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投资运行与经济运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运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产是由投资形成的。怎样增加投资以促成资产增长和价值增殖，始终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探讨投资增长规律，以揭示投资运行和以价值增殖为核心的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联系。经济均衡运行和快速、持续增长的秘密，即寓于此。
一、投资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
关于投资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
1.投入。投资，即资金的投入。从投入来看，投资运行依赖于经济运行。这是由于：（1）用于投资的货币资金，来自资产的价值增殖及其分解；（2）实现投资的物资保证，即以生产资料为主要成份的投入品供给，来自物质产品的生产；（3）由投资所形成的需求和由生产所形成的供给，需借助市场予以调节和平衡。简言之，经济运行是投资运行的基础，而投资运行依存于经济运行。任何脱离经济运行的投资，都是不可能形成的，纵令能够强制形成，也是难以充分实现的。
2.产出。投入是为了产出。产出包括物质产品及其价值。就产出而言，投资运行对经济运行又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主要理由是：在物质产品方面，生产量的增长，需以生产能力的扩大为前提；在价值量方面，产值的增长需以资产规模的扩大为基本条件。无论生产能力还是资产规模的扩大，都直接决定于投资的增长。这是生产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在分配方面，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取决于可供分配的增殖价值的规模。在流通方面，市场容量的大小，既取决于由增殖价值分解和使用所形成的需求量，又取决于来自生产的供给量。既然分配和流通决定于生产，而生产依赖于投资，那么分配和流通也最终依存于投资。
然而，分配和流通与投资之间的联系，并不为人们所理解。比如，某些商品长期短缺，或者解释为消费过于集中，或者被指责为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所致。又比如，一些商品年年过剩，或者解释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或者被指责为“货不对路”，限产压库不力所致。其实，究其根本原因，前者如农产品、城市普通住房、电讯等，是由于长期间投资增长过于缓慢；后者则是投资连年过度增长的反应。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它们虽处于限产压库的控制之下，但市场上仍然滞销，就是由于连续大量增加投资，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的缘故。所以对于分配、流通和投资之间的联系，我们应加深理解，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可见，经济运行又依存于投资运行。
二、投资的增长机制
那么，投资运行在何种程度上依存于经济运行呢？这与投资增长机制有关。投资增长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1.经济增长率。这是决定投资增长率的一个基本因素。无论资金来源的扩大，还是资金供给的增加，抑或资金投入所需物质资料的提供，都取决于现有经济的增长。一般地说，经济增长率越高，投资增长率也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投资增长率也越低。此乃正比例关系，不过我们的认识尚待深化，这里应指出如下两点：
（1）这一结论，是以经济效益趋于稳定为前提条件。如果经济效益本来偏低，它在经济运行中不但不能提高，反而呈现降低的态势，那么要增加投资，就会缺乏可靠的资金来源。纵使经济一时增长得较快，投资增长率也不可能相应上升。因为：社会能有多少资金用于增加投资，这不仅决定于经济增长率，还决定于投入产出率。实际经验显示，靠高投入可抬高经济增长率，但是由于投入产出率长期偏低，那么高的投资增长率是难以为继的，被抬高的经济增长率终究也不得不掉下来。可见，经济效益对投资增长率具有重要制约使用，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依存关系，必然是以经济效益的水平及其是否稳定为转移。
（2）这一结论的另一前提，是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如果经济结构失调，要想增加投资，那也不会有可靠的物资保证。就是经济增长率一时上升，投资增长率也不可能相应上升。在产业结构失调时，情况尤其如此。这是因为，投资的增长不但取决于资金供给，还取决于商品市场是否均衡。现实经验告诉我们，高投入必然伴随以经济结构的失调，而经济结构失调将导致或加重市场非均衡。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得不以“调整”或“整顿”的方式，来大幅度地压低投资增长率。所以，经济结构对投资增长率也具有重要制约作用，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依存关系，也将以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为转移。
