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内涵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德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内涵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463(2003)02-0005-06
25年来，学术界对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研究，同时还整理出版了不少研究资料，其中有一些涉及到朱德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但是，也有一些论著还主要是立足于其经济建设方面，对他的其他方面诸如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外交建设等方面均很少涉及，这样，也就难以展现朱德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内涵的全面性。其实，早在建国前夕，朱德就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过思考，并提出过一些很好的主张和设想。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德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如1963年3月，就曾提出，“我们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5年12月30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24次会议上，再次提出，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应当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后，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探索，而且提出过被学者们称之为“道路”、“方法”、“经验”，但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的则是朱德。那么，朱德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内涵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经济建设方面
1.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建国前夕，朱德就提出，革命的终极目的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是中国人民的要求，只有发展生产，人民的生活才有可能改善。之后，他对这一问题还作过多次论述，诸如，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要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1955年6月朱德提出，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搬外国的，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穷，资金不多，我们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根据需要和可能来决定我们的方针。196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朱德在会上再次强调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思想，并指出发展生产要遵循客观规律。1963年10月，他专门给周恩来、邓小平写信，提出了在发展生产中，如何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的问题。[2](P514)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朱德在自身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心并大声疾呼发展生产。直到逝世前几天，李先念来医院看望他，他对李先念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了，将来不可收拾。”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2](P484)
2.搞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搞活经济中央宜放权于地方。
朱德认为，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顺利发展。搞建设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要求过高、过快；我们只能从现有的水平出发，稳步前进；[1](P319)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不要从头来个大计划。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结果还是办不到。针对经济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端，他又提出了搞活经济的主张。1957年1月和4月，在两次同薄一波谈话时指出：应该把大部分的地方工业放给下面去搞，并规定适当的利润比例，使之能扩大生产，也可以调动各地的生产积极性；中央不能集中得过多过死，要使地方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这样就能够办很多事。同年4月18日，朱德建议中央对地方的机械工业不宜统得太死，不要把稍微像样的机械厂都收归中央管理。在财政体制改革问题上，多次提出逐步建立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制度，使之各有独立性，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书面发言，指出把工业、商业和财政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是十分必要的。
3.主张发展商品经济，重视流通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
1960年4月，朱德在视察贵州、四川、河南三省情况后，写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商品生产发展了，还必须“依靠商品交流的扩大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1](P422)1964年4月23日，朱德又在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视察报告中强调，只有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发展了，农业才能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为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提供更多的商品，才能更好地实现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才能使农村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20世纪60年代初，朱德还提倡全党同志都要学会做生意，他认为发展商品生产，搞活经济首先应该搞活流通。“有买有卖经济就活了。”[1](P503)他曾对商业部门明确指出，要把经济搞活，要搞活市场，促进流通；县与县之间、社与社之间多进行物资交流。多次强调利用作为个体经济的小商小贩、行商走贩的力量和优势，肯定他们对搞活流通的作用。同时，还主张发展集市贸易，利用价值规律，并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
4.提倡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
在朱德看来，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都应该同时并存。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多生产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这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针对1958年全国刮“共产风”的情况，朱德1959年提出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自生活，这样农民才有生产积极性。1962年又强调小生产不能取消。针对农业单一化的弊端，朱德多次提出在重视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只有这样，农、林、牧、副、渔才能全面发展。对全国各地如何合理利用土地，朱德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如向中央提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可以发展为以粮为主的综合性区域经济。1963年11月5日至7日，朱德在视察石景山钢铁公司时明确指示，你们可以考虑搞托拉斯，包括铁厂、钢厂、化肥厂、矿山等等，联合经营。[1](P517)朱德还多次指出大力发展山区的生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区要根据地形的不同，适宜长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强求一律。
二、政治建设方面
1.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人人富裕，共同富裕”。
