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琴[1]2001年在《试论女性在媒介中的地位和角色》文中指出媒介与性别的研究，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的交叉研究领域，是一个 新兴的研究领域，也是一块边缘性区域。国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始于1995年世妇 会之后，较之国外同类研究晚了近20年时间。 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入手，分别分析作为主体的女性和作为客体的女性在媒 介中的不同角色和地位。 作为主体的女性，即指媒介中的女新闻工作者。就整体而言，女性新闻工作者 约占新闻工作者总数的叁分之一，仍然是弱势群体；与她们的男性同伴相比，女新 闻工作者的报道领域更偏重于“软新闻”；女性在媒介决策层中所占比例太低，女 性在进入决策层时存在着“玻璃天花板”的情况。 作为客体的女性，即指媒介所反映出来的女性。新闻媒介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 的世界，女性在主流媒介上得不到充分报道，她们的角色和身份也不尽合理和平 衡，存在刻板形象；广告中女性是主角，但广告中明显有对女性的角色定型和性别 歧视的倾向；在新兴的第四媒体——网络世界中，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女性网民的 人数大大低于男性网民，而且网络中有关女性的内容及女性网站的内容也有刻板形 象，性别歧视的情形存在。
胡蕾[2]2006年在《试论女性新闻从业者的职场崛起及现实困境》文中研究指明媒介与性别的研究,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的交叉研究领域,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也是一块边缘性区域。国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始于1995年世妇会之后,较之国外同类研究晚了近20年时间。 在媒介与性别的研究之中,女性传播者、女性受众和文本中的女性形象都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但是在这叁方面中对女性传播者本体的关注及研究仍然十分有限。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入手,就新闻传播中的女性传播者本体进行研究。 新闻传播中的女性传播者本体即本文所指的女性新闻从业者。大众传媒从它诞生的那天起,是以男权为中心形象出现的,女性新闻从业者在新闻领域的生存状况是处于劣势地位的。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传媒的领域,就整体而言,新闻职场内的女性从业者顶起了半边天,她们挑战传统女性角色定位,不断扩展报道领域。在传媒领域内由女性新闻从业者参与为主的女性传媒品牌异军突起,丰富了新闻传媒中的节目特色,也让人们对媒体之中的女性刮目相看。女性在新闻职场作为一股正在崛起的力量不可小觑,不仅提高了女性在媒介当中的地位,也使女性话语权得以构建。社会的经济发展、观念进步、性别意识重构是女性新闻职场崛起的社会原因,同时电视媒体以女记者作为竞争的突破点也为女性新闻从业者创造了发展空间,其次女性的特质如敏感、冲动、亲和力、柔韧和独特的新闻关注点彰显了女性新闻从业者的职场优势。 但是不容回避的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女性的社会性别劣势仍然存在,这种劣势主要表现在女性新闻从业者角色冲突,一是职业女性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外显性冲突,二是女性新闻从业者自我认识的内隐性冲突。另外由于传播理论中性别研究的缺乏和女性主义研究的缺陷与纷争,造成女性新闻从业者寻求理论依据的困境。 女性新闻从业者的职场崛起以及在媒体实践、理论认识上的困境和冲突,也是整个女性新闻从业者现实生存状态的写照。媒体业界、理论研究界和女性新闻从业者都要积极思考,打破媒体大一统的局面,传媒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女性自己也要获得同步发展。
曹昂[3]2017年在《流动女工健康话语的建构与传播研究》文中认为流动女工群体是城市里的底层工作者,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让她们面临着严重的健康不平等问题。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流动女工权益和促进健康的政策,推行了改善流动女工生殖健康的发展项目,但是并未触动到健康问题的根源,即权力关系和社会制度安排。面对困境,一批由流动女工自发组织的草根NGO迅速成长起来,她们在国际NGO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建立了女工小组,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健康传播活动。因此需要关注草根NGO的活动给流动女工的健康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健康传播研究的“新兴”理论取向质疑了生物医疗范式和劝服人们行为改变的研究传统,在吸收了社会和文化理论之后,它认为人们对健康的理解是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而语言是意义的载体。由此,健康传播研究开始了对健康、疾病、医疗的话语研究的转向。其中,批判性话语分析关注了社会结构因素、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适用于针对弱势群体健康不平等的研究。同时,流动女工的性别身份预设了采用女性主义健康研究理论的必要性。因此,研究者从批判的健康传播理论视角出发,结合批判性话语分析和社会性别理论,研究流动女工健康话语的建构和传播过程,即流动女工是怎样理解健康和疾病的,草根NGO的出现建构了何种健康话语,如何进行传播,又是如何影响到了流动女工甚至整个社区。通过与深圳草根NGO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系,研究者以机构实习生的身份进入深圳市六约社区开展田野调查。