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渊鉴》评点意向与影响刍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文论文,意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3)06－0109－04
《古文渊鉴》是康熙皇帝与十二位大臣精心选择、苦心笺释、认真批点、反复修改长达二十年然后刊行的一部大型通代文章选本。其动机是想要以此书的选文和评点来总结宋、元、明三代学者文士古文研究的成果，以宏阔的视野评议明代“前后七子”和“唐宋派”的争论，将“求实学”“务实效”的学术思想、政治理念融汇在选文和评语中，将此书作为皇子大臣、全国士子评鉴古文和写作文章的范本，从而来更化学风、士风、官风、民风和世风。
针对明末文风委靡、颓放，《古文渊鉴》借鉴宋代以来文章总集、选本选编和评点的经验、教训，惩各家选本之失而益其所得，矫各家选本之偏而会集其全。选本甄录广博，规模浩大，面世后其选文标准及序文、评语中的文学观念对清代后来的文章选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康熙在《古文渊鉴》序中虽然强调文以载道，说该书的选文标准是“辞义精纯，可以鼓吹六经”，但也强调“帝王之道，质文互用，而大化以成”[1](第1417册，P2)。《古文渊鉴》的编选是为了端正文风、化导士习、明理致用、有补世教，所以康熙君臣在选文时是文质兼取，在评点时是文学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并重。而且由于所选之文均属前代，其中又多史论和奏议，所以康熙君臣的社会文化批评是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批评而指向当下、透视现实的。此外，参与选文、评点的十二位大臣多曾出入禁闼、回翔馆阁，是清廷重要的文学侍从，具有较高的文学才能，特别是韩菼、高士奇。所以《古文渊鉴》中康熙君臣的评点力求既究文章之本源，又识治乱之大体，文评、史论相互涵援，使他们的评点具有了文学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两个重要的向度。
一、《古文渊鉴》中康熙君臣的文学审美批评
康熙君臣选编《古文渊鉴》具有宏阔的视野，选文自春秋至于宋代，不按文体分类，而以时代为经、作家为纬，同时注意兼顾各种文体和各类风格，这是为了明文章古今正变之迹。韩菼在《进呈〈古文渊鉴〉凡例折子》中中提出：“夫文沿时而必变，变而不能复，其势也。”[2](P495)徐乾学在《御选〈古文渊鉴〉凡例》也说虽然魏晋六朝文章“文胜于质”“理不胜辞”，但仍然每代各存数篇，也是为了见历代文章的“源流正变”[3](P769)。对于“盛衰恒通于千载，损益非关于一朝”的文章，康熙君臣不仅在序文、凡例中强调其古今源流正变，具体论述各代文章的风格特征，而且在具体的评点中也把选文置于文章发展史、风格流变史中论述，强调大到一代文章、小到一人文章的风格源流和历史地位，这构成了序文、凡例、选文和评点结合的三层批评体制。康熙君臣在序文和凡例中概括地指出各个朝代、时期和某些具体作家的文章的总体风格特征，之后在具体的评点中围绕着对作品风格的总体把握来展开批评。
在具体的评点中，康熙君臣是各自有分工的。在每篇文章的开始，都有康熙的一条眉批，来做总体性的评价，然后徐乾学等十二位大臣在他们的批点中多对康熙的观点加以发挥，其中既有总体概括，也有局部生发。他们的风格评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对单个作品的风格评论；然后是对同时代或不同时代风格类似的作品进行有意识的分类论述，这产生了对一类作品风格的概括性评论；第三是在对具体作品予以风格评论的同时，结合时代创作的总体特点，对一个时代或朝代的文风做出总体性的概括和评价。如卷二十三张英评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谓：“穿贯左史，以立说。词约而该，义隐而正。元凯深嗜左氏传，故言之亲切如此。”[1](第1417册，P467)这样三者结合，就对古代文章的艺术风格做出了多方位、多层面和多角度的揭示。
