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三州”地区普通话能力的收入效应研究 ——以西藏自治区波密县的调查为例*
王海兰1， 崔 萌2， 尼玛次仁3
(1. 广州大学 文学院/语言服务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2. 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3. 波密县 教育局，西藏 波密 860100)
[摘 要] 文章对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劳动者普通话听说读写技能与劳动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波密县目前普通话在各领域广泛使用，劳动者普遍认识到普通话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学习普通话的经济动机明显，学习内容上偏好实用普通话。进一步的计量分析显示，劳动者普通话的听力水平、口语能力和书写能力的提升能显著提高个体劳动收入，普通话水平对劳动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 普通话；劳动收入；语言扶贫；“三区三州”
一、引 言
语言技能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形式。[注] Chiswick,Barry R.& Miller,Paul.The Complementarity of Language and Other Human Capital:Immigrant Earnings in Canada[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2003,(5). 国外很多实证研究发现语言对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作用，并得出了5个方面的基本结论。[注] 王海兰.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王海兰.语言的多层级经济力量分析[J].理论学刊，2015，(5). (1)某种特定的语言技能，特别是目的语对个体的劳动收入有显著正影响。如Gonzalez研究发现，在美国，平均而言，因英语能力缺乏或有限将导致工资损失3.8%至38.6%，就业机会下降0%至6.5%。[注] Gonzalez,Libertad,Nonparametric Bounds on the Returns to Language Skills[J].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2005,(20). (2)双语或多语者较单语者可获得更高的劳动收入。如Vailancourt对1985年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语言状况和就业市场的研究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上，双语者参与度显著高于单语者，这种差别在女性身上表现更明显，[注] Savoie,Ghislain,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Bilingualism on the Job Market:Survey of Studies,in Official Languages and the Economy[M].Ottawa:Canadian Heritage.1996. 英-法双语者的收入显著高于单语者。[注] Shapiro,D & Stelcner,M,Language and Earnings in Quebec:Trends over Twenty Years,1970-1990[J].Canadian Public Policy / Analyse de Politiques,1997,(23). (3)语言流利程度是劳动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流利度越高对收入的影响越显著。如Grin对瑞士劳动者的研究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英语水平越高的人其收入相对越高，而英语水平低的人其收入相对也低。[注] Grin F，The Economics of English As a Globle Language[J].Language in the Globle Context,2000,(41). (4)语言的听、说、读、写4项专项技能对收入的影响程度不同。Chiswick[注] Chiswick,Barry R.Speaking,Reading,and Earnings among Low-Skilled Immigrant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91,(9). 研究发现，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作为收入的影响因素而言，移民英语的阅读能力比口语能力更重要，Carnevale等[注] Carnevale A P,Fry R A,Lowell B L.Understanding,Speaking,Reading,Writing,and Earnings in the Immigrant Labor Marke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 的研究则发现总体上听力技能是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5)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投资回报率，同一语言对不同人群的回报率也不一样，Grin[注] Grin,F,The economics of foreign language competence:a research project of the Swis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J].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1995,(16). 指出，由于劳动力市场对不同语言技能需求的差异等原因导致不同语言的投资回报率不一样。
近年来，我国学者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研究也证实了语言能力，包括外语能力、普通话水平和方言等各种语言技能都具有人力资本属性，都会对劳动者收入和就业产生影响，相关研究如刘泉、刘国辉、张卫国、秦广强、程名望等。[注] 刘泉.外语能力与收入——来自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14,(3);刘国辉，张卫国.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语言经济学”：外语能力的工资效应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秦广强.进京农民工的语言能力与城市融入——基于适应性区群抽样数据的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14，(3);程名望，王娜，史清华.语言对外来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对上海外来农民工情况的调查[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8). 王海兰[注] 王海兰.国内经济学视角语言与贫困研究的现状与思考[J].语言战略研究，2019，(1). 对国内语言能力与劳动收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综述。受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对国内关于普通话能力与劳动收入的相关成果做简要回顾。
