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型塑执政形象的 实践进路与优化策略 *
胡庆亮 何 旗
[摘 要]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任何政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必须型塑并保持良好形象。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挑战，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使党的执政形象稳步提升。强化党的自身建设，夯实良好执政形象的存在基础；增厚执政绩效，拓展良好执政形象的成长空间；创新传播方略，促进良好执政形象的公众认同。新时代党在型塑执政形象方面仍需加强自我治理，重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强调公平正义；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注重互联网条件下的政治社会化。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
形象是主体与客体之间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属性。首先，形象是客体通过一定方式和渠道接受某种信息后，经过加工而形成的对于主体的总体印象。假如没有客体的认知和判断就谈不上形象，故而形象是主观的。就此而言，党的执政形象是公众基于党在执政期间的性状特征、行为方式、执政绩效、精神风貌等形成的对党的整体印象。其次，任何形象都不会凭空产生，必须依附于一定的主体。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的反映和认知，所以形象又是客观的。就此而言，党的执政形象是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对自身的理想信念、作风纪律、能力素质等的整体呈现。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型塑执政形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形象问题不仅是近几年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也是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其内容宽泛，涵盖了党政、媒体、司法、社会组织等各领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深度研讨和高度重视正是危机的体现。在信仰危机已成事实的背景下，信任不高、信心不足、信念不牢等问题日益凸显，给执政党带来严峻考验。“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P20)，所以“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2]。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党形象处于关键位置，它决定着公众对国家权力体系及相关组织机构的基本态度和总体评价。而循此认知和逻辑展开思考，党的执政形象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诸多形象研究中的“元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形象建设，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一直致力于打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形象，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党的形象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我国逐渐从普惠时代转向利益分割时代，从单纯强调经济发展时代转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代，从被动开放时代转向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时代。其间，“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3]，各种矛盾纠纷也层出不穷，并呈现复杂性、多样性、长期性的特点。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执政形象。毋庸讳言，在十八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我国经济社会有了长足进步，但党的执政形象整体上并未同步提升，最典型的莫过于公众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不信任。对此，习近平提到“塔西佗陷阱”，即当公权力失去公众信任时无论其言行如何都将被社会予以负面评价，指出 “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4](P32-33)。而公众对党的信任度，正是考核和评价党的执政形象的重要指征。
事实上，执政形象如同显示器，反映了某一时期党和民众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众对党的认同状况，不仅影响党的自身发展，而且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同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肩负着实施“两步走”发展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使命，如何塑造执政形象还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国梦的实现。“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5](P92)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型塑执政形象的实践进路
由于形象的主体和客体各具特点且处在特定环境中，所以影响形象的因素很多，梳理后基本可以概括为主体、客体、环境及其相互关系。这种概括有助于确立分析执政形象的理论框架，并定标主要变量，即执政党、社会公众、执政绩效。其中，执政党是形象主体，社会公众是形象客体，执政绩效则是关联执政党与社会公众的重要中介。此三者各自独立又互有重叠，分别变化又彼此牵扯，表现为比较复杂的关系。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挑战，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政党形象建设的理论方法多管齐下，开展了一系列新探索、新实践，使党的执政形象稳步提升。
目前国内外对路堑边坡风险评估主要研究集中在定性或半定量阶段，特别是灾害后果研究中承灾体的易损性、承灾体时空概率等很难做到完全定量风险评估。随着路堑边坡复杂程度的发展以及风险评估的普及，路堑边坡定量风险评估势必得到全面的发展于应用。
(一)强化党的自身建设，夯实良好执政形象的存在基础
“打铁还需自身硬”，良好的执政形象离不开党的自身建设，这既是基础也是保障。“从事实关系来看，政党形象的优劣根本上取决于政党的自身表现”[6]。换言之，执政党的素质、能力在其型塑形象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为此，我们党立足党内实际，固本培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7](P4-5)
