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难题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刊《比较经济学》总第52期(2010年)刊登了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里斯联合分校学者马丁·C.斯佩希勒(Martin Spechler)题为《中国经济的五大难题》的文章。该文是对《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在后社会主义中国创造财富与贫穷》、《财富进入权力：共产党接纳中国的私营部门》、《中国的不平等与公共政策》等九部关于中国的研究著作的综览性论述。作者围绕着如下五个问题进行了分析：(1)中国一贯的发展模式是什么？(2)在环境恶化和资源消耗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吗？(3)随着贫富差距扩大，官员与普通农民和工人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中国还会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吗？(4)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还会持续繁荣吗？(5)中国的那些国际竞争对手还会要求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改变吗？文章内容如下。
尽管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也许对其持续多年的9％-10％的年增长率轻描淡写，但从未有人真的质疑中国自从7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成果，大约4亿的中国城乡居民摆脱了极端贫困。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环境恢复以及更大的社会和地区平等，这种发展能否持续？毕竟，前苏联的突然解体就是沿着不同的断层线(fault line)发生的，这已引起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的警惕——即无论表象如何，在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存在突然发生激进变革的可能性。
我阅读了由中国研究专家(尽管我去过中国几次，但我还不是专家)推荐给我的最具权威性的书籍中的几本，试图对以下这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得到不同的观点：(1)中国一贯的发展模式是什么？(2)在环境恶化和资源消耗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吗？(3)随着贫富差距扩大，官员与普通农民和工人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中国还会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吗？(4)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还会持续繁荣吗？(5)中国的那些国际竞争对手还会要求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改变吗？
中国一贯的发展模式是什么？
始于70年代末的渐进式的、“双轨制”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从计划经济带入竞争和开放的市场经济。1993年以来，官方称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法律上认可了私人产权，并鼓励缩减国有企业的比例。即便如此，2007年名列财富500强中的24家中国企业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国有控股企业。处于垄断地位的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控制着战略性部门，如石油和通信。在这样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主要领导依然要由共产党任命。国家也会对粮食、能源、交通、钢材以及其他的进口商品制定价格并制定存款利率。银行几乎全部是国有的，并根据党的指令发放贷款。由于无与伦比的物质产品增长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不断上升，共产党的领导层使其维持(甚至可能是增强)其等级统治的行为及其在资本市场和投资方面的激进主义获得了合法性。
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在实验摸索和政治交易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在任意某个时间点被设计和阐释的某个战略的结果。中国改革最为活跃的时期是80年代，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政府对国外投资似乎心存疑虑，转而鼓励本土资本发展。本土的中国公司克服了重重困难后最终进入金融、电信、石油化工甚至汽车产业等敏感行业。
为了领导这个庞大的国家，中央政府授予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相当大的决策权，然后基于他们在经济增长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对其予以晋升或奖励。这种权力下放包括给予乡镇企业集体或私人(实际上，是官员的)所有权，给予经济特区对外商和出口商减免税收的权力，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位(1997年回归中国)。而对那些签有长期租赁合约的农户，准许他们以市场价出售多余农产品；此举也适用于国有工厂。因此，价格双轨制极大地增加了农民在不影响政府需求的前提下提高生产的积极性。
中国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华盛顿共识”所建议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因共产党精英中存在的政策分歧而推行的渐进主义对其取得的成功并不一定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什么才是必不可少的呢？市场导向的激励机制。什么是依旧必需的呢？高效机制的发展，包括民主参与和可靠的法治。
