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辟蹊径的“韩学”力作
——周静博士专著《韩愈经学考》评介
马建红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上海201209）
在中国文学史上，韩愈无疑是一位重量级人物，然而他还是一位经学大师，一位唐宋经学变革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道统、崇孟和尚《大学》之思想皆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思想，这是当前“韩学”界少有的认识。周静博士的专著《韩愈经学考》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8年12月出版，该著进一步拓展了韩愈研究的领域，对韩愈在经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相对客观的评价，是“韩学”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鉴于此，笔者从选题、结构内容、研究方法、论点和参考文献等方面对该著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介。
（三） 内部控制理论。内部控制理论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要求在一定环境下，单位为了提高经营效率、充分有效地获得和使用各种资源，达到既定管理目标，从而在单位内部实施的各种制约和调节的组织、计划、程序和方法[3]。该理论的基础是对风险进行分析并管理，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并对风险对应的工作进行监督许可，及时评价控制的有效性，并修正授权标准。
首先，选题独辟蹊径，具有首倡之功。目前关于韩愈的研究呈现出内容的多元化，但关于韩愈的经学思想还是较少有人关注。该著作者认为：“他的文学，从根本上是成就于他的经学”，从而将韩愈的文学成就与他的经学进行了有机联系，更进一步阐释了对其经学思想进行研究的重要价值。该著的选题意义不仅在于学术价值方面，在我国大力提倡和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系统研究韩愈的经学思想，对于我们如何认识经典、传承经典，尤其是如何改造旧文化和创造新文化可以提供思路上的有力借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论文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合理。正文共十一章，第一章主要介绍韩愈的生平和文著，第二至第八章分别就韩愈的《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学进行全面梳理考证，展示韩愈文著与各经的关系；第九、十章对韩愈的《原道》《论语笔解》进行个案研究；第十一章，总结了韩愈的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是全书思想内容的升华。该著是对韩愈经学的系统研究，这样的结构使得对韩愈经学的研究立足于基础考证和个案考察，不仅能看出韩愈文著与经学的关系，还可使总结韩愈经学思想及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显得逻辑顺畅。
再者，就研究方法而言以考证为主。细读该著每一章节的内容，可发现该著作者在梳理韩愈文著过程中极尽考索之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该著“韩愈的《易》学”为例，作者首先需要将韩愈文集中与《周易》有关的材料进行搜集和整理，那么如何判断该内容与《易经》有关呢？有些是可以直接从韩愈文集中看到的，如该著第33页“云，龙之所以使为灵也……《易》曰：‘云从龙。’既曰龙，云从之矣。”明显表示了韩愈对经文的引用。但大多数都没有任何经文引用标识。如该著第33页“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便需要作者熟悉《易经》的内容，从而建立起两者之间的联系。由此可知作者的经学素养之高和治学态度之严。这种以扎实的考证为基础而进行的研究使得最后的总结显得非常具有说服力，从而增强了该著的学术价值。
老福站起来对姐弟俩说：“你们放心，我从不诬陷谁，也不会放走罪犯。最近请你们配合我们调查，不要离开本市。”说完，三个人离开了罗家。
其二，该著的措辞表达有待商榷。如“韩愈的生平及其文著”部分提到“韩愈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五朝，切身感受了中唐华丽之后的沧桑。这一时期唐国势中落，政治腐败，经济萧条，战乱频繁，因而韩愈的青年时代生活也相当困苦。”历史上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的确没有之前开元天宝时期兴盛，但还不至沧桑，唐宪宗时期，还一度实现了“中兴”。再者，即便唐朝国势的确出现了如作者所说的状况，也与韩愈青年时代生活困苦没有必然联系。
其一，研究综述和参考文献有待补充。著作所涉及材料止于2012年，然目前还有李伏清、彭文桂的《韩愈经学思想探析——以〈论语笔解〉为中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6）；李珺平的 《韩愈前后儒家圣人统序与经书统序的嬗变及原因》（《青海社会科学》2016.2）；孙晓春的《韩愈的道统学说与宋代理学家的政治哲学》（《文史哲》2017.5）等新作，若作者能对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加以参考，在综述和参考文献部分有所体现将会更加完善。
最后，在论点上，科学求证不盲从。作者肯定的是韩愈注经方式的别具一格，并非对韩愈注经内容的全面肯定，有些地方直接指出韩愈注经的不合理。在第十章“韩愈与《论语笔解》”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第435页：“子曰：君子不器。……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不周也。韩曰：上文君子不器，与下文子贡问君子是一段义，孔失其旨，反谓疾小人，有戾于义。”韩愈认为孔安国的解释并不合理。作者评价为“今人各家亦以‘子曰：君子不器’为一章，其说不误。韩愈认为上下是一段义，其说非是，属于误解。”再如第471页对“子曰：君子贞而不谅”的解释，韩愈认为“谅当为让，字误也……”作者认为：“韩愈否定孔说……指出经文中‘谅’当为‘让’字之误。将‘谅’理解为‘让’，认为‘仁人正值不让于师’是对经文新义的发挥，体现了其以心解经的方法。韩愈责孔安国加字擅改孔义，然他自己亦改字切合己义。笔者认为，先儒之解皆不合旨义，经文本义当为‘君子讲求真正，而不死守约信。’”诸如此类反映出作者对韩愈经学解读的细致和评价的客观，由此可窥见作者在该著论点上的谨慎。
然而，学术研究也是精益求精的工作。因此，作为体现学术研究成果的著作在作者极力争取完美的过程中，总免不了一些小的瑕疵，笔者在此略提一二，以供作者参考。
其三，参考文献的归类和编排顺序有待改进。第一类“经类”中既有古籍也有今人著作，与第三类“今人著作”存在交叉重合；在各类参考文献的编排上，学界的一般做法是古籍按照成书年代先后编排，近人著作按照出版年代或者作者姓的首字母依英文字母顺序编排。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外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多，促使力嘉不断调整产品结构，提升印刷技术和企业管理水平，以使产品及市场竞争力持续提高，向世界级标准接轨。
要之，周静博士的专著《韩愈经学考》虽然在个别细节方面有待改进，然瑕不掩瑜，该著以独辟蹊径的选题成为系统研究韩愈经学思想的佳作，它的出版将成为韩愈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推动韩愈研究更深入发展。
收稿日期： 2019-04-28
作者简介： 马建红（1980—），女，山东临朐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唐代思想文化史。
责任编辑：曲筱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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