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发达的内外贸易与唐人社会生活风貌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人论文,唐代论文,社会生活论文,风貌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唐王朝建立后，得自然之厚利，风调雨顺，频岁丰稔，至开元天宝间，已控人户960万，粮食年产量达到595亿斤，“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1〕遂有如洪州胡某将多余之麦装船， 遣子“溯流诣州市”出卖。又如广种蜀葵、花果、养蜂采蜜的地主裴明礼，雇男女长工，采茶时节还招百余临时工的仙君山茶园主张守，以及“多以种茶为业”的江南百姓〔2〕， 则是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经营者。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载说，该“邑之编民五千四百余户”“业于茶者七八”，而衣食、赋役“悉恃此”。唐代的手工业，无论官营民办，也有普遍发展，纳入全国乃至运销海外，为国民经济增殖了财富。行会的产生，便是手工业分工明确与组织规范性加强的证明。纺织业已有绉织、麻织、毛织、棉织之分，分工很细。定州为丝织业中心，以细绫、瑞绫和特种花纹绫等高级丝织工艺品冠居全国。何明远是当地资本百万、有绫机五百张、雇工至少在千人以上的工商钜子。他还“主官中之驿”，藉此于驿旁“起店停商”，在经营客货栈兼牙商业务中，与外商做生意〔3〕。营州宋庆礼在开元五年还实行过招引外商、 外资“为立店肆”的措施〔4〕。
唐代驿道与商路基本上是一致的。国内交通发达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以长安为中心，西向兰州，西南向成都，东南向襄州，东边向洛阳、汴州辐射。襄、汴以下，分通潭、广、洪、扬、杭等地，形成全国交通干道。有路必有店，每店皆有酒馔凭驴以供商旅，加上天然水道与运河，千轴万艘，交贸往还；十分便捷。而封建政府庞大的官僚机构如经络般地布于全国各级城市，亦需各地区间的经济互补来增加其营养，必得靠发达的交通与商业贸易获取平衡。
统一的唐王朝对工商业采取宽容政策，尤其在中唐后作出的一些有利改革，使唐代商品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兴旺期。其值得注意者有六点：
（一）随着各地区生产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一些产地及水陆要冲，或形成专业市场，或形成综合市场。有的突破了原有“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的规定，升格为市镇建制，有的市集则与当时众多寺院依存，表现出宗教凝聚力下群众文化活动与邻近民众生产、生活必需品购销结合的风习。城市中，虽继承钲鼓闭启传统，但市内铺肆已货物常置不撤，有时还有“夜市千镫照碧云”的景象。这些都体现了唐代商业正竭力挣脱“王制”的沉重枷锁。（二）房屋、车、骑、舆、舟、婚丧礼具、游赏宴饮器具等租赁业的发展，突出体现了城市经济的发达。唐玄宗《禁凭店干利诏》中说有人在“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凭与人，干利商贾”，说明房屋租赁、特别是违章搭建租给他人作店铺之事已引起当局关注，同时也反映出商业区正在扩散。（三）邸从店中裂变为专用货栈，储运货物的能量明显扩增，表明这正是适应商品流通规模扩大要求。另由此产生的钱、帛流通量增长，因携带不便而导致柜坊独立为准金融机构，采取便换业务与之相呼应，更是商品经济发展突出的标志。（四）随着经济发展重心南移，商业经济普遍发展，重心逐步由此向东南倾斜。（五）财富的积聚造成质库业、“捉钱户”之类的高利贷剥削的发达，投向社会的有商人资本和官僚资本。（六）良好经济秩序的建立，如规定市籍租、营业税，并“书于县门、村场，与众知之”。商品种类不禁，关津之征停废。度量衡定期检校，商品一律明码标价。粗制滥造的伪劣品严禁入市，禁止“参市”的欺诈行为。牟取超额暴利者按盗贼论处，都是对商业发展的有益举措。
唐代的开放政策使其商品经济在魏晋南北朝凋蔽的废墟上得以腾飞，也带来了外贸业的繁荣。唐时的外贸商品主要有丝绸、陶瓷、茶叶，还有纸张笔墨等。当时的国际交通干道，一是陆路通往中西亚、欧洲以至埃及的著名“丝绸之路”；二是由交、广出海，以斯里兰卡为枢纽，沿印度洋岸与东亚、中亚、地中海沿岸各国甚至非洲东海岸港口联系的“海上丝绸之路”，亦称“陶瓷之路”；三是陆路取新疆、青海、四川、云南、西藏诸道，或入缅甸，或进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也可连陆上和海上丝路继续西行。特别是由尼泊尔白利古蒂公主与唐文成公主同吐蕃王联姻开通的经藏达印的通道，是长安进入印度半岛的捷径，近有学者呼之为“麝香丝绸之路”〔5〕。 此外尚有此路由楚州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朝鲜而至日本一线。发掘与研究资料表明、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巴林、叙利亚、印度、埃及、坦桑尼亚等国家或地区，都有唐代丝织物与陶瓷品的发现。