总之，经济增长率在客观上受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的制约。我们说，投资增长率伴随经济增长率的升降而变化，就是以经济效率稳定和经济结构比较合理为基本根据的。否则，投资运行就无规律可寻。
2.总储蓄率。总储蓄由三部分组成：（1）家庭储蓄；（2）企业储蓄；（3）政府储蓄。总储蓄率，即这三项储蓄之和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又称为国民储蓄率。这是影响投资增长率的又一基本因素。
一般地说，总储蓄率高，投资增长得快；总储蓄率低，投资增长得慢。或者是：总储蓄率提高，投资增长率上升；总储蓄率降低，投资增长率下降。这也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但是，这样来描述投资增长的变化，似乎仍有不足之处。
大体上说，总储蓄率决定于如下诸因素：（1）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GNP；（2）消费水平；（3）政府负债率。从根本上说，总储蓄率决定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人均GNP没有增长或增长较少，总储蓄率就难以上升，纵然有所提高，其程度也很有限。我们亦不能排除它会有某些程度的下降。所以，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总储蓄率最基本的因素。
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总储蓄率的变化受消费水平的制约。储蓄与消费密切相联，无论就居民收入或国民收入来看，二者都是互为消长的。所以，消费水平的变化必然会波及总储蓄率。总储蓄率通常是在消费水平提高较慢时上升，而在消费水平提高较快时下降。
在经济发展水平既定的情形下，总储蓄率的变化还受政府负债率的制约。政府储蓄表现为财政结余，政府负债表现为财政赤字。目前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财政赤字，总储蓄主要决定于企业和家庭的私人储蓄。我国财政也连年存有赤字。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若政府负债率降低，财政赤字缩小，总储蓄率的变化就较少受到影响；反之，政府负债率上升，财政赤字扩大，总储蓄率的变化就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总之，总储蓄率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并受消费水平和政府负债率的制约。投资增长率伴随总储蓄率的升降而变化，就是以此为立论前提的。若忽视这些因素的作用，要查明投资运行规律也是很困难的。
概言之，投资增长率既决定于经济增长率，又决定于总储蓄率。二者的结合，大体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总储蓄率基本不变。这时，经济增长率是决定投资增长率的唯一因素，所以它们将同步增长。如果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变化，此种情况的出现则意味着：不但居民消费适度，而且政府债务基本上是稳定的。
第二种：总储蓄率上升。这时，投资增长率超过经济的增长率，其程度决定于总储蓄率提高的程度。在假定条件与上述规定相同的约束下，这种情形的出现或者是适当抑制消费的结果，或者是大量压缩政府债务所致。当然，也可能是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促成的。
第三种：总储蓄率下降。在此时，投资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其程度决定于总储蓄率降低的程度。现在仍然接受上述规定的约束，那么此种情形的产生，或者是由于消费过度增长所致，或者是政府债务急剧增加所致，抑或是这几个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以上描述的，是投资增长机制运行最基本的情形。应当再次提及，这仅仅是从投资运行对经济运行的依存性来观察的，还需要分析投资运行对经济运行所起的作用，以便扩展我们的视野，对这些结论也可予以必要补充。我们即将说到这一点。
三、国际经验：储蓄——增长——储蓄的循环
在考察投资与GNP的关系之前，先来讨论一条国际经验。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项研究报告中认定：储蓄——增长——储蓄循环的性质，与一国的储蓄率直接相关。这包含两层意义：（1）高储蓄——高增长——高储蓄，此为良性循环；（2）低储蓄——低增长——低储蓄，此系非良性循环。
一般地说，发达国家总储蓄率比较低，经济增长率也比较低，是非良性循环。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智利、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它们的总储蓄率比较高，经济增长率也比较高，呈现良性循环。