正式调查时间段为2016年10月到12月。研究者采用了参与观察法参与绿色蔷薇的日常工作和健康传播活动,搜集了大量的文本资料;另外使用深度访谈法和滚雪球抽样,访问并记录了44个流动女工、男工、儿童和NGO工作人员。随后研究者对文本和录音资料进行整理,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予以解读。研究发现,在从老家到深圳打工的时空转换过程中,流动女工的日常健康经验反映了健康缺席和在场的不同状态,老家的“贫困”话语、工厂的“苦力”话语和医患矛盾话语都体现了国家、资本和父权对流动女工身心健康的压迫。流动女工认为“最低工资”和排斥性的社会制度是她们被边缘化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只能“自我决策”“自我安慰”或寄希望于命运的改善。流动女工的健康话语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再生产了主流的意识形态。在疾病情境下,职业病女工对自己患病经历的叙事,讲述了资本权力如何伤害了女工身心健康,以及她们如何理解职业病,如何积极寻求法律的援助来争取健康和生存的权利。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她们经历了合法性认同、资本权力的“拖延术”和“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的抗争。草根NGO为职业病工友们提供法律话语援助,支持了反抗的意识形态。草根NGO最重要的话语贡献在于建构了女性主义的健康话语。从《工友天地》、Z机构的文本内容中可以看出,它们是如何从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发展到建构了整合批判的女性主义健康话语的。绿色蔷薇吸收了两者的经验,建构了“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话语,通过揭露商业话语、利用医疗话语以及破除健康迷思,来突出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发展流动女工的主体效能。其在话语策略上主要应用了叙事、隐喻和互文手段,强化了女性主义健康意识和女工对健康话语的认同。绿色蔷薇将建构的健康话语通过两个途径传播出去,一个是对内传播,另一个是对外倡导。对内传播以女工小组的形式展开,采用主题活动、同伴教育的方式传播了较多性健康知识。在对外倡导方面,运用视频、音频、图像、声音等来塑造女工健康的形象,并积极探索政策倡导的途径。随着传播实践的深入,绿色蔷薇探索出一条以文艺倡导的双向传播策略,并开发了“外围”策略解决流动女工在健康上的社会适应问题。草根NGO对流动女工健康话语的建构与传播具有赋权性的意义。一方面,流动女工身心健康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另一方面,核心义工们开始有了健康权利的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身体自主性意识,并积极为集体利益发声。尽管在机构层面上草根NGO不断发展了社会资源和机构间的合作,但却在社区赋权方面难以获得实质性的突破。结论部分强调了健康的社会性意义和健康传播研究置于社会情境的重要性。研究者认为必须从主体性视角出发来认识人们的健康经验,理解健康话语的建构过程和机制。草根NGO的所建构的女性主义健康话语揭示了其与主导话语和意识形态冲突。与此同时,草根NGO的话语传播经验值得借鉴,它能够提升女工在健康方面的社会性别意识,创造弱势群体发声的机会,并鼓励创造更多的社会行动。未来,草根NGO如何发展与学者、政府的关系和开展政策倡导活动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杨斌[4]2011年在《健身健美体育：女性身体美的理性回归》文中指出当时光进入到21世纪时,身体成为了最流行的话语。其中以女性身体的审美尤为凸显,且在媒体介入的今天,古希腊辉煌文化在今天女性身体美塑造中也渐渐无语。面对当今男权主流文化控制的女性身体的病态审美文化,如果没有一种健康文化去取代它,想要改变女性对身体痴狂的局面是有很大难度的。本研究以女性身体美与健身健美体育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研究、问卷调查、个案研究、访谈、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从女性身体审美与身体塑造的历史视角阐述女性身体文化对女性身心的影响,多角度剖析女性身体美的内涵,特别是通过对女性身体塑造与美的追求现状描述,来凸现女性健身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揭示由此给城市职业女性而带来的深层次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女性健身健美体育发展对策与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一、病态的审美文化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制约着女性的发展。女性身体美的追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标准,从女蜗补天时期的生殖崇拜、文明社会初期的健壮自然、春秋的素朴与战国的修饰、汉至唐的重修饰兼顾才貌、宋至清的阴柔病态之美、民国至建国初期的形体趋于健康之美、文革时期女性身体美的缺失、改革开放以来健康多元的美等,构成女性身体美的历史。然而,在当今新的“文化移入”条件下,出现对反传统规则的审美化趋向以及对非常态美的认定与追逐。表现为:美的现代标准下女性对身体不满加剧、美丽消费成为职业女性个人消费首选、“美女”行业走进大众生活、美丽消费使女性痛并焦虑着。也正是由于这种认定与追逐使女性身体走向物化、消费化,使女性丧失了自由发展的空间、降低自我生存的价值,给女性自身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是一种病态的审美文化。二、新时代的公共健康服务在全球倍受重视,但我国城市职业女性的健康意识不佳、健身参与不足。一是职业女性对于工作、家庭和情感等带来的压力,应对方法和排遣方式非常有限。二是普遍存在焦虑感。叁是不太重视体检,尤以20-30岁人群为最突出。