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潜本文的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文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文学潜本文是在文学本文中潜藏着的另一套意义系统，必须由对本文之外方面的探掘方可找到。同一个文学本文潜藏着姿态各异的潜本文，大体有作者寓意型、形象暗示型、本文语境型、社会耦合型等几种。而本文与潜本文的对话关系也有多种运作方式，甚至要从本文所在的语境，从读者阅读时的心理来作分析。故而，文学批评不只是对文学本文的批评，它也涉及到了潜本文的批评，并且潜本文可以渗入到批评中，成为影响批评见解的重要因素。于是，作品（本文）、作品的可能意义和语境意义与批评者三方构成了一种新的对话关系格局——双向的、仍至多向的话语格局。
关键词 文学 潜本文 批评
学科分类号 Ⅰ
在论说文学作品时，可以先将作品的意义暂时悬置起来，在承认它是有意义的文字组合的前提下，将它看成是一件独立的文学的事实，不妨说，它是文学的本文(text)。将本文与作者联系起来看是一种文学研究的维度，将本文与读者联系起来看则又是一种维度[1]，在承认了文学本文存在的状况后，我们又可见到文学的潜本文，(the hidden text)，本文就是要对此作一些研讨。
一、文学潜本文概念的提出：“芳草美人”模式
文学潜本文是相对于文学本文所提出的概念，文学本文是一件有意义的文字组合的系统（可暂将意义的来源问题悬置起来），那么文学潜本文就是在文学本文中潜藏着的另一套意义系统。
唐代诗人李商隐写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好诗，虽然诗的意义显得扑朔迷离，但从直观的层面上看大都是可以作为对两情相悦、相依、相思、相离的情愫的抒写。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单纯表达情思的作品被认为是缺乏在文学中的正当理由的，所以，在情思中除了对爱情有所抒写外，还应该别有寄托。李商隐对自己诗作就作过一段解释，说是“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2]，就是说，在诗中作为形象来塑造的芳草美人是曲笔地表达了“王孙”“君子”等意象或概念的。芳草美人是本文字面上就可看到的方面，它是本文的内容；君子、王孙则是由字面来暗示、象征、比喻的方面，它属于潜本文的内容。
文学潜本文潜藏于本文的字面表达之中，但是，它的意义却可能不是由本文字义的发掘中就可以寻觅到的。换句话说，是要由对本文之外方面的探掘才可以找到。这样的境况我们可以通过对李清照的五绝《夏日绝句》中的表达来看。诗写：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首诗是以怀古、悼亡作为诗本文的主题，没有什么深奥难懂之处，当年项羽在与刘邦争霸中，垓下一战使得自己全军覆没，落得了一个自刎乌江边的可悲结局。对于项羽之死，《史记》有很精彩的描写，它仿佛成为了项羽人生途程中最为光彩照人的一笔。项羽在最后关头以自戕来表达他不肯屈服的姿态。这种姿态也正像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表达的人生境界：对于一个英雄，你可以消灭它，但你不可能征服他！
但是，《史记》对于项羽形象的描写是涉及到了作者司马迁的个人情绪的。联系到他曾被汉武帝刘彻处以宫刑，又再从《史记·高祖本纪》中对刘邦的市井无赖式个性的揭示来看，他对项羽英雄性的描写正反衬出刘氏王朝的卑鄙龌龊，可以说歌颂项羽正是对消灭项羽的刘氏王朝的抨击。如果撇开个人恩怨的关系来说，项羽乌江自刎的“壮举”性质就值得商榷了。这一点唐代杜牧《题乌江亭》一诗就提出过异议：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诗中认为“男儿”本色并不在于像项羽那样不惧死，而更在于能“忍”，能有“包羞忍辱”的精神，项羽如能做到这一点，也不是没有重振旗鼓的可能性，不至于因战败就放弃逃生的机会。杜牧这一见解是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的。老子指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夫唯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3]这里表达了委曲求全的道理。孟子也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4]。在孟子看来，人的气性应达到包容天地的开阔境界的，不应以一时一地的得失而举止失措。据此，项羽就是以死来躲避了生的选择，他不敢面对现存的生存境遇，不敢承担起生的责任。人对死的选择是困难的，而在有了选择死的勇气后又能再选择生，则又需要更大的毅力，并非凭一时之勇可以办到。
