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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弹丸之地的香港,近几十年创造了世界第三金融中心、第三黄金市场、第一集装箱港等经济奇迹。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成就,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香港政府确立“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开发智力资源以弥补自然资源不足”的战略密不可分。六十年代以来,香港教育迅速发展,不仅建构了一个适应社会需要的、门类比较齐全、多层次的教育体系,而且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别具特色的学校德育系统。
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今天,评介香港学校的德育,合理借鉴其成功经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香港学校德育的社会背景和发展过程
1.香港社会政治经济与学校德育
香港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英国入侵前,香港同祖国各地一样,推行传统的中华文化教育,其德育融入家庭教育、私塾教育和社会生活之中。1841年后,基督教传教及教会学校逐渐在香港兴起,教会除传播教义外,还灌输归顺殖民统治的奴化思想。1860年至十九世纪末,政府经办学校,1877年第八任港督轩尼诗便提出“基于政治上和商业上的需要,所有学校必需实施英语教育”(Eitel.E.J,Ewrope,in China H.K,1985,P561)。此后,香港学校德育目标明确,确立了“受政治及实用价值——商业价值支配”的教育政策。
如果说,在此期间香港的殖民化教育还有一定的隐蔽性的话,那么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其教育的殖民性就非常明显了。1902年发表的《宝云报告书》提出:“协助高等华人摆脱他们的无知是远较试图使百姓接受新观念为有效,因前者以领导地位将以其所掌握的文明思想来影响后者。在目前来说,这相信是唯一对本港居民启蒙的途径。”“只要华人在接受英语教育后,对英帝国产生好感及使英语更广泛的传播,那么,英帝国在中国本土上所得的利益就会远远超出殖民地的教育经费。”在此思想指导下,1911年创立了第一所大学——香港大学,并向内地招生,希望通过高等教育为载体,培养亲英特权阶层,从而影响中国政治,获取在华最大利益。
由于香港是从一个小岛逐步发展起来的自由港,其居民大部分是外来谋生的“过客”,加之香港当局从其统治利益出发而“淡化政治”。六十年代以前,香港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文化”可言,尽管辛亥革命前夕,国内大革命期间及抗日时期,许多内地政治人物曾在此活动过,但他们的影响并不留在香港。六、七十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成熟,本土政治文化开始生长,发生了几次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知识界为主体的政治性事件。1970年,为抗议日本将我国的钓鱼岛列入其领土范围,大中学校学生举行“保卫钓鱼岛”大示威,遭港英警察镇压,数十人被打伤,20多人被捕。由此掀起了知识界的爱国热潮。随后,政治活动的矛头逐步指向港英政府,如1975年的“捉葛柏,反贪污”,“反对英女皇访港”,等等。
八十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香港各界对政治的关心程度迅速增长,而政治思潮也变得相当复杂,既出现“爱国”、“爱港”,反对殖民统治、争取平稳过渡的政治倾向,又有认同回归又耽心失去既得利益而引发的“民主”思潮。同时,香港经济的日益繁荣,一方面为社会及个人发展提供许多有利条件,开拓进取、尊重个人价值深入人心,“把握自己发展机会”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病”日益泛滥,公德观念淡薄,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因此学校德育引起社会各界及教育当局的关注。
总之,香港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决定了香港学校德育从无到有,从淡薄政治的殖民文化教育向“爱国”、“爱港”、注重“个人与社会协调”的“民主”教育转化,从具有传统儒家特点的尊古重道的价值观向与自由经济相适应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转化。
香港学校德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复杂变化,但从总体而言,其阶段性比较明显,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从英治初期至本世纪前期,香港作为一个殖民统治的单纯转口港,其教育着重从社会因素出发,为巩固和加强殖民统治服务,主要传播西文文化,培养少数华人精英,学校德育存在明显的附庸性和随机性。直到抗战胜利,香港学校德育才在较为复杂的现实背景中逐步发展起来。
第二阶段: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英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国内和周边地区大量人口涌入,工商业迅速发展,都对香港教育产生较大影响。香港政府着重扩展小学教育,发展中学和师范学校,同时建立了第二所大学——中文大学。学校德育也随着教育的总体发展而发展。但此期间,香港教育仍未摆脱传统的殖民教育观念,“重英轻中”十分突出。虽然在小学基本以中文授课,但到了中学阶段,占80%的英文中学和职业中学则以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香港大学则全部以英语授课。因而与之相适应的学校德育仍然是被曲扭的,主要灌输效忠英国的政治思想及“精英”人格模式。