1989年至1993年，世界总储蓄率前10名的国家或地区依次为：中国、韩国、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瑞士、台湾、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朗。除了日本、瑞士之外，其它皆属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据粗略统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1.5倍至3倍。
上文指出，总储蓄率首先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那么何以经济水平高的发达国家总储蓄率低，而经济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总储蓄率都比较高呢？看来，这与消费方式有关。各国有不同的消费习惯。但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的各个阶段，皆崇尚高消费，这不能不影响到它们的储蓄率。比如，私人（含企业和家庭）储蓄率偏低。在1960—1972年和1981—1993年间，私人储蓄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这是导致发达国家总储蓄率较低的一个基本因素。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财政赤字大、增长快。1960年至1972年，政府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由于财政赤字连年增加，在1981年至1993年间，政府储蓄的比重降至0.5%。所以，发达国家总储蓄率较低，是由高消费和政府债务负担重共同造成的，尽管其经济发展水平是高的。
发展中国家是另外一种情形，其总储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1970年的19%提高到现在的27%。其中，亚洲国家的更高。
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引发如下思考：
第一，高储蓄可促成高增长。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重视稳定和提高储蓄率。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外来资本不足的困扰。发达国家储蓄占世界储蓄总额的一半左右，但其储蓄率在明显下降，就是储蓄率向来很高的日本亦不例外。正因为如此，它们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提高本国储蓄率，以弥补外来资本的不足，保证自己经济持续地增长。
第二，高增长可带来高储蓄。但是，要使之变为客观现实，必须遵守一条规则，即实行适度消费。无视这条规则，纵然经济增长得较快，那也难以带来高储蓄。可以说，高储蓄是适度消费的伴生现象。就居民储蓄来说，这恐怕是一条铁的规律。
第三，高增长带来高储蓄还须遵循一条规则，即政府必须严格控制自己的债务。否则，纵令居民储蓄率比较高，总储蓄率也不会高，很可能是低的。例如，近几年法国家庭储蓄率为13%，这使1994年该国对外投资资金盈余高达494亿法郎，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7%。企业因为高利率不肯贸然投资，也握有大量储蓄。但政府的财政赤字很高，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致使总储蓄率维持在12%左右。可以说，低储蓄是政府高负债的产物。这也是一条不可更改的规律。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得到两点认识：其一，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增长是适度的。其二，中国政府储蓄率比较高。尽管政府长期存有财政赤字，但每年都在进行数额相当可观的投资，这是促成高储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也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中国储蓄率居全球之首，这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重要的保证。而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加上消费适度（不存在消费膨胀），政府又重视控制债务的扩展，以致稳定地形成高储蓄。所以，高储蓄——高增长——高储蓄的循环，既为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证实，又是中国的基本经验。下面对投资与GNP之间关系的考察，就是以此为出发点和基本根据的。
四、投资与GNP
投资与GNP的关系，是以投入和产出为纽带形成的。前面对投资增长机制的考察，是从投入方面揭示投资运行对经济运行的依存性，现在则需从产出方面来讨论投资运行对经济运行的促进作用。严格地说，投资和GNP的关系是由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形成的。