四是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价与客观指标所反映的情况存在矛盾,表现为对自身的健康关注不足、缺乏正确的健康认知、也较少采取积极行动,当然健康美产品和服务不能充分满足女性需求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虽说健身可以作为身心减压阀是城市职业女性共识,但女性健身参与不够、健身消费热情不高。当然目前健身运动的硬件建设、健身的主要组织形式、舆论与媒体正面的积极干预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的健身参与。叁、女性健身体育发展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本理念缺失、人文体育疏离。表现为:一是健身参与中,健康维护收效甚微。二是更多的是为减肥,塑造形体,而对健身运动的文化品性和育人功能、与人文科学的融合,其文化内涵充分挖掘等方面存在不足。叁是受媒体的影响,健身层面女性难以寻找到持续的支持与鼓励,运动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女性身体美形象出现异化现象,很难表现对女性的生存健康权、主体人的发展和塑造以及审美需求实施人文关怀,因而也难发展基于女性立场健身参与的价值判断。四、女性身体美的理性回归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女性权力的张扬。在经历千百年的审美追寻后的今天,现代女性认识到:女性身体的美、健康、快乐与活力作为一种理想的、个性化的、不断创新主体自觉的价值世界,是引导女性走不断完善自我、发展自我道路的必要所在。这种既强调内在的塑造又注重女性外在性征的表现与美化,是现代职业女性身体美的基础和内核,它体现女性生活意义和生存的价值。为此,当今社会女性身体的美必须重新赋予多元意义,并在生活实践中不断修正。尤其是要充分认识打造女性身体美的健身健美体育功能,它能体现女性对美的追求,能建构女性身体真正的美丽,能促进女性的全面发展。五、女性健身健美体育的整体建构必须立足女性视角,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探索。其理论建构主要包括对健身健美体育的要义、特征、价值、动力、目标和主体进行探寻,要体现女性对身体美的追求,是建立在对自身有了自觉意识特别是自身价值意识的基础上的人本理念观,是从本来意义上探索人的价值的价值观。总体目标应是女性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反映在信念、信仰、理想等方面的基本价值的总和。同时在目标建构中必须明确女性健身健美体育是面向现实身体还是理想身体、是促进女性的全面发展还是单向发展、健身参与上两性平等是相对还是绝对的问题,使女性健身参与建立在一个更高意义并寻求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权利结构重组,从而促进职业女性对健身健美体育的广泛参与。实践层面的建构则主要体现建构一种充满人文精神的、健身健美目标多元的、在过程中体验的、富有生活气息的健康生活方式,并将它融入到广大职业女性的日常生活、工作、休闲和出行等活动中,同时通过多种途径,丰富、拓展、培育能激发职业女性积极主动参与的健身健美体育文化,使之形成生生不息的发展态势,为新时期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保障。六、女性身体美的未来走向是在追求女性身体的健康与美丽的同时,赋予女性身体美多元意义,以一种生命理性来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体现女性身体审美上的自由与女性个体的生命价值。健身健美体育在女性追求健康、美丽、充满活力和快乐的新的发展价值取向上,将成为女性全面发展的第一需要。
姜艳艳[5]2008年在《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传播媒体对于人们的影响也愈加深刻,其中,电视广告借助于电视媒体宽泛的覆盖面和丰富多彩的视听语言,对大众的消费理念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价值起着越来越强的诱导和影响作用。然而,在男权思想统治几千年的历史背景下,各国电视广告中存在很多充满偏见和贬损女性形象的现象,此类广告的滋生又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现象。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女性意识的增强,如何利用电视广告来塑造良好的现代女性形象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笔者在查阅大量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和重要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对电视广告中出现的女性形象进行梳理和比较,然后运用调查、归纳与总结的方法,通过对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结合相关理论找出其中具体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和解决方案,进而对电视广告如何塑造良好女性形象进行深入探讨和详细论述。本文前言部分提出了论文选题意义、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论文研究的基本框架等;第二部分是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研究的理论支撑,主要介绍了结构主义一符号学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传播学理论、社会性别理论、女权主义受众理论等;对于第叁部分,笔者结合近年来大量的电视广告,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统计工作,主要分析当前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归纳常见的女性形象类型,指出女性形象塑造的不良倾向及其影响;针对第叁部分发现的问题,本文第四部分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可行性建议:首先分析了现代文化发展中的女性形象,指出了现代女性文化的全新内涵和女性新形象的发展方向,然后分别从电视广告传播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入手,探讨如何塑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健康良好女性形象,并进一步在电视广告制作环节中给出了具体的设计策略。