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国民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周恩来论文,国民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本文试从“文化大革命”前期国民经济体系运行的角度，反映在这段特殊年代里，周恩来领导和管理中央政府工作的思想脉路及其艰难历程。
一、双轨并行，强调生产
1966年8月，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这段话自然也反映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种真诚愿望。
这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仅仅限制在大中学校和一些党政机关里进行，对工农业生产、尖端科研和国防建设等尚未造成直接影响。但是，同以往政治运动相比，“文化大革命”来势更猛，涉及面更广。为此，一直关注工农业生产的周恩来一方面讲要搞好“文化大革命”，同时又再三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机关和学校，其他行业则应“三大革命”一起抓，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8月中旬发起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 并开始波及工农业生产。“大串连”造成全国铁路运输紧张，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这就在事实上冲破了“十六条”中关于运动的一些限制性规定。为此，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的宣传和行政措施。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这篇根据周恩来意图、由副总理陶铸主持起草的社论，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想法，即在认可“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把“革命”和生产分开，实现二者“双轨并行”，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当天晚上，周恩来来到中国科学院辩论会场，亲自宣讲社论中的观点，提出：凭我自己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即在这样一场革命的进行当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重要的业务工作受到影响。
基于同一认识，周恩来还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农村五条）。两个文件要求各个生产地区和业务部门，应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停止串连，坚守岗位，保证本单位革命和生产的正常进行。文件下发前，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对此，毛泽东指示：“可即发，不要讨论了。 ”这两个文件在9月中旬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传达后，立即受到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和拥护。
同时，周恩来还向广大青少年做说服解释工作。9月15日， 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1 〕针对一些地方发生红卫兵与工农群众的矛盾纠纷，周恩来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
此外，周恩来还就抓紧工业生产和科研业务工作发表明确的意见。鉴于工业生产的状况，他提醒说：现在，工业方面已经出现不好的苗头，如果继续下去，不但今年年度计划难以完成，还要影响明年计划，影响整个“三五”计划的实现。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2 〕他还针对国防科研中的问题强调：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尖端，今年已经耽误了一个月，搞不好将打乱整个尖端工业的五年设想，那就不是几个月，而是要推迟一两年的时间了！
不难看出，周恩来最关心的事情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怎样才不被打乱，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得以基本保障，国防尖端事业能照常进行。他曾向调来国务院协助抓工业的余秋里、谷牧一吐心中忧虑所在：“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3〕
鉴于当时下达行政文件阻力增大，执行有限，周恩来决定在制定若干政策规定的同时，继续加强对“抓革命、促生产”的解释性宣传。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下，不仅机关、学校，而且许多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都纷纷建立群众组织，把斗争矛头对准本单位、本系统、本地区的党政领导，领导班子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造成生产指挥失灵、经济建设停滞的严峻局面。
11月9日晚，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 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他重申经济建设不能停滞、中断，并据理驳斥了那种只讲抓革命而根本不讲抓生产的论调。第二天，经周恩来审定的这篇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郑重声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因为，“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4〕
周恩来始终不渝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就是为了让广大干部群众打消顾虑，放手抓生产、抓业务；同时，也是为了让那些一味扇动“革命”、“造反”，反对抓生产的人在事实面前无话可说。这赋予了“抓革命、促生产”以特定的含义，在不利的政治气候里，创造出某些有利于维持和推动经济工作的条件。
二、稳住农业，侧重工交
“以农业为基础”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一贯指导思想。1966年春，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一个战略步骤，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挂帅”组长，并兼任河北、北京小组组长。
随后，周恩来在天津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从全国说，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未摆脱，工业、农业都比较落后，甚至不能不承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落后”，“光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这个（实际）不行”，“华北区是个光荣的地方。我对华北有了感情。我过去是在华北受的资产阶级教育，现在我还是在这里。在这儿要活一天干一天。因此要不断学，不断改造，把主要力量用在主要方面，把当前的抗旱救灾一直抓下去”。
