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谈引进外资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进外资论文,经济学家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由国家教委社科中心和本刊联合筹办，由西方经济学课题组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课题组具体组织的第四次西方经济学学术报告会，于1995年3月23—24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着重研讨了外资引进问题。陈岱孙、胡代光、高鸿业等著名经济学家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大家对目前我国在引进和利用外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对策建议。现将部分专家的发言摘要分两期刊出，以飨读者。
注意污染工业的转移 严防引进“赌博经济”
如何对待外资的输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认为外资的输入是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措施，但最近若干年来的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把经济发展起来了。这里有经验，也有教训：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时，曾着重把污染工业转移过来，许多国家引进外资时确实有这个情况。我在一篇报道中看到中国最近引进外资方面，至少有1/4属于这个范围， 这样做影响了我们的环境。另外，最近发生的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展示了一个新情况，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里面有金融投资。金融投资不是生产性投资，既不属于工业投资，也不属于商业投资，简单地说，它不是投资，而是赌博，可称作“赌博经济”。以前有个“泡沫经济”，现在又有了“赌博经济”，这类的引进对我们发展中国家是有害的。新加坡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因为引进这种投资就等于引进了赌博，并会把这个风气带到发展中国家来。我们应严加防范。
使用外资的利弊及政策建议
一、使用外资的有利之处
1.填补外贸的缺口。利用外资偿付外贸的缺口只是应急措施，不能总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这样，所以重要性不大。
2.填补国内投资的不足。这样做是否合算取决于使用外汇时所得到的好处（即经济效益）是否高于利息。
3.吸收先进技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外资资本的转移很少是纯粹资金的转移，往往含有技术成分。技术的提高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这里有几个统计数字：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中由于技术的改善而增长的部分1909—1929年占13%，1930—1949年占25%，1959—1979年占30%，现已占36%，即有1/3 多的国民收入增长量来源于技术的改善，而不是由投资量、资本量、机器设备量或劳动量的增长而造成的。如果把职工的培训、管理技术的作用等因素考虑进去，数字还要大。比如1980—2000年，估计管理技术加上职工培训而得到的增长占全部增长量的25%，这部分加上技术部分就变成61%。换句话说，大部分的增长来源于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提高。 相比之下， 我国从1952—1986年，由于科技改良而造成的经济增长占增长量的12%。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潜力很大。
4.政治考虑。有时我们可以利用与国外的经济关系带动或影响政治方面。比如最惠国待遇，如果我们在经济上与国外有来往的话，国外有关的经济单位就会向它的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就牵制政府的一些考虑。这个办法原苏联也用。
二、使用外资的弊端
1.有可能阻碍我们国内企业的发展。比如，可口可乐把天府可乐打垮，天府可乐就发展不起来了。
汽车、计算机及其它电子产品也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加大了国内收入差距。这不限于中国，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外资一进来，与其有关的企业的工资就会提高，加大收入差距。
3.生产出不必要的产品，这些产品仅仅供高层人士需要，一般老百姓用不上。这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厉害。南美洲有一个国家的人这样讲道：“我们消费的每样东西都有外国的痕迹：我们出生时用强生公司的绷带包裹，我们喝雀巢牌牛奶长大，我们穿美国、英国和法国生产的服装，我们的牙齿用高露洁牙膏保持卫生，用丽华公司生产的中奶香皂，用吉列刀片刮胡子”。
