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伤害：二元论视角下的道德判断*
詹 泽 吴宝沛
(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3)
摘 要 道德二元论认为人际伤害是道德认知的典型模板。道德判断由规范违反、消极情感、感知到的伤害结合产生, 并经由二元比较与二元完型, 完成从下至上、从上至下的认知加工。道德失声现象的产生源于混淆了主客观伤害; 电车难题剥离了道德二元模型, 有趣但可能不符合普遍的道德认知; 不同领域的道德判断皆可在二元论的框架下得到解释。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意图与痛苦影响道德判断的实证; 跨文化研究的开展; 统一认知系统与模块化认知系统的辩证; 伤害的人际与非人际划分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检验。
关键词道德判断; 道德二元论; 认知模板; 道德失声; 电车难题
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是对行为是非好坏的判断。社会中的道德问题纷繁杂呈, 道德规范亦显示出其惊人的多样性, 除却传统道德心理学关注的两大领域：伤害、关怀与利他, 公平、互惠和正义(Haidt, 2007), 诸如性(Pratt, Golding, Hunter, & Sampson, 2010)、食物(Scott, Inbar, & Rozin, 2016)、超自然信仰(Atkinson & Bourrat, 2011)等都被纳入道德范围。在伊朗, 人们甚至就“拥有狗是否不道德”争论不休。针对复杂的道德现象, 心理学家不再仅仅着眼于公正与关怀, 而是将更多的道德内容纳入考虑。Shweder, Much, Mahapatra和Park (1997)提出, 道德内容可分为三大领域, 自主性、社群性、神圣性, 以期容纳更广泛的道德内容。道德关系调节理论(Moral Relationships Regulation Theory, Rai & Fiske, 2011)则从道德的社会功能角度出发, 将社会关系结构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 划分了四大基本道德领域：共享、等级排序、平等匹配、市场定价, 分别对应统一、等级、平等和相称四大基本道德动机。
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决定着文物工作的方向，即文物工作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实现这个工作方向，就要做到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就要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中国文物的故事，宣传、武装我们的群众；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就是要充分揭示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运用传统及新兴的媒体，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在强调领域多元性的道德理论中, 最具影响力的当属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 Theory)。该理论在道德先天、可塑、直觉、多元的四大基本假设之下, 将人类道德领域分为关爱、公平、忠诚、权威、纯洁、自由六个方面(张梦圆, 苑明亮, 寇彧, 2016)。它认为, 关爱、公平、忠诚、权威、纯洁五个道德领域(自由/压迫为后续加入的内容), 是进化过程中不同适应问题引发的模块化适应机制, 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Graham et al., 2013), 因而称之为“道德基础”。
煤粉储仓壁面与楼板之间以及煤粉储仓与安装支架之间都应留有合理间隙，不得有任何接触或卡死现象，以免称重系统不能工作。
但无论是Shweder等人(1997)的三大领域划分, 道德关系调节理论的四大领域划分, 还是道德基础理论的五大(六大, 包含自由/压迫)领域划分, 都在试图为杂乱的道德现象做一个简要可行的分类, 或者说为之贴上各自的标签, 以方便梳理, 却未能回答一个问题：道德化因何产生？换句话说, 道德领域的多元性是否包含着一个单一性的框架, 这个单一性的心理框架使得人们面对无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 把其中一些纳入了道德的范畴？可惜的是, 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在强调领域多元性的道德理论中遭到了忽视。此外, 道德基础理论更多地谈及了远因, 认为道德判断是对诸多进化挑战的适应, 但近因即道德判断的认知机制则不曾谈及。
这个世界喜欢卓别林的方式多种多样：迪士尼公司将卓别林的经典动作和笑料用在米老鼠身上；据说希特勒在家偷偷看了两遍《大独裁者》；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为卓别林封爵；印度解放运动领袖甘地，为吸引更多有影响力的支持者而会见卓别林。
1 什么是道德二元论
道德二元论(The Theory of Dyadic Morality, TDM)的核心是感知到的伤害(perceived harm)。这种伤害有其特殊定义, 包含两大要素：有意图的行为者(an intentional agent)与遭痛苦的受害者(a suffering patient), 且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causal link), 可简写为[A→P] (Schein & Gray, 2017)。正是感知到的伤害, 即有意的行为者导致了受害者经受苦楚, 构成了“道德冒犯”的典型认知模板(Gray et al., 2012)。