投资运行对经济运行的促进作用，表现在：投资增长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越高；投资增长率越低，经济增长率也越低。说得简明一点是，经济增长率以投资增长率为转移。若投资增长率比较高，经济则一定日趋繁荣；倘若投资增长率比较低，经济则将会走向萧条。不过，这是投资运行对经济运行所起作用的一般性描述，要准确地把握二者之间的联系，还需要作些具体考察。
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对比，决定于两个因素：
1.投资效益，即资金产出率（Y/T）。经济增长率不但决定于投资增长率，还决定于投资效益。假定资金产出率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将高于投资的增长率；反之，资金产出率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必然低于投资的增长率。至于怎样提高投资效益，这在当前基本上是投资体制问题，现在不作讨论。
关于储蓄——增长——储蓄的循环，在上节着重分析了它的后一阶段，特别是高增长带来高储蓄的条件。这里转向分析它的前一阶段，即高储蓄怎样才能带来高增长。其条件是：投资效益应逐渐提高，最低也应该是稳定的。假定投资效益降低了，高储蓄就难以促成高增长。纵令它能带来高增长，经济增长率也低于投资增长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资金投入相对增加，由投资带来的经济收益必然相对减少，并迫使总储蓄率下降。
2.投资结构。除投资效益外，投资结构也是影响投资和经济两种增长率比例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投资结构，指的是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的比例。短期投资，当年投资当年即可投产。长期投资，当年投资后续年度才能投产见效。一般言之，当短期投资的比重上升而长期投资的比重下降之时，经济增长率将高于投资增长率；相反地，当长期投资的比重上升而短期投资的比重下降之时，经济增长率将低于投资的增长率。
高储蓄促成高增长，不仅以较好的投资效益为条件，而且要以合理的投资结构为前提。投资结构如何，这涉及经济近期运行与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肆意抬高短期投资的比重，以促使近期经济过度增长，因为这会压低长期投资的比重，进而制约远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发展远景而执著地抬高长期投资的比重，那也是不适当的，这是因为，如此必然会压低短期投资的比重，从而抑制近期经济的增长。所以无论任何时候，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的比例都必须是适当的。
总之，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比例，是由投资效益和投资结构共同决定的。值得重视的是，如果投资结构协调，投资效益必定提高；否则，投资结构失调，投资效益也一定降低。这为长期实践经验所证实，因而具有规律性的意义。当投资结构日趋协调，投资效益不断提高之时，经济繁荣就具有更坚实的基础；当投资结构失调而难以调节，投资效益日益下降而难以抑制之时，经济就必将走向衰微和萧条。平常有一种错觉，似乎经济兴旺发达简单地维系于投资规模。事实上并非如此，投资结构和效益如何，才是经济兴衰的主要制导因素。
为了全面考察投资和GNP的关系，现在须引入投资增长机制。这样，可以从投资运行和经济运行相互作用的角度，对二者增长率的比例作整体分析。
大家已知，投资增长机制的运转有三种情形。头一种以总储蓄率不变为条件，投资与GNP同步增长。不过，这只联系到投资的来源和保证，并未涉及投资的使用。若考虑到投资的使用，即使总储蓄率不变，投资和GNP的关系也将发生两种变化：（1）在投资效益提高、投资结构也更加合理之时，经济增长率必然超过投资的增长率；（2）在投资效益下降、投资结构失调之时，经济增长率势必低于投资的增长率。
第二种以总储蓄率上升为条件，投资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同样，这仅仅联系到投资的来源和保证，而未涉及投资的使用。如果把投资的使用考虑进去，投资和GNP的关系与之相比较，就会有显著差别：（1）在投资效益提高、投资结构比较合理之时，尽管投资增长率在三种情况中是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仍有可能与之保持同步，甚而超过之。（2）在投资效益下降，投资结构失调之时，经济增长率不仅低于投资增长率，而且其差率较之当初还会扩大。前一种变化表明，总储蓄率的上升具有重要经济意义；后一种变化意味着，尽管总储蓄率提高了，也起不到它应起的作用。
最后一种以总储蓄率下降为条件，投资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和上面情况相同，仅仅着眼于投资的来源和保证，而未考虑投资的使用。现在也把投资的作用考虑在内，投资和GNP的关系与之相比较，也会出现重要区别：（1）在投资效益提高、投资结构有所改善的时候，经济增长率超过投资增长率的程度有可能扩大，尽管总储蓄率有所降低。（2）在投资效益下降、投资结构失调的时候，经济增长率非但不能超过投资增长率，它还将低于投资的增长率。前一种变化表明，总储蓄率下降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可以适当减轻；后一种变化意味着，总储蓄率下降所造成的影响，必然更为严重。
