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必须澄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念论文,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改革开放，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这看起来是无可争议的问题，但实际上思想很不统一，在报刊中就经常出现一些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这些言论，往往操着转变观念的调子，打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更深的毒害性。最近，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而且把政治方向列为讲政治的首要内容。笔者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就必须澄清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错误言论，排除这个最严重的干扰。这不仅应当列为干部政治学习的重要课题，而且也应当列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回答和解决好的重要问题。因为，“高等学校不仅担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任务，而且是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来源。”
为了回答和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提高政治鉴别力和增强政治敏锐性，认清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主要表现、严重危害、出现和流行的原因，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采取针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在澄清其主要表现的同时，系统地进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教育。
一
报刊上所发表的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散布“社会主义革命过早论”，宣扬“资本主义补课论”
这方面的言论，在1989年“六四”以前已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了，“六四”以后一度有所收敛。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不断出现了。对于一些明显的社会主义革命“过早论”和资本主义“补课论”，有些报刊已发表文章予以澄清；但对于一些引用马克思的片言只语，作孤立的静止的理解甚至曲解所宣扬的“过早论”和“补课论”，直到现在还没有澄清。我认为最值得研究的“过早论”是有人说：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不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是写过这两句话。如果引用这两句话来说明资本主义的长期性，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它丝毫无助于某些人用来散布社会主义革命“过早论”、资本主义“自行消亡论”和宣扬“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因为：
一，马克思的这两句话是在概括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阐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至于具体到某一国家革命发生的迟早，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是唯物地而且辩证地看问题。早在1845—1846年由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就曾明确地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1]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某一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并不完全取决于本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激化的程度，而是国内外多方面条件、多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从这种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出发，后来，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大力赞扬和热情支持的。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该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旗帜鲜明地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据有关文章介绍，当时的德国，工业还只能谈煤、铁、冶炼和纺织，电气、化学工业还在起始阶段，金融资本还在形成过程中，农业中还有300万户小农，占农民的60%。 易北河以西中小农户还占绝对优势。就在容克地主的大农场中，机耕和“矿质肥料”也还没有普及，封建庄园气息还很浓厚。农业工人的工资每月还不超过一马克。而当前的中国，在1993年，还有人在《求是》20期中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探索》为题，发表文章引用马克思上述两句话的前一句来散布社会主义革命“过早论”和资本主义“补课论”，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予以澄清。
二，列宁对马克思的上述两句话，早就作出与机会主义者根本不同的理解。列宁根据马克思的上述两句话和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等有关论著，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国家与革命》和《卡尔·马克思》等著作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对马克思的上述两句话作出了正确的理解和深刻的阐述，揭穿了一切机会主义者引用和曲解马克思的这两句话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叛徒嘴脸，引导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顺利地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人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2]这是对马克思所说的“物质条件成熟”的最准确的理解， 也是对机会主义者歪曲马克思的这一句话，散布“社会主义过早论”的有力批判。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谈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明确地指出：“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延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3] 时至今日，列宁认为不可容忍的言论，却又在中国大地出现了。这难道不发人深思吗？