对于一些研究者而言，中国不断发展的私有部门以及不断增加的富有阶层的数量表明，中国的经济现在或许可被归类为资本主义的，尽管这种归类是有前提条件的。鉴于毛泽东的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将今日的中国称为“资本主义的”或“后社会主义的”，尤其是国外的学者这么称呼，明显是带有批评意味的。与之相反，大多数中国自己的分析家更倾向于使用根据收入定义的“中产阶层”这一称呼，而不是中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允许甚至鼓励私人致富，它已成功地拉拢了这一阶层。共产党维持低水平工资，尤其是对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并禁止他们成立独立的工会。它没有严格实施现有的安全法规，也未取消用以保护国内生产企业免受国外竞争的保护性条款。然而，正如经济学家裴明新所推测的那样，中国的新兴资本家对共产党的支持取决于党为其提供利益的能力以及保护其特权和财富的能力。他们不允许共产党在其私营企业内部建立基层党组织，他们对入党也不积极。与共产党联系不太紧密的资本家中，只有那些社会地位相对较低、财富不够雄厚的小部分人才会活跃在政治领域。大多数资本家们往往不会参与由政府倡导的甚至是私人组织的商业行会，人们认为这些行会在提出广泛的议题方面没有什么效果。换言之，中国的资本家依旧是一个非独立的阶层，尽管它是一个拥有其自身利益的、正在不断壮大的阶层，但它仍然缺乏政治觉悟。
在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增长是可持续的吗？
德怀特·帕金斯和托马斯·罗斯基所做的关于增长核算的细致研究发现，1978年至2005年，中国GDP的实际增长率为9.5％，全要素生产率(TFP)在其中占到40％，资本增长占44％，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提高占到16％。根据他们的观点，正是生产率的提高使得90年代中期以来储蓄和投资比例的增加。虽然中国的家庭习惯将可支配收入中的四分之一储蓄起来用于购置房产和汽车，但是对延长平均寿命的期待、退休金较低以及不断增长的私人教育和医疗保健成本一直在强化储蓄动机，并且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会继续如此。企业利润和政府盈余构成了中国储蓄的另一半。然而，在不久的将来，对基础设施、环境恢复、公共卫生和社会服务等需求的增长将需要更高的税收甚至预算赤字。以上两者均会减少总储蓄。
基于东亚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帕金斯和罗斯基假设，即使继续推行改革、国内储蓄额持续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会下降，其结果是GDP的增长率到2015年会下降到6％—8％，随后更低。尽管他们作出了某种乐观的预测，但帕金斯和罗斯基引证了2000-2005年间全要素生产增长率下降的情况，虽然这一时期加大了固定资本开支。当然，他们并未考虑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出口前景带来的影响。尽管出口占据了2007年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但从产品附加值角度来看，中国对其主要出口市场美国的出口所创造的利润还不足GDP的5％。为了在这一市场做得更好，中国必须解决产品质量问题，例如在玩具中使用对儿童有害的含铅成分的喷漆。这些质量方面的过失不仅仅是他们学习过程中的错误，而且往往是厂家为了削减成本进行的欺诈行为。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是多样的，最为显著的是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产业转变，例如制造业。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现代产业一直能够采用来自国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最先进的技术，特别是来自台湾地区、日本和美国的技术。如今，中国将GDP中的1.4％用于研发，这一比例高于其他低收入国家，但是中国大型产业部门将大部分的研发资金用于对国外技术的改造，使其适应劳动密集型经济体。根据2006年的调查，中国私有企业并没有增加其研发活动。另外，尽管WTO有一定的要求，但是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执法力度仍然不足，加之中国私营企业在获取风险创新资金方面的困难，其整体发展并不顺利。
中国的法律体系不同于欧洲和美国的机制，因为其官员在知识产权的实施以及全球性的交易、破产、合并和其他私有商业部门的活动等方面拥有更多的权力。中国对创新过程缺乏保护。警察和法院这样的权威机构办事不公，效率低下，腐败现象频频发生，而中国的民众是完全依赖它们的。虽然如此，但是中国劳动力文化程度较高，拥有一个广阔开放的市场，一批受过国外训练的专家归国效力，加上政府的努力，特别是政府对于信息技术的集中关注，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将在应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成功。
整体经济的生产力增长的放缓部分应归咎于地方官员的错误以及国有企业较差的盈利能力。国有企业获得了大部分的银行贷款和来自证券发行的收入，或者说，它们得到了全部投资性资金中的三分之一。银行业可能是中国经济中改革力度最薄弱的部门。人为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贷款条件鼓励了资本密集型的方案设计，却有损就业机会。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显示，非国有性质的借贷者，如房地产开发商，往往要通过行贿才能得到贷款。中国的国有银行依然背负着沉重的不良贷款负担。依据不太严格的标准来看，官方的不良贷款率在逐年下降，2006年达到GDP的6％，这一数字与亚洲其他大国差不多。但由于有一些减值贷款被转移到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因此不良贷款率总体上可能接近12％。标准普尔公司估计中国2003年不良贷款约占固定资产的45％。不过，由于其低水平的国债率以及庞大的外汇储备，各大银行似乎没有因为这些呆坏账而受到什么影响，即使它们继续贷款给那些疲软的国有企业和急速发展的房地产行业。此外，在私有企业融资方面，非银行的和非正规的(混合性的)融资方式已经替代了低效的银行部门。