以此来反观前述李清照追怀项羽的诗句，就显得是在杜牧诗作立场上的倒退，她缺乏了一种超脱于具体历史事件的视点。但是，这恰恰是李清照诗作的潜本文在起着作用了。李清照生活在北宋和南宋之交的年代，经历了南迁的流离之苦，她的生活也因为战乱而频添烦忧，国事家事上的变故连成一体，她在个人生活境遇上的每一件不遂心的事，都可以延伸到对政局时事的焦虑上。当时，南宋军队在战场上往往是一战即溃，甚至有时还没有同敌兵正面交遇就逃跑了，这样的一个现实使得李清照发出了感慨：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在这段诗句中，李清照已不是简单地对古代人物的项羽有何评价，而是希望在军队中能出现那种抱定赴死的决心来与敌死战的将领。
可以说，这首诗的本文是对古人的赞美，而其潜本文则包含着对现实状况的讽刺和希冀。
二、文学潜本文的类型
同一个文学本文可以潜藏着不只一个的潜本文。对姿态各异的潜本文，可以大体归纳为几种类型。
1.作者寓意型
这是最为常见的状况。作者在写作他的本文时，或者是借题发挥，或者是咏物言志，或者是不便于明言之事以寓意的方式在作品中曲折地表达，或者是作者想到的一个道理要通过文学形象来加以传移。文学的潜本文在这种状况下实则是作品营构的文学本文的深层次的思想内容。较为典型的例子如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用“铁屋”象征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性和牢狱性质，而“狂人”则俨然是在该社会看来极不正常的、有着颠覆性的革命者。
在此类型中，潜本文往往有似于双关语的作用，它在本文表达意思之外，表达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意思。在《前赤壁赋》中，作者苏轼与友人泛舟于赤壁，顺着友人的怀古思路也发表了一番感慨：
客亦知乎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5]
这一段议论在本文中来看，只不过是苏轼与友人整个游览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本文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但毕竟也只是一环，并不具有代表活动整体的意义，而从潜本文的层次来看，却体现出苏轼对宇宙人生的终极价值的认识的，是他生活中信念的基础，不只是在这一游览中，而且是在他的一生中都起着支配他的行动和态度的根本方面。
2.形象暗示型
这种类型重在“暗示”。它可以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然而，作者之意经由形象来传达时，形象与抽象的意义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作者之意投射到形象中，而形象在作用于读者时，读者却有可能从该形象中体会到另一种意思，甚至是彼此无关或截然相反的意思。一位英国学者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做《哈姆雷特面面观》，历数了自《哈姆雷特》问世以来一些有影响的文学批评见解。有些人将哈姆雷特视为人文主义的斗士，有些人又将他视为偏离了人文主义精神，只是一味沉溺在狭隘的个人复仇的情愫之中；有人从他的思想中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的一面，又有人则恰恰由此看到人的潜意识中龌龊的一面，等等。由于暗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解说，所以读者就可能产生与作者思想不同，但对于形象隐含的意义来讲，也多少可以说得过去的见解。
3.本文语境型
本文语境型是指，一部作品表达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但这个意思应如何来读解，还应结合到它的言说语境、阅读语境和整个文化氛围作为背景的“大语境”来进行。解构主义批评家海登·怀特指出，在对历史的讲述中，事件只是一个连贯的事实，而这些事实的意义不是由它自身，而是由如何来讲述它才显示出的[6]。一个人身处半山腰的场景，作为一个事实没有什么意义，但讲述他是从山脚爬上来的，这就有一种“上进”的含义，但如讲述他是从山顶走下来的，这又难免唤起人“下坡”的印象，而这个在半山腰的人在事实上并没有变化，并且他下一步的行动是“上”还是“下”，其实也并不受讲述方式的约束。