华觉明:我在清华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就开始研究铸造史、冶金史,必然要接触传统工艺。比如说到侯马看铸造遗址,我看到那些泥范非常震惊。我想,侯马历史上铸造业非常发达,现在还有没有以铸造闻名的师傅?一打听,果然有,我就请他一起讨论。我问他,现在还是用泥范来铸造吗?师傅给了我肯定的答复。而且师傅还说了,他们使用的泥范不仅用当地的料,还要加上木炭粉,跟遗址中的泥范情况基本一样。通过这样的事例,我认为有必要调查传统工艺。当然,当时我主要想了解传统工艺对研究古代冶铸技术有哪些帮助,以便互相印证。
普通话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是国内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是个体获得教育、信息和迁移机会等各种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就我国而言，普通话无疑是交际价值和经济价值最高的语言。不少学者就普通话能力与劳动收入和就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根据所关注的劳动者群体的不同大致分为3个方面：一是研究普通话对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例如陈媛媛[注] 陈媛媛.普通话能力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J].经济评论，2016，(6). 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以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3套综合数据，研究表明普通话以及单项能力(听和说)都会对劳动者收入有比较显著的影响。赵颖[注] 赵颖.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贡献的测度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6,(1). 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同样得出普通话听力和普通话表达能力对劳动者职业收入的影响均为显著正相关的结论。金江等[注] 金江,尹菲菲,廉洁.普通话水平与就业关系的实证检验[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7,(1). 对广东省居民普通话技能与就业关系的研究表明，普通话技能对就业具有显著影响，平均而言，个体的普通话水平每提升一个等级，就业概率将增加0.016。
二是研究普通话熟练度与农民工(移民群体)收入的关系。例如，Gao 和Smyth[注] Gao W,Smyth R.Economic returns to speaking ‘standard Mandarin’ among migrants in China’s urban labour market [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2011,(2). 利用2005年12个城市的数据，发现在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普通话熟练度能为农民工带来34.17%～50.80%的工资溢价，且这一溢价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更显著。秦广强[注] 秦广强.进京农民工的语言能力与城市融入——基于适应性区群抽样数据的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14，(3). 研究了进京农民工的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影响，发现普通话熟练的农民工能够获得高于不熟练者21%～40%的月收入，并在工作培训、职业技能、自我价值意识、工作适应等方面有更好的表现。姜杉、汪雯[注] 姜杉，汪雯.普通话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分析——基于甘肃省360 农户的调查[J].人力资源管理,2017,(4). 研究发现普通话对非农收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普通话标准的农民工其小时工资要高15.73%。农民工对普通话的经济地位认同程度也非常高，70%以上的农民工认为“普通话说得好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注] 夏历.城市农民工的语言资源和语言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1）该水源地历年变化分析得出氨氮、总磷等水质指标有逐年好转的趋势，但是COD存在一定的水质恶化风险。
三是关注普通话对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例如英吉卓玛，张俊豪[注] 英吉卓玛,张俊豪.语言经济学视角下藏族大学毕业生藏汉双语水平与收入的相关性研究——以青海省 T 县藏族大学毕业生为例[J].民族教育研究,2016,(3). 对藏族大学生双语能力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地藏族大学毕业生藏汉双语水平与收入之间呈正相关性。其中，汉语水平与收入的相关性更加显著。吕君奎[注] 吕君奎.通用语言、小语种语言与少数民族就业问题研究[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 指出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对通用语言掌握欠缺所形成的语言障碍影响了少数民族农牧民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步伐和城镇化的进程，加重了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的程度，具体表现为隐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加剧。卞成林等[注] 卞成林.语言精准扶贫促进全民发展[N].中国教育报,2017-9-15(6). 对广西东兴边境地区的研究表明推广普通话有利于边境居民外出务工或经商，对推动中越边境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其收入具有积极作用。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是提升个人素质、增强竞争力、全面参与现代化进程的语言基础。[注] 王浩宇.藏族青年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调查研究：以天祝县为例[J].语言战略研究，2019，(1).