4.培养依靠外国产品生活的习惯。比如外资企业看中中国的市场，生产“小皇帝”产品，一方面它可以得到短期利润，另一方面，它可以培养公司将来的顾客，因为孩子的消费习惯一旦形成可能会保持一辈子。
5.变相地向我们巧取豪夺。外资往往是附加一定条件的，比如从某国引进外资，它就要你拿这些外资购买它本国的产品，不能到世界市场上去买。这样，外国公司就借机抬高产品价格。这种价格叫转移价格。
6.乘机要挟。外国可以把外资作为工具向接受外资的国家要挟，让它接受某种条件，除了经济条件外，还有政治条件，而且从现在世界经济来看，政治条件越来越厉害，要价越来越高。一本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外资利用的著作说：“作为一种国际经济政策的工具，贷款条件越来越多。近年来，贷款条件进一步扩大，多年存在的和现在所办的经济发展组织，如欧州复兴和发展银行等，把贷款条件不仅限于接受国经济政策的改变，而且还要求多党派的民主化、尊重人权或其它被认为是良好政府所应该有的条件。”
三、使用外资的对策
第一，以我为主，对外资加以选择。不能说外资越多越好，要对我有好处，把外资用在刀刃上，即：1.用于高技术的产业上，如计算机、通讯光缆等高精尖的产业。2.用于基本建设上，如交通运输、通讯设备、水电等基本建设方面，因为它效益广，而且也带有一定程度的技术。3.用于带动性强的企业，即用于能够带动相当多企业发展的企业，比如房屋建造业，建筑业一发展，水泥、钢梁、玻璃、门窗等行业都会随之而发展。4.用于出口企业。5.用于环保企业。环保业外资比较容易得到优惠条件，因为一旦中国受到污染了，那么全世界也很难避免。
第二，对外资要谨慎小心从事。1.不要给外资机关抓住债务的把柄，即千万别欠了还不起的债。因为外资，不管是私人的投资，还是官方的投资，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步骤有这样一个公式，即：第一步是把钱借给你；第二步，一旦你发生了债务危机，还不了钱时，他还可以向你贷款，但是这次他就有附加条件了，附加条件往往是：其一，让你的货币贬值，降低你的汇率；其二，让你降低关税，让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平等竞争；其三，让你私有化，告诉你只有私有的市场机制才会更快地发展经济，不要国家干预；其四，让你开放市场，不许保护。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相当多的国家，包括一些南美、菲律宾等国家，一旦接受了这个条件之后的后果是：国内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收入分配恶化，政府的收入减少，政府给一般老百姓的福利减少。这样，国家更穷，经济发展更慢，国内企业与外国无法平等竞争，国内企业就萎缩，然后继续向国外借款。一直进行到最后，使每年还给外国的贷款的本钱和利息大于这个国家从外贸和从外国借款而得的外汇总和，即流出去的外汇比流进来的外汇（包括外国新借给你的钱）还要多。例如，菲律宾到1990年为止，它付给国外的贷款本钱和利息比同时期流入国内的外汇要多60.93亿美元。南美洲等一些国家都是如此。 有鉴于此，千万不要给外资机关抓住还不起钱的把柄，否则后果严重。2.要尽量把外资排除在国内金融市场之外。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金融资本现在在国际间的流动数量很大，是国际贸易量的30—50倍，哪个地方有利可图就迅速流向哪里，没利可图就马上抽走。目前的流动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原因是各国对金融资本的限制越来越松，同时，转移国际金融资本的手法也越来越科学、迅捷，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金融能够受得了这种流动的冲击，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现在美元贬值的原因就在于国际的资金在冲击美元。发展中国家更不用讲了，比如墨西哥，形势稍好时，大量外资涌进去，带来虚假的繁荣，一旦出问题便大量撤走。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和地区愿意让外资完全进入国内的金融市场，包括新加坡、南韩和我国的台湾省。其二，如果让外资进入国内的金融市场，那么对外汇的比价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外汇比价的变动会使该国的出口企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索尼公司总经理曾经说：“如果各国货币的比价每天都在扩大或者缩小，你如何决定你的投资计划？”由汇率影响外贸，由外贸而波及其他方面。3.在利用外资的时候，尽管受到某种条件的限制，比如税率不能提得太高等，但我们还必须想办法来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比如我们可以要求外资在我国设厂的时候，几年内必须用我国本地生产的原料，并要求自给率达到多少。为了取得外国的技术，我们有时不得不允许外国独家经营，但是可以在合同上规定转移产权的期限。比如，开始时你可以占51%的股权，但数年之后你须变为49%，10年之后须变为35%……。我们的政治、经济力量都比较强大，应该有可能做到这些。