唐代来华的外国人也很多，输入之商品堆积如山。外商可以自由去内地贸易，许多大中城市都开着他们的邸店、酒家和饮食服务行业，奢侈的舶来品深得统治阶级的喜爱，如钻石、真珠、宝玉、象牙、犀角、瑁瑇、胡椒、乳香、没药、肉桂、树脂、椰油、金银、犬猿，甚至奴隶。这些物品有进口也有出口，因为外商把中国口岸作为交汇点，然后向东西方转运。就当时广州口岸而言，据林家劲统计，在公元769、770年，每年登陆的外国商舶即达四千余艘〔6〕。阿拉伯人阿布赛特·哈桑在记述庞勋陷广州之后对西方国家的影响时说，“对外贸易完全停滞。……前此恃营商中国为生，至此破产者比比皆是”〔7〕。 “十里长街市井连”的扬州，与广州及泉、漳、福诸沿海城市一样，均是国内外贸易的重要枢纽，也是外人乐于涉足侨寓之区。除商人外，使者、职业军人、画师、乐工、舞伎、宗教神职人员等遍及长安与干道沿线城市的外国人，在中国发挥着他们的作用。他们的聚居区称作“蕃坊”，其长官由唐皇任命，与政府官员同等待遇，享有宗教、行政与有限司法权，既为自治，又促进与外商贸易的商务活动。
外国人侨寓时间一长，难免向本地趋同，或衣唐装、习华文唐音，或与联姻，占田营第宅，举质取利，乐居而不思归。当局虽有明文屡禁，但终不能阻遏，外商及其他人员不可能都携妇挈幼来华。他们在劳动、生活中，在宗教活动中，必然与本地民众频繁接触，发生各种联系，接受中国风俗习惯也是自然之事。与此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的民风俗尚带给了所在地的居民。
二
唐代的发达内外贸易所形成的经济文化背景，使唐人社会生活风貌深受浸润，产生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文化氛围。曹聚仁这样说过，研究唐代的人，都“觉得唐人社会、生活、思想、举动，与宋以后的都大不相同，而看法也得设身处地，如生活于唐人社会中的一分子来判断一切才对”〔8〕。
李唐皇室本是西北胡化很深的六镇集团，朱熹所谓“源流出于夷狄”，以李渊之母独孤氏、李世民之母窦氏、李治之母长孙氏计，亦非汉族血统。至于唐室之兴与维持，赖外族将相之力者也不少。因此李唐统治集团在思想上没有太多的中原儒家与门阀制度条条框框的束缚，而他们的精神风貌生活习尚却因其据有统治地位反倒导入中原社会，并以内外贸易发达和社会财富积累作物质基础，使唐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具有毫无拘谨和相对开放的意义。鲁迅把唐代比作能吸收消化外来一切文化的健康男子汉，认为是汉族如日中天时期。这从“唐太宗对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也可看出：“中国过去所说的‘儒’、‘释’、‘道’三教在唐太宗时是并重的，而且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9〕。 江文汉在其研究宗教的著作中如是说，他又说，唐太宗之尊儒，是要统一士大夫的思想；认太上老君作祖宗，用以提高李姓皇族的政治地位；礼尚佛教，为的是打通西进道路，与世界交流，所以“宗教和政治在当时就是很难分开的”。《大唐西域记导读》作者指出，唐太宗宠待玄奘，“目的其实是很清楚的：唐初的中原政权方勤远略，贞观四年击灭蒙古高原的东突厥，贞观十四年又征服了高昌，并正在积极筹划消灭活动在中亚的西突厥，因此急需了解‘西域’，尤其是作为西突厥势力范围的中亚情况”。事实果然，“十年以后，唐灭西突厥，将中亚的广大地区纳入唐的势力范围之中”〔10〕。于是一个强盛的唐帝国，在七世纪终于巍然屹立，与欧亚大陆上的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大食帝国并雄，成为世界经济和各种不同类型文化在东方碰撞、融合的交会点。
统治者尚武好边功，众多男子经年出征边戍，以及安史之乱、军阀割据带来的战争，使社会与家庭常处一种反常状态中。“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不管胸怀“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的壮士心志，抑或“被驱不异犬与鸡”的“点行频”带来的役夫无奈，给家庭生活与对妻子的精神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否则不会出现“牵衣顿足拦道哭”的凄惨场景和产生“离肠空逐金刀断”、惟恐黄莺“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的别情闺怨。更有甚者在生产，以男耕女织为社会经济主柱的时代，壮丁都抽去征戍，妇女既要负起家庭经济担子又要肩挑国家粟帛责任，才下机纾，又上田头，戴叔伦诉说其凄苦云：“谁家二女种新谷，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11〕