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是朱德的一贯主张，也是他对社会主义本质长期思考所得出的结论之一。同时，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国家富起来，使人民富起来。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1962年9月24日-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谈到农民致富问题时，朱德在会上指出：“农民以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人人富，共同富裕。”[1](P498)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非常富裕的社会，而不是贫穷的社会，贫困决不是社会主义。1954年朱德就说过，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好，东西要一年比一年多，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3](P305)他一贯主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他认为，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有利于人民勤劳致富。1959年针对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的“左”倾错误，朱德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1962年2月26日，在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谈话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搞平均分配制度，再过20年也搞不起来。还是要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取酬。”
2.主张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没有就不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投入了不少精力同“左”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左”的痼疾一再表现出来。朱德结合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深有感触地说：“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4](P388)，其实，要正确地反右也是不容易的。共和国建立以来几次全局性的反右，大多是以“左”的姿态来反的，即使是反右派那一次，也严重地扩大化了。朱德总结了这一段经验，指出：“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4](P388)1962年7月19日、22日，朱德两次和身边工作人员谈了八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说的是“当前主要是反‘左’而不是反右”。他还说：“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据此，朱德提出了解决党内问题还是要和风细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3.实行党政分开，建议精简机构。
早在1950年3月朱德就觉察到党内存在党政不分的现象。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指出，只要领导人肯征求群众意见，民主讨论，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从省委到支部，工作就会好做。接着，他再次主张党政分开。他认为，党委不要把大小事务都揽在身上。要相信农民会种地，你何必管那么宽？工作布置好以后，及时检查就行了，许多事务由人民政府出面来搞，搞不好由它来负责。你都管，管得完呀？[4](P390)他还就精简政府机构问题致函毛泽东，建议简化组织，减少层次，坚决取消不必要的机构，合并重叠的机构。从党政军行政机构中，限期调出至少一半人员，转入国家企业、贸易、税收、银行及其他生产、财经部门。1957年5月9日，他建议把森林工业部和林业部合并，把工作下放，由中央规定任务，地方负责经营完成。后又致函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把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电机工业部合并成一个部。
4.整顿党风，严肃党纪。
共和国建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主持中纪委工作后，提出建立办事机构，制定工作细则，选调党性坚强，忠实可靠，作风正派，具有相当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敢于同坏人作斗争的党员干部到纪委工作。1950年7月17日，朱德致函毛泽东，建议全党应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抓紧对执行政策和遵守纪律情况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注意总结经验，在党刊或报纸上公布，以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1](P347)1951年4月24日，在全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干部会议上，朱德就加强党的纪律性，提出必须进行以下各项工作：(1)加强领导，健全组织。(2)党员处处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以身作则。(3)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与党的各级组织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及时了解情况，制止或预防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和倾向发生。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还应和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在工作上密切配合。朱德兼任中纪委书记，前后共5年零7个月时间，他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为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倾注了许多心血。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这些时间内处理了近三十万起案件，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5](P649)。朱德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必须勤劳和节俭的观点。
三、军事建设方面
1.搞好国防，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
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共和国建立以后，始终重视国防军的建设，并为此呕心沥血，宵衣旰食。国防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朱德就提出了“今后我们进了城市，取得全国政权，就有了自己的国家，就要搞好国防。”[1](P323)“建立和训练国防部队”的任务。1949年9月24日，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再次提出了“一定要建立一支统一的、现代化的、政治上坚定地为人民服务的强大的人民军队”的主张。[5](P708)1951年4月，朱德又在《八一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中，进一步提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之后，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号召全军把国防军的建设作为国防建设的根本任务来抓。总之，在军队建设一系列问题上，他都有深刻的论述和鲜明的主张，其中讲的最多的是作为国防现代化主体和核心的军队现代化，并就建设现代化的军队提出了三点设想：一是武器装备要现代化；二是官兵素质要现代化；三是军队管理要现代化。
2.发展各军兵种，建设合成军队。
1950年，朱德接连向毛泽东写了两个报告，提出要迅速建立海军、空军、工程兵和铁道兵，并着手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全军精简整编、组建新军种、发展军工生产、建立军事院校、进行文化教育和战术技术训练、制定命令和条例等六个方面的工作，以加速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对许多军事重大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被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7月1日，朱德向全军发出号召：“今后，我们部队的任务是更重了。我们要尽快地走向现代化。我们要飞机、军舰、大炮、坦克、工兵和各式各样的兵种。我们也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来努力建设，使之成为现代化的军队。”[6](P745)之后，朱德写信给毛泽东，在分析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后，提出：“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作长期打算。我们除整顿陆军以外，大部分可转为新式兵种。”1950年11月，又提出“各兵种联合作战”的主张。[7](P342)可以说，到1953年，人民解放军大体上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变；中国也已建成了相当强大的空军、海军和各个技术兵种，步兵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素质也大为提高。
3.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部分军工应尽早转为民用。