波密县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是国家级贫困县，[注] 2018年暑期调查组赴波密县调查时，该县还属于国家级贫困县。2018年10月，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专项评估检查,并报请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意，波密县符合贫困县退出条件，实现脱贫摘帽。 属于“三区”中的西藏。本次调查区域主要为波密县城，少量样本分布在波密所辖的多吉乡、松宗镇、康玉乡、玉普乡、古乡、玉许乡、倾多镇和扎木镇等乡镇。调查组采用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中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对波密县的158位居民采用自填问卷或借助翻译一对一问答填写问卷的方式开展调查。同时深入11户藏族家庭进行访问，全面了解家庭及家庭成员的普通话与工作情况，为基于问卷所得数据分析提供支撑。
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一种语言能力能否对劳动收入产生影响，与个体掌握该语言的程度有关，同时还与该语言在特定区域内的使用情况和社会地位有关。一般而言，一种语言在区域内的普及率越高，使用越频繁，个体掌握该语言所能带来的收入增量就越大。也就是说，语言能力对劳动收入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语言环境”的支持。卞成林等[注] 卞成林，刘全林，阳柳艳，等.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推广的经济发展效应分析：来自广西市际面板数据的证据[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7，(3). 的研究揭示了普通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在普通话普及率达到最低有效规模之前，普通话普及率对经济发展是起抑制作用的，而一旦超过该规模，普通话普及率的提升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广西，这一最低规模为60%～63.8%。该研究也验证了语言能力对收入的作用受到区域语言环境的影响。分析普通话能力对劳动收入的影响需先考察波密县的普通话使用情况。
“三区三州”的“三区”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云南、四川、青海、甘肃四省藏区；“三州”是指甘肃的临夏州、四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是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地区自然环境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普通话普及程度也低。“三区三州”不仅是国家脱贫攻坚的重点区域，也是语言扶贫的重点区域。推广普通话，提升普通话能力对提升“三区三州”的劳动收入到底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这是我国开展推普脱贫的重要依据和实践基础。本文以“三区三州”中西藏自治区的波密县为调查区域，通过入户调查和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实证检验普通话水平对劳动收入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开展推普脱贫提供数据支持。
二、调查区域的普通话使用情况：普通话影响劳动收入的重要基础
2018年1月，为充分发挥普通话在提高劳动力基本素质、促进职业技能提升、增强就业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制定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将普通话推广与扶贫脱贫相结合，以语言助力脱贫攻坚。近一年来，国内学界，尤其是从事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脱贫与推普”话题，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注] 方小兵.海外语言与贫困研究的进展与反思[J].语言战略研究，2019，(1). 例如，语言扶贫具有从根本上治贫的作用；[注] 赫琳.语言扶贫有助于永久脱贫[N].中国教育报,2018-5-31(5). 在精准脱贫中应重视语言因素的基础性作用，因为语言作为资本，有助于改观落后地区的就业和经济劣势；[注] 王春辉.论语言因素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J].江汉学术，2018，(5). 从县域发展的角度，提出普通话的推广有利于进城务工人员向市民化的转变，进而促进县域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有利于扩大创业者之间的“学习效应”，推动进城务工人员创新创业；[注] 卞成林.语言精准扶贫促进全民发展[N].中国教育报,2017-9-15(6). 通语(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是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注] 张世平.通语是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N].语言文字报,2018-4-15(1). 语言与贫困之间枝附叶连，不可分割，语言扶贫是新时期普通话推广的重要使命[注] 史维国，杜广慧.语言扶贫是新时期普通话推广的重要使命[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10-16(3). 等。这些研究为我国开展语言扶贫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普通话对提升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劳动收入的研究主要为理论研究，急需实证研究加以检验。