唐初击败东突厥，有大批突厥人内迁。后又有西突厥和中亚各族人民成批向中原地区移民。在唐拓疆卫戍平叛战争中，外籍职业军人起过重要作用，并对唐募兵制度影响深刻。《新唐书》（卷110）专为外籍将领立传。李光弼、哥舒翰、高仙芝、浑惟明等都是外籍将帅。玄宗时，外族将领调补汉将者有32人，天宝平暴中，“花门腾绝漠，柘羯渡临洮”〔12〕，回鹘精骑与中亚柘羯部队成了官军主力。戎昱《苦哉行》诗“匈奴为先锋，长鼻黄发拳”，亦是指该二军。除武职外，入朝文官，如孙光宪《北梦琐言》（卷5 ）所记：“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近日中书尽蕃人”。钱易《南部新书》说：“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曰榜花”。
唐人对外国人概称胡。长安百万人口中，胡人约占2%左右， 加上不少往来不绝的流动胡商，成为当时人文荟萃之地。当局于公元787 年对长安“胡客”作了一次调查统计，把久居又有田宅者四千编入左右神策军。以中外贸易为媒介，以各国遣唐使节、权贵要员、商旅、留学生、宗教人士，以及演员、音乐舞蹈美术工作者为载体，唐都长安成了当时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五彩缤纷的中心，成了一个具有交流、融会、辐射作用的国际大都市。毫无疑问，它对唐人社会生活风貌所起的导向作用不可低估。
三
公元680年冬，长安市民在街头举行泼寒胡戏。参加者裸体跣足， 或戴兽面具，或扮鬼神状，或持
索搭钩捉人，或以泥水挥洒行人，在苏幕遮乐曲伴奏下载歌载舞，尽情嬉耍。史载中宗很爱观看，还率百官去醴泉坊同乐。吕光泰认为“坊邑相率为浑脱队……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非先王之礼乐而示则于四方”，影响不好。至开元初，这一由拜占庭经康国、龟兹、并州流入长安、洛阳等地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才被禁止。然而，那高耸的印度佛塔与伊斯兰怀圣塔，那景教碑上的莲花飞云和缠绕着马尔他式十字架的“螭”刻雕，却标志着外来文化在中华本土落户与传承。宫室第宅建筑，用材、风格也有中西兼备，或以交柏、沉檀作栋梁，或用金银饰户牖，或把麝香、乳香、沉香之末和以红粉泥壁。杨国忠的沉香阁、元载的芸辉堂可谓为典型。明皇的凉殿、王鉷的自雨亭则又另具一格，仿拜占庭风格，或“四隅积水成帘飞洒”，或“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由宗教人物画起步，把西方铁线描融入传统兰叶描技艺，以及利用西洋画派晕染法进行墨与彩的层次变革，使唐代中国画向现实人物与现实生活描摹迈进，从而反映出该时代浓郁富贵的生活气息。一时“鸟花猿子，纷纷荡漾”的唐人传奇的颖出，难道不正是以此为背景的么？
胡风东渐，领导中土的西域新潮当然还不少。从平民闾巷到勋贵宫宅所流行的双陆棋戏、拔河比赛、灯彩嬉戏、魔术杂技、掉龙舞狮，以及波罗球运动等等，
、烧饼、搭纳、麻饼等饭食纷纷应市，胡椒也成了肉食必备调料，还有那龙膏酒、三勒浆、葡萄美酒夜光杯。王建说“洛阳家家学胡乐”，长安“进胡音务胡乐”自不待言。宫中好衣胡服，“士庶之家又相仿效”〔13〕，妇人靓妆露面、簪步摇，斜着发髻驰骋，犹如元稹《法曲》所吟：“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有些妇女甚至打扮得“园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顋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妆成尽似含悲啼”的怪模样。有的画眉广“半额”，绿眉黄额，有的“争画黑烟眉”。这种“时世流行无远近”的时髦包装，白居易就指出“绝非华风”〔14〕。
繁华的长安已有东、西两市，占地分别同四个坊。市内货物分类列行，四面立邸，珍奇积集。李白诗“王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15〕所指，基本上是西市附近地段。一些纨袴子弟往往把进外商经营或有外籍女招待的酒家，领略一番“貌如花”的胡姬与异域风情，作为消闲乐趣。杨巨源《胡姬词》中之“江头”，即城东南角之曲江边，杜甫有《曲江诗》“每日江头尽醉归”句，亦见唐人尚酒，“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16〕“恰有三百青铜钱”即可上酒店痛“饮一斗”了〔17〕。而与汉时比，价已增几十倍，尚秉和说：“唐钱贱也”〔18〕，又知商业发达通货膨胀得厉害。其时闹腾最欢要数“曲江会”。李肇《唐国史补》有云，进士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大宴于曲江亭子。给进士尊荣，表示特殊恩宠，制造轰动的社会效应，乃一大变革。矫枉过正目的在于打击高门党结，擢拔政权新的支持者。一批商人小市民在内社会低阶级人士不惟经省一途，能跻身政治领域，一旦有成，挟妓宴游，得意忘形神态可想而知。这实是唐在政治上上下需求，互相呼应的标记。由此也可见当时有外籍女招待酒店决非限于“金市东”一处。《送裴十八图归嵩山》“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诗也可证明〔19〕。
