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悖论”——中国近代大学的学术诉求及其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困境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学术论文,蔡元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0)03-0111-08
蔡元培基于“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的大学理念，力图将北京大学改造成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以实现培养“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的办学目标，完成其学术与教育救国的历史使命。蔡元培大学理念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大学人(教师、学生)以“学术作为一种志业”①的基础上，需要相应的内、外条件保障。然而，在新旧交替与急剧动荡的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中，蔡元培的这一大学理念与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诸多悖论，他对北大学术品格的塑造，大多时候只能成为“乌托邦”式的理想，表现了中国近代大学学术诉求所遭遇的困境。
一、中国近代大学学术诉求的外缘环境
蔡元培的大学学术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欧洲传统大学的效仿。19世纪初，洪堡创立了柏林大学，把大学歌颂为真理的殿堂，提出以学术为中心的范式，确立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传统。但要实现大学以学术为中心的范式，保证学术自由，需要大学学者能以“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就外缘条件而言，最重要的是必须保证“学术及教师职业的自由”，阻止国家行政权力对大学事务的干预。提倡由“学者共和国”的圈子决定大学教师的人选、职务评聘。在这个圈子里，可以免除国家权力的束缚和检查，大学人的表达是自由的。②
中国近代大学的学术诉求所面临的外缘环境甚为恶劣。揆诸史实，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虽是效仿西方大学制度创建起来的，但其封建习性依然存续，国子监与太学所呈现的“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政教关系并未随“辛亥鼎革”而彻底改变。
在民初社会剧烈动荡、政局不稳的环境中，各种政治势力与政客们不积极兴办教育，但却把教育作为防范和争夺的重要对象，尤其是大学。在军阀横行、武人统治的“非理性”政治环境中，政客们将大学视为其“囊中之私物”，随意干预。即便是所谓的“文治总统”徐世昌“因为新旧冲突，居然要驱逐人员了”③。中国近代大学“学术及教师职业的自由”这一外缘条件，并不能满意地获得。④就蔡元培对北大改革所面临的政治环境来看，由“学者共和国”的圈子决定大学学术事务(大学自治)的空间十分有限。
1919年3月26日，就陈独秀解职问题，大总统徐世昌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函蔡元培：“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在这之前，徐世昌也曾因此事召见过蔡元培。⑤由此可见，陈独秀的任职问题受到政府的强力干扰。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曾发表《不再任北京大学校长宣言》，宣布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指出辞职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作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而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第二，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想稍稍开点风气……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第三，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⑥由政府任命而“不自由”，正是蔡元培对国家行政权力干预大学事务所持态度的最好诠释。1922年7月25日蔡元培在《复朱镜宙函》中，再次强调教育所面临的政治环境之恶劣：“弟等因在教育界深受政治不良之影响，故有不能不容喙于政治之觉悟，然自身仍从教育进行也。弟信教育终能救国救世，惟在恶政府之下，效率减少，进行较缓耳”⑦。
1923年1月17日胡适记述蔡元培辞职出京之经过，“蔡先生自去年十月讲义风潮以来，即有去志，他来劝我告假时，曾说自己也要走了，因为不愿在曹锟之下讨生活……蔡先生去志既决，故于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举庆祝，颇有愿在歌舞升平的喊声里离去大学之意。纪念已过去了，反动的政治更逼人而来。……他主张邀集国立各校长中之可与共事者——法专与农专为彭系的人——以辞职为抗议，不愿在彭允彝之下办教育”⑧。同年1月21日，蔡元培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指出：“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见的人，说多少不愿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⑨。
以上材料中反复采用“不自由的校长”、“恶政府”、“反动政治”等情绪性极强的词语，充分显示了中国近代大学外缘环境的恶劣。