第三，要严防民族败类。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曾经谈到，在他那个时候，英国对阿根廷投入了大量资本，投资额达87亿法郎。列宁说，由此就不难设想，英国与阿根廷的一部分政客或商人建立了某种联系。这种情况在目前可以同样存在。发展中国家应该加以警惕。在厦门工作的一外籍教授在题为《腐败——国家主权的严重威胁》的文章中讲到：“中国是一个经济、军事强国，能给她的主权带来严重威胁的并非外来的攻击，而是来自她内部的腐败堕落。因此，国外势力十分有可能与这样的腐败现象相勾结，以期重建其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中流》1995年第3 期）这份村料是以表明我们利用外资时应高度警惕民族败类。
总之，引入外资是利弊互存的事项。我们之所以引进外资原因在于外资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有利于取得外国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外资之所以进入我国，目的是为了取得最大利润以及利润以外的其他利益。因此，引进外资是一个利用与反利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既积极又冷静的头脑，谨慎从事，采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
关于引进外资的政策思考
一、引进外资应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不宜只讲“大胆引进外资”，只讲“不要怕冒风险”，只讲“外债不可怕”。我们提倡既积极，又慎重，是因为引进外资有二重作用。
二、要明确认识国内资金是基础，外资是必要补充。要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引进外资为辅的原则。
三、要“有计划地利用外资”（《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142页）。不能让目前引进外资的某种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下去。为了有效地利用外资，必须合理地解决以下一系列重要问题。
——要研究和确定利用外资的合理规模或利用外资额，并不是引进外资的规模越大越好。
——要研究和确定利用外资的合理增长速度，并不是外资增长越快越好。
——要研究和确定利用外资额中对外借款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合理比例。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不宜过大。国际经济学家普遍把韩国看作是成功地利用外资的典型。韩国牢记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历史，在积极引进外资时，主要采取对外借款形式，而不是外商直接投资形式。美国经济学家林德特说：“当今，在国际经济学中，最敏感的部分之一就是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日本及西欧国家试图限制在其国境内的外国投资，唯恐其对本国资源的控制被外资所有权削弱。”（《国际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08页）我国在实际利用外资额中，1993 年对外借款只占28.7%，而外商直接投资占70.6%，1993年的对外借款是1983年的10.5倍，而1993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是1983年的43.3倍。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是否过快，占的比重是否过大，很值得研究。
——要研究和确定对外借款中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合理比例。
——要研究和确定中长期外资和短期外资的合理比例。证券投资和短期资本具有很大的投机性。投机资本被称为“燕子资本”，会很快飞来，又会很快飞走。墨西哥1994年12月货币贬值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原因虽多，但祸根在于投机资本。这一深刻教训，我们应引以为戒。
——要研究和确定债务偿还期限的合理的时间分布。力争不要再出现80年代后期借款高度集中，从而90年代初期出现还债高峰的局面。
——要研究和确定使用外资的合理的部门结构。要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引导外资的投向。国防工业不能引进外资。航空航天业、重要港口不宜引进外资。垄断性行业不宜引进外资。国家重点保护和扶持的行业对外资进入要加以限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和影响国计民生的产业决不能让外资控制。要引导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向一般的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投向急需进行技术改造的产业和企业。要限制高污染产业和高能源消耗型产业涌入我国。要限制外资继续涌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奢侈性工业门类。金融业、房地产业、商业、旅游业等不宜引入过多的外资。
——要研究和确定使用外资的合理的地区结构。要积极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
——要研究和确定外资的合理的来源结构。我们目前外资的来源主要是香港、日本、台湾和美国等，欧洲国家的较少。我们应当拓宽欧洲金融市场，减少对日本和美国的依赖.