第一，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腐败作为一种令人深恶痛绝的社会现象为害甚巨，尤其当它从组织内部蔓延到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后，不仅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而且损害公共利益，加剧社会矛盾，玷污党的形象。有鉴于此，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反复强调反腐倡廉的重要性，持续彰显从严治腐的决心和毅力。习近平指出：“公道正派才能出清风正气，廉洁自律才能塑良好形象”[8]，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9]。我们党通过整体设计规划，着眼反腐实效，致力于反腐教育、预防、监督、惩治的一体化、制度化，并及时细化和落实。例如，加强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管，真抓实干治理“裸官”；稳步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全国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集中填报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加强国际合作，通过机构联动、资源整合、行动协调，打造包括外交、金融、纪检、司法等机构在内的追赃追逃的“猎人联盟”[10]。从2014年APEC部长级会议通过《北京反腐宣言》到G20峰会核准支持《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再到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落户北京，中国不断提升在全球腐败治理和国际法治过程中的参与度、话语权和责任感[11]，逐步搭建起内外互联、协作互助的反腐网络体系。在一系列强力举措重击下，反腐倡廉取得阶段性成果。数据显示，在十八大之后到十九大之前的五年间，全国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基层党员干部27.8万人[12]，官员腐败得到了有效遏制；一大批涉案外逃人员陆续缉捕归案或畏罪投案。根据2017年人民论坛课题组对全国范围内389000份有效问卷的统计，85.7%的人对反腐工作表示满意，并认为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是新形势下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要求[13]。
第二，加强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14]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作风建设一直为党所重视。然而，近些年在部分党员干部中屡屡出现脱离实际、弄虚作假、劳民伤财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情感的事件，对党的形象造成极大破坏。为克服这些弊病，重塑党的权威，中央从两个层面做了工作部署。首先，抓住党内“少数关键”，自上而下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通过出台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党群关系；发起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连续开展专题性党内教育，让党员干部不断“回炉锤炼”，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同时要求，在深化改革方面，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亲力亲为，扑下身子抓落实；在从严治党方面，党的高级干部要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表率，经常同党中央对表，校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在脱贫攻坚方面，党政一把手要当好扶贫开发工作第一责任人。不仅如此，对有能不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违反党规政纪的干部，严查严办，绝不姑息怠慢。其次，擦亮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底色，加强普通党员的日常管理。作为党的细胞，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是党的代言人，每一名党员都是党的直接代表，党的形象如何，群众往往会依据某个具体党员的具体言行加以评价。党深知个中道理，通过开展“两学一做”、规范“三会一课”等，建立健全教育管理机制，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通过努力，全党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更深认识，抓作风、转作风的自觉性普遍增强；各级党委(工委)不断开拓新思路，对新形势下抓好作风建设更加主动、更有信心。据财政部统计，从2012年到2018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下降明显，以实际行动兑现了“三公”经费预算总规模只减不增的承诺。这也间接反映出作风建设的成效，对改善党的执政形象大有裨益。
文化方面，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初步建成了包括国家、省、地市、县、乡、村和城市社区在内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大为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活力不断提高[19]。同时，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心构筑共识平台。在中央主推下，从政界到学界、从现实社会到网络空间，全国各地掀起学习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热潮。此外，意识形态和思想宣传工作也被放到更加显要的位置：“中国梦”成为整合社会意识、凝聚社会共识的崭新载体；历史记忆和政治仪式(如纪念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对政党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价值备受重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先后出台用以指导和规范相关工作。
(二)增厚执政绩效，拓展良好执政形象的成长空间
第四，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和全媒体建设，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自2014年中央提出融合发展战略以来，各大主流媒体从产品融合到渠道融合、从平台融合到生态融合，不断向“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目标迈进。例如，人民日报社“软硬兼施”，一方面不断提升信息生产和传播技术，另一方面构建融通网上网下的机制，力求突破“覆盖多影响小、有爆款无用户”的瓶颈。同时，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让价值观成为决定性引领。此外，党还通过各级党报和政府媒体，呼吁理性客观思考，防止极化言论和社会谣言对党的形象造成重大伤害。
2.3.3措施组成由植物跌水、土柳谷坊、沟底植物水道、沟坡沟岸防护林组成。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沟道稳固和植被封育有机结合，适当对沟道进行整形以利于植物措施实施，就近选取适宜植物种类及苗木。
政治方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善司法权运行机制，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渠道，试点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等，并甄别和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加快人大监督制度、中央巡视制度的实效性改革，深入开展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并推动协商民主向广泛、多层、制度化方向发展。
