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青少年性安全如何保障
文|蔡凌萍
“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警惕！青少年是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数量上升最快的群体”…… 近年来，此类新闻频频出现，引发大众的关注和讨论。
2011年至2017年，我国青少年（15-24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从10299人上升至16307人，年均增长率达35%，其中65%的感染发生在18-22岁期间，96%通过性传播感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韩孟杰曾介绍，现在每年有3000多例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加强青少年性安全与性健康教育已迫在眉睫。
网络成为寻找性伴侣的新兴场所
2018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02亿，以青少年、青年和中年群体为主，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同月发布的《2017-2018年首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显示，青少年使用网络服务过度集中于休闲娱乐，真正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一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平凹吃面，笔下自然要写面。他曾经写了一篇《话说岐山面》的美文，流传甚广。他是以文字向心中的美食致敬呢！
社交媒体和通讯软件使得人与人的交往距离被无限拉近，陌生人之间的社交成本大大降低，也为偶遇型性行为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其实，网络发展到今天，不仅是社交媒体和聊天软件，绝大多数网络平台均可以形成以用户为中心的多对多的信息交流模式。同时分享、评论、转发等互动行为，以及不断丰富的其他功能（如地理定位、倾向性选择、大数据个性推送等）进一步推动行为变现成为常态。在一味满足用户需求时，社交媒体与通讯软件的发展中，也隐藏着危险性行为增加及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风险。
在国内性教育、性安全教育和性健康教育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才能防止个人在发生性行为时遭受侵害呢？
2013年，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Jason Chan和Anindya Ghose发表了一篇《互联网的肮脏秘密：评估在线中介对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影响》，主要分析了网络对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影响。他们认为，与线下相比，线上可以为更大的社交群体提供服务，互联网成为寻找偶然性伴侣的新兴场所，通过分类广告网站寻求性伴侣的便利可能会促进危险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性传播感染的风险。
青少年网约性行为调查
网约性行为渠道多元，平台类型多样。 1177人中有42.3%的人仅使用一种网络平台。众多平台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微信和QQ，其次是陌陌和探探。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表示，曾使用陌生人社交平台发生网约性行为。
现在的青少年有太多接触“性”的途径，如影视作品中出现的露骨画面、网络页面上弹出的性爱广告、视频平台的色情直播，以及众多网约社交平台等。不难发现，没有恋爱前提的网约性行为大多是出于对性的好奇和需求。网约平台的便捷性也导致青少年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年龄不断提前。
1.2.2 肺泡SIRT6检测 入院后，收集患儿肺泡灌洗液，重复3次，超过80%回收率为回收成功，以4℃ 3 000 r/min离心10 min(离心半径15 cm)，取上清液，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SIRT6含量。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我国青少年的性行为情况，特别是通过社交平台和通讯软件与陌生人发生偶遇型性行为（简称“网约性行为”或“网络约炮”）的状况，2017年，中国红丝带网曾针对15-24岁的青少年展开了为期半年的网约性行为调查，希望通过数据使更多人意识到性安全和性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2]Lane, Maggie. Jane Austen's England. London: Robert Hale, Ltd.,1986，pp.19-20.