4月初，周恩来来到邯郸地区磁县视察， 他向当地干部说：“北方抗灾生产抓他十年八年，一定要抓出个名堂来！”
4月10日， 周恩来在回答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提问时宣布：“中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中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5〕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周恩来从农业入手、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计划。尽管如此，他仍不忘对农业生产的密切关注和具体指导。
1966年6月上旬，鉴于夏收、夏种、夏管季节的来临， 周恩来同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商量后决定，从国务院农业口和财贸口各部委中，抽调一名副部长和30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分别到北京郊区各县抓“三夏”。15日，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前，得知有关部委因搞运动使原定抽人支援“三夏”发生困难，即明确表示：“每部、委都应参加一部分人，这也是一种考验。”他在许多场合指出：一定要抓季节，要不误农时，讲“关心国家大事”，从季节上说，是目前最大的事情。
周恩来还及时发现并制止了一些学生组织提出的不利于稳定农村经济政策、妨碍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口号，强调农村社队集体经济的基本核算单位不变，国家对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动，农民个人仍可继续保持自留地、饲养家禽家畜等。1966年9月， 针对河北省一所农业中学提出“把一切自留地、自留园田、自留树交给人民公社”的倡议，周恩来当即派人调查此事，告诫在这些牵动全局的问题上不可“一轰而起”，否则“就会对农业生产不利”。
1967年3月，为了减轻“全面夺权”对农业生产的破坏， 周恩来提出：应“迅速建立县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以便“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援工作”。〔6〕同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棉花小组，指导全国棉花生产和收购工作。1968年以后，周恩来还亲自过问抗旱打井、防洪排涝、主要农副产品等方面的工作，并直接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阻力和困难，但由于周恩来和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整个农业形势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和反复。1968年7月， 李先念、李富春副总理在上报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国务院业务组《关于1967年度粮食情况的简报》中说：1967年粮食比上年增产383亿斤， 农村粮食情况进一步好转。此后连续几年里，全国农业状况一直趋于稳定。
和农业相比，工业形势要严峻得多。尤其运输部门，始终处于“老大难”地位。事实上，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工交系统“革命”与生产的矛盾就已经存在了。1966年6月，刘少奇、 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稿获得批准。随后又制定出《补充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抓好工交生产。这两个文件的主旨是对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必要的限制。〔7〕
从这一年8月下旬起，北京一些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纷纷离京， 各地的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全国红卫兵开始了“大串连”。
9月7日，周恩来致信江青、中央文革小组并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等称：“上次天安门大会（8月31日）后，从9月1日到5日止，经过铁路运输，离京学生（包括北京外出学生在内）共约42万人；来京学生（包括回京学生在内）共约39万多人，其中当天未得安置，留在车站等待安排的5天总数约8万8千人，以9月5日最多，达到4万多人。”
10月中旬，根据中央关于进出北京红卫兵可达150万到170万人的要求，周恩来向谷牧提出，可制定出上、中、下三套方案，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到这一年11月下旬止，毛泽东共计八次接见来京串连的全国1100多万红卫兵。
在红卫兵“大串连”高峰时，周恩来每日都要仔细审看工交部门汇总上来的生产报表，哪个铁路局的货运量减少了，哪个煤矿的产量降低了，哪种产品的原料供应不上了，他都亲自过问、查询，找有关领导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他一再向国务院有关同志讲：“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地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当时担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因被群众批判已不能正常工作）为此感叹道：周总理这是在替我当铁道部长啊！
就在铁路交通秩序勉强维持之际，1966年11月10日，上海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事件——“安亭事件”，造成沪宁全线客货运输中断30多个小时的重大事故。
对“安亭事件”的做法，周恩来是不赞成的。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多次批评类似的行动，竭力维护铁路运输的正常秩序。
11月16日，周恩来与江苏省委负责人通话，要求省委出面做好拦车群众的工作，放行被拦车辆。他指出：“这关系到国家的信誉，关系到交通运输，关系到劳动人民。”
28日，周恩来亲笔修改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滞留在四川广汉（宝成线站名）的“成都工人造反团”电文：“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8 〕在“安亭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周恩来向参加工交座谈会的成员及一些省、市负责人提出：必要的“条条”中央还要发几个，并且一定要保证有效，如保障交通运输、城镇水电供应。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到国计民生。他把火车停了，这不能叫“革命行动”。出现这样的事，首先我们作自我批评，抓迟了；然后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否则，就没有原则了。
12月13日，周恩来又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铁路运输正常秩序的通告（经周修改）致信陈伯达、江青：“碰头会上根据一个月来各地拦车情况，起草了这一通告，现送上请中央文革小组加以讨论，并提出小组的意见，以便确定报请主席、林彪同志审批。附上一个月的工人拦车情况，请参阅。”