第三，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促进党建科学化和规范化。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15](P110)，“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14]。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不仅有利于增强党员守纪律讲规矩的意识和自觉性，约束党员行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也为擦亮、维护和改善党员形象提供了纪律支撑和制度保障。2013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出台，使党有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和备案程序规定，对推进党建的法制化、程序化具有特殊意义。其后，一系列加强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的规范文件陆续发布，使法规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作用得到更好发挥。其中，《中共中央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意味着自1978年以来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有300件被废止和宣布失效；《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指明了今后几年里党建制度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16]；《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彰显了党加强队伍建设的决心；《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则是对依法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持。这些从不同方面构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法规体系，扎紧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从制度上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勾画出一个党组织和党员应有的具象，展示了党依法从严治党的信心和行动，树立了党不惧困难、坚持改革、从我做起的执政形象。
第三，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央视一套黄金剧场接连推出多部主旋律“正剧”，如《湄公河大案》《毛泽东》《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不仅在收视率上位居全国同时段第一，还引发了一系列轰动性的话题效应，大型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也广受好评。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组织创作的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更是备受瞩目，成为近年来少有的现象级作品。
生态方面，将良好环境视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0]。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利用限产、限行、限排等临时性、阶段性措施，在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核安全等多个方面展开行动，努力建设“美丽中国”。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被誉为“史上最严”；“公益诉讼”“按日计罚”“查封扣押”等手段成为打击环境违法者的有力武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气十条”)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先后发布，为打赢治污攻坚战提供制度保障和物质条件。这些关乎千家万户日常生计的事项，正是公众对党执政绩效最真的体验和最好的检验。执政绩效的不断提升，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日益改善，不同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公众对美好生活的总体需求，对优化党的执政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创新传播方略，促进良好执政形象的公众认同
形象作为一个概念，只是一种基于语言符号的静态描述。具体到实践中，从主体到客体、从成形到定型，它其实是一个连续传播的动态过程，即在主体(信源)本质不变的情况下，关于形象的信息被编辑(编码)并通过信道被传播，客体通过接收和识别(解码)，生成形象。从整个过程看，形象信息几乎不可能实现多信道无障碍传播，其间必定会掺入一些与本质不相一致的干扰(噪音)，出现放大、缩小甚至变形的情况。尤其在互联网勃兴的背景下，以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形象解构”功效明显，使得各种负面报道迅速传播并呈几何级数放大，客观上加重了“群体极化”现象的蔓延，极易歪曲人们对政党形象的真实认知和全面审视[21]。归根到底，就在于执政形象的优劣好坏最终需要通过公众评价即社会的认知和判断才能显示出来。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曾用一个比喻——正如戴手表常是一个人倾向于现代世界的第一个戏剧性象征，使用一架收音机很可能是他真正参与这个世界的开始[22](P140)——来强调大众传媒在个人获得现代性中的作用。这也完全适用于政党形象的型塑。
经济方面，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为主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加快产业升级转型、培育消费热点、发展新兴服务业、完善金融监管、加强民生保障；通过利率市场化、减负减税、央企改革、废除IPO审批制、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等一系列措施，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通过援企稳岗、就业帮扶等，促进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并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困难人群的精准帮扶力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4.4万亿元，提前4年实现了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
当前，不同媒体之间的差异正日趋明显。其中，官方媒体站位高、权威性强，但工具性突出且不够接地气；非官方媒体则两极分化，要么思想充实但批判过度，要么情感太盛而过于感性。于是，党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整和改进。
Dormi是属于家居装修类区域性电商，创始人是几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生。创业起点是以互联网为介质的传播背景下，部分学生对宿舍进行装修改造，形成集美观实用于一体的私人空间，同时将改造方案发布在网上，为有此意向的学生提供建议与经验。由此，Dormi创始人发现了潜在商机，建立起专门针对大学生宿舍改造的电商项目。
第二，塑造领导人的亲民形象，拉近党政高层与社会公众的距离。习近平到庆丰包子铺就餐被传为佳话；他和夫人彭丽媛被网友亲切地称为习大大、彭麻麻；中央领导人的漫画形象在网上广为传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接见草根作家代表等，这些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社会方面，以民生建设为重点，将执政绩效下沉到公众日常生活，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工作重心放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对住房、教育、收入、就业、社会保障、医疗等民生热点给予实际而有效的回应，努力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例如，实施乡村振兴、土地确权、精准扶贫、“厕所革命”等一系列农村配套改革；加大共有产权房的供应量，推动实施“租售同权”，探索城市住房市场改革的新思路。
第一，转变传播理念，优化报道模式，回归新闻本身。具体体现为：更加注重从受众视角观察和思考问题；突破传统的三段式报道模式，凸显头版头条内容的多样性，将关注的焦点扩展到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强调语言的平实生动，更近民生，更有生活气息；加强新闻的内在逻辑性，持之有据，言之有理；讲究沟通的技巧性，不仅敢于说话而且善于对话。例如，《人民日报》全流程、全领域、全平台创新传播,通过形式创新提升表现力、技术创新强化引导力、平台创新扩大影响力、机制创新助推创造力。中央电视台创新建立“重大宣传报道一体化统筹”方式，贯穿中国道路、中国梦等主题主线，贯通内容、频道、台网平台和时间节点，聚焦重点、打造亮点；创新电视画面语言表达方式，实施“新闻节目素材更新共享工程”，按不同季节，区分南北区域，集中拍摄、制作、编排了一批有创意、有张力的镜头画面素材；创新节目编排模式，新闻联播以“导语+正文+本台评论”的方式，推出《治国理政新实践》《大国工匠》等报道，彰显央视舆论引导力[23]。