对经济持续增长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是环境恶化。对生产商而言，水资源、土地、清洁空气和能源的使用一直都是低于实际价格的，而地方当局一直没有从公众那里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从而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污染、土地荒废、能源消耗。据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和环境局的调查，2006年中国25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中，空气颗粒物含量达到平均每立方米75毫克。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每立方米20毫克——这也是纽约市的测量值。二氧化硫也不利于人类健康，2001年上述中国城市的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平均含量为每立方米77毫克，与此相对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每立方米20毫克，纽约市的测量值为26毫克。由汽车和工业生产排放所致的另一污染物——二氧化氮，是导致酸雨的主要原因。2001年，中国24个大城市中二氧化氮在空气中的含量为每立方米64毫克，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40毫克的最高标准。奇怪的是，其他研究表明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各城市中，所监控到的空气污染已减少。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更加关注空气污染问题，例如，将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部级单位，减少家庭取暖用煤，并于1999年取消含铅汽油的使用，但是持续快速增长的轿车和卡车加剧了有毒气体的排放。
对于整个中国的农业和公共卫生而言，供水或许是一个比空气污染更令人忧虑的问题。2007年，中国人均淡水拥有量为2132立方米，与此相对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人均淡水量2000立方米属于“匮乏水平”。据2005年《中国日报》报道，由于不断下降的地下水位，包括北京在内的大部分华北地区的100多个城市已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供水不足问题。农业用水占现有淡水资源的三分之二，但对农民征收的水费却仅是居民用水和工业用水费用的六分之一，而且经常未能如数收缴。虽然中国采取了植树造林的措施，但是过度放牧和滥砍滥伐在中国西部和北部引起了沙漠化、洪水、土壤侵蚀等相关的问题。因此，中国北方的这一形势要求强制减少农田和农业方面的用水，并实施造价高昂的南水北调工程。
城市中的大多数河流受到严重污染，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而采取的行动已经减少了有机污染物，估计为每个工人每天0.14千克，这与美国的平均水平相当。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官员拒绝关闭垃圾场或花费资金来对其进行升级改造，工业和城市垃圾经常未做任何处理，特别是那些乡镇企业和规模较小的工厂和城镇。中国在环境方面的法律的执行很薄弱，对它们起不了作用。
近年来，世界银行估计，对中国而言，污染导致的成本占到GDP的6％—8％，这意味着从积累性增长中已经获得的实际利益的水平要打折扣。2005年，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方面的投资达到GDP的1.3％，到目前为止，每年在这方面的投资额处在可控制的3％，这足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吗？据另一项评估：用于清理污染的费用占到了GDP的7％。中国政府自己的官员称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投资占GDP的1.8％，他们认为这太少了。虽然环境治理可能会占用更多的资源，但是不会多到明显影响经济的增长。
中国占到世界碳排放量的15％，低于美国，但增幅更快。中国在限制二氧化碳排放方面没有做出巨大的努力，限排只是它在其庞大的煤炭产业中刚刚开始做的事情，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将会面临全球变暖引发的海岸洪灾(coastal flooding)。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预期将受到来自国际社会不断增加的压力。迄今为止，中国官员给出的解答就是，他们要维护自己国家在为全世界的公共利益投入更多资源之前首先实现自己发展的权利。
因此，本文所评论到的那些备受尊重的经济学家在没有假定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管理方面会作出重大改进的情况下，一致认为，中国的增长能够以相当可观的速度继续下去，尽管不会达到9％，就像过去三十年里所记录的那样。虽然GDP增长很可能是可持续的，但是中国的公共舆论对环境问题的探讨愈发大胆直言，尤其是环境污染造成的成百上千百姓的无辜死亡。这种抗议在前苏联是激进民主主义的前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十分关注这些复杂而又花费巨大的问题。由于地方政府的贪腐和一己私欲，中央能否掌控地方政府官员的回应，还是不确定的。
在收入和财富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下中国还会维持统一吗？
正如过去效仿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些国家那样，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显示出库兹涅茨曲线表示的收入和财富日益不平等的现象。中国基于支出比例计算的整体基尼系数从1985年的0.29激增至2001年的0.45，2005年为0.41。利用覆盖1988年至2002年的大多数省份的中国家庭样本数据，中国家庭收入课题组的追踪分析认为：大多数不断增加的不平等发生在1988年至1995年，当时基尼系数达到最高峰，即0.452-0.469。此后，农村地区不断增长的工资收入以及城镇地区住房补贴的减少似乎弥补了诸如工资差距扩大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财富的持有，特别是金融资产的持有更加不平等，这一点不足为奇。