伤害与道德之间的联系是毋庸置疑的。伤害在道德认知中, 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对伤害的考虑, 调节了代价高昂的道德(利他)行为(FeldmanHall et al., 2016)。不伤害他人被认为是人类道德中最基础的元素(Park, Kappes, Rho, & Van Bavel, 2016), 它的认知通达性与影响力, 是其他道德领域无法比拟的(Schein & Gray, 2015), 当要求被试列出一项道德错误的行为, 90%的回答涉及人际间的伤害, 如谋杀、偷窃。无论是对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来说, 伤害都是在提及道德时最频繁考虑的因素(Hofmann, Wisneski, Brandt, & Skitka, 2014)。人类学的研究还发现, 伤害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具有跨文化普遍性, 无论是在大型的西方工业社会, 还是在传统小国寡民部落, 较之其他领域, 人们更为肯定伤害是一种道德冒犯, 而无论他们持有怎样的道德信念, 这一点都难以动摇(Barrett et al., 2016)。道德基础理论将人类道德领域分为关爱、公平、忠诚、权威、纯洁、自由六个方面, 也认同伤害是其中最重要与最普遍的领域(Haidt, Graham, & Ditto, 2015)。
规范违反。社会规范可分为道德规范、习俗规范、个人规范三类, 一般而言, 违反道德规范被认为是最严重的, 习俗规范其次, 个人规范再次(Tisak & Jankowski, 1996)。3~6岁的儿童, 更愿意接纳遵循道德规范(公平的资源分配)的同辈, 而不顾此人是群体内成员还是群体外成员; 他们同样倾向于接纳拥护习俗规范的同辈, 但这种倾向仅仅体现在群体内。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对同伴的选择, 更依赖于规范, 而不是群体关系的区分(Rizzo, Cooley, Elenbaas, & Killen, 2018), 足可见规范, 尤其是道德规范, 对于群体形成的重要性。不仅如此, 道德规范还在意图与行为表现之间架起了桥梁, 当意图与态度一致时, 这一意图不一定会通过行为体现, 而当意图与道德规范相一致时, 意图转化为行为表现的可能性大大提升(Godin, Conner, & Sheeran, 2005)。反向可知, 人们在意图违背道德规范时, 不愿以行为体现。对于自己尚且如此, 那么在观察到他人行为违背道德规范时, 自然不肯姑息。较之习俗规范与个人规范, 道德规范运用更广, 更具普适性, 而将道德冒犯与习俗冒犯区分开来的, 正是消极情感。
心智感知(mind perception)理论通过因素分析, 将心智分为两部分：能动性(agency)与感受性(experience) (Gray, Gray, & Wegner, 2007), 与传统道德哲学概念相契合(Sytsma & Machery, 2012)。“能动性”是计划与执行的心智能力, 包括自我控制、判断、交流、思考、记忆, “感受性”是感觉和感受的心智能力, 包括饥饿、害怕、痛苦、愉快。实体在这两个独立维度上, 可双高, 可双低, 也可一高一低。双高, 诸如成年人; 双低, 诸如死者、无生命客体; 低能动性、高感受性, 诸如动物、儿童; 低感受性、高能动性, 诸如上帝。对他人心智的感知, 影响道德判断。能动性与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ies)相对应, 感受性与道德权利(moral rights)相对应。通常, 道德行为者, 被认为具有更多的能动性与道德责任; 而道德受害者, 则具有更多的感受性与道德权利(Gray, Young, et al., 2012; Gray, Waytz, et al., 2012)。心智感知与道德判断的对应关系, 在自闭症与心理变态者这两类人群中得到验证。自闭症患者无法进行能动性归因, 无法分离意外与有意事件的道德责任, 对意外的道德冒犯事件, 做出更为严苛的道德判断(Fadda et al., 2016); 心理变态者无法意识到受害者是有感受性的(Del Gaizo & Falkenbach, 2008), 表现出对道德权利的忽视, 对道德冒犯事件, 做出更为宽松的道德判断(Marsh & Cardinale, 2014)。对一般个体来说, 对行为者意图(能动性)与受害者苦楚(感受性)的考量, 同样影响道德判断。
然而道德内容多种多样, 似乎远非“伤害”所能解释的。诸如凶杀、抢劫、欺骗, 的确被视为“道德冒犯”; 除此之外, 如色情影像(Wright, Tokunaga, & Bae, 2014)、焚烧国旗(Welch & Bryan, 2000), 这类不涉及明确受害者的伤害行为, 同样被划入道德范围; 再诸如不同文化之下的习俗, 也被道德化。波斯帝国幅员广阔, 不同文化习俗并存, 如希腊人的葬礼习俗为火葬, 而卡拉提亚人则会吃掉父亲的尸体, 原本只是习俗的差异, 但双方均认为对方不道德。国王大流士曾感慨：“我并非这广大土地的王, 习俗才是。”由此看来, 道德二元论所提出的道德认知模板, 涵盖面着实不广。其是否能作为道德认知背后的心理机制, 有待检验。
但事实上, 任何一个有丰富人文内涵的概念, 都无法划定明确的边界, 恰如“正义”, 哲学家花费千年来定义它, 却不得其法, 至今仍争论不休(张国清, 2013)。而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人类在定义一物时, 并非划定边界, 而是找到一个原型(Fehr & Russell, 1991), 以此原型为核心, 判断某物接近原型的程度。若以“道德”论, 道德脱胎于社会关系(Darwin, 1871), 自然以社会关系中的“道德”为原型, 而人际伤害, 即有意行为者导致受害者遭受苦楚, 正是道德冒犯的原型(Gray, Young, et al., 2012; Gray, Waytz, et al., 2012)。研究发现, 人们对不道德个体的未来预测具有不对称性, 即使该个体之前的道德冒犯行为属于纯洁冒犯(如乱伦), 也会被认为日后会存在伤害行为(Chakroff, Russell, Piazza, & Young, 2017)。这可能说明, 对道德冒犯的理解, 本质上都是基于伤害的。因此, 我们可以说, 伤害是道德冒犯的原型。
电车难题在道德两难问题中广受关注。传统道德心理学将电车难题作为研究道德判断背后心理机制的有力手段, 认为道德两难是“道义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Greene, Nystrom, Engell, Darley和Cohen (2004)借助对道德两难问题的神经科学研究, 提出了双加工理论模型, 认为道德判断是情感系统与认知系统相互竞争的结果。他们认为, 功利主义判断与认知系统相对应, 而道义主义判断则与情感系统对应(喻丰, 彭凯平, 韩婷婷, 柴方圆, 柏阳, 2011; Greene, Morelli, Lowenberg, Nystrom, & Cohen, 2008)。双加工模型得到了众多研究的验证(段蕾, 莫书亮, 范翠英, 刘华山, 2012; Greene & Haidt, 2002)。近来, 有研究对双加工理论模型提出了质疑与修正。如有研究发现, 让被试思考更多的判断理由, 反而减少了功利主义决策(Rai & Holyoak, 2010), 研究者认为, 功利主义行为主要由共情减少或共情能力不足所导致, 减少的共情较深思熟虑, 能够更好地预测功利主义倾向(Duke & Bègue, 2015; Gleichgerrcht & Young, 2013)。
