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理论综述及其发展路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产业集群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06）02—0025—04
尽管集群（Cluster）作为代表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的专业术语在1990年才由迈克尔·波特（Porter）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来，但他认为，产业集群很难说是一个新的东西，早在100年前， 经济学家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已提出“在特别的地方，专业化的产业集中”。一个世纪以后，可以被称为新马歇尔主义者（Neo-Marshallian）的波特再次将“集群”这个概念搬上研究的舞台。波特认为，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全球竞争性产业很可能集中于该国的“地理上的集群”。[1]
尽管由于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自然资源或市场位置对生产活动束缚的弱化，出现了经济活动区域因素弱化的现象，但是生产的本地化特征并没有消失，在流动的产业空间（Slippery Space）内依然存在一些粘着的地点，吸引着生产活动在这里聚集。[2]
波特认为，“‘产业簇群’是指在特定的领域中，同时具有竞争和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的机构”。[3] 产业集群的实质是一定的企业围绕某个产业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某种紧密联系（Tight Connection）。在那里企业之间存在某些共同的行为，如共同的地理区位、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的共享等。[4]
产业集群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其受到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普遍关注却是20世纪最后十年的事情。由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者自身知识和实践背景的差异，尽管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如何从整体上理解集群的发展路径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因此有必要在对集群理论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寻找其发展路径的内在规律。
一、产业集群研究的主要流派和主题
国内外诸多学者对集群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研究的学科主要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国内外学者对于产业集群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产业集群形成原因、产业集群形成的条件、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发展战略、产业集群的演化、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产业集群的政策和产业集群的研究层次和方法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集群形成和发展的路径，所以不希望（也不可能）对所有相关的理论进行综述，尽管希望基于时间和学派来考虑，但由于各学派往往又是交错在一起的，所以只能以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路径为线索进行研究。
二、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
经济上的自利性（Self-interest）是集群内企业捆绑在一起的最终粘合剂。[5] 企业最终会聚集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集群”这种组织所存在的专业化分工而产生的报酬递增过程的结果。杨小凯用超边际分析法分析集群形成过程，认为集群的形成是报酬递增而不是报酬递减过程。[6] 从经济因素来看，集群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四个因素，即外部经济性、集聚经济、交易成本和柔性专业化。
集群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企业选择了同一个区位。德国学者W.Launhardt，A.Weber以及E.Hoover等认为，劳动生产率高低是形成区域优势的主要原因。韦伯认为区域的集聚因素（Agglomerative Factors）和分散因素（Deglomerative Factors）是影响区位选择和形成的重要因素。上述理论对于企业在地理上的接近即集群的形成和“集群度”提供了某种解释。[7]
就经济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而言，克鲁格曼（Krugman）从生产、技术角度研究了产业本地化形成的原因，即专业化劳动集中、辅助工业聚集和知识信息交流的频繁。他认为如果在某一区域形成集聚，就会产生报酬递增。信息溢出使整体的生产函数优于单个企业的生产函数，而区域报酬递增使产业在空间上产生差异分布。Pacione认为，新产业、非标准化、为顾客定制的制造业以及生产过程连续性的产业更需要地方上的联系和地理上接近，这种联系和接近增加了企业之间合作机会。格兰诺维特（Granovettor）从“根植性”的概念， 即交易行为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进行解释，他的理论不仅是对克鲁格曼理论的修正，而且对正确全面地理解集群形成机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8]、[9]
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于企业集聚进行解释的代表是美国社会学家福山。他认为群体是以相互信任为基础而产生的，最有效的组织建立在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基础之上。通向社群（网络）的道路有三条：家庭和血缘，自发社团以及国家。[10]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事实上集群产生的最初原因往往是一个偶然事件。Arthur提出集聚产生的偶然性，但他又认为集群形成往往是技术创新所导致的报酬递增结果。[11]