沿海省份的平均收入是内地的三至四倍。这种“令人痛苦的不平衡”是如何产生的呢？1978年以来，以广东和福建为代表的中国沿海地区从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受益多于内地，港口及其周边地区能够更充分地利用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江泽民任内，最初在上海，继而整个东部地区均享受了优惠的经济政策。他促进了私营企业的发展，其继任者继续贯彻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城镇居民被允许以低于市值的价格购买住宅并从那时起获得资本收益。
如果把生活成本和流动人口计算在内，大多数(但不是所有的)地区差异与城乡人口差异相当。中国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沿海地区城市中的极端贫困情况可以忽略不计，虽然对居住权的各种限制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内部之间的差异是导致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最大因素，2001年，其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34—0.37。城镇地区非国有企业员工的工资差异(部分反应了不断增加的教育回报)导致了不断增加的不平等。银行、保险、房地产和技术服务等服务行业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由性别导致的工资差异在中国各城市也日益显著。
在农村地区，非农产业和资产收入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因为一直到2002年在胡锦涛主张的更加平民主义的政策指导下实施的农业改革发挥效力以前，农业收入都停滞不前。农村收入一直得到补助，一些税费被削减，虽然这些税费一直不重。胡锦涛主席还承诺，农村很快就会减免学费并实施基本的医疗保障。正如裴明新判断的那样，中国的改革不会停滞不前。但是对迁入城市的各种限制、低水平的住房和医疗保健以及缺少养老金依旧明显不利于四川、甘肃这样的农业省份。实现中国内陆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将是一项需要花费数代人努力的事业。
尽管农业用地的使用权是平等的，但农村地区最易引起矛盾的问题依然是地方政府授权进行的土地征用，租赁的土地通常用于工业或商业规划。目前，五分之一的土地并购活动是非法的。1998年至2005年大约有一百多万亩的土地被强行占用，其中大多数发生在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政府可能会提供补偿，但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如今在中国发生的社会冲突大多数与土地争端有关。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发生在浙江省的东阳市，三万名村民设置路障对抗一千多名防爆警察，以此反对征收土地兴建13家化工厂。在其他地方，流氓被雇用来镇压示威者，导致许多村民死亡。虽然出台了有关财产担保和赔偿方面的新法规，中央政府也屡屡警告避免发生此类暴力事件，但似乎都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国土资源部自己报告，仅2006年一年就有13.1万起非法土地占用事件。
中国不平等的快速增加以及不平等程度的相对较高这一现象被认为是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潜在诱因，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赫斯顿和斯久拉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不平等是否会持续或恶化。目前笔者认为，由于农民缺乏领导和反抗观念，他们的不满似乎不具有引发革命的潜力。城镇很少发生抗议活动。中国大多数的个人和团体不是寻求自治权，而是寻求更加接近政府所划定的“自治”的内核，一旦处在体制之外，他们便变得无能为力。荒谬的是，比起那些收入更高的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公民对自己的未来更乐观；中国农村案例的研究表明，这些“失败者”并不把自己看作受害者。他们也时常期待着政府纠正这些不平等。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不同声音受到控制。
中国少数民族——大约占总人口的10％——的情况是个敏感而又难以研究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有关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准确的统计数据。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在苏联政权的解体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中国发生类似情形的可能性不大。
在中国权力下放的市场经济体系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员利用手中权力非法获利，这一点恶名昭著且广为人知，但官方的统计数据没有对此进行总结。经济学家胡鞍钢推测，每年腐败造成的损失约为9870—17570亿元人民币，占2003年GDP的13％-17％。另外一位中国研究者的估计认为，地方非法收入，主要是预算外甚至是“预算外之外”(off-off-budget)的收入，约占GDP的10％。贿赂、许可证和贷款费用、资产剥离以及官员们从辖区内的企业家和其他人那里得到的腐败收入一直被称为“裙带共产主义”(crony communism)。90年代，以上所列的腐败现象增加了部分党政领导的工资外收入。从国有企业收取的“租金”是部分党员获利的沃土，他们受雇于企业并为其提供庇护。狄金森认为，腐败是一直困扰共产党的慢性疾病，它会周期性地急性发作，但还不会威胁到其生命。诺顿引用了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对中国的排名，指出如若考虑人均收入，中国的腐败现象略低于预期。然而，随着收入和消费差距的不断扩大，党有可能丧失其合法性。