第三阶段:1970年至今,为适应香港经济发展的需要,七、八十年代香港政府一方面实施9年义务教育,另一方面积极开展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创办一批工业学校和高等学校。1972年成立理工学院,1984年成立城市理工学院,1987年建立科技大学,同时还发展专上学校(相当于大陆的大专学校)3所,教育学院、工商师范学院、演艺学院、商学院共6所。在此期间,原有的“精英”教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与自由经济相适应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受到各层次学生认同。而经济繁荣及西方国家道德危机也对香港有所影响,中小学生犯罪、吸毒日益增多,学校德育受到社会严重关注。1981年教育署颁布了《学校德育指引》,第一次对学校德育提出明确的规范和要求。
随着《联合声明》的签署,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时期,怎样培养能维护香港稳定繁荣的年轻一代成为香港各界关心的问题。由此,香港教育署1985年又颁发了《学校公民教育指引》。近年来,香港形成对大、中、小学要求不同,层次分明,有明确目标和指导原则,并与社会发展基本相适应的德育体系。
就总体而言,香港学校德育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其根本,还是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殖民统治特征。
二、香港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学校德育的内容是依据培养目标和教育对象的特点而确定的。尽管香港学校德育,因其对象、层次差别而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但基本可划分为价值观教育、政治教育、公民教育、品德教育四部分。
1.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教育
价值观是一种持久的信念,这种信念一旦形成便对人们的行为起着决定标准的作用。同一个社会的人所信奉的价值观并不完全相同,但在一般情况下,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所信奉的最基本价值观是相同的,即这个社会所强调的核心价值观只有一个,因而它也是学校德育最核心的内容。
香港学校的价值观教育没有具体课程,而通过渗透的方法进行,在课堂教学和日常工作中,注重向学生宣传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竞争观念,鼓励学生把升学作为向上流动的手段。就具体的内容和做法上,主要通过“通识教育”和“价值澄清”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香港教育界认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获得专门技能的人才,而是有理想、有广泛才能、乐于服务香港社会的人才。所以,他们希望通过“通识教育”,扩展学生的视野,训练其抽象与综合思考能力,使学生对香港主体价值认同,并达到“内省外顾、高瞻远瞩”(《中文大学学生手册》)。因而许多大学系统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规定每个学生必须修满一定的科目和学分,才能获得毕业资格。一般学校规定的通识教育的学分约占总学分的14.3%,如中文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为18学分,占15%。
通识教育课程一般包括:思想方法、社会伦理学、现代社会问题、科技与人文价值观念、中国文化要义、西方文化概论、政治与社会哲学、比较政治制度、法律与社会等几十科。内容广泛,涉及个人思想方法、社会政治、伦理价值、文化、哲学、法律等问题。但其教育的指向性是相当明确的,就是培养学生具有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价值观。正如岭南学院院长陈佐舜博士认为“接受均衡教育的人,不仅能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能对社会和世界事务都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在比较的基础上更能领会和尝试多种才智良知的社会价值观念及向人类发出光辉的文化路向”。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许多学校还常采用“价值澄清法”引导学生形成与社会主体价值取向相适应的价值观。“价值澄清法”主要分为五个步骤:(1)就某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道德问题,列出多种发展可能或解决方案,以供选择;(2)评估各种方案;(3)作出理性选择;(4)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并解释自己所作出选择的理由;(5)根据自己的信念去实践。教师通过暗示、鼓励、询问、设难、提供参考资料和意见,回答一些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并在价值观的导引下,独立、自主地判断问题、处理问题。
2.隐蔽性强、殖民性明显的民主政治教育
有人说“香港,好一个世上鲜有的尴尬的地方。土地是中国的,却给英国人租借了;人民是中国的,却被英国人统治着”。为了回避这种尴尬,长期以来香港政府无论在社会政策、学校教育乃至大众传媒,都有意无意回避政治。当然回避并不等于没有,因为任何教育都有其阶级性、政治性,任何教育制度必然具有政治社会教化的倾向,只是内容多少、方式如何而已。因而在教育条例明确规定“政治禁令”的背后,存在一种与香港社会相适应的特殊政治教育,主要表现为:(1)以精英统治为导向,以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为手段,以阉割教学课程为方法的奴化教育。“亡其国之上策,先去其历史”,“夺其国之上策,先夺其语言”,英政府为在香港“长治久安”,一方面推行其“精英”统治,培养和扶植部分效忠英王室的华人“精英”进入社会管理阶层,作为教育的功利导向。另一方面,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推行英语教育,限制中文;把中国近代史排斥在历史教程之外,甚至在英文版的中学地理书上,把中国大陆列为与香港相邻的大国(后因各界人士强烈反对而修改)。(2)以“民主”、“自由”为幌子,宣扬与香港经济形式相一致的、具有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特色的政治思想。尽管在英国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中,除实行一些咨询或民主外,实际上并没有民主可言。但从其经济发展利益出发,在舆论上却极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并对广大学生影响较大。