唐代官吏好儒好道好佛，好遨游好做诗好狎娼，上自宰相节度下至庶僚牧守，几无人不事此。《容斋随笔》记述了一次由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藉、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郭居中等15人参加的洛滨修禊活动：会宴于舟，自晨及暮，前水嬉后妓乐，左笔砚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南部新书》记述过张褐尚牧晋州，营妓生子经过；《因语录》载说睦州刺史柳某，为京中名娼陈娇如设20里锦帐，纳入家中事。这种公开放浪行为，不为世讥，不干吏议，这正是挣脱传统礼教观念束缚的表现。《唐律》关于“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婚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的规定，即是把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糅在一起的重新组合。做了几任官的儒家，“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这种糅合、兼蓄、无定型导致的社会现象在唐代不要太多噢。
娼妓之充斥唐代社会，是很值得注意的。它是当时社会光怪陆离的折射。封建等级社会官僚集团的浮沉，封建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两极分化，政治变动和战争制造出的籍没、掳掠与孤女寡妇的大量增长，商业发达激发起的思想上的物质欲望，小农破产、贫民败落产生的人口买卖；礼法松弛，贞节观念淡漠的意识形态，大量商旅、宦游人的现实存在，以及奢靡世风造成的精神需求，都是娼妓存在兴盛的基础。妓女们大多有一定的技艺和文学修养，靠着富庶社会的滋养，过着舒适的物质生活，难怪会引起织女们的不平。她们衣不解带“夜阑灯下不停梭”的辛劳价值，“未值青楼一曲歌”！不免生出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的朱门贵妇与“十指不动衣盈箱”的青楼妓女的千般怨恨和嫉羡来〔20〕。一些女子在商品潮之“利”驱动下，寻找生活出路。刘驾《桑妇》诗，通过一姿色欠佳才守妇道的采桑女叙说，不少同伴走上了“醉卧青楼”道路。而另一些小家碧玉嫁了商人，也过起“不事田农与桑麻”而“多金帛”的生活。当然，一种“青春长别离”的金丝雀生活，孤寂苦涩，又“悔作商人妇”起来〔21〕。好在唐人有春日踏青习俗，贵贱老幼无忌，香车宝马驰突，尚可浪漫一下。
城市经济的繁荣，就这样孕育了有唐一代的市民阶层。应运兴起的说话、讲经、百戏等市民文化，在满足他们精神生活需要的同时，也越来越反映其生活与追求。饮茶之风从寺院中逸出，在文人士大夫鼓吹下飚升，“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22〕俗化雅化遂成文化，也是市民生活的一大创造。 社会上对商业经济的观念也在改变，不再视商人为“游惰”之人、以商业作“末业”。陆贽认为，“商农工贾各有所专，凡在食禄之家，不得与之争利”〔23〕。一是说商贾农工仅是分工不同，对社会有同等贡献；二是反映出当时经商者众多，包括一部分官僚在内。唐初象征性的抑商措施如平民服黄，商人穿白，工商不得与于士伍，不得与于士，不得乘马等，只能表明统治者在政治上坚持贱商传统思想，在法规上限制其身份与社会地位，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而已。在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却尚未构成严重威胁，甚至还有利可图之时，生活现实与政治法规可是大相径庭。当黄色已废弃时，平民与工商皆衣白表明事物正起着变化。从另一角度讲，法规的实现要有人去检察弹劾，而纠劾职能难免挂一漏万，又由一群封建官僚去执行。经济发展，财富增长，毕竟要在生活方式上顽强表现出来。社会人际关系交织的网，不可能使一种制度在操作过程中不被情感置换，始终保持纯洁而无懈可击，更何况统治集团内层出不穷的党争与丛生的官僚主义弊病。于是不认真纠察和临事加以通融，使一些僭越行为得到姑息，寖以成俗，即使贞观预防公务员沾染市侩气不准其入市，亦未尝有实际意义。