道德二元论则认为, 电车难题虽然非常有趣, 且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但功利主义与道义主义的冲突, 并非一般道德判断时所采用的认知模式, 因此对电车难题的研究可能是无意义的(Gray et al., 2014)。具体来说, 电车难题是在迫使个体在道义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做出功利主义决策, 就意味着个体成为了一个有意的行为者, 杀死1人救下5人(相较于道义主义的不作为, 功利主义决策含有更强烈的意图); 做出道义主义决策, 就意味着个体要承受5个受害者因自己的不作为遭受痛苦(相较于功利主义使一人遭受痛苦, 道义主义决策则需承受五个受害者的痛苦)。因此电车难题是在迫使个体选择成为一个有意的行为者(功利主义)或者承受受害者的痛苦(道义主义), 这割裂了道德认知的一般模式, 即道德行为者与道德受害者同时存在, 并据此做出道德判断。也就是说, 电车难题中所设置的场景, 与普遍存在的道德认知模式是背道而驰的, 如图2所示。
2 道德二元论视角下的道德判断
2.1 道德判断的产生
道德冒犯的原型虽是“有意的行为者造成了受害者经受苦楚”, 但是单凭感知到伤害这一点, 还不能引发“道德错误”的判断。试想电影《饥饿游戏》中的场景, 在一场指定的游戏中, 参与者需要击败所有人, 获得优胜才能生存。女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多人死亡, “有意的行为者”、“痛苦的受害者”、“因果关系”, 这三点都满足, 但是几乎没有人觉得获得优胜的女主是不道德的。电影里观看游戏的观众如此, 坐在电影院里观影的我们也是如此。再试想曾经的古罗马竞技场, 无数观众为角斗士的厮杀欢呼呐喊, 那时却少有人将其判定为“道德错误”。这是因为道德判断的产生, 有赖于三个要素：规范违反(norm violation)、消极情感(negative core affect)与感知到的伤害(perceptions of harm) (Gray, Schein, & Cameron, 2017)。以往的研究业已发现, 规范违反与消极情感, 是个体区分习俗冒犯(conventional violations)与道德冒犯(moral violations)的标准(Nichols, 2002), 而感知到的伤害, 是典型的规范违反, 通常也是消极的。
根据道德二元论, 任何一种道德判断的产生, 都会涉及如下的基本要素。
道德二元论所定义的“伤害”, 有一大特点, 便是它强调“感知到的”, 这种伤害不需要客观存在, 只需要感知到, 便能够影响道德判断(Gray et al., 2012; Gray, Waytz, & Young, 2012), 甚至一些表面无伤害的道德冒犯行为, 同样激活了“伤害”相关概念(Gray, Schein, & Ward, 2014)。这与现代认知神经科学的发现相一致, 道德更多地被视为偏好而非事实, 偏好与道德判断共同激活了背内侧前额叶皮质(dorsal-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这一关于社会认知的关键区域, 且分享了一个共同倾向——对心理状态表征的唤起(Theriault, Waytz, Heiphetz, & Young, 2017), 即对他人心智的感知。
消极情感。情感, 或者称之为“情绪”, 无疑是道德判断中的重要元素, 社会直觉理论更是将情绪作为人们做出道德判断的主要原因, 认为认知推理在其中不过起到了事后解释的作用(Haidt, 2001)。愤怒与厌恶是得到了广泛研究的两种道德情绪(Hutcherson & Gross, 2011)。人们会因为破坏道德规范感到愤怒(DeScioli & Kurzban, 2009), 认为违反道德是“恶心的” (Haidt, Mccauley, & Rozin, 1994)。还有研究发现, 在厌恶情绪被唤起时, 人们对行为的道德判断更为严苛, 无论这种厌恶感来自于嗅觉还是味觉(Eskine, Kacinik, & Prinz, 2011; Schnall, Haidt, Clore, & Jordan, 2008)。另外, 内疚作为一种典型的道德情绪, 同样会对道德判断、道德行为产生影响(张琨, 方平, 姜媛, 于悦, 欧阳恒磊, 2014)。在消极情绪状态下, 无论强度如何, 都会增加对消极事件(如, 规范违反)的敏感性, 使道德判断更加严苛(杨青松, 2013)。
人情血、安慰血时有发生。有的医生不重视患者输血指征，未将急症患者、择期手术患者、普通患者区分用血，把输血当成了一种常规临床治疗手段；医院主管部门缺乏对合理用血的有效监督管理，加剧了血荒。
京沪线高铁的建设，对于控制民航机票价格有着重要影响，可以促使民航运输降低自身的票价，这有利于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民航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会积极改善服务态度，促进民航开拓其他市场，促进交通网的完善。京沪线高铁的建设，有利于促进高铁和民航之间进行竞争，相互促进，相互改善，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只有降低垄断，才能优化服务意识，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实现顾客就是上帝的这条服务业要求[3]。
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以厌恶为例, 一般有两种检验方式：其一, 启动厌恶情绪后, 让被试对不同领域的道德冒犯做出道德判断; 其二, 划分道德冒犯领域之后, 进行厌恶水平评定。两种不同的实验范式难以整合比较。首先, 启动的厌恶情绪, 与对道德事件的厌恶水平评定, 究竟是否是同一种情绪, 这点难以分辨, 前者更接近于情绪, 后者则更接近于道德情绪。其次, 就第一种范式来说, 刺激材料的分类不明, 常见的分类有三分(核心厌恶、动物本性提醒厌恶、感染厌恶)与两分(身体厌恶、道德厌恶) (吴宝沛, 张雷, 2012)。出于以上种种原因, 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争议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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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到的伤害需要从它所包含的三个元素进行分析。