列宁早于1914年在《卡尔·马克思》这篇传记文章中就写道：“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规律得出的。劳动社会化通过无数种形式日益迅速向前发展，在马克思逝世后半世纪以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为大生产与资本家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长以及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势力的巨大增长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在智慧上和精神上推动这个转变、在体力上完成这个转变的力量，是资本主义自己培养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表现于多种多样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形式，它必然要成为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导致‘剥夺者被剥夺’。”[4]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针对孟什维克经济学家苏汉诺夫之流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散布所谓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本来就不应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现在也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谬论，尖锐地指出：“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5]“你们说，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6]列宁与苏汉诺夫的争论， 实际上是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盟友孟什维克之类所散布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早论”的有力批判。这些批判，对于澄清我国近年来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过早论”和资本主义“补课论”，还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恩格斯为了防止有人把唯物史观“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于1890年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解释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定的主要原则，……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7]。
现在，又出现了一些“最新马克思主义者”，引用与曲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上述两句话，置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于不顾，对列宁的有关论述和恩格斯的解释与责备充耳不闻，带着“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因素”的错误观点，散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过早论”和“资本主义补课论”，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从而又引起了“惊人的混乱”。因此，必须引用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有关论述，予以澄清。
第二，夸大垄断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美化现代资本主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向往资本主义的思潮日益泛滥，我们的舆论阵地也随之发表了一些为“三信”危机推波助澜的文章，主要问题是以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为由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和对时代的认识，提出根本不同的看法，从而宣扬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美化了当代资本主义。应当肯定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变化，人们的认识应当跟上它的发展与变化。但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定义、本性、主要特征、基本矛盾、基本规律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等有关论断和论述，也应当予以肯定，不能随意否定。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报刊上发表的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文章，不仅或多或少地否定了上述列宁的有关论断，而且为了美化资本主义还宣扬说：“随着股份制的发展，资本主义将摆脱早期的无政府状态和无计划性”[8]， 并声称：这是恩格斯晚年的论断和列宁的理解。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必须予以澄清的大问题。因为，这是动摇社会主义信念最露骨、也最有欺骗性的错误言论。
恩格斯于1891年6月29 日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是写有“如果我们从股份制进而讲到征服并垄断各个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这里不但私人的生产停止起来，而且没有计划性的现象也停止起来”几句话。列宁于1917年4月在俄共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和《国家与革命》一书中，都引用过恩格斯的这几句话。对恩格斯的这几句话，应该如何理解呢？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月代表会议上关于时局的报告，《列宁文集》收用时，对列宁在报告中引用恩格斯的几句话的注译是：“恩格斯所谓‘这里私人的生产停止起来’这句话底意思正是说，资本家的联合和垄断起来代替单个资本家及其企业，而他之所谓‘没有计划性的现象也停止起来’，这句话底意思，也应同列宁所谓在帝国主义时代，‘竞争变为垄断’、‘垄断是与自由竞争直接相反的东西’这些话一样去了解。垄断‘各个整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联合，只有在他们包罗这些部门底基本企业的程度以内，‘停止’竞争；可是他们（托拉斯、新迪加等）在各国内部及国际市场上，并没有消灭它们彼此间及其与没有被它们所包括的各个企业之间最激烈竞争与最紧张的斗争。如果他们垄断生产，极力想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调节并计划生产，以谋少数资本家魔王底利益，那么这种斗争又经常破坏这样的调节与计划。当然，像无产阶级专政所造成的那种生产底有计划性，在这里是谈不到的。生产过剩底危机及其对于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各种最痛苦的影响，在帝国主义时代依然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底厄运。1929年开始至今（1932年）没有削弱的那种剧烈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实例。”[9]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了恩格斯的这几句话之后，理解说：“这里已经指出了对最新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估计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变成为垄断的资本主义。后面这几个字是必须加上着重点的，因为普泛的一种错误，就是根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来断言，似乎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等等。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未能产生，至今没有产生，而且也不能产生的。”[10]