政府行政权力对大学的干预，亦可以从1924年2月教育部颁布的《国立大学条例令》中看出。条例令第十三条：国立大学校得设董事会，审议学校进行计划及预算、决算暨其他重要事项，以左列人员组织之：(甲)例任董事：校长；(乙)部派董事：由教育总长就部员中指派者；(丙)聘任董事：由董事会推选呈请教育总长聘任者，第一届董事由教育总长直接聘任。国立大学校董事会议决事项应由校长呈请教育总长核准施行。⑩该条例以行政权力干涉大学事务之意图十分明显，遭到北大教授们的反对，认为“教育务求独立，不宜转入政治之漩涡”，如果官僚政客“一入学校，则教育事业牵入政治漩涡之危险，更将层出不穷，是又势所难免者也”。(11)
政治势力、国家行政权力对中国近代大学的干预，还表现在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潮与衰落、“京师大学校”与北京大学的受挫、清华大学校长的人事风波、中央大学的命名与校长人选等诸多事件中，几乎涉及近代不同时期的各个大学。中国近代的大学只能在政治强权的控制与努力追求“学术自由”之间，艰难前行。此外，中国近代大学学术诉求的外缘条件之恶劣，还表现在经济的困窘、战争的袭扰等方面。
二、中国近代大学人的内在人格因素
大学以学术为中心，需要大学人具有以下内在人格特质，首先，他需要有“人不知而不愠”、“为学术而学术”甘守寂寞的“出世精神”。在学问的领域里，惟有那纯粹向具体工作献身的人，才有“人格”。因为献身于志业，他才给人以高贵与尊严的印象。(12)其次，保持“价值中立”与“讲坛禁欲”。在谈论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韦伯强调，政治不属于课堂。在大学的讲坛上必须抑制价值判断，“大学并不是必须进行信仰教育的机构，而是分析事实及其存在的条件、法则、联系，分析概念、逻辑的前提、内涵的场所”(13)。教师在大学讲坛上的讲课必须对自己的价值观、信仰有一定的自制——即所谓“讲坛禁欲”。“学术自由”、“价值中立”和“讲坛禁欲”之间存在着互相不能分割的思想联系。
就韦伯所论及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学者人格因素来看，近代中国的大学人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相反的特征。首先，“实用理性”的知识观与传统“士”积极入世的社会情怀，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十分明显。中国人一直有着“经世致用”重视功利的儒学传统，实用理性是与中国文化、科学、艺术各个方面相联系相渗透而形成、发展和长期延续的。(14)这种实用理性的知识观与积极入世的社会情怀相结合，使中国知识分子相对缺少“为学术而学术”形而上思辨的思想取向。这一人格特征，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得更为显著。
在以担当中国大学学术使命为己任的蔡元培身上，公共知识分子的特质非常明显。1919年1月，他指出，“去年十月杪，友人以国势阽危，凡在国民皆有鼓吹和平之义务，屡来督责，义不容辞，遂加入平和期成会及全国和平联合会，因而与此两会有连带关系之国民制宪倡导会、外交请愿联合会等援例要求，旨趣相近，势不宜有所别择”(15)。在1922年7月25日《复朱镜宙函》中，蔡元培强调，“先生所谓应立意两点：一、主张向恶政府奋斗，认为纯系一国国民之责任，非欲藉政府为生活之谓。二、同时不忘‘向民间去’之名言，弟均绝对赞成”(16)。1923年1月，他再次明确表示，作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虽职有专司，然国家大政所关，人格所在，亦不敢放弃国民天职，漠然坐视。(17)
蔡元培要求大学在承担学术使命的同时担负起指导社会的责任，这背后的理念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对国家和社会发挥领导作用。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的“清流传统”，“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18)。胡适也认为，大学的职责就是培育“专门的技术人才”和“领袖人才”、为“专家政治”服务的精英教育；鲁迅则期待大学在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上发挥特殊作用，一如“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那样(19)。虽然胡、鲁二人观点有差异，但大学人的社会关怀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既想把北大塑造成为一个献身学术研究和自我修养的封闭的“象牙塔”，同时又想打开校门去影响社会，这两者之间显然充满了矛盾。
其次，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取向，导致中国近代大学人的“价值非中立”，其结果是造就了近代大学政治文化的兴盛。大学以学术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大学人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政治活动是不相容的。基于大学的学术理想，蔡元培对大学人参加政治当然反对。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能够担负“指导社会”的责任(20)。因此，他支持北大的老师办《新青年》，学生办《新潮》，通过现代传媒把北大校园里的思想传播到社会中去。他还提倡平民教育，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对平民进行宣传、教育。他想通过这些方式，把北大的校园文化转化为社会文化(21)。早在1918年11月，为庆祝协约国战胜，蔡元培就号召学生走出校园，和国家、世界休戚与共。胡适注意到，“这是他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从此“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了，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22)