行为者意图。意图能改变我们的知觉, 甚至对物理刺激的体验, 也并非依赖于物理特征, 而取决于感知到的他人的心智。仁慈的意图减轻冲击伤害, 使按摩更加愉快, 使糖更甜(Gray, 2012)。善意的谎言, 因其善良的意图, 被认为比真实的陈述更加符合道德(Levine & Schweitzer, 2014), 利他谎言甚至增强了信任(Levine & Schweitzer, 2015)。对意图的不同敏感度影响了道德判断。宗教信仰可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正统观念(强调信仰)和正统实践(强调行为), 研究发现, 对于无意的道德冒犯, 高正统观念的被试道德判断更宽松, 而正统实践者相对严苛(Laurin & Plaks, 2014), 其原因便在于高正统观念的被试将行为者的意图纳入了考量。意图在儿童的道德判断中, 同样作用突出, 4~5岁孩子的判断几乎同时被意图与结果影响, 从5~9岁开始, 他们的判断主要依赖于意图, 儿童做出基于意图的判断的能力常常被大大低估(李占星, 朱莉琪, 2015; Margoni & Surian, 2017; Nobes, Panagiotaki, & Bartholomew, 2016)。意图对道德判断的重要影响, 还在道德谴责中有所体现。相较于无意冒犯, 人们经常高估有意冒犯的危害程度, 出现“伤害放大(harm-magnification)”, 被试在有意伤害的情境下, 倾向于对肇事者进行惩罚(Ames & Fiske, 2015)。责备路径模型(Path Model of Blame)预测, 人们在判断行为是否该责备时, 有获取信息的经典顺序——发现消极事件, 考虑因果, 接下来意图。考虑意图时, 先将意图划分为有意与无意两种, 之后进一步进行加工, 对有意行为考虑其原因, 对无意行为则考虑其可预防性(Guglielmo & Malle, 2017; Monroe & Malle, 2017)。
受害者痛苦。受害者的痛苦在以往关于道德判断的研究中鲜有提及, 但如果道德行为确实来源于同情心(Darwin, 1871), 那么对不道德行为“道德错误”的判断, 是否也与此相关？电车难题[一辆有轨电车正在驶来, 如果它不切换轨道, 会撞上轨道上的5个工人, 但是如果切换轨道, 就会撞上另一条轨道上的1名工人。有一个开关, 可以达到切换轨道的目的。你(他)是否应该按下开关？(王鹏, 方平, 姜媛, 2011)]相关研究发现, 共情影响道德判断, 无论是酒精造成的共情减少(Duke & Bègue, 2015), 还是脑功能异常造成的心理变态, 共情能力低下, 都会使功利主义决策增多(Marsh & Cardinale, 2014), 而共情的弱化, 可能正是对受害者痛苦感知的削弱。另外, 被试倾向于牺牲年龄大的对象, 来杀一救五, 杀害一个年龄小的对象被认为更不道德(Bleske-rechek, Nelson, Baker, Remiker, & Brandt, 2010; Kawai, Kubo, & Kubo-Kawai, 2014)。若按心智感知理论解释, 相较于高能动性、高感受性的成年人, 孩子通常被认为是低能动性、高感受性的, 判断者可能从孩子身上, 感知到了更多的痛苦体验(Gray et al., 2007)。研究发现, 在呈现了不道德的场景标题之后, 被试在孩子悲伤的表情中, 体验到更多的痛苦(Gray et al., 2014)。
目的：古有目功，仰首望天低头望地之说其作用与晶体操是一致的，晶体操与20世纪60年代的克服近视对飞行员视力的影响而根据视觉生理理论设计的双眼合像法使空虚近视消失，飞行实验中可使飞行员目视距离提高约50%.2008年我训练室在双眼合像法的理论基础上，研发“双眼合像仪”（以下简称：视觉训练仪）使用该仪器看近看远的运动就是当两眼眼轴散开，调节放松和瞳孔放大；看近时两眼眼轴向内集合，调节增加和瞳孔缩小，这就是眼内外肌的三联运动是人眼视觉功能的主要代表，这也应是防治近视的理论基础。分析双眼合像仪（视觉训练仪）对青少年近视，弱视裸视提升的影响。
因果关系。不作为的道德冒犯, 指行为者预料到了自己的不作为将造成道德冒犯, 但其依然选择不作为。相较于直接做出道德冒犯行为, 个体对不作为的道德冒犯更为宽容; 相较于以道德冒犯为手段达到个人目的, 个体对道德冒犯仅为行为的副作用时更为宽容, 研究中将此称之为“不作为效应”与“副作用效应(byproduct effects)” (Peter, Kelly, & Robert, 2012)。在“不作为效应”与“副作用效应”中, 无一不是因果关系的削弱导致了道德判断的宽松。如果有意的行为者与痛苦的受害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消失, 道德判断也将不复存在。
道德二元论强调, 对不道德判断的产生, 应持维恩图(Venn diagrams)式的理解(如图1所示), 而不应该将情绪与道德之间的联系视为一一对应, 即箭头式的理解(Gray et al., 2017)。道德判断是规范违反、消极情感和感知到的伤害的结合。
图1 道德二元论认为不道德的基础, 是规范违反、(消极)核心情感与感知到的伤害三者的结合(Gray et al., 2017)。
2.2 道德判断的加工
道德判断的加工是由上至下与由下至上并存的：感知到(行为者的)意图和(受害者的)痛苦, 是道德判断的原因, 也是结果(Gray et al., 2012), 并最终体现为一个道德认知循环圈, 从感知到的伤害到不道德判断, 再由不道德判断到感知到的伤害(Schein & Gray, 2016)。道德二元论将由下至上的加工过程称为“道德二元比较(dyadic comparison)”, 即人们在观察到某一行为时, 会将其与二元模型相比较, 判断这一行为中是否存在有意图的行为者和遭痛苦的受害者, 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三点均满足, 则将此行为判断为不道德行为; 而由上至下加工的过程被称为“道德二元完型(dyadic completion)”, 即人们在知觉到某一行为不道德时, 就自动将二元模板套用到所观察到的行为中去, 对原本行为者、因果关系、受害者三元素并不完全的行为, 进行元素补全, 因此称之为“二元完型”。道德二元比较的例证, 上文已从行为者的意图、受害者的痛苦、因果关系三方面阐释; 道德二元完型, 则从实验中得到了部分证实。