恩格斯给考茨基信内所写的几句话，我认为《列宁文集》的注解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内所作的理解是完全符合恩格斯的原意，因而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尽管托拉斯内部生产是有计划的，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把计划作为一种手段用以调节生产，甚至还提出了生产“计划化”的要求，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是无法克服的，所以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是难以避免的。对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是予以充分肯定的。恩格斯在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与论断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这些表述与论断，恩格斯在向考茨基发信后十个月，为这本书的英文版写导言时，还是完全肯定的，没有任何改动。我们党的党章，在总纲中肯定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也是以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为立论根据的。如果否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就等于否认资本主义固有的根本矛盾，也就等于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立论根据。所以，我认为这是最露骨地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错误言论；同时，散布这种错误言论的人在散布时，又采取了引用与歪曲恩格斯片言只语的手法，因此就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与更深切的毒害性。
事实胜于雄辩。垄断资本主义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是无法克服的。战后，美国已发生过九次经济危机。最严重的一次是1957年3月到1958年4月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时间长达14个月，并且波及到西欧和日本，成为战后第一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各工业部门的生产几乎普遍下降，工业生产下降13.5%，其中钢铁、汽车减产最严重，生铁减产33%，钢减产27%，汽车减产62%，大大超过了前两次危机减产的幅度；固定资本投资下降15.6%；1.4万多个企业倒闭；最高失业率达7.5%，507 万人失业。美国战后第九次经济危机发生于1990年7月，是时间最长，缓解、 回升最慢的一次经济危机，到1992年年初才开始回升，复苏之缓漫乏力为30年代以来所未有。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防止其固有的根本矛盾在国内的激化，采取了一些国家干预的调节手段和对外（主要是第三世界）掠夺、对内搞福利主义的办法来予以缓和，加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剩余价值相对因素的增加，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时难以爆发，所以延长了寿命，垂而不死。但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它带来的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是无法改变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也是无法改变的。因此，有人以帝国主义的“垂而不死”为论据来否定与指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资本主义”的论断，也是值得研究的。我认为列宁的这个论断还是不能否定的。因为，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立论根据是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这些立论根据，现在还很难推翻。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列宁的这一论断作简单化的理解，把帝国主义的寿命估计太低，因它不可能自动地走入坟地，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还会出现较大的反复。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社会形态的改变，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老的虽垂死，新的还有一定的生命力；而老的在垂死过程中，还是要拼命挣扎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在工人阶级内部寻找与支持机会主义的代理人。因此，列宁在谈到帝国主义腐朽趋向时，清醒地指出：“它也许在腐化状态中存在一个比较长久的时间（如果割治机会主义脓疮竟不幸而迁延下去的话），但它终究还是必然会消除掉的。”[11]这括弧内的话，是列宁最担心的预见，也是我们今天必须认真研究的大问题。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戈尔巴乔夫之流，对资本主义寿命的延长是帮了大忙的。
第三，散布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言论，削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言论时有出现。特别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观念的过程中，这种言论更加泛滥，在一些报刊上，已发现有五种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言论：一是公有制经济比重多少无关论，认为只要能掌握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业就行了。二是脑袋决定论，认为只要头脑清醒，私有制经济比例无论大到什么程度都没有关系。三是生产关系手段论，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目的，生产关系是手段，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四是私有制进步论，认定：只要凭借私有制、私有财产的力量就完全能够“实现社会的进步”。五是公有制提法错误论，有人写文章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提法是“社会所有制”，“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的误译，并解释说：“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以上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五论”，自1994年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来，已受到一些报刊文章的批判，最后一论，《求是》1995年18期刊登的宋书声等三同志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表述未来社会所有制几个概念辨析》一文，也予以澄清了。但澄清的力度还必须加强，“五论”流毒，还必须进一步地予以肃清。
二
以上各种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错误言论，带来的危害是极为严重的：从长远讲，它将导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像东欧、苏联一样走向“和平演变”，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从目前看，由于这些错误言论导致一些人信念动摇，理想失落，已出现了一些与党的性质、国家性质很不适应而且也很难解决的严重问题。