于上下两千年的数量巨大的文篇中，《古文渊鉴》选录文章既有总体的风格标准，又强调各体文章要遵守各自的语体规范。康熙在序文中说“择其辞义精纯，可以鼓吹六经者，汇为正集；即间有瑰丽之篇，要皆归于古雅，其绮章绣制，弗能尽载者，则列之别集”[1](第1417册，P2)。而实际上别集“古雅”的标准在现今实为当初拟定的“正集”之一部分的《古文渊鉴》中也是同样适用和有所要求的。《古文渊鉴》评语赞扬、肯定所选文章风格，多用含有“古”字的词语。如“古雅”(卷二十一魏文帝《鹈鹕集灵芝池诏》康熙批语)、“古趣”(卷六十四朱熹《交信录序》康熙批语)、“古蔚”(卷六十二朱熹《戒论两淮守令恤农诏》康熙批语)、“古藻”(卷三十八白居易《许州文宣王新庙碑》康熙批语)等。“古”的具体内涵是质实无华、清疏峭拔，先秦两汉之文是“古”文的高标和准则。同时“古”的风格又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与其他风格特点融合无间、相得益彰。如古腴、古隽、古奥、古劲、古穆、古宕、古茂、古崛、遒古等。康熙君臣评语中另一强调和突出的文章风格是典雅醇正。他们在评语中经常指出此种风格的获得，是由于作者湛深经术。原本六经的文章，自然典雅醇正，也才能够典雅醇正。他们认为陈情之文，原据经术，才更卓然可贵。文本于道，才能不同于词章记诵之学。这就仍然不免真德秀《文章正宗》“拘迂”的弊病，而带有浓厚的官方视野和正统色彩。
康熙君臣于宏富的风格品类中单取“古雅”一种，而且将之置于纷繁复杂、消长继替的文章风格流变史中加以论述和强调，论述和强调又是在具体细微的文章评点中展开的。这是为了使得对“古雅”风格的强调显得不刻意、不突兀，昭示“古雅”的价值在文章史上是不断得到确认和继承的，是为了表明他们对于“古雅”的强调，是在对前代文章的发展、风格的流变作过一番细致的审阅检讨后而做出的有理有据的结论和决定。《古文渊鉴》原定选文迄于明代，而最后成书时截至南宋。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文坛普遍对于明代文学多批评、非议，且明代本身相较前代，文章写作也确实逊色。也可能是因为康熙君臣对于“古雅”的强调和重视，而清朝紧接明代，明代文人本身又多主张复古、学习前代，并且复古还没有很好的实绩。
康熙君臣希望树立和宣示这些原本经术、古雅醇正的文章为“正宗”，来反对明季颓放、浮靡的文风，端正导引庄重、典则的文风，进而端正士习、化导民俗。这种举措和趋向，既是当时文坛和社会自觉的潮流，又是康熙君臣认知明确的职责。古雅醇正、庄重典则还是符合康熙君臣“盛世”想象的文风。《古文渊鉴》开始编纂于康熙二十四年，在此之前，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被彻底平定，康熙二十二年清廷收复台湾，清朝统治渐益稳固，社会日益安定，实现了“大一统”，开始走向“盛世”。而为了开创盛世，继武功之后，弘扬文治是必需的。为顺应盛世音声，以康熙君臣的身份和角色，他们必然是会同历代帝王一样，选择和赞同与盛世气象协调、应合的符合儒家正统诗教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的审美情趣和风格形态就是古雅醇正、庄重典则。康熙君臣自觉体认和反复重申这种风格形态是授命于时代的要求。
韩菼《进呈〈古文渊鉴〉凡例折子》和徐乾学《御选〈古文渊鉴〉凡例》都说明了《古文渊鉴》的别集部分是专主论文，按文类编排，强调“辨体”，以求和按时代编排选文的正集互相参照发明。康熙《古文渊鉴》序文对各体文章源出六经的论断和韩菼《进呈〈古文渊鉴〉凡例折子》对别集所选诸体文章的分析举例，说明康熙君臣具有较强的辨体意识，这是继承了中国古代文章学的传统。康熙君臣在具体评语中经常强调和要求著文得体，并肯定、赞扬得体之文。如卷三十七王熙评柳宗元《献平淮夷表》：“颂扬得体，雅饬不浮，讽颂一过，可谓穆如清风。”[1](第1418册，P45)卷十翁叔元评汉武帝《兴廉举孝诏》：“兴廉则吏治修，举孝则风俗厚，西汉之治，所以近古，而以兹事责二千石，尤为得体要也。”[1](第1417册，P176)著文得体既是文章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又出于官方文治的需要。《尚书·毕命》早有倡言：“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4](P617)强调重视体裁规范，并要求自觉遵守体裁规范，是中国古代文章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刘勰《文心雕龙》在分析论述文体时“敷理以举统”，明确指出各种体裁的基本规范，即是希望作者为文时遵守文体各自适用和必需的规范。刘勰并以“讹体”(《颂赞》)、“体乖”(《正纬》)、“谬体”(《颂赞》)等批评失体的文章。康熙君臣的评点既有强调著文得体的要求，又有对各体文章具体规范的指明。如卷十康熙评汉武帝《遣博士巡行天下诏》：“遣使固有专赍，因以问民疾苦，留意人材，曲折详尽，深得诏令之体。”[1](第1417册，178)
