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人的素质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于人论文,素质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50年代以来，无论对于党的干部、知识分子还是广大劳动群众，邓小平总是主张人们应注重思想道德修养，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并采取得力措施把他的主张运用于实际，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一）劳动者的素质是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人民群众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及治理社会的能力。人是生产力的主体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整体素质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社会的发展程度。当历史的车轮转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化的产业活动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全面提高我国劳动者的素质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邓小平早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时代不同，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掌握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都大不相同。他说：“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88页）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是，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还比较低。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指出，全党、全社会要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要大办教育，培养人才，以知识分子为龙头，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面对国际上激烈的人才竞争和国内急需各级各类人才的现实，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眼光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邓小平文选》第3卷，120页）劳动者的素质、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从哪里来呢？邓小平认为，基础在教育。早在1977年8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邓小平文选》第2卷，48页）“就今天的现状来说，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同上书，49～50页）他要求全党务必把教育摆在发展战略的地位，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邓小平文选》第3卷，121页）。他严肃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同上）邓小平的这些科学论述，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实际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换句话说，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挥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同志不仅从总的策略上高度重视教育，而且对许多具体工作也作了建树性的指示。比如，他提出了教育要实现“三个面向”的方针，他提出教育要从中小学抓起，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关心教师的生活、培养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等等。
（三）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 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社会主义在重视物质文明的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和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邓小平文选》第3卷，28页）1985年邓小平再次指出：“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同上书，110页）这四条是一个有机整体，而每一条又有其具体的层次和内容。有理想，就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目前就是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理想而奋斗；有纪律，就是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觉遵纪守法，依法按纪行事；有道德，就是用具有时代精神的道德原则来规范人们的言行，现阶段特别强调的是培养社会主义社会所要求的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提倡互爱精神；有文化，就是要大力发展教育，发展科学技术，人人要学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科学知识，掌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本领。其中，邓小平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这两条，他认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同上书，111页）。邓小平关于“四有”新人的论述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发挥知识分子的“龙头”作用
（一）要把“老九”提到“第一”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把知识分子放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称为“臭老九”，大肆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许多专家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白专”典型。“四人帮”一伙的种种丑恶行径极大地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1977年邓小平同志刚刚复出就指出要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他说：“‘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邓小平文选》第2卷，51页）1988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列举了知识分子在原子弹、氢弹、卫星、空间技术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之后，严肃指出要解决好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使他们感到有希望。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邓小平文选》第3卷，275页）。他一贯强调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努力改善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活待遇。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许多场合多次提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邓小平文选》第2卷，40页）他还特别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同上书，41页）邓小平多次指出，国力的强弱取决于人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是人才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3月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革命事业需要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科学事业同样需要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我们工人阶级的杰出人才，是来自人民的，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才能不断涌现出杰出人才。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同上书，96页）事实表明，邓小平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具有转折性的重大意义，广大知识分子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三）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 关于知识分子的管理与使用，邓小平有如下思想要点：1.对知识分子要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所谓政治上信任就是相信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的一部分，尊重他们的劳动、他们的人格；所谓工作上放手，就是不能外行领导内行，要使知识分子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的业务领导工作，应当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专家，担负了行政职务，党委就应当支持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他们同样也是党和国家的干部，决不应该见外。党委该了解和检查他们的工作，但不能包办代替。”（同上书，98页）1977年8月8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说：“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这个意见是好的。”（同上书，50～51页）邓小平还指出，合理使用和安排知识分子，必须改革一切不适应专业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陈规陋习，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各专业的杰出人才，使各专业的业务尖子能脱颖而出。