这种既想要学校影响社会，又要把影响限制在思想学术范围内，同政治拉开距离，这在中国的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正是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中矛盾的地方，也是与他接受北大职位献身教育与学术的初衷不断发生冲突的原因，使得他不得不充当一种政治性的角色，成为北大新文化激进分子与校外那些政治上的反对分子间举足轻重的人物，(23)同时北大也日益成为政治文化的中心而充当政治舞台。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就注意到，以前相对疏离于政治的北大教授社群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受到各方面的拉拢。(24)
因此，在近代中国，研究学术与社会关怀这种“精英—平民”的双重价值建构(25)，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大学人的社会与政治关怀严重挤压了学术研究，扰乱了静心向学的学风与校园秩序，致使学生很难安心学问，浓厚的校园政治文化损害了蔡元培对大学学术价值的终极追求。故“中国的社会固然是毁坏学者”，那种“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的学生运动，“也是同一样毁坏学者”，(26)正是时人普遍的感受。
更有甚者，20世纪20年代以后，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逐渐增长，加上革命组织再度崛起，充满政治与社会情怀的大学人(27)，围绕着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论争，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持“教育救国”与“科学救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一途者，有追随“三民主义”而走进国民政府官僚机构者。这种知识分子的大分化，引起了大学教师的流动。(28)大学教师的“非校园化”流动，削弱了大学学术的发展。
再次，救亡图存的压力与学者的政治热情，使“讲坛禁欲”缺失，大学教师承担了“政治中介人”的角色。如果大学不仅提供知识和领悟(方法)，而且还教以信仰和“理想”的话，那么这就超越了科学与学术的界限。不幸的事实是，很多大学教师事实上并不是“激进”的政治界的人物，却要充当“政治家”式的中介人，不能遵守作为义务的自律，把培养学生特定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作为教育的特权和当然的任务。正是这样的傲慢与自大，大学将会走进死胡同。(29)这种状况在中国的近代大学表现得尤其明显。
其实，鲁迅已看出“讲坛禁欲”与“政治中介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他在教书与写作之间做选择时心态非常复杂，“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甚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30)。他最终选择了需要热情的“作文”，放弃了教书的“冷静”，走上了与校园内知识分子不同的远离大学的人生路向。
就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初期聘任教师的标准来看，“蔡元培之用陈独秀，以及蔡陈两氏援引胡适诸人，不纯在学术上的‘兼容并包’的考虑。援引思想先进、用心改革文化教育和致力整顿社会风气的志士，自是蔡元培和陈独秀在北大初期用人的重要倾向”(31)。充分显示了“学术”与“政治”矛盾的双重目标。事实上，在出任校长后半月不久的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即致函吴稚晖，申明了他的用人方针，“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32)。所谓的“整饬学风”，既指改革北大封建猎官之旧习气，也有用民主科学的新思想、新潮流来教导学生之意，这势必会打破“讲坛禁欲”。柳存仁曾回忆，“这一派的教授到了课室之后，立刻谈天气，论政治，评人物，高谈阔论，破口大骂”(33)。蔡元培本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34)。原本是为中国造就一个“研究学理的机关”，使教师将校内“讲坛”与校外“政坛”区分开来，不料却造就了一批充满革命热情而且随时准备上街的青年，使北大变成一个“运动的机关”。这也是蔡元培的“悖论”之所在。
参政的人的美德与治学的人的美德，是不兼容的。我们不可能同时是参与(政治)行动的人和(学问)研究者。如果这样做，必然会伤害到这两种职业的尊严，亦不可能对两者皆尽忠职守。(35)因此，就“价值中立”、“讲坛禁欲”而言，中国近代大学的学术、教育、政治、社会的边界已模糊甚至消失，“问题”与“主义”共存于“象牙塔”，“庙堂”与“讲堂”融为一体。(36)
无论何时，一旦学者引进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事实的完整了解即不复存在。(37)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转化为政治的实际行动(参与)，导致其角色的混乱。(38)由此可以看出，民初知识分子的政治行为与角色误读：传统士大夫的参政意识(士一仕)与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造成“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感和清楚判断力”的缺失。这也表明近代知识分子由“士”向“大学人”角色转化的艰难(39)，导致近代学术发展的扭曲与大学泛政治文化的高涨。
三、不合作主义：蔡元培“悖论”的表达
面对大学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蔡元培常常采取“不合作主义”——辞职的方式来应对，以保持各方力量的平衡，维系大学的生存及个人的尊严。蔡元培实际任北大校长期间(1917.1-1923.1)的七次辞职事件(下表所示)，揭示了中国近代大学学术诉求的困境。