第一，党风难以端正，腐败严重。一些手中有权的党员，已不讲党性和党的宗旨，不是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而是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他们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已经不行了，抢夺社会主义财产就势在必行了。于是，就利用自己的地位与条件，使尽全身解数，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有的工厂破产了，而厂长却变成了暴发户；有的以改革为名，行瓜分国家财产之实；有的以引进外资为名，让肥水外流，从中捞取报酬；有的搞权钱交易，手段十分巧妙，接受了贿赂，流失了国家财产，还很难查证；有的小偷盗窃了高级干部的财钱却帮助国家侦破了贪污大案；有的有条件取得银行大量贷款的人，不怕通货膨胀，只怕物价上升的幅度太小。这些怪现象已不胜枚举。但是，有一笔总账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近十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损失高达5000多亿元，相当于1994年年底国有资产的1/8， 我国国有资产以每天约一亿元的速度在流失。这笔国有资产流失账，与上述怪现象不无关系。据说，吞食“人民家底”的最大盗窃集团是“官倒”集团。这些“官倒”集团的出现，乃是一些原来身居高位的老布尔什维克对其子女纵容的产物。而这些老同志纵容子女搞“官倒”的原因，又不能不说也是信念动摇的结果。这种倒过来的示范作用，危害很大，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也很大。
第二，民风难以好转，沉渣泛起。由于理想失落，信念动摇，资本主义腐朽思想随之侵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之滑坡，“金钱就是一切”和贪图享受的庸俗之风弥漫全社会。现在，一些唯利是图、醉心于暴发起家的人，倒卖走私、买空卖空、偷税漏税、以假充真、行贿干部，“五毒”俱全；一些著名的影星歌星，已把自己当成特殊商品，以为奇货可居，高价演唱；一些暴发的大款，奢侈无度，比阔斗富、寻欢作乐，一掷千金；一些以大款和腐败官员为主要顾客的所谓“服务”行业，贩毒，聚赌，放黄色音像，开办高级娱乐场所和豪华宾馆，招聘“三陪”女郎，卖声、卖色、卖淫，沉渣泛起。在这些恶劣现象的侵蚀下，加上分配不公，已影响工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也逐渐显露。在一些青年工人中，已经出现了“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没钱不干，那里有钱那里干”的不良倾向，这就不利于搞好国有企业！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难做，冲击太大。高等院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建设者的，党的命运和国家前途，与这个培养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很大。因此，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然而，报刊上所发表的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党内的腐败现象，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冲击很大。我于1994年撰写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教育的正确导向》一文中所指出的“有些学生，在价值观方面，已突出一个‘我’字；在价值取向方面，已突出一个‘钱’字；在行为准则方面，已突出一个‘利’字”[12]的各种表现，不仅难以纠正，而且还与政治观上的信念动摇结合起来，向着更不健康的方向发展。很多出国留学生不肯回国，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我认为，我们培养的接班人，如果政治观上理想失落、信念动摇，价值观上只讲索取、唯利是图，即使留在国内当接班人，后果也不堪设想！
第四，中央领导权威很难增强，令人担心。社会主义信念动摇的人，是很难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现在，由于有一些人特别是手中有权的人信念动摇，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严重，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已遇到令人担心的挑战：
中央要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人却按照“唯利是图”的价值导向，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导致“拜金主义”泛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到临危界线。
中央要大力反腐倡廉，这些人却以各种方式加以抵制，导致腐败现象还在蔓延。四川省的一个副厅级干部，在反腐败中还贪污受贿68万元。他在交代思想动机时坦白，他以为中国不久就要走上东欧、苏联各国的路子，所以甘心冒险，公开贪污索贿。
中央决心稳定物价，这些人口头上虽跟着唱稳定物价的调子，实际上却变成从中谋利的耗子，导致物价居高难下，直到现在，通货膨胀率虽有所下降，但还不够理想。
中央着力打假，一打再打，但一些地区假冒注册商标却出现了五种新的趋势：从假冒知名商标向假冒名牌商标发展；从假冒低档消费品向假冒高档消费品发展；从假冒生活资料向假冒生产资料发展；从假冒低技术含量向假冒高技术含量发展；从规模较小不公开的黑窝点向经过合法登记的企业发展，打着合法经营的幌子冒充他人注册商标，出售伪劣产品，这不是“越打越假”吗？而这种越打越假的现象，又是经过合法登记的，这算不算官商勾结？
中央早就下定决心，搞好国有企业，而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却利用职权，化公为私。所以不少企业出现了“富了方丈穷了庙”的奇怪现象。
中央要保持社会稳定，而不稳定因素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特别严重的是黑社会团伙抡劫银行、杀人越货、图财害命的现象不断发生，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同志都死于盗窃犯之手，令人触目惊心！
第五，防止“两极分化”和“西化”的难题亟待解决。据测算，我国亿元富翁已超过1000人，百万富翁有300万人， 而生活困难和未解决温饱的人还有6500多万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计算，1994年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43，比美国1989年的0.3992高0.0451，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不平等程度，而且这种不平等程度还在迅速地扩大着。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中，我们必须认清的是，不少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不是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起家的。北京某公司经理被捕时，在他家中搜出了现金100 多万元，美金30多万元；某镇的公司经理，每年发给自己的奖金就高达100 多万元。这些非法起家的暴发户的“黄金宴”，与劳动难富的贫困户的食不果腹已形成极大的反差。一位京城老板在广州，一道菜35万元，以此斗倒羊城富豪。面对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危险趋势，江泽民同志在五中全会闭幕时指出若“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然而，思想也很难统一。有人认为“在经济起飞阶段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难以避免的”，这是西方传统的发展论；有人认为从根本上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唯一决定因素是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因他们期待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可称之为“期待论”。这种“期待论”，如果不是认识上的片面性——只重视物质基础，就是社会主义信念动摇，期待我们国家由量变发展到质变。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也用腐朽的思想文化侵蚀我们，期待我们的同志特别是高层领导同志中出现更多腐败分子，充当他们和平演变的应声虫。因此，防止“两极分化”和“西化”，已是不能回避、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而这两大难题的难点，是难在一些同志首先是一些手中有权的同志社会主义的信念已经动摇了！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社会主义信念动摇的危害性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在澄清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肃清它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问题上，狠下功夫。我们用科学理论武装人等“四项”教育工程，都要为解决好这个问题，弘扬主旋律，充分发挥作用。