本文语境应是指本文话语表达所处的语境环境，但它也可能嵌入到了本文中，使本文内部与外部构成一种复杂的交响状态，使得一个本文与它的潜本文相互挤兑、撕扯、摩擦，成为一种有着深度的话语模式。在此可从《论语》中孔子与他学生的一则对话来看：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7]
这是一段孔子公开向自己学生认错的事。孔子说这段乐曲的演奏太一般化了，演奏的气氛又显得庄重或隆重了些，而弟子子游认为，老师说过“道”的重要性，音乐是“道”的具现，怎么会有“过于”庄重一说呢？孔子承认了子游对他批评的合理性。
其实，从个人感受来讲，孔子对所听的那段乐曲是颇有微词的，但从与礼教相关的“乐教”来看，“乐”其实是用一套文化仪式来固化中国伦理关系秩序，使尊卑有序、长幼有别，使人在悠扬的乐曲声中认同社会等级秩序的合法性。由此来看孔子与学生的对话，它就是在师生问答中体现了师生间在“真理”上的平等，老师勇于承认自己言论的有误，同时也在更大的语境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某种特色，而这后一点是必须结合到语境才能见出的。
4.社会耦合型
这是指文学作品的表达中，也许是作者有意的寓托，也许只是无意的巧合，总之是作品中的意义与社会上的某种状况起到了密切相关的效果。
譬如，清朝时有人仅因写下了“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被问罪，这一点当然是文化暴政的滥施淫威，但反过来看，它算是在诗句中耦合了清朝文坛上的黑暗，那些“不识字”的官吏们，却来监管文化事业，岂不是正同一阵乱风吹来翻乱了书页的状况相似吗？这类情形的出现当然是不正常的，但它出现的土壤、根基，就在于文学与社会有着耦合机制。
耦合机制在文学传播和影响上也起着作用。比如影片《秋菊打官司》，秋菊打官司有一个动机：要个说法。为此，她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上告活动。秋菊的举动，是农民有了自立意识的体现。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现代化引起了人们自觉的阶级意识和其它的自觉意识，“意识到了各自的利益和要求”[8]，那么，“要个说法”在京津成为流行语，也就使得人们意识到自身利益的某些不足，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的一种躁动不安的心理。也就是说，一部本来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在接受过程中却被耦合到了远离乡村生活的都市生活中。
在以上各类型的潜本文中，潜本文都没有直接“出场”，但是，要由潜本文的衬托，显示在字面上的文学本文才有一种较大的思想容量和深度，并且该作品才有耐人寻味的阅读效果。
三、文学本文与潜本文的对话效果
文学的潜本文潜藏在本文字面的表达中，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伏不露，显示为蛰伏的状态。它的潜藏更像是一段河流之下的暗流，暗流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但暗流是在与水面流向相反、相异的运动中存在的。在此意义上，它同本文有一种“对话”关系。
女性作家池莉写的《烦恼人生》中，主人公印家厚的生活就是以《哈姆雷特》中主人公的烦恼作为潜本文来安排的。当哈姆雷特以“生存还是毁灭”的哲理难题，让一代代包括中国读者在内的人深思时，池莉却以印家厚式的烦恼来作出了新的烦恼的演绎。她在创作谈中说：
哈姆雷特的悲哀在中国有几人有？……我的许多熟人朋友同学同事的悲哀却遍及全中国。这悲哀犹如一声轻微的叹息，在茫茫苍穹里缓缓流动，那么虚幻又那么实在，有时候甚至让人们留意不到，值不得思索，但它总有一刻使人感到不胜重负。[9]
这种“轻微的叹息”却又是“重负”，在小说中有详细的演绎。在这种以哈姆雷特式悲哀作为反衬的潜本文之外，小说中还有一个潜本文，那就是印家厚在故事中写了一首与诗人北岛《生活》同题的诗，北岛对生活的诠释是“网”，印家厚则是写“《生活》：梦。”是的，这正是印家厚之烦恼所在，他也有生活中的梦幻，但一旦理智地面对生活时，那种“梦”就被现实的网切割成无数碎片，现实的合理性是建立在梦境的幻灭和破碎基础上的。
哈姆雷特的烦恼是梦境中的烦恼，“生存还是毁灭”作为一个问题，只有在心灵澄静的头脑中才有，而印家厚式的烦恼则是走不进一个梦境，哪怕这只是一个烦恼的梦境。住房难、行路难、办事难，在困难重重中印家厚渴望有一个让人暂时忘记现实的梦境。但是，达到梦境也难，印家厚的处境就是这样。小说中有一段描写：
空中一絮白云停住了，日影正好投在印家厚额前。他感觉了阴暗，又以为是人站在了面前，便忙睁开眼睛。在明丽的蓝天白云绿叶之间，他把他最深的遗憾和痛苦又埋入了心底。