可见，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包含有众多层次。但我们的分析仍未结束，让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有关国际经验，然后对我国这一敏感的问题作出具体分析。
五、国际经验：投资与GNP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运行和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比较协调，经常呈现出良性循环。这集中表现在投资和GNP的关系上。
下面是亚洲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国家和地区，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比较。由世界银行所提供的这份资料，可充分显示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前后，投资和GNP之间关系的变化趋势。
表1表明：
（1）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比例的变化，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有时投资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用+表示），有时经济增长率高于投资增长率（用－表示）。在香港，投资和GNP也出现过等速增长。所有这些都是正常的。
表1 一些亚洲国家（地区）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对比
1965—1980年
1980—1990年
年均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GNP 投资 差率GNP投资差率
新加坡
10 13.3 +3.36.43.6－2.8
韩国9.9 15.9 +6.09.7
12.5 +2.8
香港8.6 8.60 7.13.6－3.5
泰国7.3 8.0 +0.77.68.7 +1.1
注：投资即固定资产投资
（2）但是，无论投资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还是经济增长率超过投资增长率，其差率都不大。就前者言，最大为+6%（韩国），最小为+0.7%（泰国）；就后者言，最大是－3.5%（香港），最小是－2.8%（新加坡）。这意味着，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是相当协调的。
（3）GNP相对于投资有更大的增长。新加坡在前一个时期，投资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高3.3个百分点，到了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率反而超出投资增长率2.8个百分点。香港和新加坡相似。在韩国，虽然投资增长率始终高于经济增长率，但其差别却明显缩小。前一个时期是6个百分点，后一个时期是2.8个百分点，即缩小了3.2个百分点。唯一的例外是泰国，投资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差距有所扩大，即由前一个时期的0.7%扩大到后一个时期的1.1%，增加0.4个百分点。这表明，不但其投资结构日益改善，投资效益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总的态势可这样来描述：GNP（或GDP，与投资虽非同步增长，但二者增长率的差别不是扩大，而是缩小的。经济增长率日趋接近于投资增长率，这是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所以这也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
在我国，与上述情况相对照，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其情形，如表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几种情形：
一是投资增长率过高，最高为50.6%（1993），最低也有18.6%（1991）。如此高的投资增长率，表列多数年份中，都是当年经济运行难以实际承受的。
二是投资过度增长的成因，主要是投入品价格大幅度上涨。1992年，投入品价格上涨率已高达两位数。在此基础上，1993年投入品价格又上涨了26.6%。随后两年间，其涨幅虽有缩小，但仍居高位。
表2 中国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较
年份按现行价格计算
按可比价格计算
GNP增长 投资增长差率GNP增长投资增长差率
率（%） 率（%） 率（%）率（%）
1991
16.8 18.6
+1.8 9.5
1992
23.0 37.6 +14.6 14.0
1993
29.4 50.6 +21.2 13.322.0 +8.7
1994
30.3 27.8 －2.5 11.615.8 +4.2
199510.011.0 +1.0
注：本表中的投资为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增长率，运用国家统计局有关年度统计公报的数字，GNP增长率数字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