另外，Doeringer和Tenkla提出了产业聚集的三个主要动因：企业之间联盟驱动的战略机会，区域要素市场优势（劳动力市场，本地化知识外溢）和非业务制度的因素（如工会、协会等）。[12] Feser and Bergman认为，外部经济性、创新环境、合作、企业之间竞争和路径依赖是集群形成的基本原因。[13]
综上所述，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从运输成本和自然资源等角度解释产业的地理集中，而随着新产业区的出现，新产业区理论则更多地是从交易费用、知识、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解释。总体说来，产业集群的产生来自于两大类因素：内因和外因，也可以说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内生性是指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的聚集所带来的一些优势，如运输成本、中间投入品成本降低和知识外溢等，使得产业进一步聚集从而形成产业集群。外生性是指由于一些外部的因素而推动产业的地理集中，如福特式生产方式的困境、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导致的交易费用较低等。
三、产业集群发展的条件
产业集群形成原因的分析只是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现实中，一个地区某种产业集群的形成需要具备许多现实条件。研究集群形成条件的目的并非是要准确预测在哪些地方会出现产业集群，而只是分析哪些产业在哪些地方更有可能形成集群。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14] 赫—俄的资源禀赋理论和弗能（Vernon R.）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资源对集群的发展有着影响作用，不同的资源条件对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很大的影响。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r）提出了“增长极”（Growth Pole）及“推动性单位”（Propulsive Unit）的概念，而保德威尔（Boudeville）首次将“增长极”概念用于空间集聚，并用列昂惕夫乘数效应和极化效应进行分析。柯拉基奥（Coraggio）首次提出实施增长极可能会产生“飞地”现象，即乘数效应发生在区域外部，以解释集群转移现象。瑞典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分别用循环积累因果原理（Circular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阐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以及集群发展的过程。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hman）研究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两种效应：极化效应（Polarized Effect）和渭流效应（Trickling-down Effect）。英国创新经济学家Friedmann 认为创新通常由中心从里到外地向创新潜能较低地域扩散。Richadson认为，空间集聚对区域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大部分区域的活力来源于空间集聚。
在经济地理学方面，Storper and Walker 首先提出了区位规格和区位能力概念，他的理论提供了解释某个区域集群发展成功性的方法。[15] 而值得一提的是，Ratti认为集群（产业区）发展需要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地理空间这三种空间支撑。[16]
在管理学领域，[17] Adylot首先指出，区域创新环境对区域内企业集聚有强大推动作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促进企业诞生、成长和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欧洲创新研究小组（GREMI）认为，集群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区域创新环境的改善。Saxenian认为，美国硅谷发展可归功于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因为网络有助于隐含知识扩散，隐含知识越多，区域集聚作用越强。Harrison认为创新网络的根植性对产业区来说是很重要的。Grabher认为，新产业区发展正是企业在区域内与其他企业结成网络的过程，并根植于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Capello认为，个体在网络中不断学习，促进区域网络与区域创新环境互动，从而推动集聚和新产业区持续发展。盖文启认为网络建立一般需要两年，并提出了RIS（区域创新系统）分析模型。[18] Audretsch,David和Feldman等认为，地理上的集聚活动是知识（组织）创新活动的一个平台。[19] 波特（Porter）在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进行系统研究后认为，区域竞争优势关键在于产业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在生产率、创新方向和创新速度等方面进一步影响竞争。[20]、[21]