随着香港回归祖国日近,许多学校在八十年代中期开设《政府与公共事务科》(简称《政公科》)。由于香港特殊的社会环境和传统的淡化政治的习惯,有人也对开设《政公科》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学校进行政治教育有被利用成为政治活动场所的危险。为此,教育署前署长许瑜先生1984年5月向报界说明,开设《政公科》的目的有四:(1)加强青年的政治意识;(2)帮助学生培养思考能力及社会道德观念;(3)帮助学生了解其它国家的政治制度;(4)介绍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在本地和外国政治上的运用。此后,《政公科》在香港的学校政治教育中起重要作用。
3.突出个人与社会协调注重能力培养的公民教育
1985年8月,香港教育署颁发《学校公民教育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指出公民教育“是一种既将个人培养成为品德高尚而又能促进个人与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教育”。其宗旨为:①了解政府及其辅助机构的性质,明了社会的基本原则和价值;②培养学生的社交技能、政治技能和明辨是非的能力;③使学生有机会在课堂及其他学习环境中通过研讨、辩论和判断获取经验和技能;④通过态度和行为的塑造,认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指引》主张不单独设立科目,而采用渗透方法实施公民教育。为减少教育的盲目性和随机性,制定了从幼稚园至高中各个学龄阶段的教育大纲,规定了教学目标和范畴:
幼稚园——主要“认识自己”、“家庭”、“学校”、“交通”、“帮助我们的人”,用最简单形象的材料培养儿童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增强爱国观念。
小学——低年级主要有“家庭”、“学校”、“我们的社会”,通过有关科目使学生认识职分、规则、合作、权利和义务的概念。高年级主要有“香港”、“香港政府的工作”、“香港和各地关系”,使学生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与他人、社会、世界的关系有初步的认识。
中学——主要有“个人”、“个人与社群”、“个人与社会”(香港)、“个人与国家(中国)”、“个人与世界”。重点让学生了解公民教育的基本概论和发展,增强人际交往的技能,从而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协调。
4.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品德教育
香港学校的政治教育、价值观教育、公民教育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品德教育却保留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如中文大学的校训“博文约礼”就取自孔子的教育规训;即知识广博、精深,遵守道德、注重礼仪。香港大学校训“明德格物”,取自《大学》。香港学校的品德教育主要通过伦理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规范。如在小学的社会科课程中就通过“认识自己”、“家庭”、“学校”、“我们的社区”等内容,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合作精神。实践证明:这种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的品德教育颇有成效。正如香港有些学者在论述品德教育时指出的那样,“低层次的品德教育是培养学生对规范的遵守,高层次的品德教育启发学生对人类行为作理智的反省。人类社会的一些良好品质(如礼貌、勤劳、信实、宽恕、友爱、正义等)是维系人类社会的重要因素,应培养学生去遵守”[①]。
三、香港学校德育的主要途径与方法
学校的任何学习和活动,只要组织安排得当,都可以成为德育的载体。香港 学校德育主要途径包括课堂教学,校园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1.显性、隐性相结合的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香港德育的主渠道。从内容看,中小学的社会科、中国语文和历史等课程,都介绍了大量的政治、社会、法律、道德的知识,引导学生探讨人生的问题和社会问题。如中学中国语文中的《岳飞的青少年代》、《张忠丞传后叙》等课文就是对学生进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忠于职守、报效国家教育的好素材。而大学阶段的“通识教育”课程,同样担负德育职责。从方法看,在课堂教学中,除了常规方法外,还注重“价值澄清法”(前文已述)和“活动教育法”。“活动教育法”主要通过讲故事、游戏、演讲、问答、辩论、讨论、情景角色扮演等方式,把呆板的灌输变为有趣的参与,寓教于乐。
另外,各类学校还根据《指引》的要求,结合本校实际和学生特点,设计一些教学单元或课程,如《吾家、吾友、吾师》、《被遗忘的一群》、《权利与责任:班级、学校、社会》、《性心理发展——单恋、暗恋、多角恋和失恋》等。由于这些课程与本校直接关连,在校风建设和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香港教育署对这种“校本课程”(以学校为本位的课程)都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
2.寓教于乐,丰富多彩的校园课外活动。《指引》认为:“一所好学校的全面而正常的生活,会比一些反复灌输道德观念或社会意识的特定课节更能使学生建立理想和培养健全的性格”。因此香港学校十分重视校园课外活动的德育作用,把它作为正规课程的有益补充,普遍积极鼓励学生参与一些精心设计的课外活动。如《外星人看人类社会》、“发展领袖才能培训班”、“社交技巧培训班”,等等。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和娱乐中逐渐形成道德观念,锻炼各种能力。同时,各类学校还建立一套服务于德育的制度,如设立学生辅导主任和心理咨询中心,帮助指导学生正确对待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矛盾;设立领袖生制度和风纪队,鼓励学生自律、自治、自教;组织学生参与校内服务,督促学生参加勤工助学,进行爱校教育;建立课外阅读制度、教师评语制度、校友联谊等等,将德育渗透到学生的各类活动和学校管理之中,使之潜移默化。