蔡元培辞职的原因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对自由的诉求与政治环境压迫的矛盾；第二，大学研究学术与大学人社会关怀之冲突；第三，大学“学风浮嚣”与学术中心之“神圣殿堂”的目标背离；第四，教育经费的短缺与大学生存的危机。
蔡元培对自由的诉求，源自于两个方面因素：其一，大学要成为学术研究机构，必须具备自由的品格，这是蔡元培治理北大的价值追求与实践方向；其二，蔡元培独立不羁的个性、清高自尊的学者人格。基于自由的诉求，他曾多次明确表明对政治的态度。1917年3月15日致汪精卫函，“弟进京以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出不涉政界之决心”(47)。1918年1月14日致吴稚晖函，“弟虽在京师，然誓不与政治，至今已成习惯，惟校务太忙，无瑕读书，亦终日为人役耳”(48)。
蔡元培“不涉政界之决心”与“誓不与政治”的宣言，常常不得不向严酷的政治环境妥协(49)。大学的发展、蔡元培自身人格的自由诉求与险恶的政治环境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其结果导致蔡元培采取不合作态度，痛苦而无奈地辞去校长职务。
“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分子的肩膀上。”(50)就学生的学业与社会关怀而言，蔡元培曾提倡“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但在现实社会环境中，要保持“读书”与“救国”之间的平衡，实际上很难做到。因此，他虽认为学生的爱国举动无可厚非，但学生应当以学业为重，学生的学生身份与国民身份应当分离，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蔡元培所谓“奉职无状”，指对学生“约束无方”，实为其处在政府与学生之间、学生的学业与社会关怀之间的多重矛盾下被挤压的结果。
1919年5月9日辞职离开北京时，蔡元培留下一则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51)。隐含地表达了他的大学理念的毁灭与无助的处境。他引用《民劳》，既不是为了讥讽执政，也不是为了说明“劳则可休”，而是痛感“无良之人”的做法使他筚路蓝缕建立起来的学术乌托邦毁于一旦，而他感到自己已无力挽救这一局面。殿堂既毁，只好隐去。9月20日，在全体学生表达“学生等此后自当严循轨道，力学报国，藉答我公至意”(52)后，蔡元培复职，他明确表示“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53)。他的拳拳学术之心可谓与“日月同辉”！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深为学生因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以后恐难约束而担忧。张元济曾劝蔡元培“勿再进京”，其原因之一即为“学生气焰过盛，内容纷纠，甚难裁制，纳之轨范”(54)。据蒋梦麟回忆，“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55)。张元济的预测与蔡元培的这一担忧后来果然被证实了。蔡元培的第六次辞职即因为北大发生的讲义费风潮所导致。
蔡元培将讲义费风潮看成是“暴举”，对学生的表现“很抱悲观”，将其“看得很重大”，甚至于要“同学生决斗”，是因为学生的浮嚣举动竟然发生在“神圣殿堂”之内，用对付官僚政府的手段来针对学校教职员，这严重背弃了他的“学术乌托邦”理想。一个人只有感到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的失去才会如此自伤，仿佛自己花了如此之多的心血从事的一项伟大事业居然片刻间归于虚无。蔡元培对讲义费风潮的愤怒，对北大学风的浮嚣而产生的失望及悲观情绪，正是蔡元培此次辞职的深刻原因所在。虽然不久后即复职，但蔡元培已萌生了“去志”，这亦是他第七次辞职的复杂原因之一。
蔡元培的辞职，既是蔡元培“悖论”的表达，也是中国近代大学学术诉求困境的体现。胡适曾指出，“我们今天反观北大的成绩，我们不能不感到许多歉意。我们不能不说：学校组织上虽有进步，而学术上很少成绩……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56)。关于北大学风，傅斯年也认为，“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这样的精神大发作之后，若没有一种学术上的贡献接着，则其去文化增进上犹远”。(57)此为知事之论。
四、结语
中国近代大学的学术诉求，缺失“以学术作为志业”的外缘环境与学者的人格特质，大学发展过程中遭遇多重困境：大学所追求神圣学术殿堂之理想与现实社会政治环境压迫之间的冲突，大学学术发展的逻辑(思想自由、价值中立、讲坛禁欲)与大学人的社会情怀之间的矛盾，大学人的国民身份与学术身份之间的两难。这些矛盾的发展与演绎，导致中国近代大学政治文化浓厚，大学与政府之间冲突不断，学术被挤压与边缘化。
近代大学所遭遇的多重困境，导致了中国近代大学扭曲式发展，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家们所追求的大学学术理想，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成为“乌托邦”式的幻想。蔡元培的频繁辞职，正体现了新旧文化交替、启蒙与救亡双重历史使命之下中国近代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悖论。审视中国近代大学的学术诉求及其困境，为我们解读“钱学森之问”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视角。
注释：
①惟有将事物在主观上把自己与它相联系，并以热情献身于此，方能称得上是一种“志业”。
②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A].学术与政治[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9.
③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1919年3月)[A].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03.