虽然传统“男尊女卑”观念影响下的电视广告对于女性形象的贬损问题不可能很快得到彻底解决,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以及女性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电视广告中的“女性歧视”现象必定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健康良好的女性形象与和谐共处的两性形象。
邢迎迎[6]2011年在《性别建构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一种契合当代社会市场经济时代背景和当代大众的多重审美需求、反映当代大众日常生活、获得社会大众广泛参与和接受的文化景观。大众文化具有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特性,拥有极强的渗透力和感染力,从而使得大众在参与和接受大众文化产品的同时将大众文化隐含的意识形态也一并接受,因此,大众文化对于大众的思想意识、情感追求、道德观念等诸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当下,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已经介入到大众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正以勃勃的生机及其强大的社会效能影响甚至改变了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塑造了大众新的生活形态和人格面貌。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传播途径——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对社会性别角色的刻画和表现都会对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会强化社会大众的性别认知,培养社会大众的性别审美趣味和习惯,最终会影响到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并且会建构出当今社会中的被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社会性别角色规范。女性主义者于20世纪60、70年代提出了“社会性别”概念,认为性别是被建构的,强调社会文化对性别的建构作用。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是一种较为新颖的思维方式。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参与了当下中国民众的性别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民众的性别认知与期待。本论文立足于女性主义视角,将女性主义与大众文化结合起来,以“社会性别”概念为理论工具,试图通过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展示的社会性别图景的解读,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形成合理、公正的认识和判断。本论文除了引言、结语外,共分为叁部分。引言部分简述了本论文的理论背景,以及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大众文化与性别建构关系研究的现状,明确本论文的写作意义和写作思路。第一部分对性别建构理论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系统地梳理。根据性别建构理论可以得知性别是由后天的文化、社会现实等建构的,是社会性别。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且借助于现代大众媒介的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强大力量传递到大众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基于文化对社会性别的建构作用,当大众文化逐渐占据中国社会文化中心位置的时候,社会性别图景就会发生变化、调整,出现新的元素。第二部分以电视广告、影视剧、大众选秀等媒介体现出的性别建构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视域中社会性别图景。基于当代大众文化的继承性和创新性,当代大众文化视域下的社会性别图景呈现出两面性,既有继承传统父权制文化建构的刻板社会性别角色的一面,又有颠覆传统文化性别观念,建构两性自主、自由、多元发展的一面。该时期性别建构出现了自主、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向。第叁部分主要在新时期女性主义倡导的“双性和谐”理念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大众性别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背景,对当代大众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图景进行了合理分析,总结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在建构新时期女性主义倡导的男、女互为主体的社会性别时所起到的积极、消极作用和影响,并尝试对其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展望。结语部分提出我们要对当代大众文化形成合理、公正的认识,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加以正确、有力的引导,做到扬长避短,并借助于现代大众媒介的文化承载功能及其强大渗透力和影响力,充分发挥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在建构两性互为主体的社会性别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从而制造和形成一种两性互为主体、双性和谐的公共舆论,唤醒大众的性别意识,以促使两性平等、双性和谐社会的早日实现。