根据“感知到的伤害”中的三个元素, 道德二元完型也可分为三种：行为者补全、因果关系补全、受害者补全(Gray et al., 2014)。行为者补全, 诸如在遭受苦难时, 人们感慨上帝不公, 对上帝意图如此的信念增强(Gray & Wegner, 2010); 因果关系补全, 诸如罗马皇帝尼禄, 因其残暴统治饱受非议, 虽发生于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非其所为, 却“不能使人们不相信这次大火是故意放起来的” (塔西佗, 1981)。群众自然而然将自己所受到的伤害, 与尼禄残暴的统治相连。受害者补全, 则是道德二元完型中最常见的现象。Gray等(2014)通过5个实验发现了受害者补全现象的存在。第一个实验需要被试在时间有限或时间充足的情境下, 对纯洁冒犯、伤害冒犯、中性的情境做出道德判断, 并判断是否存在受害者。结果发现, 与时间充裕时相比, 在时间压力下, 被试在纯洁冒犯情境中判断更可能存在受害者。实验2与3发现, 客观无伤害(纯洁冒犯)情境中, 也出现了内隐伤害概念的激活。实验4与5则发现, 道德冒犯场景标题的呈现, 使被试对身体伤害的疼痛程度评价更高, 对悲伤面孔的痛苦程度评价更高, 即带来了更多对受害者身体与精神痛苦的感知。
利用细胞质不育两型系转育保持系法选育，该方法的要点：1) 在新发现育性彻底的不育材料本行利用可育株授粉将新不育源保持下来，并育成1∶1的两型系；2) 通过1∶1两型系的可育株为桥梁，将新发现不育源的细胞核内不育基因转入可育细胞质材料中，合成细胞质可育而细胞核不育的新保持系。
道德角色分配(moral typecasting)现象也能为道德判断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做些许补充。道德行为者(moral agent)被视为拥有更多的能动性, 而弱化了他人对其感受性的感知, 因此当一个曾经做过道德行为或者不道德行为的个体受到伤害时, 通常被认为所经受的痛苦更少, 不易受到伤害; 而道德受害者(moral patient)被视为拥有更多的感受性, 而弱化了对其能动性的感知, 这也就是为何人们常常认为受害者不可能做出伤害他人行为的缘由(Gray & Wegner, 2009)。在企图逃避责任之时, 伪装成受害者(强调感受性), 而不是英雄(强调能动性), 确实能减少谴责(Gray & Wegner, 2011)。可见个体在进行道德判断时, 不但进行道德二元完型, 且在认定道德角色(道德行为者或道德受害者)之后, 难以转化, 能动性(包含意图)与感受性(包含痛苦)之间存在相互抑制的关系。而这种道德角色分配, 可能通过影响对道德权利与道德责任的感知, 影响道德判断。在复杂的道德判断中, 道德角色分配也有可能存在于道德二元完型之前。当行为者与受害者角色混乱(比如, 两厢情愿的乱伦), 或者判断对象之前有过复杂的道德经历之时, 就需要先通过感知能动性/感受性, 认定行为者/受害者, 再进行道德二元完型, 补全受害者/行为者。
在这种形势下, 有学者(Gray, Young, & Waytz, 2012)提出了道德二元论(The Theory of Dyadic Morality, TDM)。该理论试图回答两个重大问题：第一, 道德判断在表面上涉及多个领域之外, 有没有一个内在的统一框架？第二, 我们在面对社会现象时, 如何使用这套框架做出道德判断？有趣的是, 跟道德基础论一样, 道德二元论也从道德直觉理论发展而来, 前者注重道德判断的内容, 强调多元性, 而后者聚焦于道德判断的框架, 强调单一性, 彼此可以相互补充。这样的话, 道德二元论事实上为道德判断的内容和领域整合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本文将简要介绍道德二元论的相关概念, 梳理其在道德判断中的应用, 并尝试解释两个棘手的道德判断问题, 最后探讨该理论的相关争议和发展前景。
3 道德二元论的解释力
3.1 道德失声(moral dumbfounding)
道德失声现象的提出, 来源于Björklund, Haidt和Murphy (2000)一份未出版却得到了广泛引用的手稿。实验中被试需要对两个行为做出道德判断, 其一, 是两厢情愿的兄妹乱伦, 其二, 是一个女人将用于病理学教育的尸体煮熟了之后食用。这两个行为的共同点在于, 虽然令人厌恶, 却不存在伤害, 但是被试依旧判断其不道德, 且无法说明原因。Haidt (2001)随后提出了社会直觉理论模型, “道德失声现象”成为了道德判断主要依靠直觉的佐证。
道德二元论认同“道德判断主要依赖直觉”的论调, 但另一方面, 它并不认同道德失声现象的存在——个体之所以无法解释为何判定无伤害行为是不道德的, 完全是因为研究者自认为排除了“伤害”所致, 事实上没有“伤害”的道德冒犯行为并不存在(Schein & Gray, 2017), 即使在客观无伤害的情境中, 被试依然感知到了伤害, 他们并不相信两兄妹两厢情愿的乱伦是真正无伤害的(Royzman, Kim, & Leeman, 2015)。主观伤害与客观伤害的分离, 导致了道德失声现象的产生, 或许可以说, 道德失声现象并不存在。
情绪影响道德判断是必然的, 但尚存在一个主要争论：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是一对一的, 即特定情绪针对特定领域; 还是无特定性的, 广泛影响一般领域的道德判断。CAD (Contempt/ Community, Anger/Autonomy, Disgust/Divinity)三位一体假设(Rozin, Lowery, Imada, & Haidt, 1999)认为, 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下, 人们在冒犯自主性时感到愤怒, 冒犯社群性时感到蔑视, 冒犯神圣性时感到厌恶。确实有研究发现, 厌恶敏感度更多的与纯洁领域的道德冒犯相关联, 激起更强烈的道德谴责(Wagemans, Brandt, & Zeelenberg, 2017)。关于堕胎道德判断的研究同样发现, 堕胎道德化是基于厌恶情绪, 而非愤怒与感知到的伤害(Wisneski & Skitka, 2017)。但同时也存在相反证据, 无论道德冒犯涉及何种内容, 愤怒都是道德判断中的主导情绪(Royzman, Atanasov, Landy, Parks, & Gepty, 2014)。在Royzman等人(2014)的研究中, 研究者让被试评价了多个场景, 分别涉及多种道德冒犯, 有的是自主冒犯, 有的是纯洁冒犯。研究者通过多个实验发现, 即便在纯洁冒犯领域, 被害者也被认为更可能感到愤怒, 这是其中的主导情绪。使用更具生态效度的档案数据, 他们还调查了美国军方焚烧《古兰经》的后果, 发现穆斯林感到极大的愤怒。假如拥有相同信仰的同伴违背了纯洁原则, 人们也更可能感到愤怒而非厌恶。
3.2 道德两难
如果说感知到的伤害, 即有意的行为者导致了受害者经受苦楚, 构成了“道德冒犯”的典型认知模板, 那么如何解释道德内容的多样性呢？道德二元论认为, 道德内容的多样性, 源于感知到的伤害本身的多元化。而对伤害的不同认知, 来源于文化多元。比如, 保守主义者道德化爱国主义和贞节, 因为他们将对此的违背视为伤害——与自由主义者不同(van der Toorn, Nail, Liviatan, & Jost, 2014)。道德内容的多元, 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其形成的原料只有一个——感知到的伤害(Schein & Gray, 2017), 纯洁冒犯便以感知到的伤害为中介, 影响道德谴责(Schein, Ritter, & Gray, 2016)。