三是投资结构失调和投资效益降低，也是造成投资过度增长的重要原因。比如，1992年投资增长率和GNP增长率相比较，前者超过后者14.6个百分点，双方均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前者仍高于后者十几个百分点。1993年投资与GNP二者增长率的差距继续扩大，达到21.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后，仍有8.7个百分点。不过，后两年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善。
因此，当前必须重视改善投资运行和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控制投入品价格的上涨。为此，须适度调节投资增长率，同时注意改善投资结构，并致力于提高投资效益。
如上所述，中国总储蓄率很高，而且相当稳定。这是改革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促成的，也是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的反映。这本来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投资效益十分低下，主要依靠增加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要长期坚持实现高储蓄——高增长——高储蓄的良性循环，目前就不能不面临诸多困难。投入品价格急剧上涨，就是这种情况的市场反映。所以，在适度调节投资增长率的同时，必须把提高投资效益放在突出的地位。
六、关于储蓄和投资的恒等式
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公式，即储蓄等于投资，这被视为一种恒等式。其意义在于揭示这样一种经济关系：不管投资者和消费者如何行动，储蓄和投资都会相等。现在，我们要考察投资运行和经济运行的关系，对于贯穿于西方宏观经济分析中的这一恒等式，自然感到关切，也需要做出适当评价。
储蓄和投资相等的理论，它包括几个要点：
1.这里的储蓄是指总储蓄，与它相对应的投资也是总投资。总储蓄由三部分组成：（1）私人储蓄（家庭和企业的储蓄）；（2）政府储蓄，即国家预算的结余，预算赤字则为政府的负债；（3）外国储蓄。一国的外国储蓄，就是该国对世界其它国家的负债。应该注意到，其中任何一部分，它的储蓄和投资都不会相等，储蓄等于投资是就三者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更明确说是：总储蓄＝总投资。
2.私人储蓄（Sp）。私人储蓄是其收入的一部分，收入的另一部分用于消费（C）。个人可支配收入，系国民收入（即GNP，用Y表示）与税收（T）之间的差额，不过要加上为数不多的政府转移支付（F）和债券利息（N）。私人储蓄等于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
Sp＝（Y+F+N－T）－C 式1
3.政府储蓄（Sg）。政府储蓄为其收入和支出的差额，政府收入等于税收减去转移支付和债券利息支付；政府支出（G）则是对产品和劳务的购买。政府是否有储蓄，这决定于其收入和支出的对比。
Sg＝（T－F－N）－G 式2
若G小于（T－F－N），政府预算就有结余；如果G大于（T－F－N），政府预算则产生赤字。
4.外国储蓄（Sr）。一国的外国储蓄，等于其他国家从该国得到的收入减去向该国的支出。前者表现在它的进口中，后者反映在它的出口之中。换言之，外国储蓄等于那个国家的进口减去出口。不过，由于用它的净出口来表示其他国家在该国的储蓄，所以在净出口（X）之前须加上负号，即－X。
Sr＝－X 式3
5.总储蓄为这三部分储蓄之和，而三部分储蓄之和为：
Sp+Sg+Sr＝（Y+F+N－T）－C
+（T－F－N）－G－X
＝T－C－G－X式4
在西方经济学中，储蓄和投资理论的提出，是以一条更为基本的理论，即收入恒等式为立论前提的。而按照收入恒等式，Y－C－G－X正好等于投资I。所以，总储蓄和总投资一定是相等的。
对于这些见解，我们不感到陌生，它们可为大家所熟悉的经济学所容纳。或者说，它丰富了我们的经济学。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例如，总储蓄在投资运行中的地位，类似MPS统计核算体系中的“积累基金”。积累是投资的源泉，这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的认识似乎仅停留于这个地步。问题在于，任何时期投资中均包含有一部分折旧，投资对积累基金的数量依存关系，在国内经济学著作中一向缺乏科学的解释，总储蓄等于总投资的界定可弥补这个缺陷。
又比如，政府对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大体相当于MPS中的“集体消费基金”。把集体或共同消费与个人消费区别开来，是有宏观经济意义的。但在国内一些重要经济著作中，对它与政府开支之间的关系却缺乏集体规定。而在NIPA核算体系中，非常明确地把全部政府支出看作政府的消费。就是说，对于政府总是假定投资等于零。这是对西方国家实际情况的写照。我国也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下面即将谈到这一点。但是政府购买当作政府消费或共同消费，对于改革我国政府支出结构，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因此，对于总储蓄等于总投资这一论断，应给予充分肯定。不过，在借鉴这一理论时，应当注意如下两点：