一般来说，勋贵官吏地主即是商品尤其是奢侈品的最大消费者。这无疑加强其同商人在交易和金钱借贷中的接触和联系。他们甚至竭力向财富献媚，兼赚商利就是一法。有钱的商人为发展实力兼併土地，拚命向地主行列和官场挤。“金多众中为上客”已是社会普遍承认的价值观：家庭中，“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偶陷贫困时，脸色就难看了〔24〕。在朝廷里，富商宋霸子等人接受武则天内殿赐宴〔25〕；王元宝说出把家里的绢系陛下南山树尽而未穷时，竟使玄宗大叹：“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至富可敌贵”〔26〕！僖宗与王酒胡共饮，王慷慨损资30万贯修朱雀门，又去安国寺撞钟，一下纳千贯， 连击百下， 又赞助10万贯。〔27〕当局的经济开放与关津免税政策，给了“西江贾客珠百斛，舟中豢犬常食肉”的大商人更多发财机会。他们用金钱笼络感情，“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僚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28〕。他们用金钱置“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他们捐金居缨冕之流，即使臧获负贩亦能累迁荣秩。不但乘马，而且雕鞍银镫，装饰灿烂，还从以僮骑。男女婢仆，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时惊异。婚丧大事铺张，“唯竞奢侈，不顾礼经”，邹凤炽嫁女就“邀请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千”。这种现象当局虽三令五申而“事竟不行”，会昌时不得不另订新制作出让步。商贾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改观，“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珰乱点野酡酥”的生活，不就是男耕女织和内外贸易带来的辉煌么！
综上所述，胡化很深的李唐集团统一中国后，采取了较为明智的经济开放政策，导致唐代手工业与商业的快速度发展，十分发达的内外贸易，使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在走过八个世纪的低谷之后，重新获得振兴，带来了唐代国力的强盛与社会的繁荣。与此同时，在唐代社会经济起飞唐帝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过程中，也创造了一个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机遇与一个崭新的文明，直接与间接地影响了唐人社会生活风貌的嬗变。
注释：
〔1〕人户粮产见张邦炜：《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 载《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引文见元结《问进士第三》， 载《元次山文集》卷七。
〔2〕〔3〕引见《太平广记》。
〔4〕参见《旧唐书·宋庆礼传》，卷185。
〔5〕见常霞青：《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
〔6〕林家劲：《唐代广州与南海的交通》，载《学术研究》1979 年第6期。
〔7〕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8页。
〔8〕见曹聚仁：《唐宋古文》， 载《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421页。
〔9〕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 年版，第15、19页。
〔10〕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95、96页。
〔11〕戴叔伦：《女耕田行》。
〔12〕杜甫：《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
〔13〕《旧唐书·舆服志》。
〔14〕见白居易《时世妆》、僧法宣《和赵王观妓应教诗》、罗虬《比红儿诗》、吴融《赋得欲晓看妆面诗》、徐凝《宫中曲》。
〔15〕李白：《少年行》之二。
〔16〕王绩：《题酒店壁》。
〔17〕杜甫：《偪侧行·赠毕曜》。
〔18〕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汉唐酒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373页。
〔19〕青绮门即春明门，在长安城东兴庆坊与道政坊之间。
〔20〕见僧若虚《织妇恨》、白居易《缭绫行》、王建《当窗织》诗。
〔21〕见白居易《盐商妇》、李白《江夏行》诗。
〔22〕见《封氏闻见录》，转引自王献忠《中国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95页。
〔23〕见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之六，《全唐文》卷465。
〔24〕王梵志《吾富有钱时》诗。
〔25〕《旧唐书·韦安石传》。
〔26〕《太平广记·邹凤炽》，卷495。
〔27〕尉迟偓：《中朝故事》。
〔28〕《开元天宝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