1967年元旦，周恩来亲自过问上海铁路局的工作。据当时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回忆：1967年1月1日凌晨3时， 我在北站铁路公安分局听到周总理的声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断！……”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上海铁路终于在第二天通车了。〔9〕
周恩来不分昼夜的劳顿，使一些地区铁路运输部门的生产业务状况有所改善。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左”的实践也必然会恶性发展。这当然是周恩来所无法改变的。他能够做到的，就是在某些方面、在某些重要环节上，继续起控制局势和减少损失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周恩来的这些努力，整个工交生产情况还要坏得多。
三、限制夺权，保护干部
1967年1月初，上海又爆发了一件震憾华东、 影响全国的大事——“一月夺权”，《文汇报》、《解放日报》中的造反派相继“夺权”，宣布“接管”报社。随即“工总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大会，夺了原上海市的所有党政大权。
对中共上海市委，周恩来一直是信任、肯定的。“安亭事件”后，他仍设法维护上海市党政领导的权威。上海“一月夺权”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市的造反派也先后宣布“夺权”，原有的党政机构多陷于瘫痪。
对这样的形势，周恩来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首先，周恩来不赞成把各地区、各部门的所有党政领导都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强调建国17年来党领导下各个地区、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绩，认为这是主流，反对一概怀疑，一概否定。
其次，周恩来主张各地区、各部门所“夺”的是“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权，而不是党、政、财、文等之权。他对所谓“全面夺权”是有保留的。
再次，周恩来明确反对夺中央要害部门的领导权，强调国防、外交、公安、财政的业务大权属中央，群众组织不能夺。
随着“全面夺权”迅速蔓延、深入，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群众定性为本地区、本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停职、“罢官”；由于各级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造成指挥系统失灵，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交通部门损失加剧，面临停滞威胁。
为此，周恩来想方设法，采取措施，保证从上到下各级经济指挥部门的存在与运作。2月下旬， 成立了由他本人主持的国务院业务办公会（后使用“国务院业务小组”、“国务院业务组”名义），成员有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谢富治、余秋里、谷牧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努力维系中央一级经济领导机构的运转。之后，周恩来提出，无论如何要在3月份解决省级生产指挥部门， 以便领导和推动“抓革命、促生产”。3月中旬，他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电报稿，在全国推广北京市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要求迅速建立起县级生产指挥机构。周恩来从这时起，亲自主持制定中央及地方各系统、各部门的军管方案，提出在军管会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个领导运动，一个负责生产业务。周恩来强调：要树立军管威信，坚持军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军管规定，不能允许派别组织的权力比军管会的还大。
军管的范围后来越来越扩展，以致国务院所属的大多数经济职能部门都相继成立了军管会或派驻了军代表。这是得到周恩来认可和批准的。军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因为在“全面夺权”当中，国务院重要经济部门出现无人负责的严重情况。一次，周恩来谈到国务院系统领导干部的现状时说：“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差不多执行反动路线严重到走资派程度的这些人，都已‘靠边站’了。现在42个单位，部长级干部站出来工作的只有90人，占总数280人中的32%。 其中第一把手（部长、主任）只有3人，其他统统‘靠边站’了。”
1967年1月22日，由于江青、戚本禹的蓄意诬陷和煽惑，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被造反派非法拘留、审讯长达40多天后重伤致死。周恩来悲愤地说：“这么一位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在场的谷牧等人清楚地看到：周总理是“眼含泪水，手持张霖之遍体伤痕的照片”讲这番话的。〔10〕
周恩来在勉力维持经济运转的同时，还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全力保护作为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的广大老干部。
1月下旬，周恩来在许多场合批评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径， 指出：不能认为带“长”字的一概不要。那么多部长、副部长都统统不要了吗？不能，局长也不能。你们这样下去会走到反面。又说：上海一月夺权消息公布后，我们估计10天左右会出现连锁反应。夺权不能看成到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要统统都是，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党中央领导下，“长”字号都是铁板一块的“黑帮”？不会这样嘛！
2月20日， 在谭震林等人因所谓“二月逆流”受到尖锐指责后不久，周恩来在中央召集的介绍省级“夺权”经验的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亦在场）上，继续阐明他对“夺权”问题的一贯看法，他指出：自一月号召夺权以来，不管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起来“夺权”，这样，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怎么解释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占统治地位？这不等于把我们党十七年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成就都抹煞了吗？不能这样，逻辑上也站不住嘛！谈到中央国家机关夺权时，周恩来重申：不是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还有好的；（造反派）有的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人夺中央的大权，外交大权也要夺，财政大权也要夺，还要夺军事大权。这些部门的权力属中央，谁也不能夺！不仅各部委党委、党组领导要抓日常工作，就是司局一级干部也不能统统“靠边站”，整个业务系统还是要由这两层领导来抓。会上，周恩来还表示不赞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认为这不利于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此后，周恩来又多次强调，“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第一把手都是走资派，这还没定性”，“不是所有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都是走资派，即使是死不改悔的、已经点名的，也应有所保留，要给他机会允许改过”，“要解放一些有能力、有经验的，虽然犯了错误但能够改正错误的老干部”。