受拼多多火热上市的影响，许多声音在探讨“消费降级”的事，认为当下经济形势不是“消费升级”而是“消费降级”，否则“拼多多”为什么低价品这么火？事实上广大低收入消费者，如农村消费者就是因为向往高的消费品质，喜欢用上中产及以上消费者用上的消费品，才在拼多多上拼团购物，哪怕是雷同于名品，只是有时不知是假货或山寨而已。就像化妆品消费者明明消费不起兰蔻，但包里要装上兰蔻的瓶子道理是一样的，这从消费形态上来说那是“消费降级”，而是“消费升级”好不好？只能兜里钱少了些，很无奈而已。
随着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波密县劳动者的普通话能力显著提升。调查样本中九成左右的人能使用普通话、藏语进行交谈。本调查考察了在“家庭域”“教育域”“工作域”“交往域”等不同场域下的语言使用情况。数据显示，除了与家人、同学和同族交流使用藏语更为普遍外，在与老师、外族之间交流、到政府部门办事、到集贸市场购物和在网络上聊天都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20%～40%的调查对象选择使用普通话和藏语两种语言，双语现象明显。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家庭域中，藏语是最为普遍的交际语言，普通话也有一定的使用。67.1%使用藏语，22.2%使用普通话和藏语双语，7%使用普通话。教育域中，与老师交流主要为普通话，其次是藏语，与同学交流时藏语的使用略高于普通话，35%左右的人使用普通话和藏语两种语言。工作域中，与同族之间的交流，排第一位的是藏语，占54.4%，使用普通话和藏语有26.6%。与外族之间交流主要使用普通话，占58.3%。交往域中，普通话是到政府部门办事、到集贸市场购物和在手机、电脑上聊天最普遍的交际语言。一半以上的样本在这些场域都只使用普通话，另外有20%～35%左右的人使用普通话和藏语。普通话的广泛使用为普通话能力影响劳动收入提供了的语言环境。
表 1语言使用情况【多选题】( N= 158)
注：N代表总样本量，下同。
三、调查对象对普通话影响劳动收入的主观认知
经验和直觉是人类认知现实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个体对普通话能否影响劳动收入的认知部分来自经验和直觉，这种认知可以看作是对普通话具有的客观经济效应的一种主观反映。我们从调查对象对普通话在经济生活中重要性的评价、学习普通话的经济动机，以及学习内容上的实用性需求等三方面考察。普通话对收入的影响，包括普通话对收入的直接影响，也包括普通话通过影响收入的相关要素，如就业、职业、教育、信息获取等而对收入产生的间接影响。
省军区系统在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践中，还存在领导不顺畅、职责不明晰，以及军地部门协调难、军民技术转化难、相互之间监管难等体制机制问题，致使上下错位、军民分割、自成体系、相互封闭、供需脱节，严重影响了军民融合发展效益。实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应抓住国防和军队改革契机，建立健全领导、协调、转化、监督等体制机制，不断优化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环境。
(一)对普通话在经济生活中重要性的评价
对样本关于 “普通话对上学、找工作、外出务工、获取信息、提高收入有帮助”等观点的认同态度进行考察，态度分为“同意、不清楚、不同意”3个层级。详见表2。
表 2对普通话重要性的评价( N= 158)
①上学(教育)虽然不属于经济生活,但对未来的经济生活至关重要。
本文计量模型使用Ordered Logit:
对工作语言选择态度的调查发现，被调查者普遍认为在工作中，普通话是最重要的语言，特别是外出工作，96.8%的人认为普通话很重要。可以看出，随着推普工作的开展和普通话普及率的提高，调查区域的劳动者逐渐认识和感受到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对工作的重要性。
(二)学习普通话的经济动机
调查对象学习普通话的动机多元，经济动机明显。学习动机排在前几位的是希望学习普通话对“(找)工作”“技术学习”“与外界交流”“获取信息”和“继续教育”有帮助，这些都与收入和就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如表3所示。语言人力资本除了具有一般人力资本的基本属性外，它还是形成其他人力资本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可以促进其他人力资本，如知识和技能、迁移、健康等的积累。[注] 王海兰.语言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J].语言战略研究,2018,(2). 语言可以扶贫，源自语言与教育、信息、互联网，以及与人的能力和机会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注] 李宇明.扶贫语境话推普[N].语言文字报,2018-9-6(1). 学习普通话的经济动机体现了调查地区劳动者希望通过学习普通话促进技术、信息、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最终提高收入的愿望。
表 3学习普通话的经济动机
(三)普通话学习内容上的实用性需求
学习内容和学习动机与目的往往是相呼应的。样本希望学习的内容多样，排在前四位的是“日常交际用语”“专业技术用语”“国家政策”“服务行业用语”，人员比例分别为65.2%、38%、34.2%和34.2%。详见表4。个体主要希望学习对生活和工作有帮助的实用普通话。《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把普通话推广与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显著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职业技术技能水平”，这与贫困地区的实际需求和民众期望是相适应的。