2.大胆使用知识分子。所谓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就是指大胆提拔德才兼备又具有管理经验的知识分子当领导干部，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干部队伍。拨乱反正之后，邓小平总结我国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从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定的知识结构和专业层次等要求出发，提出了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标准。这个标准要求，干部队伍既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又不能是空头政治家，不能是外行，必须精通专业技术知识和具备一定的管理经验。他说：“目前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干部太多，而是不对路，懂得各行各业的专业的人太少。办法就是学。……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专业知识，又不认真学习，尽管你抱了很大的热心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做不出应有的贡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还起相反的作用。”（同上书，263～264页）邓小平的这段论述可谓有胆有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具有创造性的意义。
3.给知识分子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生活待遇。拨乱反正之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党中央下了大力气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要的工作条件，包括让知识分子最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保证他们有较多的时间用在业务上；适当的生活待遇，指我国知识分子的待遇普遍偏低，应该逐步有所提高，尤其要注意提高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解决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师的待遇问题。早在1954年邓小平就曾指出：“关于教师待遇问题。现在要普遍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是很困难的，但是真正有本领的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医生，以及其他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工资待遇，应该提高。”（《邓小平文选》第1卷，210页）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多次强调，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外，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要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包括知识分子骨干中的两地分居问题，对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给予物质奖励，等等。他明确指出，“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56页）。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体现了他一贯求真务实的精神，也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长远眼光。
三、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一）干部“四化”标准 对领导干部的选拔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德才兼备。1980年12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同上书，361页）邓小平还多次强调干部四化标准并作了具体阐释。关于革命化，也就是指干部的“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同上书，326页）。另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年轻化是指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要合理，要加大精力充沛的年轻干部在干部队伍中的比例，以便使整个领导机构充满活力。他说，“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同上书，323页）。知识化、专业化是对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文化、业务水平的基本要求。他不止一次地呼吁，领导干部要懂业务，不能外行领导内行。邓小平认为干部四化标准是相互联系的，其中领导干部的真才实学不容忽视，否则就会成为空头政治家，但革命化是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会迷失方向。因此，他强调配班子时，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作风正派、实事求是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懂业务、能办事的人。对于那些“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同上书，148页）。
（二）严格管理，大胆使用 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从哪儿来？邓小平认为，关键在于认真培养、严格管理、大胆使用。他早在1956年9月《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适应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工作，帮助他们同老干部建立团结一致、互相学习的同志关系。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邓小平文选》第1卷，251页）他还提倡领导干部要经常过党的生活，要加强相互交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指出：“为了保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地帮助同志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对于发展批评有决定的意义。”（同上书，240页）对于领导干部的培养，邓小平认为除了领导干部自身的修养、除了党内教育与同志间的批评外，还必须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提拔干部不能“坐直升飞机”，“发现一个好苗子，要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每个台阶可以快一点，比如搞个车把子再上来。这种培养方法好，是对干部真正的爱护。”（《邓小平文选》第2卷，36页）
6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要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他认为：“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把监察工作好好地加强起来，把干部的鉴定制度恢复起来，这样做极有好处。”（《邓小平文选》第1卷，331页）邓小平在那时就提出了干部要“能上能下”的思想，他说：“不是一级一级的总是上，要下，要能上能下。要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同上书，329页）邓小平还注重大胆使用干部。他的一贯观点是，只要是人才，就要大胆使用，使用人才的过程也是培养人才的过程。他说：“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17页）1991年8月他还在感叹：“人才难得！”他说：“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我们对使用人才的问题重视不够。我建议中央总结一下用人的问题，尊重人才，广开进贤之路。”（同上书，369页）
（三）干部制度带有根本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干部制度有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步步规范化、制度化，这与邓小平的倡导是分不开的。他在1980年8月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333页）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主张“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同上书，332页）。在他看来，如果不诉诸科学的干部制度、组织制度，如果不凭切实可行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国家机构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干部队伍的素质也无从得到根本改善。
邓小平同志关于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思想是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的。江泽民同志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曾多次指出，领导干部问题已成为我国的重大现实问题，我们要深化人事制度改革，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因为“人的素质高，能够廉洁自律，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人的素质低，即使法律和制度完善，也会有人以身试法，铤而走险”（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江泽民同志还指出，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因为“一个干部或党员蜕化变质，往往是从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开始的”。“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影响必然会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相结合，滋长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等消极现象，对人们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冲击，也会侵蚀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队伍，甚至毁掉一些意志薄弱者。面对这场新的考验，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提高警觉性，对消极的、腐朽的东西，做到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
总之，邓小平同志关于人的素质的论述是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连的。邓小平同志关于人的素质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的思想、关于健全干部制度的思想，在我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我们应该沿着他的足迹，在理论和实践中，力争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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