问卷调查法：参考相关专家的建议设计了问卷调查法，调查东丽区卫生人才的基本情况，并进行了问卷的回收、有效性的测试和数据的计算。
但是情理之争是否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不尽然。我们可以再次回想道德二元论所提出的一般道德认知模板：有意的行为者导致受害者经历苦楚。所谓的二元, 即有意图的行为者与遭痛苦的受害者。在复杂的道德事件中(引起广泛争论的道德事件通常是复杂的), 意图通常需要推断, 而对痛苦的感知则更加快速。若与双加工模型加以对应, 意图可能更多地与道德推理相对应, 痛苦可能更多地与道德情绪相对应。那么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在一般道德认知模板之内, 就存在着情理之争？
恰如角色分配理论所述, 如果一个好人(做过好事, 有好的意图)遭受痛苦, 人们难以感知他的痛苦, 这时, 可视为道德推理占得上风; 而一个受害者(受过伤害, 遭受痛苦)做坏事, 人们难以推理他的意图, 这时道德情绪占得上风(Gray & Wegner, 2009)。因此, 情理之争, 可能不是对道德认知模板的割裂, 而是在复杂情境下进行道德判断之时, 道德认知模板之中普遍存在的矛盾, 道德两难问题正好放大了这一矛盾。因此, 时至今日, 道德判断的情理之争, 依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谢熹瑶, 罗跃嘉, 2009)。
隧道的防排水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需要材料互相匹配、整个隧道设计结构合理、施工建设质量精良、监测防护得力以及有效维护。从工程结构方面来说，需要初期支护、防水层和排水网络共同作力，不论哪一块出了问题，都可能导致隧道防水体系的失效。因此，在用CRD法对大断面浅埋偏压隧道进行施工建设的过程中，应严格做高防水把控，加强对防排水工程质量的监测，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或避免隧道渗漏水。
3.3 道德领域
道德二元论虽然提出道德内容的多元, 来源于对伤害感知的多元, 但它还有个待解释的问题, 即伤害多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又如何与道德内容的多元化相对应？这就涉及到, 人们在面对不同道德领域(尤其是不涉及明显伤害的领域, 如公平、忠诚、权威、纯洁、自由)冒犯时, 内隐被激活的“伤害”概念中, 受害者究竟是谁？
Gray等人(2014)在用内隐联想测验确定在纯洁冒犯中伤害概念被激活之后, 询问被试在纯洁冒犯中感知到的受害者是谁, 被试的回答大致可分为三类：自己、他人/灵魂、社会。如在“看着姐姐的照片自慰”的场景中, 被试认为姐姐的灵魂/记忆、肇事者自己或者家庭、社会被伤害。但这可以视为在道德判断之后的推理解释, 当伤害概念被激活的瞬间, 被试具体感知到了什么伤害依然不得而知。
道德二元论强调道德有进化基础, 但凡被道德化的行为都涉及伤害, 并认为显而易见的伤害是直接的生存繁衍威胁, 因而被普遍的道德化, 而诸如纯洁之类的道德领域, 则可能是间接地对生存繁衍造成威胁, 形成了远端威胁, 所以道德化程度不如伤害那么高(Schein & Gray, 2017)。那么我们不妨从中推测所谓的“远端威胁”中, 伤害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以道德基础理论的剩余五大方面为例：公平、忠诚、权威、纯洁、自由。
很多发达国家都设立了有关食物链环节以及不同类别的法律体系，制定了完善的质量体系、监管体系以及检测标准等，这些都可以为标准的制定与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为了避免工作中发生的冲突，还需要提供操作性更强、水平更高的食品技术标准，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国家针对食品安全制定有效标准时，基于国际化的建设形成标准。中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也需要加强对具体情况的分析，确保形成的标准存在更高的标准性和可操作性。
图2 典型道德行为是二元的, 同时包含行为者(agent)和受害者(patient)。电车难题被用来检验很多关于道德判断认知的争论, 但它是反二元的, 要求个体在行为者与受害者之间选择其一(Gray et al., 2014)。
公平。与公平相对的道德冒犯行为是欺骗。人作为社会性动物, 在社会交换中获益, 并在社会交换中遵循互惠原则(Trivers, 1971), 如果一方在付出代价之后, 却受到欺骗, 未获得等价的回报, 那么显而易见, 这是一种物质损失, 也是对情感的伤害。
思想觉悟高的学生能够通过理性的认知、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深刻的学术洞察力来认识教育者的话语。现实中，我们将学业目标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相应地将高校教师分为专业任课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心理健康辅导教师三种。很显然，专业任课教师主要负责显性学业目标，他们主要从事与大学生专业文化知识相关的教育工作，专业任课教师各有所长，有慷慨激昂型、含蓄委婉型、温柔体贴型、无微不至型等类型。每一种类型的教师都有其独特风格与授课的话语方式，他们担负着各门课程领域学生的学习任务，在传授大学生科学文化知识与科学学习方法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忠诚。道德行为之所以被自然选择青睐, 是基于群体选择, 它提升了群体在群际竞争中胜出的可能性(Darwin, 1871), 忠诚显然是有助于群际竞争的道德行为。反过来说, 忠诚冒犯, 便会使群体凝聚力减弱, 从而在群际竞争中失利。而群体的失利, 最终伤害的是个体自身。
权威。权威讲究的是等级秩序, 简单来说, 受害者可能是社会秩序, 但还有以下两种可能性：第一, 由历史可知, 社会阶级是极难改变的, 而一个人对权威的反抗, 恰恰是其想打破阶级的表现。若是做出道德判断的是同一阶级者, 难免畏惧反抗者步入上一阶级, 那么于他来说, 便是一种不公平, 伤害其情感; 若做出道德判断的是权威本身, 那么其维护自身阶级地位的情感不言而喻。第二, 从心智感知理论出发, 反抗权威者, 由于他反抗权威的行为, 被认为具有更多的能动性。根据道德角色分配理论, 能动性与感受性的分配难以转换, 这容易让人忽略其感受性。如此分配之后, 再进行道德二元完型, 明明处于优势的权威, 反而成了受害者。