1968年10月，林彪、康生等人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再度掀起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高潮。这一年12月，黄永胜主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将一份反映徐向前最近思想状况的材料（认为徐思想问题未解决，主张进一步批判徐及其家人）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2月9日，周恩来批示：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有关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翌年1月初， 毛泽东对此批道：“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鉴于有关的陈毅、聂荣臻、李富春、余秋里等所在单位和系统也都要求批判“二月逆流”，周恩来批准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批示内容迅速下达，进而制止了在国务院机关对“二月逆流”批判的扩大和升级。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各种形式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党和国家保存下来一大批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干部在生产和业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新产生的国务院里，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又重新恢复了行政职务，成为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
四、安排计划，总揽全局
在经济建设方面周恩来十分重视并直接领导的工作之一，就是制订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和五年发展规划。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计委等起草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部门的业务工作被彻底打乱，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在周恩来临时安排下， 196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在1966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会议上讨论拟定，并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后上报中央。但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中央一直没能批准下达该计划。为使1967年的任务生产不致中断，有关部门只能分地区、分行业，甚至按厂矿单位来下达任务指标。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面临失控。尤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运输和煤炭生产更是首当其冲，每况愈下。
这一年5月底，因派性争斗，京广、津浦、陇海、 浙赣四条铁路干线均处于半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致使包括国际列车在内的客货运输无法正常运行。此后不久，全国除东北外整个铁路交通中断（东北铁路亦多处堵塞）。由于煤炭运输发生困难，工业用电甚至城镇居民用电都时常停断，损失巨大。与此同时，因中外船只无法按期装卸货物，使得沿海沿江许多港口、码头的货物堆积如山。国内工业生产的停滞和破坏，造成不少援外项目也被迫停产、下马，国家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
到10月下旬，全国工交生产情况是：自5月份开始， 工业生产和铁路运输陆续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到9月份， 钢和生铁的平均日产量都降到1.2万吨，只为全年计划平均日产量的26%左右； 原煤（部直属矿）的平均日产量下降到26.8万吨，为全年计划日产量的50%；每日平均发电量下降1.6亿度，为全年计划日发电量的60%； 原油的平均日产量下降到1.9万吨，为全年计划日产量的40%； 铁路平均日装车数下降到1.9万车，为计划日装车数的46%。 第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平均水平大约只有原计划的50%左右。估计1967年的全部工业总产值，大约只能完成原计划（草案）的70%左右。这样的生产形势，是周恩来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针对铁路运输状况，周恩来向出席10月份召开的全国铁路系统工作会议的代表指出：如何把铁路运输搞上去，这个问题太大了。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铁路运输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铁路处于关键性的地位。现在，铁路运输量还没有回到水平线上。今年运输指标再上不去，就会影响明年的发展。空喊“革命”，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动不动就把机务段冻结起来，这无论如何不是革命的，这是破坏革命。
11月间，周恩来对黑龙江两派造反组织代表说：你们东北是最冷的地方，但现在最好的煤矿日产量还不到一半。东北离开煤怎么行？闹革命闹了一年半，去年还有库存，今年都用上了，搞不好就都得停产。所以，你们不能再打（派仗）了！
周恩来多次使用“内战”这两个字来概括因派性争斗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他批评只热衷打派仗、全然不顾国家利益和声誉的广州地区造反派：你们连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忘了！现黄埔港无法卸货，国家为每条外轮每天赔款500英镑。我要是在广州， 我就大声疾呼：“反对内战！”他还严词责问广西两派代表：你们看一看，现在“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一段一段的铁路比过去军阀混战时搞得还厉害！我们的工人阶级兄弟、人民群众就在打这个“内战”！
据余秋里后来回忆：由于根本无法召开计划会议，1968年一年始终没能订出一个计划，是“一五”计划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快到年底时，周总理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必须安排一个年度计划，于是批准在12月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然而，当时的与会者根本不可能把心思放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方面。 直到会议结束， 也没有订出1969年的年度计划来。余秋里说：12月26日凌晨3时， 周总理把我叫到他那里。他疲惫至极，面带忧虑地对我说：“今年只有5天了， 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我说，我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总理说：“好！你赶快回去搞吧。”我后来搞出了一个第一季度计划安排方案，只提出了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立即报给了总理。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这样，1969年一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计划。〔11〕