——要研究和确定对外借款的合理的币种结构，别让一两种外币占过大的比重。币种单一要吃大亏，必须实现币种多样化，美元、日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瑞士法郎等要合理组合。尽量不要多借不断升值的币种，日元债务已经给我国造成极不合理的沉重负担。
在引进外资的无政府状态下，上述各点都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要合理地、有效地利用外资，就必须有计划地利用外资。
四、要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就要有一个权威性的外资管理机构。建议国务院设立国家外资管理委员会，制订利用外资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对引进外资加强宏观管理，综合协调。
五、要完善和健全关于引进外资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依法处理外资的违法行为，完善对外资进入的审批制度，制订明确的审批标准。
六、采取切实措施，根本改变引进外资方面的政出多门的局面。制止某些部门和地方竞相争取外资而任意放宽优惠条件的错误作法，制止某些国有企业接受不平等合资条件、拱手让出市场、听凭国有资产“流入外人田”等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七、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外商直接投资日益增多造成国有企业困难日益加重的问题。
八、调整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可以考虑将普遍的优惠政策改变为有选择的优惠政策。有选择的优惠包括中西部地区投资优惠和急需利用外资的产业和工业门类投资优惠。新进入沿海地区和新进入不再需要外资的产业或工业门类的外资，不再享受优惠。已经享受优惠的，到优惠期满自然终止。
九、不宜普遍推广外商直接投资的“嫁接”模式，原则上不让外资控股合资企业。国有企业不宜由外商承包经营，也不宜由合资企业承包经营。
我国利用外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五个问题
怎样趋利避害引进外资，应注意五个问题。
第一，利用外资的结构不合理（我这里主要讲直接投资方面）。规模偏小，技术水平比较低。到1994年为止，三资企业一共有20.6万家，比较大的企业为数并不多，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包括在建的）一共有7000家，不到3%，绝大部分是5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没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在地区结构上，外资主要投向我国沿海地区。到1994年底，大约95%以上的外资都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投资非常少，占3.1%， 大量外资投在沿海地区造成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外资来源上，报纸上公布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直接投资， 但实际上外资总额的80%左右是来自港澳台和韩国。世界上500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有99家来华投资，但投资比重很小，金额也不大，真正的资金来源还是港澳台，最近两三年韩国比较多。 港澳台的资金1991年占67.1%， 1992年占79.3%，1993年占76.4%，1994年占78.6%，要吸引外国资金，应解决好这个结构问题。
第二，外资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冲击。现在有些部门、行业外资的比重相当大，某种程度上已经起了垄断或控制的作用。比如轿车，三资企业占68%，电梯占70%，彩色显像管占65%，程控交换机占90%，食品、化妆品、饮料也占很大比例。一些大型企业被外资控股，如我国最大的轴承厂——哈尔滨轴承厂外资控股51.6%，我国最大的印刷机械厂——上海人民机械厂外商控股60%，化工行业59家最大的定点厂中有10家外商控股超过50%以上。外商控股资金没有真正到位，外商在华投资中多数是用实物投资，用设备、原料作为资本投入，这部分占直接投资的70%以上。在这一过程中，外商高估设备的价格，低估中方资产，取得更大的投资份额，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值得注意的是，在筹措资金方面采取利用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在国外筹措资金，反过来对国内企业实行控股，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中策”现象。中策公司的资产在短时期内迅速膨胀，就是借助我国国有企业在国外的声誉搞起来的。“中策”现象不是个别的，本来这些橡胶厂是我国橡胶行业的骨干企业，中策公司控制的资金达10亿之多，不仅控制橡胶行业，而且已经跨行业了。目前合资企业中类似的问题还很多。