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还会持续繁荣吗？
1978年以来，中国对其邻邦的和平立场与毛泽东时期采取的敌对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国内，1989年以后没有再发生大范围的抗议事件。共产党发起了一项浩大的反腐败运动——腐败是暴乱者抗议的主要内容。一些私营业主在反腐败运动中被揭发。相反，外国投资者被吸引，90年代，国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均获得飞速发展。经济学家勃兰特和罗斯基两人也都谈到了共产党和中国民众之间达成的一项重大而又默契的交易，即共产党确保经济增长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以此换取民众对其统治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默许。除了带来国内稳定，经济增长也为地方官员和他们的拥护者带来了利益和职位，并使其中表现最好的人得到上级认可和升迁。扩建公路、机场、工厂和公共设施是一个地区取得成功的标志。深圳、杭州和其他经济蓬勃发展的地区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树立了榜样。正如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历所显示的那样，只要物质上取得成功，那么威权的精英统治可以取代代议制民主，这也正如亚洲其他国家在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所表现的那样。
虽然对大多数人而言，晋升到中国统治精英阶层的道路并非对所有人开放，但中国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一个人数更多、所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组织，2005年党员人数达到7100万。最近，共产党在大学生中广泛发展党员，而基本忽略工人和农民。党员可以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并且表现出在世界社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更大愿望。通过工资、晋升的方式奖励党员还是容忍他们的腐败行径以此维系这个庞大组织的生存发展俨然已是一个关键问题。地方政府的冗员严重并且还在增加。党政领导干部的执政抱负决定了其任内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而私营业主正在决定着党政领导的“抱负”标准，这导致腐败案例的数量和规模不断上升。裴明新提出一些有趣的证据说明过去的党政干部往往要等到接近退休才会腐败，而现在受到腐败检举的党政干部较以前呈现年轻化。他认为这是某些党政官员的贴现行为增多的信号，这些官员欲在该体制垮台以前携赃款外逃并将其家人送往国外。但也可能是关于消费方式的节俭和谨慎的制度规范变得薄弱的信号。尽管腐败的官员会受到严惩，但是腐败的丑闻依然层出不穷。2005年《中国日报》揭示中国大约有23.6万人资产超过百万美元。中国没有资本收益税、继承税或财产税，因此两代人之间的财富转移是可行的。就连个人所得税也难以征收，因此，包括腐败官员投资海外所得收益在内的财富积累也不受任何约束，当然普通民众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旨在升迁的政治竞争加剧了地区间对资源、熟练劳动力和市场的竞争。中国本国的经济学家们认识到了“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地方保护主义自身体现在软预算约束、低效重复建设、稀缺资源的不合理分配甚至贸易战方面。一项研究表明，条块分割除了会丧失规模经济外，也减慢了研发的速度。从理论上来讲，比起中央集权的“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而言，地方分权的“掠夺型国家”(predatory state)更能从正当目标那里转移更多的资源。
为了成功地解决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创新精神的一批地方官员引进了一些治理改革，诸如乡镇或村级的选举。这些选举在不同地方产生的结果也不尽相同。而党的高层谈论更多的是党内民主。类似的选举在其他的威权体制内带来了出人意料的结果，突出的是俄国和波兰。因此，中国的领导务必谨慎，以防改革失控。因此，在胡锦涛任内出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修正，但并没有出台与80年代的政策相对立的重大改革。只要经济增长是健康的，为什么要冒政治风险呢？戈尔巴乔夫是在经济增长缓慢、军事需要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采取冒险行动的。80年代中期，邓小平也是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才冒险进行了政治改革。裴明新曾令人信服地指出过：如果没有重大突变和对前领导人的撤职，共产主义政权是不会和平转变为民主政权的。因此，无论好坏，我们都应该预料到中国将作为一党专政国家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似乎都已达成一致。
中国的对手和竞争者还会对中国的政策施压吗？
中国这个充满活力的大国的某些举动对其邻国和国际社会已经产生了实际或潜在的负面影响。正如上文提及，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全球变暖的重要和不断增长的原因。碳排放物和二氧化硫已波及日本、朝鲜半岛和美国。一位美国国会议员称“五大湖”中的汞有20％来自中国的煤尘微粒。
为了解决水资源匮乏和电力供应问题，中国在云南省的怒江上修筑了水坝，这个项目的启动会影响怒江流入中国南部的附庸国缅甸的水流量。西北部伊犁河的开发计划也会抢夺中国石油供应国哈萨克斯坦境内干旱地区的灌溉用水。