表 4希望学习的内容【多选题】( N= 158)
四、普通话影响劳动收入的实证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普通话的收入效应，本文利用计量模型对普通话听说读写各项技能与劳动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大气降水入渗补给量是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因此，由于大气降水的不断变化，大气降水入渗补给量也是不断变化的。根据宝清县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区大气降水补给量，可以看出，20世纪50—70年代，大气降水入渗补给量较大，80年代降水量减小，大气降水入渗补给量也逐渐减少。所以进行地下水资源评价及开发利用时，应充分考虑地下水资源的动态变化特征。
(一)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1.变量说明
其中F函数为累计比数logistic函数，Language i 是个体普通话水平，包括听、说、读、写4项不同技能，X ij 为个体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母语、教育程度、职业等。利用Stata进行回归的结果见表8。
表 5变量说明
课堂教学环节则可以把知识点问题化，以问题导入，并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法，对主要教学内容进行任务分解。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更适合成人学生的学习特点，还是对在实践中通过任务分解来完成工作的示范和强化。具体过程和教师与学生的行为，如下表3所示。
调查对象年龄集中在14～45岁，该年龄段受访者占样本的89.3%，民族主要为藏族，占93.7%。平均教育程度接近高中，小学文化和文盲占22.8%，初中文化的占30.4%，大学及以上文化的占42.4%。职业分布广泛，涉及务农、务工、经商、公务员、教师和其他不同职业，比例分别为17.1%、9.5%、12%、11.4%、26.6%和17.7%，约5.7%的被调查者无固定工作。收入方面，月收入为500元以下为占15.8%，501～1000元的占15.2%，1001～3000元的占10.8,3001～5000的占15.2%，5000及以上的占43%。
普通话能力方面，样本总体上具备了听说读写技能，就单项技能而言，“听”和“说”的能力略高于“读”和“写”的能力(见表6)。在听说读写的5个等级中，一半以上的样本“听”“说”“读”都达到最高级的水平，即“完全能听懂”“能流利准确交谈”和“能读书看报”，三分之一的人达到“写”的最高级水平，即“能写文章或其他作品”。20%～30%的样本达到听说读写第二等级的水平。“完全听不懂”“完全不会说”的都低于2%，“完全看不懂”“完全不会写”的均在8%左右。
表 6普通话水平的自我评价( N= 158)
根据表5中对相关变量的赋值，变量描述性统计详见表7。
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秉承了现代农业发展、休闲旅游、新型城镇化的先进性，体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可持续发展思维上创新形成了如今的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提升，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的良好融合。田园综合体是根植于农业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6次产业互动系统，系统内的人力、科技、土地、基础设施等因素互相作用促进系统内部力量的产生，不断推动着乡村经济向前发展。
表 7描述性统计
(二)模型和回归结果
表2显示，调查对象普遍认同普通话对提高收入，以及对改善教育、求职、获取信息和就业等影响收入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九成以上的样本认同普通话对“上学”“找工作”“外出务工”和“获取外界信息”有帮助，八成以上的样本认同 “普通话可让我在工作中更受重视”“普通话可让我获得更高收入”。
F (Y i )=α +β 1Language i +∑βjX ij +ɛi
本文中，被解释变量为月收入，解释变量为被调查者自评的普通话听、说、读、写技能水平。自评语言能力虽然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但它在语言能力与收入关系研究文献中是最常用的指标之一。[注] 刘国辉，张卫国.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语言经济学”：外语能力的工资效应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模型中控制变量包括民族、性别、年龄、母语、教育制度和职业等。各变量的命名和取值情况如表5所示。
2. 样本情况和描述性统计
表 8普通话能力与劳动收入的关系