1952年9月，朱德在辽宁视察时，在同某军工厂负责人谈话中就要求他们应该同民用生产相结合。他说：“军工生产应该保护质量，应该同民用生产相结合。”[1](P365)1956年4月25日，朱德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访问苏、波、捷、德、匈、罗、蒙七国的报告》，报告中说：“国际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这看法是切合实际的。我们能争取到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条件。我认为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同时把国防建设同和平生产结合起来的问题。军队数量可以缩减，同时保持巨大的动员基础，军工生产要同和平生产结合，特别注意发展战时和平时都需要的精密器械和仪表工业。”[1](P401)1957年1月5日，在同薄一波谈话时说：“我看短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此，相当数量的军工厂可以改为民用工业，军队也应当大大裁减。”1月7日至3月24日，朱德在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地视察期间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兵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兵工厂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要转还是早转好。直到1973年，朱德还重申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应把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结合起来。
4.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发展尖端武器。
1956年4月25日，朱德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现在世界正处在工业技术革新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1957年8月，在国务院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会议上，他提出要发展尖端武器、搞原子弹和导弹的主张，当时得到周恩来的肯定：“朱老总讲得好，你有了两弹（原子弹、导弹），人家对你就不同了。”1960年10月，朱德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的军队一定要下决心用尖端技术武装自己。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在思想政治上武装好，再加上先进的装备，那就会成为天下无敌的军队，就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侵略我们。”[5](P634)在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直接关怀和领导下，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中国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原子弹。之后又成功地研制出核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
四、文化建设方面
1.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各种人才。
在重视军校教育的同时朱德也重视发展大中小学教育。1949年7月23日，他在中华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会上讲话，指出：今后中国人民的任务，一方面要继续肃清反动派的残余力量，另一方面要用极大的力量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在经济上要把我们的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在文化上要从一个文盲遍地、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普及教育、文化发达的新中国。教育工作者要以无限的忠诚与才能来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1950年10月3日，朱德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必须坚持和贯彻教学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这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也是培养各种实际建设工作干部所不可缺少的方法。1958年3月6日，朱德视察西南师范学院，并为学院题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攀登科学高峰，做好人民教师。”朱德给马鞍中学题词：“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在教育方式上，朱德鼓励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法。1959年7月，共大建校一周年之际，朱德热情地为共大题词：“坚持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半工半读，又红又专的方针，发扬勤俭建国、勤俭办校、勤俭办垦殖场的精神，开发山区，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8](P446)朱德还提出要培养一代新人，必须把书本知识同生产实践、科学实验紧密地结合起来。[8](P446)
2.文学艺术应该为革命和建设服务。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应邀到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他指出：“一个宣传家不必是一个艺术家，但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而是给中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我们必须认清对象，面对群众，面对士兵。”朱德还指出，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易为大众理解，我们不能笑它俗气而摈弃它。1949年7月2日，朱德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词，他说：中国的新文艺运动与人民革命斗争有着广泛的联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文学艺术工作者要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改造缺点，努力建设新中国。1950年元旦，朱德参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成立大会，他对新中国的艺术家提出衷心的希望：文艺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要有高度的艺术水平，要做到政治和艺术的完美结合。1962年4月在人民大会堂谈诗，朱德指出：“诗歌要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涌现出来的动人的真实事件，要真情实感地说出心里的话。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就很好。”[9](P415)并谈到现在写诗要注意从民族传统中吸取营养。
3.重视科学，强调发挥知识分子作用。
1949年6月19日，朱德在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筹备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说，中国要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科学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科学工作者要加强团结，并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共同完成建设新中国的大业。11月8日，朱德在水利工作联席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依靠群众完成工作”的观点。[1](P336)1950年8月，朱德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言，详细阐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他强调中国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必须需要科学。1958年4月，朱德在参观南京无线电厂时还提出，争取和平，就要发展技术。旧中国老是受人欺侮，就是因为落后，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就没有人敢欺侮我们了。他在机械工业会议上提出：我们的知识人员非常缺乏。我们必须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1951年，朱德在全国纺织工业代表会上再次强调：我们的知识分子为数很少，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技术知识和业务知识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重要财富。朱德在尊重科技人才的同时，还关注科技人才的成长，关心和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关心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和学习生活。从1958年到1975年底，朱德多次视察参观科研管理机构和科研单位，勉励其负责人要团结好知识分子。
4.强健体魄，报效国家。
朱德常说：“要革命，就要锻炼身体，身体不好，是不能为革命作贡献的。”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一如既往，是体育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1949年10月26日，朱德出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他要求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为国防和国民的健康服务，工人、农民、市民、学生都要搞体育活动。只要把我们的国民都锻炼成健康、精神愉快的人，才能担当起繁重的建设新中国的任务。1952年6月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一贯对体育运动给予高度重视的朱德在会上被选为名誉主席。他还欣然为大会题词：“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8月1日，朱德出席全军首届体育运动大会并发表讲话指出：“为加速部队建设及提高军事技术，需要普遍开展军事体育活动，以锻炼坚强的体力”。[1](P363)提倡开展适合于军事需要的体育活动，为战斗和国防建设服务。要着重普及，要发扬集体主义、团结进步的精神，提倡革命竞赛，反对锦标主义。此后，到50年代末，他多次出席观看军内外的体育表演和竞赛，鼓励全军全民积极锻炼身体，报效祖国。朱德还对卫生工作发表过颇具见解的讲话，他认为卫生工作要保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顺利进行，贯彻为群众服务的方针；要加强对疾病的预防工作；中西医务人员要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发挥所长。
