效应不同。目前学者把研究重心放在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上，对财政支出结构和创新关系的研究颇少。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深圳市财政支出结构对创新的影响。
二、指标、变量和样本城市选择
(一)衡量创新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计算方法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常常被视为衡量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小的指标，其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有多种方法(郭庆旺、贾俊雪，2005)。本文采用索罗残差法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采用两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C-D生产函数：
(二)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结构及其指标选择
不同的财政支出分类方法，对研究结果有重大影响。常用的财政支出分类标准有四种：一是按经济性质；二是按最终用途；三是按财政支出与国家职能关系；四是按国家预算收支科目。这些分类方法对研究财政支出效应起到了桥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缺陷，即这些划分的方式过于简单，无法深刻细致地反映财政支出功能。
从财政史上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支出的职能取决于政府职能，即“政府要做的，就是财政要干的”(何盛明，1998)。15、16世纪英法德等国为了达到资本积累的目标，采用重商主义财政政策，利用关税、补贴和奖金、奖励出口等措施促进本国工业发展，即财政支出政策向资本积累倾斜，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积累导向型财政支出政策。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新政”被提到了挽救资本主义的高度，新政主要是利用赤字财政刺激经济，利用税收优惠和政府资助来扩大充分就业，此时的财政支出政策可以称之为危机导向型财政支出政策。而福利国家如瑞典，将财政支出的重心放在社会保障上，实质为福利导向型财政政策。类似的还有前苏联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冷战时期采用的国防导向型财政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各国相继提出以技术促经济的发展战略，如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以技术促进增长：一个振兴美国经济的新方向》，着力发展具有战略地位的新技术，该计划包括：大幅度增加民用技术创新的财政投入，建设技术基础设施——全国“信息高速公路”等一系列意在激励创新的措施。欧盟于1995年发表《创新绿皮书》，1996年发布《欧洲创新的第一个行动计划》，并建立创新基金，对商业研究和开发进行税收补贴或直接补贴等财政政策来促进创新。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在2020年使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国家，并提出一系列的财政鼓励政策。对于这些意在激励创新的财政措施，我们可以称之为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政策。
不同导向的财政支出政策，其规模和结构会截然不同。创新导向型财政政策是以激励自主创新活动、提升自主创新绩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具有影响或者改变全社会自主创新方向、进程和规模之功效的一系列公共收支策略、办法与工具。它包括创新导向型的财政收入或业者税赋政策和创新导向型的财政支出或公共投入政策，后者即政府为激励创新活动而确定的财政支出总规模和支出结构，其主要目标就是促进创新的集聚、产生、扩散，及创新成果由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就作用对象而言，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对创新环境(广义的基础设施亦即infrastructure建设、制度创新、激励政府官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创新主体(企业和高等院校等科研机构)和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基于以上分析，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在统计年鉴所采用的财政支出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大略选取了以下指标来表示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
(三)样本城市选择
选择深圳作为样本城市，理由有二：一是创新引领深圳30年的发展。30年前的深圳是一个科技资源贫乏的小镇，全市没有一所大学和科研院所，只有两名技术人员。而近10年来，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以年均50％的幅度递增，2007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32.46％，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66％。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重为20.2％。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58.6%。2008年第三季度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速达18％，预计全年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将获得约18％的增速，产值规模有望突破9000亿元。深圳的经济发展之路，见证了创新对经济的强大带动作用。二是因为深圳是我国唯一的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府在创新型城市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方面科技投入多，深圳财政投入大约占科研开发总投入的20％，其中，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平均每年200亿元，政府科技投入平均每年20亿元，重点支持创新技术平台建设、关键高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等，优先解决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早期投入等。另一方面深圳市政府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千方百计为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平台。从1994年始，不断出台系列法规措施，为自主创新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通过发展风险投资，加大金融创新及其与科技的联姻，搭建多渠道、多方式为科技企业融资的平台；同时通过建立行业协会，支持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等措施为企业创新注入活力。
创新是深圳经济发展的灵魂，政府推动创新的战略和措施是深圳走在创新型城市建设前列的重要因素，以深圳为样本城市来反映财政支出对创新的影响具有典型性。
三、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分析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于数据的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消除现象，所以对变量取对数并用LnA、LnZ、LnX、
表示。
(一)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规模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分析
首先对创新导向型财政总支出和全要素生产率做线性回归，方法为最小二乘法(OLS)，所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计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导向型财政总支出的回程方程拟合优度好、t值和F值均大于临界值，所以可得出它们之间的关系：LnA=-1.924125+0.428279LnX，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需增加0.428279单位的创新导向型财政总支出。