第三，对国内市场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三资企业名义上外销为主，实际上是内销为主。比如，我们在广东南海市调查了42家生产建材和半成品的三资企业，这42家企业中70%以上产品用于内销的有21家，其中有5家100%用于内销。对6家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进行调查，结果有4家80%以上的产品用于内销。建材和电子产品都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鼓励部门，内销的比重越来越大。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三资企业这几年从进出口平衡表来看都出现逆差，1989年三资企业出口总额49亿，进口88亿，逆差38.9亿；1993年出口252.4亿，占出口总额的27.5%，进口481亿，占我国进口总额的52.45%，逆差228.9亿。为什么三资企业出现逆差？过去有个解释，说三资企业在起步阶段，设备、厂房需大量进口，所以出口比量比较小，这是正常现象。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这些企业大部分是“短平快”的企业，资金占用率没有这么高，其所以出现逆差，就是大部分产品转为内销。从他们资金帐户可以看出，他们出现逆差是必然的，主要是占领国内市场，而不是外销，他们高价进、低价出，容易转移利润，偷税漏税，有个套税问题。我们作过调查， 1993年1月到11月份，三资企业外调出去的外汇87亿美元，调入外汇35.6亿美元，净调出51.4亿美元，外汇、利润回流很严重。
第四，三资企业的偷税、漏税现象严重。我们对福建三资企业作了调查，福建省三资企业1992年总数1459 家， 占福建省工业企业总数的11.7%，总产值221.8亿，占福建工业总产值的34.3%， 产品销售收入占29.4%，利润总额占29.3%，进出口总额占福建进出口总额的41.8%，但上缴国家税收只占4.5%，吸收工人占10.4%，工资总额占12.9 %，这是个很不相称的数字。可见存在大量偷税漏税现象。
第五，三资企业大发展对我国出口贸易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短短十几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地位从第37位上升到第11位，但与此同时，由于三资企业的大发展实际上把港台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为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了我们对美关系的困难，增加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我们的压力。例如，1973年我国对美国顺差28亿；1993年顺差227亿。 这么大的顺差是如何产生的？大量外资，特别是港台把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国内，制鞋、玩具、纺织、服装等，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急剧增加。但我们得到的好处很有限，我们收取的只是加工费，等于把台湾、香港对美贸易顺差的帽子扣到我们头上。与此同时，台港对美贸易顺差急剧减少。1987年台湾对美顺差176亿，1993年下降到89亿； 香港1987年对美顺差65亿，1993年逆差3亿美元。如果大陆、港、 台三方对美贸易算个总帐，并没有多大变化。1987年三方对美贸易顺差270亿， 1993年313亿，增加43亿，6年增长15.9%，平均每年不到5%， 也就是这三个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从1987年到1993年三方加起来对美出口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变化的是结构调整。
由于大量吸引外资，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三资企业每年有大量逆差，另一方面大量商品又在内销，利润汇回国外，反映到我们帐面上，逆差是靠国营企业来弥补，而且压力越来越大。国际收支失衡以后会影响我国国际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注意。如果银行业一旦开放，国际游资最少估计是30万亿美元，多的估计是100万亿美元，每天在国际金融市场成交1万亿美元，大量游资在世界上横冲直撞，一旦金融领域开放，对我们金融领域的金融秩序造成的破坏和影响极大。今年我们若干个城市准备在金融领域对外国开放，从事外汇业务。但外国人不满足于外汇业务，如果人民币业务对他们开放的话，国家银行很可能被他们冲垮。我们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是控制信贷规模，如果这样的话信贷规模就无法控制了。
引进和利用外资的五点建议
当前引进外资的外部条件比较好，外商投资也比较多，但是有很多难题。现在国外资金投向有一些变化，如基金投资，它不参与管理，不承担风险，只要回报率。当前真的假的资金很多，境外以为我们需要资金量很大，但我们的许多金融机构真正对外汇业务作出担保的非常少。在引进外资时，凡是方向正确，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壮大的，往往谈判非常困难，没有三五年谈不下来。在引进外资中，引进技术最重要，但引进技术又最难。看上去资金引进量很大，实际上效益不怎么样，外汇还得还人家，自己亏空，所以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难度很大。
在对策方面有几点想法：
1.应选好产品的方向。现在在产品方向上有两个倾向：一是政府主管部门特别是国家计委话越说越粗，不具体，因此在落实时还得靠人家拍脑袋。二是具体选择时越来越分散，很多地方甚至县级的考察团到国外去考察都带了产品样品、图纸回来，拍板上马。这两方面造成了脱节，市场特别乱。因此，在产品结构上要做仔细一点的工作，至少可以用剔除法，剔掉那些可以不搞的。
2.企业的组织结构要进行调整。引进了外资，技术要进行消化。靠谁消化？国外公司有庞大的设计开发部门，我们的组织结构历来是分家结构，大的研究设计院在主要的工业部委，工厂里的研究设计部门很小，靠它消化做不到。所以我觉得靠一个大型的企业集团来组织可能会好一些。