三
为了澄清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必须探索动摇社会主义言论出现和流行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出现和流行的原因，一般地说，大致有以下六条：
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东欧、苏联演变后，私有化思潮泛滥，修正主义随之蔓延。与此同时，国际敌对势力也将“和平演变”的矛头，集中地指向我国，导致我国向往西方，崇洋媚外的人越来越多，出国热经久不衰，带来的消极影响也越来越大。
第二，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在多种经济同时发展的情况下，已出现了新的资产者阶层及其代言人。这个阶层的代言人是善于利用各种宣传工具代表这个阶层发表意见的。应该看到，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些报刊一度刊登有偿新闻，这个阶层代言人所撰写的文章，是很容易刊登发表的。有的报刊还刊登了一些大的私有企业公然表示不安于“补充”地位的文章。这就说明，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和“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思想政治领域，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也就随之流行了！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领导同志，面对以上情况，在反“左”防右的问题上，在江泽民同志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以前，在把“左”的思想当作主要危险的同时，对右倾思想丧失警惕，淡化了思想政治工作。因此，右倾思想趁机泛滥，有恃无恐！
第四，人们在实践中虽感到在反“左”的同时要警惕右，看到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流行带来了严重危害，但很多同志对“不搞争论”的提法有误解，不敢撰写和发表批判性的文章，听之任之。
第五，对于意识形态领域一些领导同志被免职的原因，有些同志误认为是思想“左”倾和敢于同不同意见争论的结果，因而更加心有余悸；对某一刊物一度被责令整顿，邮局也不敢发行的原因，很多同志传说是由于该刊思想保守，经常发表一些与不同观点开展争论的文章，所以很多刊物都不敢刊登与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开展争论的文章了，任其泛滥。这种情况，直到1994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用科学理论武装人”等“四项”教育工程以后，才有所改变。
第六，在理论学习上，虽提出了用科学理论武装人的要求和大力组织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但不少同志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原理的学习。有些青年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深，多年来又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原理，势必分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对邓小平同志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也很难认识清楚和深刻理解。试问：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原理，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与产生，怎能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不懂得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怎能认清我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不懂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怎能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不懂得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的内涵，怎能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增强对各种动摇社会主义信念言论的识别力和抵制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懂得世界观是决定政治观的，不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不能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抵制和澄清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而科学世界观是不能自发形成的，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和有关论著，才能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多年来，在忽视马克思主义原著、原理学习的同时，改造世界观的问题也被淡化而很少提及了；近两年，虽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但如不提倡学习原著、原理，使之与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势必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反之，如果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原理与学习邓选结合起来，联系实际解决信念动摇的问题，而且抓住根本，着力于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就势必收到较好的效果。因为只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对第一、第二个原因所带来的修正主义、拜金主义和私有化的思潮，才能提高识别力，增强抵制力；对第三个原因所带来的在反“左”的同时不警惕右的问题，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只唯实，不唯上；对第四、第五个原因所带来的疑虑与余悸，才能发扬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无所顾忌，无所畏惧。因此可以说，动摇社会主义的言论产生和流行的六个原因中，第六个原因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条，也是主观因素中最根本的一条。