刘炳鑫[7]2011年在《试论《中国妇女报》新闻报道中女性形象的流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女性形象”在近些年一直是媒介研究领域中“女性与传播”研究的热点问题,将女性形象放在传播媒介这一特定领域,以女性主义理论为依托,通过分析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不仅可以反应女性在当今时代各方面的显着变化,而且对唤醒女性自身主体意识有着积极的导向作用。同时还可以纠正一些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和歪曲报道,从而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起到一定的现实意义。《中国妇女报》1984年10月3日在北京创刊,由邓小平同志亲笔为其题写报头,全国妇联主办,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一份集思想性、社会性和综合性为一体的女性大报。其宗旨是向社会宣传妇女,向妇女宣传社会,促进妇女的进步、发展与解放,积极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正因为该报的特殊性,作者认为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新闻报道中女性形象的流变过程。本文选取了从1985年到2010年这期间的部分报纸,以9年为一个时间段将其分为叁个时期,从中抽取588份文本来具体分析女性形象的变化过程。
林丽拉[8]2016年在《当代中国女性权益保护研究》文中指出在当今世界,性别平等问题仍存在于大多数国家,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且一直得不到真正解决。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实现性别平等,而妇女权益能否得到切实保护关系到国家文明的发展及社会的稳定,因而,广大女性的权益应受重视、不能被剥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在政治参与、就业保障、受教育程度、家庭婚姻自主、生育自由、资源享有等各方面基本上享有与男子大致平等的权利,其生存状况有了基本改善,发展空间显着扩大,整体素质日益提升。但受限于我国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文明程度不高等基本国情的影响,妇女权益保护及发展仍面临很多问题。因此,保障广大女性平等享有各项权益,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是我国现阶段妇女解放与发展的核心目标。目前研究女性权益保护的成果不多,大部分文章只是从女性某个具体的权益缺失来分析,如家庭暴力、性骚扰、土地权益缺失具体问题展开分析,而从整个女性权益保护体系来分析的论文不多,本论文是在梳理、分析、总结国内外关于女性权益保护方面的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突破以往研究存在的局限或缺憾,并结合自己的专业方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先是对女性权益及女性权益保护进行界定,并对女性权益保护的内容及意义进行阐释与解读,本文认为“女性”符合当前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趋势,女性权益的保护就是要反对针对性别的歧视和差别对待,实现女性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结果平等。女性权益保护的内容包括政治权益、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益、婚姻家庭权益六个方面。女性权益保护的社会意义:它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标志和要求,是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及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国际人权法和我国法律的重要内容;女性权益保护的理论意义:女性权益保护深化马克思女性解放思想,推进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促进社会性别理论本土化研究,同时也丰富发展了和谐社会理论。接着,本文对女性权益保护的历史与现实进行解读,从“五四运动前”、“五四运动至新中国建立时”、“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以来”四个时期来梳理女性权益保护的历史脉络,并总结了女性权益保护的历史经验,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阐述了当代中国女性权益保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当前增进女性权益保护的机遇是:信息化、市场化的社会为保护女性权益提供平台作用;联合国致力于促进性别平等为中国保护女性权益提供了借鉴作用;国家的制度、政策为保护女性权益提供良好的条件;社会性别主流化理念的贯彻实施为保护女性权益起到了推进作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时代机遇所提供的女性权益保护并没有充分实现,女性失去了政府的“保护伞”,加上隐性性别制度的潜在运作,转型期的女性在政治权益、教育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益、婚姻家庭权益方面都存在边缘化、不公平的困境。