《古文渊鉴》卷二选录《左传·晋巩朔献齐捷于周》，内容为晋国打败齐国后，将战利品献于周天子，周天子拒绝接见和接受，并遣派单襄公宣答王命：“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齐，而不使命卿镇抚王室，所使来抚余一人，而巩伯实来，未有职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礼。余虽欲于巩伯，其敢废旧典以忝叔父？夫齐，甥舅之国也，而大师之后也，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抑岂不可谏诲？”[1](第1417册，P41)
这段训导话语先区别了讨伐不庭之夷狄和侵略周王治下的侯国的不同。奉王命讨伐不敬天子的戎狄并且获胜，这是光荣的，是值得向天子献捷的。周王治下侯国内战、相互侵伐，无论孰胜孰败，都有损于天子的尊严，也是参战侯国的共同耻辱，所以按照礼仪不当献捷。告语篇幅不长，但义正辞严，后半节句句使用反问句式，威严批评之间又饱含温厚劝导。因为周天子与侯国之君均有亲戚关系，与齐君属于甥舅，与晋君属于叔侄，与后来皇帝与地方大员自是不同，既要讲究“尊尊”，又要讲究“亲亲”。所以康熙皇帝读后赞赏其“义指严正，辞气温醇，深得王朝诰诫之体”[1](第1417册，P41)。
二、《古文渊鉴》中康熙君臣的社会历史批评
康熙君臣精心选文、认真批点，完成《古文渊鉴》这一部六十四卷的大书，不仅是为了端正文风，也是为了“明理致用”，究明古今治乱之由，施用于当世之务。他们的评语中即多探讨历代治乱得失，并联系现实引申议论，这形成了《古文渊鉴》评语的另一向度——社会历史批评。这既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史论的传统，又与清代的御前进讲制度和进讲内容有很大关系。
《古文渊鉴》收录《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大量史论和奏议、政令、诏书等前代实用文体，并在评语中探讨前代政治得失、国家兴亡，都是指向现实的。如大臣结党营私为历代君主所严禁。有明代朋党乱政亡国的前车之鉴，清代统治者深知其弊，所以运用各种手段，不断发布诏谕，严厉打击结党营私。《大清律例》中也制定了禁止“奸党”“交结近侍官员”及“上言大臣德政”等律例。康熙就先后压制和翦除了鳌拜集团、明珠、索额图两大朋党以及太子党。康熙君臣对结党营私的态度在《古文渊鉴》评语中即有所反映。如卷二十五康熙评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论》：“叙党人始末详尽，从四豪任侠立论其源起。于气，矜其弊成于罗织，可谓论世之识。”[1](第1417册，P521)又如卷三十八王熙评李翱《论事疏·用忠正》：“唐自淮西既平，朝廷专意姑息群臣各立朋党，藩镇争以贡献为名，百姓愁苦钱货重而谷帛轻。故李翱言及之四疏，切实不浮，深中时弊。”[1](第1418册，P79)
又如，清初官员俸禄微薄，生活多窘迫，为维持生计、养家糊口，除了明令禁止的贪污受贿外，就是私占耗羡。康熙八年即有御史赵璟上奏此情，希望“将本省应征税银与折纳赎银加增官员俸禄”[5](P151－152)。康熙也知晓这种情况，甚至不反对官员贪污。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谕大学士等：“凡外吏居官虽清廉，然地方些微火耗，其势不能不取。即如大学士萧永藻之清廉，中外皆知。前任广东广西巡抚时，果一尘不染乎？假令萧永藻自谓清官，亦效人布衣蔬食，朕亦将薄其为人矣。”[6](第六册，P699)康熙多次在谕旨中说对于官员贪污，一方面要惩治杜绝，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奖励廉洁来减少官员贪污。这在《古文渊鉴》的康熙评语中也有所反映。如卷十康熙评汉文帝《劳赐三老孝悌力田诏》：“广教化，旌廉吏，深得致治之原。俗臻和乐，职此故欤？”[1](第1417册，P169)自雍正元年开始实行的“养廉银”制度，在《古文渊鉴》康熙批语中也已有了近似的表述。卷十康熙评汉宣帝《益吏奉诏》：“念及侵渔百姓，益吏奉以养其廉，深于爱民也。”[1](第1417册，P183)康熙对汉宣帝增加官员俸禄以养廉的做法是表示赞同的。
三、《古文渊鉴》的影响
《古文渊鉴》最初刊刻为颁赐朝臣。《清史稿》卷八“本纪八”记载康熙四十四年《古文渊鉴》编纂完成后，康熙曾将其颁赐廷臣和官学[7](P266)。《古文渊鉴》也是清代皇子学习汉文的教材之一。此外，清朝皇帝还多次将《古文渊鉴》颁赐各地的书院。直到光绪二十九年，清廷还将《古文渊鉴》列为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和译学馆中学生学习中国文学的教材。