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能够流行的根本原因从反面告诉我们，要澄清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也必须抓住这个根本所在。就是必须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采取针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教育。不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针对动摇社会主义信念言论的主要论点开展论战，将其澄清；而且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系统地进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教育，坚定信念。因此，在领导干部和学校有关课程的教学中，必须纠正丢了老祖宗，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原理的错误倾向。在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还要学习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有关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与来源的原著、原理，有关社会主义运动、制度、特征、原则和道路的原著、原理，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这个基本规律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著、原理，有关树立科学世界观和正确人生观的原著、原理。在教育过程中，高等院校要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主渠道作用，抓重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把重点放在解决世界观的问题上，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思想品德课，要把重点放在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上，因为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人生观体现世界观，相辅相成。
为了更有说服力和更切实地回答问题和解除困惑，在教育过程中，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联系实际中，要着重联系以下几方面的实际：
第一，要联系社会主义信念动摇的实际。更加深刻、更加系统地批判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各种错误言论，更加有力、更加全面地清除这些错误言论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危害。与此同时，对为社会主义事业和为人民服务而献身的英雄人物与英雄业绩要大力宣扬，从而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促进人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这就有利于端正党风，再造民魂，防止两极分化；也有利于高等院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更有利于增强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及其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凝聚力。
第二，要联系苏联、东欧“和平演变”的实际。要重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运用“两论”的基本观点和对苏联革命与建设基本经验的概括，说明苏联、东欧的演变不是十月革命道路的失败，而是否定和放弃十月革命道路的结果，说明这“两论”对修正主义思潮可能带来的危害，是不幸而言中了。与此同时，还要用苏联、东欧演变后，广大工农群众生活在困难之中和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重现，令人触目惊心的铁的事实，来唤醒人们对修正主义提高警惕！
第三，要联系中国的国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要根据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哲学原理，阐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如美国未经过封建社会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法国经历了三次封建王朝复辟后，才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德国、日本的资本主义起步较晚，但经济发展则后来居上。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客观条件各异，所以在社会发展方面，就出现了各不相同的特殊情况。中国未经过资本主义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要根据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说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坚定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内在根据和根本动力。因此，我们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识与掌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这条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这条规律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状况。依据这样的规律，我们可以肯定，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终究会因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死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从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与此同时，也要说明，我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我们党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遵循这条路线，我们就能掌握与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总起来说，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必须澄清。为此，我们必须提高政治鉴别力和增强政治敏锐性，认清其主要表现，洞察其严重危害，探索其出现和流行的原因，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采取针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教育。只有这样，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才能得到深入地澄清，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教育才能取得圆满的成果，江泽民同志提出的“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要求才能真正地落到实处，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才能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并能以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加快社会主义步伐的新成果，对低潮的回升发挥促进作用，有所作为！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
[2][3]《列宁选集》第3卷，第2版第164、229页。
[4]《列宁选集》第2卷，第2版第599页。
[5][6]《列宁选集》第4卷，第2版第689、69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版第479页。
[8]《中国教育报》1995年9月1 日《论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思考》。
[9]《列宁文集》第五册，人民出版社第108页。
[10]《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219页。
[11]《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1031页。
[12]《教育咨询》1994年12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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