第一，私人储蓄应限定在家庭和私有企业的范围内，不可随意扩大到国有企业。这和西方国家是应当有所区别的。因为国有企业的资产收入归国家所有，而不属任何个人。它构成本企业或政府的储蓄，而不是私人储蓄。在国有企业中，归个人所有并作为私人储蓄使用的收入，只是劳动者的收入。鉴于国有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对其储蓄应作特殊规定。
第二，政府预算存有赤字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储蓄，也不等于政府不进行投资。这和西方国家也有所不同。在西方国民储蓄率低，是由于私人储蓄率不高，同时政府赤字大量增加所致。中国储蓄率高居全球之首，既是缘由国民储蓄率高，也是由于政府把自己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投资促成的。所以必须肯定，在中国政府储蓄在总储蓄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府预算赤字的存在，只是表示政府进行宏大规模投资所需资金的部分短缺。
七、适度生产：投资规模是否适量的衡量标准
以上从不同角度，并在几个相关层次上讨论了投资规模的形成。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投资规模是否适当，究竟怎样辨别并加以断定呢？
让我们从分析适度生产着手。
适度生产和适度消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考察适度消费时，须假定生产规模是既定的。无论生产增长状况如何，这都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客观现实，当时的消费必须同它相适应。所以，适度消费是同现实生产相适应的消费。考察适度生产，应当换一个角度，即假定消费规模为已定，消费直接决定于收入，无论收入增长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这也都是生产面对而不可回避的现实，当时的生产亦必须同它相适应。因此，适度生产，应该是同当前消费相适应的生产。适度消费和适度生产是不可分割的。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投资不是一个独立的环节，而是生产环节的基本组成因素。关于适度消费，上面谈到，无论当时生产状况如何，消费量必须适应即期生产量。所谓生产状况，既考虑了现有产业基础，又考虑到投资的作用。关于适度生产，我们解释为，无论当时收入怎样变动，生产量必须适应即期消费量。对和即期消费量相适应的生产量的估计，同样既考虑了现有产业基础，又考虑到投资的作用。所以，我们总是把投资当做生产的一个内在因素看待。基于此，要辨别投资规模是否适量，就须以适度生产为客观标准。与它相对应的范畴有二：滞后生产和超前生产。以适度生产为衡量标准，其经济意义就在于：既要防止生产滞后，更要防止生产超前。这是有利于投资运行的。
为了加深我们的认识，对于投资规模的衡量标准，还须作更进一层的考察：
1.投资和生产的关系。投资对生产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我们早已懂得这个道理。现在重提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实践经验表明：有时投资过度增长，造成生产超前；有时投资增长缓慢，又导致生产滞后，而且这两种情形总是反复地出现的。无论哪一种情形的出现，都意味着投资的作用未能正常发挥，不仅如此，它还会带来种种不良后果。所以，当今大家应形成一种共识，即谋求适度生产既是进行投资的出发点，又是实现投资的最后归宿。
2.投资与分配和流通的关系。投资的形成和实现，在客观上依赖于分配和流通的调节。我们对这个道理也很了解，这里又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缘由，而是事出有因的。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可以看到，导致生产超前的投资过度增长，往往是由于实行“过松”的分配政策的结果；而造成生产滞后的投资持续萎缩，又主要是由于实行“紧刹车”的政府所致。反映在流通方面，前者表现为生产性需求日趋膨胀，而生产性需求膨胀又推动投入品价格节节上升；后者表现为生产性需求日趋萎缩，而生产性需求萎缩又迫使投入品价格跌落。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形，都无助于投资作用的正常发挥，反而还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当今大家还应形成一种共识，这就是：要维持适度生产，关键是合理调节分配，并有节制地约束流通。
通常说，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可是这种统一不表现在别的地方，它仅仅表现在：消费对于生产是适度的，同时生产对于消费也是适度的。须知，适度消费，实际上是消费条件对包括投资在内的生产条件的适应。适度生产，实际是上生产条件对包括收入在内的消费条件的适应。因而，生产和消费的统一，实乃生产条件和消费条件的相互趋于一致。没有适度消费，也不会有适度生产；同样，没有适度生产，也就不会有适度消费。所以我们应坚定对适度生产的认识，它和谋求适度消费是出于同一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