《古文渊鉴》对于清代文学最大的影响是其序文、凡例和评点中所强调和肯定的古雅醇正、庄重典则的文风。这种文风后来被总结为“清真雅正”，分别关涉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两方面。“清真雅正”既是对明末颓放、浮靡的不良文风的矫正和反拨，合于清初文学思想的潮流，又是传统儒家诗教论的重申。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两代帝王都曾加以肯定和倡导，使其带有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纵贯整个明代，文学流派众多，风尚屡次转移，至于明末而文风浮靡、衰颓。明清易代，天崩地解的兴亡更替极大地震撼了士人的心灵。康熙中叶之前，清廷一直忙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扫灭明朝残余势力，无暇顾及文治。所以清初文坛主要是遗民文学占据，悲凉激越、郁勃横放的风格盛行。而在全国统一、政权稳固之后，清代统治者开始加强文治，这些风格就突出地显得与康熙帝关于“盛世”的建构理想极不谐和。所以康熙君臣就从儒家传统诗教观出发，借鉴历代文章发展流变的得失，以前所未见的热情和精力介入文学创作，树“清真”为典型，立“雅正”为规范，希望自上而下，定于一尊，来引导清代文学创作趋向一种与“盛世”相副的风尚、格调。
“清真雅正”的风格影响涉及诗、文、词三个方面，它既与当时的文学潮流有所符合，又经统治者倡导，于是成为了一种文学的最高标准和要求与受到重视和赞扬的风格。这首先在康熙君臣自身的文学创作和相互评价中有所反映。康熙四十四年正月康熙有诗赐陈廷敬，题为《览〈皇清文颖〉内大学士陈廷敬作各体诗，清雅醇厚，非集字累句之初学所能窥也。故作五言近体一律，以表风度》[8](P361)。陈廷敬对此也颇为自豪，曾借序友人史申义诗集之名，津津乐道：“上尝有是言矣，赐廷敬诗序有曰：‘清醇雅厚，非积字累句之学所能窥也。’於戏，此风雅之本原，诗人之极致，廷敬何足以当之！”(《史蕉饮过江诗集序》)[9](P549)
仅就文章方面来说，“清真雅正”的影响是先及时文，而后古文。清廷在推行和引导“清真雅正”的文风时，采取了软硬兼施、两手并用的方法。一方面即编纂《古文渊鉴》，通过选文、评点来端正文风。另一方面就是不断发布谕旨，将文风“清真雅正”列为科举考试中八股文写作的重要标准。雍正十年，雍正帝下特旨晓谕会试考官，所录的八股文务必要“清真雅正，理法兼备”。乾隆三年，礼部又命令考试各官，凡岁试、科试和会试，评判文章取“清真雅正”。乾隆十四年，乾隆帝颁上谕再次强调“清真雅正”。桐城派初祖方苞在《礼闱示贡士》中先申明雍正、乾隆二帝强调八股时文以“清真雅正”为正宗，之后于古文中界定和标举“清”“真”“古”“雅”各自的来源和内涵，最后阐发八股文写作中如何做到“清”“真”“古”“雅”[10](P775－776)。方苞还奉旨以“清真雅正”为宗旨，选取明清两朝的八股文为《钦定四书文》，作为考官判文的标准和士子写作的范本。因此，《四库全书》对于前代和清朝汗牛充栋的时文选本及各家八股文集一概不登，只收录了《钦定四书文》。之后《钦定四书文》又被刊行全国，供科举士子研读学习，影响很大。后嘉庆十三年，御史黄任万奏请续选《钦定四书文》以端正文体，乾隆帝下谕要求仍然是以“清真雅正”为宗旨[11](P31)。在清代，“清真雅正”作为科举八股的衡文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又是深入人心的。
桐城派初祖方苞的一些文学思想是较为自觉地顺应了皇权统治的选择，反过来又助推了正统文风的流行，扩大了“清真雅正”的影响。方苞在《礼闱示贡士》中说：“世宗宪皇帝特颁圣训，诱迪士子：制艺以清真雅正为宗。我皇上引而伸之，谆谕文以载道，与政治相通，务质实而言必有物。其于文术之根源，阐括尽矣。”“必贯穿经史，包罗古今，周察事情，明体达用，然后能质实而言有物。”“其于清真古雅，质实有物，虽不能尽究其根源，未有不少有所得，而能发明于一时，垂声于久远者也。”[10](P775－776)方苞在《又书〈货殖传〉后》中提倡的“义法”说中的“言有物”，即源于清廷对于时文的要求，只是方苞又借六经之一的《周易》加强了其神圣性[10](P58)。由上引《礼闱示贡士》可见古文“义法”说又与“清真雅正”关系密切。方苞还曾代和硕果亲王允礼为当时国子监学生编选古文选本《古文约选》，他在该书序例中明确说明《古文约选》就是《古文渊鉴》的一种简编本[10](P613)。方苞的文学思想受到清廷对时文要求的影响，又以“清真雅正”为宗旨选录《四书文》，这是他遭钱大昕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钱说他“未喻乎古文之义法”，“盖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与友人书》)[12](P606－607)。
收稿日期：2013－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