我国出现女性权益保护的困境的实质是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女性资源享有上的边缘化,女性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制定存在性别盲点;女性权益缺失的原因包括历史原因、现实原因和女性自身的原因。从历史原因看,传统性别文化根深蒂固及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制度对女性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从现实原因看,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制约了女性权益的全面实现;法律法规的滞后与缺失及相关机制不完备使女性得不到“实质”保护;社会环境对女性有较严重的性别歧视。从女性自身原因看:女性主体意识淡薄,女性素质整体上偏弱是女性权益保护困境的直接原因。针对上述女性权益缺失的原因,本文提出加强当代中国女性权益保护的新思路,首先,创新女性权益保护的理念和方法:这就要求我们要以马克思女性权益思想为指导,同时吸收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想精华及借鉴吸收其他国家女性权益保护的成功经验;其次要完善我国女性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内容;完善我国女性权益保护相关部门职能:包括强化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职责、强化妇联的工作职责、不断加强民间组织的作用及加强跨部门合作,形成联动机制;完善我国女性权益保护的工作机制:包括建全我国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化工作网络、切实加强女性权益保障的队伍建设,落实女性权益保护的监督工作。再次,抓好五个文明建设,营造女性权益保护的良好社会环境,这就要求我们要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妇女权益保护提供物质环境;把社会性别意识融入决策主流,为女性权益保护提供良好政治环境;构建先进性别文化,打造女性权益保护和谐的文化环境;推进社会性别分工的平等化,为女性权益保护提供良好社会环境。最后,提高女性自身素质和能力,包括增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女性自身素质、及通过女性赋权,提升女性自我发展能力。
吴畅畅[9]2008年在《传媒、现代性与工人阶级主体性》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对以《工人日报》、《中国工人》为代表的工人媒介进行跨度为近40年的话语分析,力求对大众传媒再现的工人阶级主体性作一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以此探查新中国建国以来“官方”媒介公共性发展的可能,以及“复线”写作计划在中国情境运用的适用性问题,由此纠正西方学术界对新中国工人阶级研究所含藏的冷战思维与预设的奇观视角。第一章《报刊与主体性的共识:革命的火炬》描述了十七年时期的工人报刊如何在国家、工会以及工人阶级之间平衡力量,并持续将国家意识形态对工人一体双面任务的召唤持续注入工人主体性的锻造之中。在《传媒与政治表达:主体性四重奏》里,中国的大众传媒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新闻产制时期,毛泽东时代的大众传媒一直维持着一种奇妙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代表了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在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中的空前一致,并由此证实了证实了大众传媒新闻实践的悖论与中国现代性内在的历史矛盾的贴合,并构建了在革命造反之外的,超越后毛时代企图赋予“文革”以“闭合的记忆政治”的代群文化。1980年代以来,新的现代性发展计划与毛泽东时期产生明显的断裂,而个人追求财富的渴望得到来自官方的肯定与鼓励后,毛泽东时期的“政治性光荣”逐渐淡去而被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所取代,以《工人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介(而不是民间媒介)从延续性与社会性别两个方面对新闻产制做了巧妙的修正,以维系一个同质性的媒介工人图景。这是第叁章《大众传媒的分野——被延迟的渴望》中主要探讨的内容。虽然90年代以后并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却想由此带出前叁章分析媒介逻辑的一条线索,即媒介产制、现代性与工人主体性的锻造叁者之间的链接,由此能清晰的看到,工人主体性在官方媒介的新闻及其他产品的起落沉浮,而媒介的公共性也在工人主体性的得失之间悄然转换了具体内容。而民间媒介的介入,反而成就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主体——工人阶级在新的现代性项目中的发声权利,以及参与、影响政治生活的可能性。本文志不在铸就一本新中国以来工人阶级的发展史,却想透过大众传媒,探查出曾经一度辉煌的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形成及其必然性是如何再现于工人报刊为首的官方传媒之中,不论是“革命的火炬”还是“红色运动”,工人阶级的主体性透过媒介“公共性”平台,帮助完成了内在于新兴的民族国家的(重)工业化与扩张的任务,这段历史成为了挥之不去也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的宝贵遗产,后毛时代的国家政权与“下属”工人阶级都从中吸取资源作为各自历史叙事与代群记忆的思想贮存库。当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方传媒中不再一如既往凸显他们的身影时,民间媒介的“另类”叙事作为“复线历史”的珍贵材料却成就了工人们矢志不渝的历史记忆,以及对国家政权的依旧拥护!