在社会学方面，[22] 社会学家Burt认为，弱联系是学习和创新的重要渠道，它对于集群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Putnam首先关注集群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在对意大利研究后发现，第三意大利由于存在丰富的社会资本而导致集群的发展。社会学家Fountain认为，社会资本一个最关键的特征是信任的可传递性，而信任的可传递性建立在网络基础之上，信任的可传递性导致知识沟通、传递以及组织的知识学习。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Steinle和Schiele这两位学者，他们在对产业集群案例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产业集群形成需具备一些必要条件和补充条件。[23] 他们认为，必要条件是由产品生产的特性所决定的，主要包括生产过程可分割性和最终产品的可运输性。生产过程可分割才有可能形成很长的价值链，从而实现集群内各个企业的专业分工。如果最终产品不能够运输，制造商就会靠近消费市场，也就不会形成集群（除非这个市场非常巨大），而如果中间品较难运输而最终产品容易运输，这有可能形成集群。但仅仅具备产品特性是不够的，为了实现不同角色之间的灵活协调，还需具备四个补充条件：产品或服务具有较长的价值链，竞争优势的多元化，网络创新模式的重要性以及变化多端的市场。产业集群实际上是用空间弥补时间。另外，市场变化越快，越会削弱某个制造商对需求的控制，越有可能形成集群。国内也有学者对集群产生条件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企业集群的产生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与社会历史条件，其中经济条件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供给方面包括集群产品的技术可分性、存在产品差异化机会、低成本运输、竞争环境的动态变化、知识的缄默性等；需求方面包括集群产品的时尚性和艺术性、消费行为上瘾性、营销信息沟通的口传性等。但总体说来，这些条件基本上是在Steinle和Schiele的分析框架之内。笔者认为，上述所提到的企业集群形成条件大体可以归为产品、技术、市场、环境等几个方面。
四、集群发展的形态：产业区和新产业区
产业区概念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来的。艾萨德（Isard）、费里克森和林德马克（Fredriksson & Lindmark）进一步提出了产业综合体模型和“生产系统”等相应的概念。马库森（Markusen）提出了四种典型的产业区类型：马歇尔式产业区、轮轴式产业区、卫星平台式产业区和国家力量依赖型产业区。Dicken用生产链概念分析了全球生产系统的地域结构。Hayter从协作程度和所有权集中程度划分为9类产业区。[24]
意大利社会学家巴格那斯科（Bagnasco）首先提出了新产业区概念，他认为新产业区就是在产业区上面加上一定的社会文化，他在研究第三意大利后认为新产业区本质上就是柔性专业化（Flexibility Plus Specialization）。Scott和Storper以及Piore and Sabel 都认为，新产业区是一种“柔性生产综合体”（Flexible Production Complex），是一种后福特制（Post-Fordism）。Pyke & Sengenberger认为新产业区是地理边界的生产系统。韩国朴杉沃（Park.S.O）提出了9种类型的新产业区，并认为产业区内柔性生产系统和大宗生产系统并存，地方网络和全球网络并存。我国学者王缉慈和仇保兴各自从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产业区和新产业区进行了研究。[25]、[26]
五、结论：集群形成和发展的路径
综上所述，个体经济主体由于交易费用的节省和自身的资源和优势形成了单个企业。单个企业的发展有三条途径：一是单个企业内部联结加强，即向一体化方向发展；二是单个企业外部联结加强，但是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三是单个企业外部联结加强，但是不完全通过市场方式，而是在生产、技术、市场和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和诱惑下进行的，即集群现象开始形成。集群现象形成后又有两种可能的发展路径：一是在集群内部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采用购并等手段，将其他企业合并成为本企业的一部分，从而又产生“一体化”的现象；二是由于企业之间不断进行专业化分工产生了报酬递增的正反馈过程，再加上产业转移、市场吸引和政府行为等因素的影响，使企业在某个具体的区域产生集聚。这个时候的集群，可能主要由大量的中小企业所构成，它们基本上是基于经济上考虑的，因为相互集聚能够产生报酬递增效应，可以称之为“产业区”。其实“产业区”应该视为集群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式。产业区的发展又有两条路径：其一，如果缺乏相似的文化和信任等因素，有可能使集群分化为纯粹的市场；其二，产业区在三种空间的支撑下进一步发展成为“新产业区”，这三个空间是地理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其中地理空间是基础。完全离开地理的因素是危险的，Feser & Bergman批评Perroux和Darwent没有理解以地理为基础的集聚是其他两个空间的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实施的增长中心政策（Growth Center Policy）而导致的失败。[27] 在地理空间的进一步扩张中，加上相似文化和信任基础之上的社会空间所产生的动态的学习和创新活动、报酬递增效应、“极化效应”，从而使集群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需要一提的是，如果在实施增长极政策时，其作用的效果发生在区域外部，即产生“飞地”效应，集群的一个重要基础——相互集聚能够产生报酬递增效应就可能不存在，从而可能使集群再次分化为纯粹的市场。
浙江省经济的发展就是随着集群发展而进行的。近年来浙江省经济上的良好业绩，从产业经济的组织形式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为数众多的制造业集群（块状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倪鹏飞博士认为，山东半岛地区城市竞争力明显提升，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竞争力有所下降，初步表明以浙江城市为代表的内生、市场和开放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更具有竞争力。“产业集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龙脉”，产业集群导致的经济集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发动机，《2005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也因此把产业集群作为2005年度的主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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