④虽有论者认为，民初，由于武人专政与军阀政府忙于扩充实力，中国思想与学术界曾获得一定自由，但此论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表述。实际上，蔡元培构建北大学术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家行政权力的干预十分强烈，韦伯意义上的“学术及教师职业的自由”很难获得。
⑤朱洪.陈独秀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112.
⑥蔡元培.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A].蔡元培全集(第3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32.
⑦蔡元培.手札[A].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541.
⑧胡适.我的年谱：民国12年[A].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611.
⑨蔡元培.关于不合作宣言[A].蔡元培全集(第5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6-39.
⑩政府公报，1924-03.
(11)北京大学日刊，1924-03-17.
(12)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A].学术与政治[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65.
(13)韦伯.韦伯论大学[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45.
(14)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88.
(15)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53.
(16)蔡元培.手札[A].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541.
(17)蔡元培.向大总统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呈[A].蔡元培全集(第5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9.
(18)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A].蔡元培全集(第3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38.
(19)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M].上海：三联书店，2003.221.
(20)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71.
(21)鲁迅也特别强调大学的精神应该是一种“向”的“活”的精神，是“常为新的，前进的运动的先锋”并“常与恶势力抗战”。参见鲁迅.我观北大[C].鲁迅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7-158.
(22)胡适.纪念“五四”[A].胡适文集(第11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76-578.
(23)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92.
(24)李大钊.致胡适(1921年1月18日)[A].李大钊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9.
(25)魏定熙认为，五四运动前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中，一直坚持提倡自我修养和学术研究(这两者都与使北大成为与社会隔绝的圣地的发展目标一致)，而同时他又倡导一种“精英—平民主义”的思想，这一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知识分子有责任走出校园，教育并领导“平民”。
(26)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1920年5月1日)[J].新潮.1920，(4)：858-861.
(27)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五四后不少知识精英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转向政治，并在新的意义上“再发现”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旧说。参见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
(28)吴民祥.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61.
(29)韦伯.韦伯论大学[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2-33.
(30)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4.
(31)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M].上海：三联书店，1997.43.
(32)蔡元培.覆吴敬恒函[A].蔡元培全集(第3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4.10.
(33)柳存仁.北大和北大人[A].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M].上海：三联书店，2003.331.
(34)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A].蔡元培全集(第3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4.271.
(35)Raymond Aron.韦伯论学者和政治家[A].学术与政治[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86.
(36)时在成都高师读书的张秀熟后来回忆，该校保守教员就对新潮流“如临大敌”，他们“天天叫嚷洪水猛兽，教课时间也要来个政治附加，做到他们的‘辞而辟之’。我班的主任教师龚煦春，给我们出了一道‘新潮流之捍御策’的作文题，要我们捍御”。张秀熟.二声集[M].成都：巴蜀书社，1992.409.
(37)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A].学术与政治[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7.
(38)教师、政治家、学术人和官僚行政人员的纠缠，在近代的具体体现为“好人政府”的尝试及活跃于“学界”与“政界”的“两栖人”。梁漱溟在《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中，对蔡元培的评价为“我们从许多处皆可看出蔡先生对学术、对教育、对社会运动有他一股热情，不愧为应乎其时代需要的革命家，而全然不是一位按照章则规程办事的什么大学校长”。
(39)中国士人重视政治的传统在近代不仅没有减弱，甚至有所增强：从头发到脚的身体处理一直未曾离开政治的青睐，常呈现出泛政治化的倾向。参见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
(40)蔡元培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呈[A].蔡元培全集(第3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00.
(41)北京大学日刊，1918-05-23.
(42)同上，1919-05-17.
(43)蔡元培.与北京大专学校校长一同辞职第一次辞呈[A].蔡元培全集(第3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56.
(44)北京大学日刊，1922-08-17.
(45)蔡元培.为北大讲义费风潮辞职呈[A].蔡元培全集(第4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84-785.
(46)蔡元培.向大总统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呈[A].蔡元培全集(第5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9.
(47)蔡元培.致汪精卫函[A].蔡元培全集(第10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5.
(48)蔡元培.致吴稚晖函[A].蔡元培全集(第10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27.
(49)蔡元培的经历是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如出入政、学两界的胡适也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
(50)胡适.这一周·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N].努力周报，1923-01-21.
(51)北京大学日刊，1919-05-10，1919-05-12.
(52)全国学生联合会复电[N].民国日报，1919-07-11.
(53)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A].蔡元培全集(第3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41-643.
(54)张菊生手札[A].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221.
(55)蒋梦麟.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A].萧夏林.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164.
(56)胡适.回顾与反省[N].北京大学日刊，1920-12-17.
(57)北京大学日刊，192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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