王庆军[10]2015年在《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研究》文中指出“电视体育”单纯从字面上解读就是电视化了的体育,亦即由体育电视制作人将体育及其文化信息等内容经刻意甄选、放大、剪裁、重组和“超文本”链接等,以营造出一种紧张的、刺激的、狂欢的、好看养眼的体育电视作品。它是一种经电视传媒精心挑选和过滤下的体育再现,是一种动态的,生成着的,可变的,偶然性的,具有文本意义的讯息,是引导和影响受众思考和领会体育的电视文本。文章以消费时代为研究语境,在对电视体育展开论述的过程中,以其消费主义的文化演进为“经”,以运用跨学科知识理论对电视体育的“可消费性”生产的机制和问题论述为“纬”,从电视-体育复合体的历史出发,比较系统地解析了电视体育与消费的关系以及它的文本诉求、快感生成机制、消费文化行动、价值批判和理性重构等问题。文章分为引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由六大章组成。全文通过严密的论证结构,丰富的论据材料将电视体育所展示的奇观化快感影像问题一一剖开。引论部分对什么是电视体育做了深度的解析,分别从语义学、符号关系学、图像学、体育学四个角度对电视体育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研究的语境——消费时代的社会理论以及社会特征,为进一步论述电视体育的消费主义文化演进埋下伏笔。同时也交待了文章选题的缘起、国内外对电视体育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逻辑起点、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第一章论证了电视体育传播的前提条件：体育和电视作为不同的社会机构角色是如何发展的,以及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它们是如何相互渗透和彼此为用的,又是如何与现代国家建设的总体需要相结合,以及如何创造出日益分割和不断强化联合的生态关系——体育电视化的。第二章指出了电视体育与消费共舞的历史宿命关系。分析了电视体育与消费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指出宏观性、总体性的电视体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研究；进一步论述了消费时代下,电视体育的消费功能特别是其娱乐与欲望功能得以凸显和强化的深层原因：分析了电视体育通过捆绑广告而直接参与消费欲望制造的问题；同时,还对电视体育交换价值实现的机理——受众商品化作了深入分析。第叁章在认真、全面、系统地分析、批判、借鉴有关传媒文化及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文化研究的语境化原则,解析了作为电视体育文本生产的拟态性本质,并进一步对它的意义再生产及其快感生成的文化机制加以了论证,从逻辑上推进了对电视体育与消费的内在关系的把脉与回答。第四章全面、系统地解读了电视体育消费主义的快感文化运作策略,具体包括：偶像化打造、戏剧化增效、暴力化宣泄、性感化编码以及政治消费化等。第五章对在新媒体“一统江湖”的消费时代背景下,电视体育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电视体育不会消失,它将会和新媒体相互渗透、彼此为用地共同发展,并会从一种形式变成其他更多形式,以适应多元化需求而流行于不同群体之中。同时,对当前电视体育所造成的体育异化,以及由“可消费性”的大肆追求而引发的“格雷沙姆定律”等问题进行了文化批判,并指出与分析了消费时代下电视体育所面临的诸多价值困境。第六章在阐述了中国体育电视消费主义的历史生成与演变的基础上,对理性重构中国电视体育——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体育,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还拟定了重建电视体育的文化运作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战略。结语是全文的逻辑归属,概述了消费时代电视体育传播的双刃剑功能,提醒人们需对之适时纠偏的重要意义。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一、在消费时代和当前的大众传媒环境下,电视体育的生产、传播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生产者和传播者转变为消费神话的制作者,而电视体育本身正是这些神话制作者的营销方式和商业手段而已。二、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形式,其作品的接受者已转化成了文化消费者,他们是“符号消费者”,同时也是“消费生产力”。因此,电视体育的接受过程就是符号交换和符号消费的过程,实现的是体育影像的符号价值。叁、为了确保和扩大其观众数目,消费时代的体育电视所采用的文本策略就是,设法让那些缺乏必要媒介素养、立场也许千差万别的观众群体在电视体育狂欢中得到快乐,从而赢得他们的支持与忠诚,最后再将他们卖给广告商。四、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不是一个商业化运行和体育影像生产与消费的封闭系统,在其内外存在一个总体的架构,控制着电视-体育复合体的运行理念、管理制度以及运行流程。五、电视体育的消费性存在和繁荣也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因此,必须对中国电视体育的生成加以引导与重建,在体育文化传播中渗透主流价值观以及人文关怀和民族体育文化自觉等,以使其在当下复杂环境下能够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试论女性在媒介中的地位和角色[D]. 胡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
[2]. 试论女性新闻从业者的职场崛起及现实困境[D]. 胡蕾.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3]. 流动女工健康话语的建构与传播研究[D]. 曹昂.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4]. 健身健美体育：女性身体美的理性回归[D]. 杨斌. 上海体育学院. 2011
[5]. 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 姜艳艳. 曲阜师范大学. 2008
[6]. 性别建构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D]. 邢迎迎. 济南大学. 2011
[7]. 试论《中国妇女报》新闻报道中女性形象的流变[D]. 刘炳鑫. 内蒙古大学. 2011
[8]. 当代中国女性权益保护研究[D]. 林丽拉. 华侨大学. 2016
[9]. 传媒、现代性与工人阶级主体性[D]. 吴畅畅. 复旦大学. 2008
[10]. 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研究[D]. 王庆军.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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