纯洁。纯洁是获得较多探讨的道德领域, 常用来和伤害领域做对比。诸如乱伦、乱交、兽交之类的非正常性行为, 其背后, 隐藏着传染、传播疾病的风险, 不论对自身还是对他人(包括动物), 都是伤害。
自由。自由是个难以界定的概念, 甚至与权威相对, 将它纳入道德基础理论似乎并不是那么合适。即使有人觉得父母夜晚11点不让孩子出门看电影限制了孩子的自由, 但没人会觉得这是不道德的。但如果以自由的反面压迫论, 当压迫威胁了生存, 自然就是伤害了。
因此, 道德二元论与道德基础理论并非不可调和。道德基础理论中认为道德基础来源于对不同适应性问题的应对, 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道德领域。在这一论述中, 有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即对进化根源验证的实证研究匮乏。但我们不妨先假设不同的道德领域拥有不同的进化基础, 这与道德二元论并不矛盾, 道德二元论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使人们将这些领域整合在一起, 纳入道德范围, 将它们统称为“道德”？因此道德基础理论与道德二元论, 事实上更像是对道德的分层理解, 道德二元论, 恰恰为道德基础理论, 补上了认知机制这一层空缺。
4 总结与展望
道德二元论的优势, 可以在与其他理论的比较中得到明晰。首先, 与道德关系调节理论相比, 两者都是以道德的社会功能为切入点, 但道德二元论认识到, 道德虽然脱胎于社会关系, 却绝不囿于社会关系, 因而以社会关系类型为基础所划分出的道德领域, 是不足以概括所有道德现象的。而且, 道德二元论不满足于将社会关系进行表面的分类, 来寻求与道德动机的一一对应, 而是深入探讨了一般道德认知背后的可能机制——感知到的伤害, 即有意的行为者导致受害者经历苦楚, 以此构成了道德认知的典型模板。其次, 与道德基础理论相比, 道德二元论没有做标签式的道德内容划分——这也是与道德关系调节理论相比的优势所在, 而是试图在道德多元的现象背后, 寻找道德多元的认知原因——道德内容的多元, 来自于对伤害理解的多元。且不论道德二元论是否揭示了一般道德认知背后的心理机制, 但它对此的尝试, 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尤其是在得到了一系列研究结果支持的情况下。但无论是何理论, 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瑕疵, 道德二元论也不例外。
第一, 存在行为者意图与受害者苦楚影响道德判断的反证。意图方面, 人们普遍接受意图在道德与法律审判中起到了中心作用, 但这可能只是反映了相对最近的文化演变中道德判断的规范, 仅在大规模工业化社会中成立。一项调研了8个小规模传统社会的研究发现, 虽然所有被试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意图, 但是程度差异极大, 甚至在两个小规模社会中, 意图未产生显著影响(Barrett et al., 2016)。苦楚方面, 共情是控制道德判断的关键情感反应, 也是被普遍认同的假设, 但近来有研究发现, 人们对行为本身的厌恶, 而不是对受害者痛苦的厌恶, 预测了道德谴责(Miller, Hannikainen, & Cushman, 2014)。若要明确行为者意图与受害者痛苦的影响, 还需要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再做验证。另外, 研究材料的混杂, 可能也是得出不同研究结果的原因, 尤其是道德相关研究中, 道德故事的变量繁杂, 通常难以控制, 要比较不同研究的异同, 本身就存在困难, 因此选取一个统一有效的范式, 是道德研究的必经之路。
第二, 有意的行为者导致受害者经历苦楚, 是不是道德背后的典型认知模板, 可以通过跨文化研究来探讨。一项在蒙古展开的道德研究发现, 公平比伤害, 在道德判断中起到更重要的影响, 被试甚至将伤害领域归结于公平领域(Berniūnas, Dranseika, & Sousa, 2016)。而在以中国人为被试的道德研究中发现, 中国人更倾向于认为违反“礼(civility)”的行为不道德(Buchtel et al., 2015)。即便道德二元论理论提出者对这一结论做了反驳, 质疑了研究中“道德”的概念, 并认为在美国, 也存在“礼”的概念, 在中国文化中得出这样的结果是令人疑惑的(Schein & Gray, 2017)。但这种质疑并不具有实质性价值, 未颠覆Buchtel等人(2015)的结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可能导致了道德认知的不同, 那么其背后的心理机制是否存在差异, 这是需要跨文化研究继续探讨的问题。
第三, 也是道德心理学中至今没有答案的争论, 道德判断背后, 是由不同的认知系统计算不同类型行为的道德错误, 还是由一种统一的认知系统, 计算了所有类型行为的道德错误(Peter et al., 2012)。道德基础理论是前一类模块化理论的代表(但其对此的推论来源于不同道德领域有不同的进化基础), 而道德二元论则是统一认知系统的代表, 两者各执一词, 尚无定论。其中有迹可循的是道德情绪与道德领域的关系。支持道德情绪与道德领域一一对应的不少(Rozin et al. 1999; Wagemans et al. 2017; Wisneski & Skitka, 2017), 支持道德情绪与道德领域并无对应关系的实验结果也不少(Cameron, Lindquist, & Gray, 2015; Royzman et al., 2014)。Gray和Keeney (2015)曾对道德基础理论提出过质疑, 道德领域之间的界限, 可能来源于题目的怪异, 而不是领域本身之间存在差异。这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冒犯行为, 是否总是单一地属于一个道德领域？实际生活中的道德冒犯行为非常复杂, 完全可以包含多个领域。如在一次军事行动中, 长官与士兵同时流落荒岛, 士兵因为极度的恐惧, 殴打了长官, 但在只剩最后一瓶水时, 他将自己的水分了一半给对方。关爱、公平、忠诚、权威交织, 不知身为读者的你阅读此故事时, 被激发了怎样的道德情绪？所以道德与情绪的研究迷雾重重, 研究结论的不同, 可能只是领域比重的不同产生的差异, 亦或是领域交织, 也会产生不同的情绪。道德二元论虽然提倡要对此持维恩图(Venn diagrams)式的理解, 将道德情绪视为规范违反、消极情感和感知到的伤害重叠区域的产物(Gray et al., 2017), 但事实上, 到目前为止, 还未有实验证明这一假想。