五、国务外交方面
1.利用视察访问等国事活动开展对外关系。
作为国家副主席，朱德在各地视察和调查，对经济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意见的同时，还担负着大量的国务活动。其中包括：1955年率团前往朝鲜；1955年12月至1956年4月率团访问东欧五国和苏联、蒙古，1957年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1955年8月15日，平壤各界举行庆祝朝鲜解放十周年的盛大集会，朱德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指出在朝鲜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三年战争中，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朝鲜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鼓舞着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热情。[5](P681)在率团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词时，不断博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和起立欢呼；在民主德国访问期间，朱德还发表了讲话，他热情地赞扬了德国人民对人类做出的贡献，并祝愿民主德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加巨大的成绩；[10](P590)接着又访问了匈牙利、捷克、波兰，受到热情的接待。朱德也应捷克国家电视中心站的邀请，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作电视广播讲话。在访问苏联期间，朱德还应邀在莫斯科的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对苏联人民在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给予的援助表示感谢。朱德访问东欧和苏、蒙，前后历时共约四个月，这次出访加强了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联系交流，把中国人民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10](P597)朱德访问七国，“到处受到了隆重接待和热情欢迎，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早的几页绚丽篇章之一”。[11](P186)
2.搞建设一定要打破闭关锁国的观念。
朱德不赞成闭关锁国的政策，多次批评“关起门来搞建设，一切由自己制造”的错误主张。早在1956年初他就说：“我们不要关起门来用小套套把自己套死。”他主张发展对外贸易，指出“只强调自己制造，不要进口，这不是先进思想，而是保守思想，应当克服。我们国家有人才、有技术，要发挥我们的有利条件，同其他国家进行竞争，外国的新品种、新花色、新技术，我们也要注意学习，并要赶上和超过他们，要注意发展旅游业，增加外汇收入。”[11](P191)到1962年，看到党内有人闭关自守思想日益严重，他大声疾呼：“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1963年，朱德又说，自力更生是党的优良传统，但这并不是说样样东西都要我们自己制造，与其他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进行贸易，更有利于自力更生。不能一味强调自力更生，而忽视利用外国的技术、智力等。
3.必须实行对外开放。
朱德反复告诫全党：要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立足点、基本点，对外开放也是一定要坚持的，要辩证地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不能有片面性。朱德主张对外开放要采取多种形式。一是要对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开放。1949年4月21日，朱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成立后，不仅要同苏联做生意，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还要同日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二是要学习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朱德说：“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技术掌握起来。”“不能看不起美国的科学技术，好的东西还是要拿来，”朱德还主张多请一些外国专家来我国工作，以便学到外国先进的技术、经营管理的方法。三是加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包括接受国外投资。1956年4月，朱德在一次发言中指出：要鼓励国外资本家向国内投资，不一定是资金，货物也可以。1957年12月10日，朱德在同一机部、二机部、经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现在的经济是世界化了，不能关起门来。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同我们交换，日本就需要我们的煤、铁。朱德还提出过利用侨资的主张。
4，主张外贸工作“以进养出”，“以出带进”。
朱德认为，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都是国际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1957年全国外贸局长会议上，朱德在讲话中阐明了发展对外贸易的意义。对外贸易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贸易工作也是体现我国维护和发展世界进步事业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环节之一。维护世界和平是个很重大的任务，发展贸易可以促成持久和平的实现。而持久和平实现了，贸易一定能更加发展。针对我国具备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的优势和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资金严重短缺的劣势，朱德提出了“以进养出”和“以出带进”的对外贸易战略主张，强调“争取多出口，多进口，逐步做到大进大出”。对外开放需要“窗口”和“大门”，朱德主张“外贸要争取一些永久性的阵地。”1961年3月13日，在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朱德讲话指出：今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要增加一些，港澳是自由港，离我们又近，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一个很好的阵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阵地。在发展国际交往中，朱德还比较早地提出发展我国的旅游业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累资金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打破闭关锁国，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途径。
朱德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其“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半期，对于必须“走自己的路”的问题，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了，但是，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没有明确。无论是“中国化”、“中国情况的方法”、“自己的经验”甚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其含义基本上都是停留在建设路线和具体做法上，认识上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12]但不能因此而看不到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价值。笔者在此原汁原味地提供朱德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基本素材，目的是使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朱德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主要内涵，同时了解他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让人们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过程中，多多关注朱德的思想主张，并为研究朱德与他同时代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异同以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尽绵薄之力。应当说，只要我们客观冷静地叙述与分析，就会觉得朱德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思想、概念或论述，不但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湮没，反而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对后来者产生启迪作用，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朱德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这一结论。
收稿日期：2003-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