模型1、2、3、4分别是普通话的听力水平、口语水平、阅读水平和书写水平对月收入的回归。结果显示，听和说的能力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较熟练的普通话听说能力显著地提高了波密县劳动者的月工资收入。这与陈媛媛、[注] 陈媛媛.普通话能力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J].经济评论，2016，(6). 赵颖[注] 赵颖.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贡献的测度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6,(1). 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书写能力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良好的书写能力也能显著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阅读水平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劳动者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工作中可能需要更多的沟通，而不是通过阅读或处理文字材料来完成。控制变量中，年龄和教育程度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年龄和教育程度对劳动者收入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教育水平越高，劳动者的收入越高。母语对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调查对象的母语基本都为藏语，掌握藏语没有带来显著的显性价值，但如英吉卓玛，张俊豪[注] 英吉卓玛,张俊豪.语言经济学视角下藏族大学毕业生藏汉双语水平与收入的相关性研究——以青海省 T 县藏族大学毕业生为例[J].民族教育研究,2016,(3). 研究所指出的藏语水平在工作中具有隐性价值，这是不容忽视的。
计量分析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个体普通话的听力、口语表达和书写能力的提升能显著提高劳动收入。这与个体关于普通话会影响劳动收入的主观认知是一致的。调查区域普通话普及率超过60%，进入“普通话推广红利期”，进一步推广普通话，提升个体普通话能力将有助于增加收入，摆脱贫困。
其中，Pfa为虚警概率，T为检测门限，u和v分别为Fisher分布参数，通过设置合理的CFAR检测恒虚警概率Pfa，可通过数值求解的方法求解出具体的检测门限T.对于由式(5)得到的MPWF检测量z，目标判决过程可表示为：
五、结 语
本文对西藏自治区波密县普通话与劳动收入关系的调查研究，主要有以下3个发现：
第一，被调查者普遍具备较为熟练的普通话听说读写技能，在家庭、教育、工作和社会交往等不同场域中使用普通话和藏语双语现象普遍，普通话逐渐成为家庭之外最为普遍的交际语言，具有重要的交际价值和经济价值。
综上所述，该书视角新颖，文献功底扎实，结构严谨，论证周详而富有立体感，立论精审，是王充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也是研究汉代经学、汉代士人和汉代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参考书。
在玉米的生长中要做好中期的培土工作，培土的时期不要过早，要尽可能的选在小喇叭口时期。从拔节开始一直到长出雌穗锥伸长阶段的小喇叭口时期，应该注意加强深中耕，深度控制在7-10 cm，促进玉米根系的生长。
第二，被调查者普遍认同普通话对提高收入，以及对改善教育、求职、获取信息和就业等十分重要，学习普通话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对工作、技术学习、与外界交流、获取信息和继续教育有帮助，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收入和就业有关，经济动机明显。
第三，计量分析显示，被调查者普通话的听力水平、口语能力和书写能力的提升能显著提高个体劳动收入，普通话对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虽是对波密县开展的个案研究，但相关结论对我国“三区三州”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和推普脱贫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通过针对性的普通话学习，将有助于降低贫困水平，改善经济状况。
同时，综合调查情况，我们认为在“三区三州”地区开展推普脱贫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发挥学校在推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语言扶贫嵌入教育扶贫。调查显示，调查对象普通话习得途径中学校学习比例为71.5%，居首位。在对11户藏族家庭的个案访问中获知，绝大部分家长都支持孩子学习普通话，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孩子将来能走出西藏去发达省份上大学。这表明一方面学校是学习普通话的重要场所，另一方面体现了普通话在个体进行教育人力资本积累中的重要性。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对提升“三区三州”地区劳动者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是阻断代际贫困的根本所在。“语言扶贫要通过教育提升贫困人口包括语言能力在内的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从根本上保障和促进贫困地区和个人的发展”。[注] 赫琳.语言扶贫的根本保障是教育[J].语言战略研究，2019，(1). 因此，既要发挥学校在推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充分认识到教育是语言扶贫发挥作用的根本所在，要将语言扶贫嵌入教育扶贫，建立长效机制。