1969年2月16日—3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主要讨论196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方针和任务，并就年度工农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等问题交换意见。为召开这次会议，从1月以来，周恩来多次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商讨， 调查研究，亲自阅改、审定国务院会议通知稿。会议期间，周恩来通过会议简报和找有关人员谈话，进一步了解掌握了影响经济工作全局的一些情况和问题。3月24 日会议结束， 周恩来到会发表讲话， 系统阐述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任务，提出在制订计划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留有余地。他尖锐批评那种滥制毛主席像章、滥印毛主席语录的做法是形式主义，是铺张浪费之风，是不尊重毛主席和违背毛泽东思想，指出在这些方面如能减少一些数量，就可以把所用原料转产别的东西；如节约纸张就能节约烧碱，就可以多生产一些肥皂，现在不是肥皂不够吗？他还特别强调：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立足点，都应放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样两条方针上，重点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次计划座谈会，实际上是对1968年年底“流产”了的计划会议的一次弥补，也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取得某些成效的全国计划会议。
对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四五”计划，周恩来也给予高度重视。1968年底，他指示有关人员会同计划起草小组共同研究准备这项工作，并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关于“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他认为对此要考虑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关于方针任务，他提出应使用“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的提法。他还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制订详细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条件还不具备，但可以先搞一个纲要，搞得好对指导经济发展和防止盲目性会有一定作用。〔12〕1969年的战备形势，给“四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之后，在1970年2、3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与会人员初步讨论了“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同年6、7月间，该计划起草小组撤消，编制工作由国家计委负责，对纲要（草案）做进一步修订。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四五”计划纲要（草案）虽进行多次研究和修改，仍未能完整体现周恩来的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出现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一系列弊端。为此，“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实际工作中又进行了多次调整。
根据统计，“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国民经济在1967年、1968年两年跌至谷底后，从1969年起开始出现较快回升。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95.5亿元，比上年增长23.8%，比1966年增长7.2%。 其中农业总产值642亿元，比上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1853.5 亿元， 比上年增长34.3%。同时，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除棉花等个别指标外，均有较大幅度增加。在1969年国民经济有所恢复的基础上，作为“三五”计划最后一年的1970年工农业生产又继续取得较大幅度的增长，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有很大增加，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大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三五”计划和年度计划。〔13〕
历史在客观地记录了这些具体数字的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了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为国家为人民付出的艰辛努力和作出的巨大贡献。
注释：
〔1〕参见《人民日报》1966年9月16日。
〔2〕参见余秋里：《中流砥柱 力挽狂澜》， 载《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3〕参见余秋里：《中流砥柱 力挽狂澜》， 载《我们的周总理》，第43页。
〔4〕《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0日。
〔5〕参见《人民日报》1966年4月11日。
〔6〕周恩来：《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工业、 交通等方面的工作》，《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8页。
〔7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8〕周恩来：《工人请愿不要妨碍生产》，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8页。
〔9〕参见陈丕显：《滚滚浦江水，难诉思念情》， 载《我们的周总理》，第89—90页。
〔10〕参见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载《我们的周总理》，第32—33页。
〔11〕参见余秋里：《中流砥柱 力挽狂澜》，载《我们的周总理》，第49—50页。
〔12〕参见陈先：《周总理组织和审议“二五”至“四五”计划》，载《我们的周总理》，第170页。
〔1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第294、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