3.多层次、着重参与及角色预演的社会实践活动。香港学校普遍重视社会实践活动。在小学,主要组织学生参观社区、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机构,参加植树、帮助老人等公益活动。让学生了解社区,了解香港,培养学生尊重公德,关心他人和社会的良好品德习惯。在大中学,主要鼓励、组织学生在假期参加政府的各部门、各公司、企业单位的一些具体工作,或参观工商企业,或到社区调查,以帮助学生关心社会,了解民众疾苦、立志为社会服务,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和敬业精神,早日认识未来就业环境,为以后就业作一定心理准备。
四、香港德育的教训和对我们的启示
香港学校德育中的成功之处是突出的,如前文所述。但其存在问题也是明显的。
一、在德育环境方面。任何德育都要受到德育以外的客观条件的制约及影响,这种客观条件就是德育环境。德育环境包括众多因素,其中主要的是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精神条件(文化传统、社会思潮、科学文化水平等)。香港繁荣的自由经济给学校德育提供良好的经济和科技保障,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与自由经济相适应的社会行为功利化,在学校的反映主要集中在单纯追求升学率,从而形成重智轻德的氛围,严重影响学校德育的有效实施。
香港地处祖国大陆腹地,长期受到中国大陆、台湾、英国等地不同政治的影响,形成了社会政治的模棱两可、不让任何一方吃亏的政治道德标准。这种客观因素对学校德育的影响主要为淡化政治教育、回避国家民族观念,从而影响德育内容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这引起众多有志之士的担忧,香港各界在《指引》的研讨中,就有人提出没有国家民族观念的教育“等于抹去德育中心”。
东西方文化交汇是香港的一大特色。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现代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相安无事、甚至相得益彰,而东西方文化的消极因素也是兼收并蓄,宗教迷信十分盛行,黄、赌、毒、黑蔓延也构成香港社会的特有景观。这既严重破坏社会稳定、毒化社会风气,也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影响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习惯和健康人格。
二、在教育方法方面。香港学校德育重视“隐形教育”,重视渗透,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矫枉过正、忽视和否定灌输,严重影响德育的实效。任何科学理论和道德观念都不是自发形成的,学生良好道德观念的形成既需要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更需要直接的理论灌输。
目前,我国大陆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学校德育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香港学校德育的成功经验,将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1.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应放松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忽视学校德育。学校德育是社会教育的基础,肩负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重任。如何加强学校德育,并发挥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学校德育工作者的任务,也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各级政府应当共同关心的问题。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4年公布了《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1995年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学德育大纲》、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为学校德育提供理论依据和明确要求。相信通过多方的努力,学校德育将取得较好成效。
2.注重德育的开放性。现代社会信息交流的渠道和方式空前增多,大众传播手段越来越先进,社会开放程度日益扩大,人们思想观念更加开放。因此学校德育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要避免把学校与社会严格分开、关门搞德育,又要注重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一点,香港学校德育是比较成功的。
3.加强道德素质教育。道德素质教育是社会公民的基本教育,如果一个人知识不丰富,专业技术水平较低,充其量只是有某种欠缺的人。而一个缺乏道德良知和道德自律的人,则可能丧失真正的人的意义,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我们历来重视道德素质教育,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曾以政治形势教育代替道德教育,其后果贻害无穷。近十年来,由于升学的具体功利目标,影响了家庭、中小学校正常的道德教育,而导致先天不足。高校德育及其它的社会教育尽管在一定意义上起着亡羊补牢的作用,但也为时已晚,效果不佳。
4.加强渗透、寓教于乐。香港学校德育在这方面是比较成功的,而这也正是我们所欠缺的。由于教育观念和物质条件的限制,我们学校德育除一些团队活动外,主要还是传统的理论教育模式,把一些具体的相对固定的道德规则和美德灌输给学生,通过训练、榜样、惩罚、考试等方式巩固和强化灌输效果。当然这是有一定作用的,但这单一的做法容易引起逆反心理,而影响效果。
香港学校德育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尽管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但其成效也相当突出,前者是我们必须注意避免的,后者将是我们加强学校德育应该借鉴的。
注释:
①雷强等编:《香港高等教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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