存在多性伴、安全套使用率低等高风险行为。 在网约人群中出现多性伴的现象很常见。调查发现，最近一年内，482人有1-5个网约对象，64人有6-10个网约对象，甚至有39人的网约对象人数超过20个。值得关注的是，其中15-19岁的青少年一年中交往超过20个网约对象的有14人。此外，在网约性行为中，包含了多人性行为、使用药物以及肛交等高危性行为，比例分别是23.28%，19.88%和27.53%。
有网约性行为的青少年中，年龄在20-24岁间的占比过半。 在1177人中，20-24岁的青少年使用网约平台的人数高达591人，占比50.21%。在个人采访中，有青少年承认因为对性充满了好奇而尝试网约性行为，而社交娱乐及聊天软件则为他们提供了便利。
青少年产生性好奇是符合生理规律的。王若涛提出，在合理的时期对青少年进行合理的性教育，应完成“三步走”。
青少年性教育“三步走”
青少年选择在网络上寻找性行为对象的动机非常明晰。在1177人中，79.61%的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需求，13.17%的人是希望通过频繁约会体现自己的性魅力，仅有1.5%的人是因为喜欢对方而建立性关系。
在有过性经历的青少年中，13.4%存在网约性行为。 这次调查主要通过问卷的形式进行，从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11月29日，共收到8771份有效反馈。所有受访者都承认其曾发生过性行为，其中包括4833位女性（55.1%）和3938位男性（44.9%）。在8771人中，有1177人曾经使用社交平台发生过网络性行为，占比13.42%。1177人中有425位女性，752位男性，男性使用网约平台的人数明显高于女性。
冷启动策略是保证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性能的关键。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了各种冷启动策略，本文对主要的冷启动策略进行总结与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确的性教育知识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得到普及。信息的不对等、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青少年对“性”的错误解读。青少年的性行为是活跃的，性文化是丰富的，我们应该去正视它、疏导它，而不是一味地堵截它。互联网时代，因为信息爆炸，青少年的性意识被过早激发，大部分人在第一次甚至其后多次性实践中并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遇到问题也往往选择逃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主任王若涛说，很多非意愿怀孕的青少年在就诊时只告诉医生自己腹痛，坚决否认有过性行为，导致医生误诊，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尤其是15-19岁的青少年，对非意愿怀孕可能导致的后果并没有清楚的认知。
4.25%的网约受访者获得性传播感染（包括感染艾滋病病毒）。 在接受调查的1177人中，有50人因网约性行为感染性病（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占比4.25%。这一数据甚至超过遭遇暴力性行为的比例。此外，有18.1%的人遭遇非意愿怀孕，其中15-19岁的人群中有20人遭遇非意愿怀孕。感染艾滋病病毒和非意愿怀孕的确是青少年在网约过程中最担心的情况。在1177人中，有959人最害怕感染艾滋病病毒，占比81.48%；有327位女性担心自己在性交过程中怀孕，高达76.9%。
第一步，父母和孩子从小坦诚沟通，帮助孩子树立有关性健康、性安全的理念。家庭教育贯穿人的一生，父母的正确引导能够帮助孩子更自信地处理性关系，遇到困惑时选择第一时间和父母商讨。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往往受到企业特征、地区特征和劳动力特征的影响，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以及低技能劳动者来说，最低工资标准往往会带来消极的就业效应。这说明在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于企业的影响时，应该充分考虑企业特征、地区特征以及劳动力特征等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研究结论。
第二步，性萌芽时期，通过正规途径让孩子了解生理卫生知识。一些学校的性教育课是在小学高年级甚至初中阶段才开始开设的，其实已错过了最合适的教育阶段。性萌芽时期的孩子学习性知识和学习其他学科知识一样，能够自然地接受；而青春期的孩子，接受性教育时往往会感觉“不自在”，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正规渠道的性教育应该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让孩子越早脱敏越好，这个阶段的孩子对性的羞耻感还不强。
第三步，性教育要持续开展。当孩子成长到可以承担社会责任之后，也会遇到不同的性问题，此时更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解决方案，包括让安全套便利可及、性和生殖健康的安全服务、性倾向心理疏导和社会支持等多种做法。
国家公园不仅帮扶社区，还更好地保护了生态，之前社区居民自发在景区西线和南线牵马旅游，沿湖摆烧烤摊，破坏草皮和生态。成立国家公园后，景区购买高级别设施，如旅游车辆是欧4排放标准。修建旅游设施的木材购于昆明，而非在当地砍伐。碧塔海的保护面积从141km2增加到162km2，保护力度也更严格。碧塔海每年都会对水质监测，水质保持或变得更好。
“性”不应当成为避而不谈的字眼。社交平台只是工具，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禁止和约束青少年使用，而是如何教会青少年合理使用。教育和医疗卫生工作者应对青少年的需求有所了解，合理的引导才是保障青少年性健康和性安全的正确路径。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康众卫生教育服务中心）
责任编辑：王梦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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