执政绩效是指执政党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符合其内在规律的实际效果[17]。它是政党执政能力最直接外在的表现，是执政党能否获得执政合法性的主要依据[18]，对执政形象的形成、发展、评价等具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执政绩效越好，则执政形象越优，执政基础越牢。在国家起步和发展阶段，执政绩效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国民生产总值是最重要的考量指标。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执政绩效不断突破狭隘的经济范畴，被赋予更多更具普遍性的价值要求：经济上更注重公平，政治上更追求自由，文化上更趋向多样，社会上更关注正义，生态上更强调自然。这既是国内公众的现实心声，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景。执政党必须正视和顺应时代变迁，全面提升执政绩效。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型塑执政形象的优化策略
(一)以党内治理为内环，以国家治理为中环，以全球治理为外环，建立三环并进的政党形象联塑体系
执政党能够型塑怎样的政党形象，终究仰赖其素质和能力。诚然，在过去若干年里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但诸如腐败现象蔓延、局部政治生态恶化等问题日渐凸显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基础性部分就是讲党内治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党型塑执政形象的着眼点和立足点。然而时移世易，政党形象的生成机理和评价机制已今非昔比。因此，党的执政形象建设必须跳出传统的旧模式，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审视和把握，从全球治理的趋势来观察和调整。首先，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大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方面可以树立执政党不断改革的形象，满足公众求新图变的要求；另一方面能够把社会力量纳入既有制度和组织框架，加强对社会的监测管理和教育引导，从而更好地把握政党形象的动态变化。其次，推动全球治理，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从三个维度开展实践。(1)增加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以“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等为主要依托，以人民币加入SDR为重要手段，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本保障；(2)促进全球公共政策优化，提倡和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促进现有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为贸易、投资和金融发展建立新规则、开辟新路径；(3)推动全球公共伦理建设，用“中国梦”聚合不同国家的利益和理想，用总体安全观拓展外交新空间，用“国家自主贡献”取代被动承诺。目前，不同层面的治理正在有序推进，但尚缺乏有效的体制机制来促成和保障三种治理实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例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拓展了国家成长空间，但并没有给党的执政形象带来更多加分；推进全球治理的努力获得了广泛赞誉，但国际社会对中国“锐实力”的批判并没有停歇。因此，党内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三者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仍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厘清、在实践中证明。另外，必须重新定位和发挥不同治理的功能和作用，通过“光环效应”“移情效应”，将公众基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延伸并聚拢到执政党，起到爱屋及乌的效用。
基于功能语言学对于语言的概念、人际和组篇三大元功能的分析，Kress & van Leeuwen将这些功能拓展到视觉图像的领域，并构建了相应的图像语法体系。 本节运用该理论对漫画1和漫画2进行重点阐释。
城寨倮族大部分青年人外出打工，造成近年城寨留守儿童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城寨地区外出打工人数众多，村中基本上是老人和小孩，造成留守学生人数增多。大多数“留守儿童”都是由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抚养。由于老人的精力已经无法承担起日常教育孩子的重任。一边要耕种农田、一边要忙于家务，六十多岁的老人还能有多大精力照管孩子的学习呢？大多数老人的心态是：我只能管个孩子吃饱穿暖，剩下的就顾不上了。限于各种因素，老人对孩子的学习不够重视。老人们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又长期生活在乡村，因为认识的限制，他们已经无法真正理解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
(二)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同时，更加强调公平正义
政党的执政绩效特别是良好的经济发展成果，是其执政合法性最可靠的来源，也是良好执政形象确立的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2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的期望值也在不断上升并逐渐超过经济增长的实际速度，而且这种上升的期望值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当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当然，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中，实现这种要求的紧迫性或许并不十分明显；但如果经济下降，人们的期望受挫，那么在人们想得到和能得到之间就会突然出现大的缺口，期望与收益比变得无法弥合，从而产生一种由“不断增加的受挫感所引起的革命”[25](P320-321)。不仅如此，由于滞后性的特点，绩效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能明显地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把其绩效作为执政合法性来源的做法不仅变得不再名正言顺，而且连带着其他方面(如程序合法、制度正义)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挑战。譬如，中央已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完善了职工和城乡居民制度转移接续的工作流程和政策衔接；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基本建立，全民医保体系基本形成；户籍制度改革获得突破，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为农业人口落户城镇开辟了初步通道等，这些举措从制度上、政策上消除了影响劳动力和人口合理流动的障碍，缩小了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制度平等和管理资源共享。但是，这仍然只是物质利益分配上的公平正义，与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上的公平正义仍有一定差距。正如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26](P3)因此，促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就成为新时代执政党必须要面对和承担的重大任务。
在确定计划安全成本投入时，项目经理应召集项目总工、项目副经理(生产经理)、安全部门、质量部门、工程部门、技术部门、物资部门、预算部门负责人及相关部室工作人员召开专门会议，参照以往工程项目经验并结合本项目进行实际讨论，编制安全投入计划，使之与计划安全保障水平相匹配。施工时，实际安全成本以实际支出为准，项目安全管理人员与预算人员要做好交接，注意保存原始凭证和单据，并以此为依据计算安全成本实际支出费用，认真填写项目施工安全成本组成明细表，存档备查。项目经理部可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确定安全成本。