之后的研究中, 以实证研究辨明此假想是否为真, 是重要的一步。另外有研究发现, 伤害与纯洁冒犯, 在目标不同时, 表现出不同的道德判断模式, 纯洁冒犯倾向于被视为自我指向, 而伤害倾向于被视为他人指向(Chakroff, Dungan, & Young, 2013); 禁止伤害与禁止纯洁冒犯, 可能出于不同的目的, 禁止伤害是为了规范人际交往, 禁止纯洁冒犯则是为了自我保护(Young & Tsoi, 2013)。这可能说明了伤害领域与纯洁领域背后存在不同的认知机制, 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四, 就理论本身而言, 道德二元论存在若干未解释的问题。首先, 道德二元论将人际伤害作为道德认知的典型认知模板, 即一个有意图的行为者给受害者带来了痛苦。但我们发现, 一些伤害跨越了人际界限, 譬如对制度、社会、风俗和传统的伤害, 似乎很难找到明确的受害者。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就会呼之欲出：哪些因素扩展了道德的界限, 使其不再局限于人际伤害？道德的边界由人际向外扩展, 是否存在着更深层的认知机制？其次, 伤害行为越出人际伤害的边界时, 个体对其道德判断的心理机制, 是否与人际伤害中的道德判断相似？对于非人际对象(比如制度和风俗)而言, 寻找一个具体的受害者更困难, 但另一方面, 假如个体把自己的情感投向了这些抽象的存在, 对它们产生了认同, 那么对它们的伤害也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人际伤害与非人际伤害会导致不同模式的道德判断, 还是会保留在同一个道德判断模式中, 值得探讨。最后, 道德二元论的关键是伤害感知。研究发现, 3个月大的婴儿就能对他人的道德行为做出评价, 区别对待, 他们被亲社会者吸引, 回避反社会者(Hamlin, Wynn, & Bloom, 2010)。而8个月大的婴儿就表现出了明确的道德偏好, 他们会奖励作为亲社会者的“好人”, 惩罚作为反社会者的“坏人” (Hamlin, Wynn, & Bloom, 2011)。即便他们的语言能力尚未发展出来, 但这些行为表明婴儿就有相当的道德意识, 暗示道德判断可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普遍能力(Bloom & Jarudi, 2006)。假如道德判断是一种普遍能力, 那么就有必要证明感知伤害的能力也有普遍性。而这种能力显然跟同情、共情、情绪识别、疼痛感知有关, 这些倾向是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就很重要了。道德二元论的理论建构和完善, 有必要考虑这些跟伤害感知有关的因素, 并检验它们是否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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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iquitous harm: Moral judg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dyadic morality
ZHAN Ze; WU Baope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Dyadic Morality (TDM) suggests that interpersonal harm is a typical cognitive template regarding morality. The moral judgment is a combination of normative violation, negative emotion, and perceived harm. Through dyadic comparison and dyadic completion, moral judgment completes the bottom-up and top-down cognitive processing. Sometimes the moral dumbfounding phenomenon occurs if someone mistakes the perceived harm to the objective harm. The Trolley Problem is interesting but may not be in line with the prevailing moral perception as it strips away the typical cognitive template. We believe that moral judgments in different fields can be explained in the framework of TDM. Future moral judgments research adopting the TDM framework needs to consider the below aspects: seek more evidence supporting that intention and suffering affect moral judgements, conduct cross-cultural studies to generalize the dyadic moral cognitive template, inspect the unified cognitive system and the modular cognitive system dialectically, differentiate interpersonal and non-interpersonal harm, and test other related factors.
Key words: moral judgment; The Theory of Dyadic Morality; cognitive template; moral dumbfounding; The Trolley Problem
DOI:10.3724/SP.J.1042.2019.00128
收稿日期:2018-04-29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6ZCQ11)资助。
通信作者:吴宝沛, E-mail: wubaopei@bjfu.edu.cn
分类号B849: C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