可以说，印家厚是想在生活的烦恼中暂时休憩一下，想闭目养神，而在这时一片云朵投下的阴影也使他想到又“是人站在了面前”，这简直是一个梦魇，一个挥之不去，无法躲避的尴尬处境。在这里，印家厚头脑中的生活之梦就在现实的生活之网中逐渐被捕捉、被驱逐了，印家厚的烦恼是无梦的烦恼，他只好做一个在生活之网中被编好了程序的机件才能消解掉这一烦恼。
这种潜本文与本文之间的对话效果，除了可以作为本文思想层次深度上的建构来安排之外，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更为明晰的作品的话语风格来演示，譬如王朔小说中人物的“侃”就很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状况。在他的《一点正经没有——〈顽主〉续篇》中，主人公的一些话颇有王朔式的幽默感。
文学的潜本文有多种类型，所以，在本文与潜本文的对话关系上也可以有多种运作方式，有时它根本不是由作者，也不是由作品本身就能窥见的，而要从本文所在的语境，从读者阅读时的心理来作分析。乐黛云先生在论及文革时期作为“样板戏”的《红灯记》时说的一段话，就提供了一个生动事例。她说：
例如，“表叔”这个词表示“父亲的表兄弟”，这个原义是不会变的，后来，由于《红灯记》的广泛传播，泛指并非亲眷而又比“亲眷还要亲”的革命同志。“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把“无事不登门”“来必有所求”的人称作“表叔”，因为《红灯记》中有一段唱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最近，香港有些人把内地出去的，没有眼光而又急功近利的商人称作“表叔”，取意于《红灯记》中表叔的联络暗号：“卖木梳，要现钱。”
由此可见一个词的意义可以变化无穷，一段本文的意义就更不用说了。[10]其实，《红灯记》的剧作本文在文革时作为文艺创作的“样板”，这本身也很难说就是它应有的位置，因为创作并不是按图纸来加工的活动，简单地树立样板来作创作圭臬，这本身就是对创作活动的一种束缚。那么，该剧中“表叔”一词的多种词义的变迁过程，实际上并不是本文内在地含蕴的，而是《红灯记》本文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变迁问题，它由处于文化独尊中的样板位置逐渐滑入到被人谐谑，消解了神性的边缘位置。这一变化正是在语境中潜本文与本文的对话中达成的。
四、文学的潜本文与文学批评
由上文对文学潜本文状况的一些论述，我们必然会得到的一个结论是：文学批评不只是对文学本文的批评，它也涉及到了潜本文的批评，并且潜本文可以渗入到批评中，成为影响批评见解的重要因素。
这一认识单从上文论述的方面来看，似乎是顺理成章，但它已或多或少地触碰到了人们对于文学批评的一些习成见解。有些人认为，所谓文学批评，就是应看到、揭示比一般读者，甚至比作者都更深刻的认识，发掘出作品的有价值的方面。这一认识倾向对于反拨批评中的随意性的做法是有积极意义的，并且在批评的学科建设上也有一些积极作用，但它只是把批评看成一种“检验”而不是也看做一种“生产”，这是不合乎批评的实际状况的。
马歇雷认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文学生产是要在现存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展示出它的新的方面，而这新的方面并不在本文的陈述中，而是在它之外：
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认识，不是简单地解释或剥开其奥秘，而是一个新的认识的产物，是对这部文学作品中未曾说出的重要意义的阐述。[11]
这种“新的认识”可以是相对于以往作品而来的新的认识，如巴尔扎克小说对于资本主义时代“金钱”的批判，从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资本主义是意谓着一个平等的，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被剥夺或至少是受到限制的社会，是一个民主的以法制来实现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则从资本主义社会冠冕堂皇的表面，揭示了它在运作中龌龊的金钱的腐蚀性和金钱对于人性的残害。这种认识又是在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势头，并据此来消解掉封建权威的根源上来认识的，在当时来说无疑有一种新颖的特性，所以恩格斯曾称赞他的作品对于法国社会是“深刻”的描写。这种“新的认识”还可以是发现作品“未曾说出的”东西，即作品的沉默处，是从作品形象中演绎出批评者可以发见的一种症结。