(三)紧抓意识形态建设，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同时，以互联网思维大力推进政治社会化
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不断推进政治社会化进程，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获得良好执政形象的基本条件。不可否认，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形势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新媒体的勃兴，已将我们带入一个全新世界。它一举打破了“沉默的螺旋”，使公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主动参与意识空前强烈，并以各种形式和方式展示于日常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互联网的崛起是当代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无论对政治领导人还是对相关参与者，都可谓百年不遇。互联网的技术结构决定了它内在的精神，即平等、多元和去中心化。它注重以人为本和用户体验，强调的是换位思考。这不仅是一种工作要求，更是一种政治素养，既要讲“政治正确”，又要看实际效果[27]。由此，意识形态工作也将面临更多带有不确定性的难解之题。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习惯从自己的视角看待问题，甚至由惯性形成了定势。而互联网时代的核心价值，一是“用户贡献价值”，二是“社群联合效应”，前者是内容生产方式的全新革命，后者是系统组织的重新建构[28]。古人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说的是为政者要多从百姓角度感受困难、考虑问题——这也正是互联网思维的真正体现，也是对政党形象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关键要素。因此，党在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不断加强社会范围内的宣传教育的同时，更应“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大力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事实上，现代政治的真正问题，是如何让公众认识和接受某种政治信息。而政治信息从生产者到终端公众不断流转的过程，既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政治文化的形成、维持、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每一个社会成员对有关政治系统的认同、依附、认识、态度、概念、信仰、支持和参与，主要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必须紧紧依托政治社会化，“积极发展各种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新闻信息服务，实现新闻传播的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展，推动党的声音直接进入各类用户终端，努力占领新的舆论场。”[29]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群众工作的艺术性，加快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使执政党的主张和思想顺利地为公众所认识、接收和接受。如此这般，方能确保党在型塑执政形象方面具有强大的引领力和弹性空间。
通过对分数概念演变过程的梳理与分析，可知分数概念的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一明一暗两条发展脉络.明线，是指通过四种途径产生的分数定义的顺次发生：“部分/整体”→“测量”→“除法”→“集合论”；暗线，是指人们对数系扩充的认识：整数系→有理数系,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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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Approaches and Optimal Strategies for the CPC to Shape the Ruling Image in the New Era
Hu Qingliang, He Qi
Abstract :In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ruling parties must shape and maintain a good image in order to achieve long-term governanc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CPC has taken a series of powerful measures to steadily enhance the ruling image of the party in the face of new situations and challenges. Firstly, it consolidates the existing foundation of a good image of governance by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self-construction; secondly, it expands the growth space of a good image of governance by increasing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ance; and thirdly, it improves the public recognition of a good image of governance by creating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the party still needs to optimize the image of governance, that is, while strengthening self-governance, i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governance; while maintain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fairness and justice; while improving ideological work, i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internet.
Key words :new era,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uling image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410X( 2019) 06- 0017- 08
DOI: 10.16029/j.cnki.1008-410X.2019.06.003
收稿日期： 2019- 04- 06
作者简介： 胡庆亮(1978-)，男，山东安丘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佛山 528000；何 旗(1986-)，男，湖北黄冈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广东广州 51063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构建与传播研究”(批准号18YJC710020)和广州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构建与传播研究”(批准号2017GZGJ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陈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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