随着国际间旅游和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必须控制住诸如SARS和艾滋病等传染病。中国对大豆和木材的巨大需求已导致巴西和印尼森林的过度采伐。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他们对别国资源的依赖日益加剧，特别是粮食。因此，如何解决这些负面后果是未来数十年内对其国家能力的考验，同时也考验中国如何履行它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诺。但是，中国奉行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非常引人关注，即使这些国家违背人权甚至发生种族灭绝的行径。中国有大批游客和学生出国，同时中国也以特惠利率进行投资并购买各种原材料。
1995-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的迅猛增加，2000-2005年期间出口年增长率保持在30％左右，最近一年，鞋子、电器、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对美出口总额高达7620亿美元。这种由低工资和被低估的汇率带来的增长速度是很难持续的。事实上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幅减少，持续增长的消费支出很可能在总需求中取代出口。最近的出口衰退导致2000万农民工失业。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说，2005年中国国家税收中的六分之一来自贸易税收和外资企业。大约有8000万中国人从事外贸行业。上海地区的就业和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资企业。
尽管2005年人民币有小幅增值，但它依然被大大地低估了，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并导致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将会使那些规模较小的出口商面临经营困境，但是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对那些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发达国家的就业和金融稳定构成了明显的威胁。有些发达国家扬言将通过贸易保护、货币贬值、甚至拖欠债务等手段进行报复。显然，制裁中国将会有损美国公司的供应链，并损害该地区美国传统盟友的利益，他们希望美国致力于该地区的贸易平衡而非损害或冒犯中国。中国持有2万亿外汇储备，其中绝大部分是美国国债，这使得中国易受美国金融震荡的影响，反之亦然。
中国与其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但各方均采取了克制态度。中国与印度在喜马拉雅山的边界争端尚未解决，可是中印两国间的贸易却蓬勃发展，两国协调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越南与其大得多的北方邻国有着令人担忧的扶植关系，中国声称对可能有着丰富能源的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两国对这一群岛的主权存在纷争。中国在湄公河上游修筑大坝，威胁到胡志明市附近的水稻种植区；但是，现在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均在增长。越南是ASEAN+3的成员国之一，他们也希望藉此自由贸易区遏制中国的影响力。2005年中俄两国标定了4300公里的边界线，但是走私、非法木材交易、松花江和黑龙江污染、种族冲突等问题依然困扰着两国。俄国希望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商品，但又无力在人口稀少而又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地区建立军事威慑。
虽然“二战”造成了中日两国互相仇恨，但两国贸易却蓬勃发展。最近几十年，日本对中国的海外援助发展资金超过了300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地区)是日本第一大消费国和供应国。日本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也是保持日本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方式。台湾地区对大陆的贸易和投资日益强劲。台湾企业家对中国大陆(包括香港)的投资达到1000亿美元，占其海外直接投资的71％，近五分之二的产品被出口到大陆。对中国而言，台湾和大陆经济关系的发展预示着和平统一，但是如果台湾仍然坚持其法律独立地位，那么，大陆的许多民族主义者会要求对此采取强硬手段回应，即使这样可能给双方带来可怕的后果。
许多作者，包括人权的倡导者，预测由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带来民主化的趋势。中国目前的发展态势并没有为这种乐观的理论提供支持。但是本文提到的专家们大多也赞同：如果国内外环境稳定，即便不能保持1978-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也会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除非中国对知识产权采取法律保护，否则，产业调整会减缓，研发的结果会带来更少的创新。能源和水资源的消耗将会增加生产成本，在农民工身上的开支的增多也会减少投资资金，世界经济对建立在中国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商品的需求也会减少。但总的来说，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处理的问题。
尽管腐败带来的压力与日俱增，但中国共产党仍然维持着执政能力，维持着对高增长率的承诺，也维持着调和内部新兴的阶级矛盾和外部挑战的意愿。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没有频繁的抗议游行活动。正如世界其他地区所表明的那样，没有经济危机和破坏性的战争，威权主义政权无疑是可以持续下去的。当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在策略上的灵活性，加之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多样性，以及大多数农民对政治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凡此种种均可确保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