二是普通话推广以普及为主，兼顾提高，推广实用普通话，提升重要岗位的普通话能力要求。 在不同地区，面向不同群体开展普通话推广的目的和要求不同。普通话对经济发展和劳动收入的正向影响需要当区域普通话普及率达到一定规模，形成交际场域后才能显现出来。在贫困地区的普通话推广，“重在普及而不急于提高，重在发挥普通话获取知识、交换信息的作用，以‘用’为本，长期坚持”。[注] 李宇明.修筑扶贫脱贫的语言大道[A].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R].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本次调研显示，被调查者最希望学习日常交际用语、职业技术用语、服务行业用语等实用普通话，希望普通话学习对工作、技术学习和信息获取等有帮助。与此同时应提高教师、公务员等重要职业岗位的普通话能力要求，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本次被调查对象中的教师和公务员基本都具备良好的普通话能力，对波密县的普通话推广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家庭走访时发现，一些藏族家庭中有家庭成员因为熟练掌握普通话而能在政府部门工作，这对其他家庭成员学习普通话产生激励作用。
三是深入调查、精准推普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利用新媒体助力普通话推广。贫困是一个涉及因素众多、维度多样、层次多重的复杂现象，语言与贫困的理论探究和实践探索也必然是一个动态复杂适应系统。[注] 王春辉.语言与贫困的理论与实践[J].语言战略研究，2019，(1). 语言对经济变量的作用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同一语言对不同个体的影响不同。[注] 王海兰.国内经济学视角语言与贫困研究的现状与思考[J].语言战略研究，2019，(1). 以语言助脱贫，开展推普脱贫必须深入调研，了解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致贫原因，了解他们的普通话需求，将精准推普与精准扶贫相结合。与此同时，应利用手机媒体、互联网、语言学习App等媒体技术为贫困群体量身定制普通话学习内容。利用新媒体，提升普通话实用性，激发个体汉语学习积极性。问卷调查和家庭走访显示，被调查对象中有一部分希望通过互联网学习普通话，在网络空间中主要使用普通话，因掌握普通话而经常在网上购物。
同时，在推普脱贫过程中还应处理好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地方方言的关系，“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并行不悖，“使各种语言及其变体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相辅相成”，[注] 李宇明.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J].语言战略研究，2016，(3). 促进“三区三州”地区脱贫致富，建设美好生活。
Influence of Mandarin on labor incom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deep poverty :The case of Bomi County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WANG Hai -lan 1,CUI Meng 2&NIMA Ciren 3
(1.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China ;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China ; 3. Education Bureau ,Bomi 860100,China )
Abstract :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kills of listening,speaking,reading and writing,and the income of the laborers in Bomi County of Nyingchi City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It concludes that Mandarin is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in Bomi County,and the laborers there generall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Mandarin in economic activities.Their economic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Mandarin is obvious.A further econometric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stening,speaking and writing skills of the laborers’ Mandarin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individual labor income,and Mandari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come level.
Key words : Mandarin;income;language-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deep poverty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 2019) 04-0049-10
*[作者简介] 王海兰，女，湖南郴州人，广州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语言经济、语言服务和语言传播。
[基金项目] 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项目“贫困地区劳动者语言能力的收入效应研究”(YB135-108)。
[责任编辑: 杨 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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