3.注意区域的布局。特区区域型应当改为行业型，但一定要事先定点布局。谁来搞可以自由竞争，但在哪里搞事先要有数，要不然哪里都可以搞。将来的发展趋势是地区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但又要防止遍地开花，所以在区域布局上应有所规划。
4.探索新的组织形式。大家都在讲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被牵着鼻子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不去做了，二是你牵着它。怎么来控制对方又发挥它的积极性，在组织方式上要有新思路，探索新的路子。比如广深高速公路有许多可取之处。道路建成后，整个路政管理包括收费、财务的大权我们没有放，而且做到基本不盈利。再比如发电，过去认为电厂不能控制在外国人手里，现在有一种模式可以考虑：电厂由外商独资来建，电网控制在我们手里。如果没有好的思路，让他们投资基础设施难度很大。另外，我们需要培养一大批能经营能从事经济斗争的干部，到第一线去，要不然那些大公司大集团，实力雄厚经验丰富，我们很难对付。
5.不应对引进外资盲目优惠。我们应当在财税政策上作些调整，让大规模的技术真正先进的企业活起来。对于国有企业在引进外资方面要有些特殊的政策，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往往待遇差。比如上海机床厂使用世界银行贷款，一个车间就花了8 亿，也引进技术管理，但它不算外资，跟合资企业待遇不一样，不享受三资企业的优惠。
对利用外资的若干新建议
迄今学术界和舆论界对于利用外资有一些含混不清、甚至错误的看法，例如外资无威胁论（即“不造成对国有制的冲击”），彻底开放市场、无需规定国产比重的自由贸易论，“外资嫁接国有企业”论，从西方学者和跨国公司那里搬来的“以市场换技术”论。这些论点都已进入政策建议中，而且广为传播，有的甚至被不同层次的决策领导人接受。这些论点是否正确，有待于澄清。
1.利用外资不是多多益善，而是要有适度规模，重视质量
当前要明确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目标，以便心中有数，未雨绸缪。这一规模既包括总体规模，也包括各个行业的规模。1994年外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19%。若以1993年和1994年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计算，到2000年时，其数额至少达2000亿美元，将占国内总产值更大比重。美国是世界上吸纳外资最多的国家，但这一比重很低，南韩和台湾省这一比例也很低。高比重意味着外资也将占领较大市场。
外资规模应当多大？我提出三条界限：一最大规模不致威胁民族工业的独立性；二最大规模不致威胁公有经济在作用上和数量上的优势，不能威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三外资的发展速度应与我国国力相适应。外资进入便需配套资金，仅1994年，我国外汇占款便高达2000多亿人民币（这一数额也包括出口创汇占款），这还不包括我方为配合外资而直接投入的人民币款项。所以吸收外资过猛有可能推动投资膨胀，并触发高通货膨胀率。当前我国大量外汇占款是我国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今后应继续鼓励资本技术密集型外资进入，对低档次外资应引导其投入中西部，在沿海地区应当紧缩。具体办法有二：一是对新进入沿海地区者取消一切税收优惠；二是其产品100%出口，二者缺一不可。
2.当前外资已在我国部分行业出现垄断苗头，应警惕其进一步扩大
目前似乎有一种倾向，即只重视大力引进外资，多多益善，而不重视外资的消极影响。结果，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我国若干行业中如橡胶、轮胎、啤酒、造纸、洗涤用品、医药、饮料已出现外资垄断苗头。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外商收购时普遍要求控股，地方政府引资心切，屈服于外商压力，外商便压价收购，形成控股局面。外资收购国有骨干企业正是在“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外资嫁接国有企业”的口号下进行的。外商在某些行业中的垄断不是危言耸听，外资对国有企业无威胁论可以休矣！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垄断苗头尚在扩大，我国若不采取得力措施，许多重要行业可能继续出现外资控股的局面。
根据发展中国家经验，外资控股企业，其产品大部分或全部应当外销，这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而我国上述行业中的外资控股企业产品主要在国内销售，这是不应当容忍的。
本文建议：1.接受外资时不要忘记我国是社会主义大国。要制止乱拍卖行为，尤其要制止把盈利好的企业拍卖给外商的行为。2.对国家支柱产业，原则上不允许外商控股，对非支柱产业，可有选择地允许外商控股，但其产品必须以外销为主。3.修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有关内容。该法仅规定外商股权必须在25%以上，上限不受限制，也没规定当外商持有多数股时，企业产品必须以外销为主，仅规定外商自负外汇平衡责任。根据我国改革进程，2000年前，我国将使人民币变为可兑换货币，因此，外商控股企业即使不出口，也可以兑换外汇，取得外汇收支平衡，届时外商控股企业便可完全内销其产品，这将造成挤占我国市场的严重后果。我国外资独资企业法规定，其产品必须全部或大部外销。这一规定与合资企业经营法不对称，不衔接，也就是对合资企业敞口过大。外商99%的控股企业仍可以将其产品主要或全部销售到国内。4.推广彩电、冰箱、洗衣机行业经验。在这些行业中，我国只引进技术和设备，不与外商合营，或有小量合营（如彩色显像管）。结果我国国有企业不仅占领国内市场，而且产品远销国外。我们也可借鉴南韩汽车工业经验。长期以来南韩引进外国技术，独立发展汽车生产，为了更有力地竞争，仅与外商进行很有限的合营。
3.辩证处理政策驱动与市场驱动