然后我们对一般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分析，同样用最小二乘法分析，结果如表3。
对比表2和表3，可知一般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比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同时，一般财政支出的系数估计为0.400216，比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的系数(0.428279)要低。但是，我们也发现系数差距不是特别大，主要原因是在一般财政支出中，专项支出、基金预算支出、城市维护费用、农林水利事业费等项目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生产创新等都有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数据难以细化分离，所以计量分析时会出现一般财政支出估计系数偏高的结果。
从以上分析结果可知，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可以激励创新，并且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对创新激励作用要优于一般财政支出。
(二)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计量分析
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是由优化创新环境、激励创新主体、鼓励创新可持续的三部分支出组成，这三部分的支出对创新的激励作用是否相同，本节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寻求各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对此问题做出解答。
1.相关分析。为了保证多元线性模型的合理性，首先需要分析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通过简单相关系数分析来判断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矩阵如表4所列。
从表4中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高度相关，这表明用线性模型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适合。同时也可以看出
之间高度自相关，这可能对参数估计的准确性造成影响。
2.绘制散点图。从相关矩阵中，得知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线性关系。为此特绘制散点图(图1)来判断是否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散点都分布在一条直线附近，由此可认为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呈高度线性。
3.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建立。从相关系数矩阵和散点图可以看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运用Eiews3.1多元回归得表5。
表5 五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
根据表5可得出如下回归方程：
即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的关系不显著，可能是各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造成的。为此采用逐步回归法来筛选自变量，以消除多重共线性对模型的影响。当增加变量
时，拟合优度变差，t值和F值变大，所以删除，得到回归模型如表6。
比较表5和表6，发现方程的拟合优度系数
变大了，各自变量对应的t检验值也变大了(除了
)，所以剔除的模型参数估计优于未剔除的模型。如果继续剔除，得到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系数为0.963292，并且各自变量对应的t检验值也都减小，所以选择不剔除。由此得出最终回归方程如式6：
即每一单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投入0.266746个单位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0.068244单位的科学事业费及0.197841单位的科教文卫支出。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贡献比较大。
企业挖潜改造资金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不显著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样本可能偏少；二是深圳市企业挖潜改造资金主要包括为企业技改提供的无息借款、银行贷款贴息、技术创新项目贷款贴息及给企业技术中心、行业公共技术平台建设的无偿资助等，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是间接的；三是深圳起点低，1979年还是一个小渔村，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到1990年才过5000万元，而且从1999年才开始正式投向高科技产业，2003年才将投资重点转向民营企业(创新主体)，而近几年在高成本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挖潜，所以这部分资金对创新的激励作用有所降低。同时，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效率问题也是制约其创新激励效果的因素之一。
四、结论和建议
第一，比较一般财政支出和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后者对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所以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加大创新导向型财政支出，为创新活动注入更多的血液，是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必然选择。
第二，计量结果得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最为明显，这和波特的观点吻合，即政府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应该是“场地维护员”，而非“球员”和“教练”。在发展环境尤其是软环境已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重要因素的今天，政府更应该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作出贡献。
第三，教育、医疗、文化等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相比科学事业费等直接科技支出，文教卫支出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教育和医疗支出对增加全社会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优化有重要作用，决定着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发展。因此，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教育、医疗、文化等创新支持系统建设的财政支出力度。
第四，科学事业费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相关关系。科学事业费主要用于基础性科学和共性技术研究与服务。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会对科学技术的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产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基础研究的公共产品属性及与之相关的外部性、连续性、长效性、模糊性、风险性等特点，其主要提供者只能是政府。因此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政府需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注释：
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编.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系统[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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