即以蔡元培先生的“红学”研究来说，就是从索隐，即从作品文字来探求微言大义的，其中有些说法从文学角度来看多少有些偏讹。他指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12]蔡元培先生在文中先指出了对《红楼梦》可以只读故事，也可以读出其中情调，还可以从中见出曲笔，那么，他的读法显然是读的曲笔隐含的意思了。
这种曲笔隐含的意思可能符合作者原意，也可能同作者原意无关，事实上从索隐的方法可以得出若干种不同的见解，而要想把这些见解都统一在一起是很困难的。进一步说，要把它们统一起来再用文学形象来表达则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在理论上说，应该指出这样的批评见解已不是从作品中发掘意思，而是从社会背景的语境中生成的潜本文与本文的对话、磨合的关系中的一种架构和敷设。
从潜本文与本文的对话关系来看文学批评，这就可以使批评的自主地位有着一种合法性。因为，如把批评仅视为是对本文意义的发掘，那么批评再深刻、再中肯，再有创意和启发价值，也不过是对作品中已有之义的呈现，而从这种双方的对话关系来看文学批评的性质，则对话关系是由批评来疏理和架构的，对话中呈现的意义也不是本文的文中之义，而是批评家从两者对话的状况中发现的，这就使得批评有了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这一点同传统的阐释学批评，仅仅从本文与批评者（阐释者）双方的关系来理解文学批评的途径有了根本不同。对此，伊格尔顿的评论是有洞见的：
阐释学无法承认意识形态问题——无法承认这一事实：人类历史的无穷对话常常是权势者对无权势者的独白；或者，即使它的确是“对话”，对话双方——例如，男人和女人——也很少占据同等地位。[13]
这种不同等的地位就在于“对话”的双方，往往是一方有“言说”的权力，而另一方则是沉默的，只能被动聆听言说者的声音，伊格尔顿所说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这样，同样地，在文学中也是作者的言说、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的言说占据统治地位，而批评只是取一种“忠实”传达作者原义和作品中可能包含的“本文”的信使的作用，实际是作品在“独白”。
反过来，在作品——批评这样双方对话的关系中，引入了潜本文概念后，就使作品（本文）、作品的可能意义和语境意义（潜本文）与批评者三方构成了一种新的对话关系格局，它使得作者、作品的言说受到潜本文言说的阻遏，从而双方有一种对话性，在这对话性中再加上批评者同这两者的对话，于是原来的单向话语的格局就才真正地形成双向的、乃至多向的话语格局。作品原来的沉默处，那种并未从字面上凸现的意义也由对话激活了起来，原来的一部作品，在不同话语格局的拟构中又形成新的面貌，即形成了新的作品。可以说，创作上只有一个莎士比亚，而批评的工作则使它有了二十个、五十个……。在这个意义上讲，批评的“正解”，即唯一正确解释的假说被撇开了，有一点儿群魔乱舞、正神缺席的意味。但是，读一部作品倒并不是要从中找到一个迷底。如果一部作品给人的印象是一片花园、一个游乐场，一座由话语和意蕴构筑的万宝库，则它也许有更大价值，而批评则可作该价值的见证。
注释：
[1]参见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有关论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P5-6。
[2]〔唐〕李商隐：《谢和东公和诗启》。
[3]《老子》第二十二章。
[4]《孟子·公孙丑（上）》。
[5]〔宋〕苏轼《前赤壁赋》。
[6]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见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163。
[7]《论语·阳货》。
[8]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8年版，P35。
[9]池莉：《我写〈烦恼人生〉》，见《小说选刊》1988年第2期。
[10]乐黛云：《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312。
[11]马歇雷：《文学分析——结构主义的坟墓》，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P637。
[12]蔡元培：《石头记索隐》，1916年《小说月报》第1-6期。
[13]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P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