靠政策优惠，还是靠市场吸引外资，这个问题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取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资根本没有政策优惠，资本来去自由，外资与本国企业一样，享受国民待遇。美国学者弗里德曼说：“依赖对外资企业实行特殊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则没有好处。优惠这一概念的另一方面便是歧视，怎么可能靠歧视本国企业把本国企业发展上去呢？”跨国公司中心在其1991年《最新研究报告》一文中称，“从总体上看，投资鼓励措施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促使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该项调研报告概括了1977—1987年46个国家的情况（其中包括20个发达国家，26个发展中国家）后强调了巨大市场和丰裕资源禀赋的重要性。确实，跨国公司投资中最关注的是巨大市场，而不是政策优惠。当然，如果我国废弃优惠，至少相当一部分港澳台资便会流出，所以我国从政策驱动转向完全的市场驱动还需一个过程。
目前外资纷至沓来，大量流入中国，主要原因也是外商看好中国潜在大市场。然而我国又不能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对外资完全敞开市场，“以市场换技术”是跨国公司的口号。跨国公司带来技术，同时要求东道国完全开放市场。我们的方针是，我们必须让出一部分市场，付出一些代价，但不可以完全开放市场。所谓取消出口比例要求和国产比例要求的自由贸易论不仅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符合外部世界实况。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
所以，我们的适当措施应当是有选择的政策优惠与适度市场开放相结合。借鉴发展中国家经验，适度市场主要靠外资的进入限制来解决，即规定外资的股权比重，并把这一比重与外销成比例地结合起来。外资股权比重越高，产品外销比重就越高。
4.在引进外资时，应多为国有企业着想
既然国有企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改革的重点是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我们在引进外资时，当然要为国有企业多着想点。比较起来，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是大局，而引进外资是小局。
先进的外国企业必然与落后的民族企业产生矛盾。中国、外国概莫例外。西班牙加入欧共体后，民族制造业便一蹶不振。无可讳言，外资已经是我国国有企业生存和竞争的强大对手。这当然不是说，为了保护国有企业而无需引进外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利用外资而不使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倒闭的方法和措施。
外资嫁接论不可取，外资嫁接不应当是改造国有企业的一般模式，因为这不仅大规模改变所有制性质，而且外资把大量富余人员、破旧设备和企业债务留给中国政府，其后果也是严重的。同理，这也不是说，国有企业完全不要与外资合营。
以下再提出一些补充看法和措施。
国有独资企业和竞争性强的国有企业应着重利用国际贷款，更新设备，提高技术档次，积极参与对外资的竞争。
具有一般性竞争能力的国有企业，可实行跨地区联合和兼并，实行国有资产重组，增强竞争实力。
同行业内的大企业要避免重复合营。目前同行业内只要有一家合营，其它大厂就怕在竞争中失败，也纷纷与外资合营，这是合营的连锁反应，颇像西方国家的寡头竞争。如果听任这种连锁反应发展下去，我国大型企业便会统统变成合营企业。目前我国汽车、叉车行业便是这种状况。对于三大叉车厂的合营，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另一种途径。我国三大叉车厂应首先联合成一个叉车集团，并将其它100 多家小叉车厂兼并过来，让它们生产零部件，之后，该集团有两个发展方向：其一，不与外资合营，因为它们都已经引进了先进生产技术，可以自我发展壮大；其二，即使合营，也可一致对外，使外资处于少数股地位，并且只与一家外商合营。这样不仅叉车生产不会过剩，而且合营也挤不垮众多中小叉车厂。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国家的统筹安排是不行的。
大厂联合对外合营还可以防止外商造成行业垄断，使外商只能控制少数股权。
应防范小厂与外商合营，打败我国大厂的事件发生。如果出现类似合营，国家有必要进行干预，在合营浪潮中，我们必须保护我国的拳头产品。
5.加强利用外资的计划性
目前我国利用外资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如低档次外资涌入，地方各自为政，仅从局部利益考虑，忽视全局利益，合营者互相掣肘、攀比，各地竞相优惠，中央缺乏远景规划等等。
利用外资决不仅仅局限于外资本身，也决不仅仅是外资本身的质量和效益问题，而是涉及民族工业的独立性、国有企业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发展战略、投资规模、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税收、外汇、外商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等等问题。我国单个企业或地方当局是不能解决好这些全局性问题的。因此，国家需要加强利用外资的计划性，国家需要整体规划，干预某些有损全局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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