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雪林与五四新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新论文,文学论文,苏雪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五四后中国现代文坛才真正有女性文学的崛起，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作为五四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苏雪林是应该在现代文学史中占一席重要地位的——这不仅因为她勤于耕耘，成就斐然，作品产生过较广泛的影响，而且新文学的许多重大节目，她都参与或经历过，是五四新文学的见证人。冰心说：“记得五四时代，我们的前辈有袁昌英和陈衡哲先生，与我同时的有黄庐隐、苏雪林和冯沅君（注：《入世才人粲若花》，人民日报（海外报）1987年3月7日第7版。）。 ”而今，这一大批文学先驱者都相继谢世，但她们的文学天才与不朽作品中张扬的时代精神，使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发出异常夺目的光辉。尤其是跨越两个世纪的文坛元老苏雪林先生，以卓而荦不凡的才情，独具魅力的作品与多方面丰硕成果而独领风骚，备受瞩目。
一 苏雪林和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关系（1915—1925）
1.冠绝侪辈的才情
苏雪林先生晚年在她的自传《浮生九四》里，称自己是四川眉山苏辙的后裔，或许正因为如此，她遗传了远祖“三苏”的豪迈才思与文学才华，故聪颖早慧，艺术冲动和文学灵感异乎同龄人。十二岁时就能写出婉丽别有风味的《种花》七绝：
满地残红绿满枝，宵来风雨太凄其。荷锄且种海棠去，蝴蝶随人过小池（注：《灯前诗草》，第131页，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版。）。
小小的年纪，看了一部日俄战争写真帖（类似今日的连环画），浏览炮火连天的战争画面，竟激发了她纯粹而热烈的艺术创造冲动，用彩笔绘成猫儿国里猫鼠开战的故事集，情节穿插极其热闹，自成章回。“虽然尚不知用文字记录，但却有图为证……记得当时是画了一厚册，可算我幼年绘画的杰作。”（注：《我的生活》第144页， 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版。）五十年代初，苏先生在《三十年写作生活的回忆》中说：“大约不是十一岁半，便是十二岁……居然大胆地想尝试写作，每天用之乎也者的文言，写一两段日记，所记无非是家庭琐碎生活和一些幼稚可笑的感想。”“模仿蒲留仙和林琴南的调调儿，颇能逼肖。写了几个月，居然积成厚厚的一册，后因嗔人偷看，自己一把撕掉，烧了。”“第一部日记，可算是开笔，也可算是我踏上写作生涯的第一步。”据此可知，苏先生的创作及笔耕生涯，自十余岁至百龄，几近九十年，在五四以来的女作家中，写作时间这么长的绝无仅有。
1914年苏先生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1915年1月18日， 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无理的“二十一条”，妄图鲸吞中国，消息传来，国人震惊。激于义愤，她戎装倚剑留影，以申斩倭报国之志，一腔热血，洋溢诗中：
也能慷慨请长缨，巾帼谁云负此身。摩拭宝刀光照胆，要披巨浪斩妖鲸（注：《灯前诗草》，第24页，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版。）。
1915年9月，当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点燃思想启蒙运动火炬，鼓吹“欲脱蒙昧”，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号召莘莘学子，做“自觉而奋斗”精神的“新青年”时，正在安庆女师读书的苏小梅（注：苏雪林（1897—1999）原名苏小梅，1919年升学北京女高师时，易名苏梅，字雪林。1925年后发表作品以雪林女士，绿漪女士署名。），就以故乡一个童养媳被恶婆虐待致死为题材，做了一部短篇小说《童养媳》，对乡村中蓄童养媳之陋习与罪恶，进行了有力的控诉。用的是林（琴南）译小说体，“辛酸刻骨，悲风满纸”。（注：《我的生活》第145页，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版。）倾心新文化运动， 自觉投身到奔腾澎湃的新文化洪流中，并以短篇小说创作积极参与，其切入点正是新文化所要反对的旧传统与旧道德。在民国初年当时年青女学生里，实属罕见。可能是因她涉足文坛较早的原因，60多年前，文艺评论家钱杏邨在《绿漪论》中才会有这样恰如其份的评语：“苏绿漪和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是有着很久的关联的”。（注：黄人影《当代中国女作家论》，第132、148页，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
2.五四后北京文坛的苏梅
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爆发不久，苏雪林放弃小学教员的职位，升学就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亲列新文化先驱胡适、李大钊门墙受教。渊渊如海的古都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那时她整个心灵都被一种新思潮所鼓动。“每天我们都可以从名人演讲里，戏剧宣传里，各会社的宣言里得到一点新刺激，一点新鼓动。我们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抗，什么是破坏”。（注：《我的生活》第 100 页， 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版。）特别是“胡适之先生那句‘这个时代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尼采语）”响彻云霄，震荡一代青年的心灵。谈到五四对自己的影响，她说：“五四运动影响我的思想非常巨大，这在《棘心》里已屡有提及”。（注：《灵海微澜》第3集，第78页， 台南闻道出版社，1980年版。）“我的性格相当顽强，同时又是五四思潮翻滚过来的人”、“是一个平日喜以唯理主义‘五四人’自命者”。（注：《灵海微澜》第3集，第82页，台南闻道出版社，1980年版。 ）五四运动给新文学带来催生的鲜活力，一是以科学的、理性的眼光估量一切，而决定取舍，二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发现，亦即人人有自主抉择的权利。1994年7 月苏先生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说：“五四以前，对‘我’的认识不明确；五四后，对‘我’有深刻的了解，认为‘我’应该有独立的人格与权利，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注：《智慧的薪传》，台湾生龙锦凤传播公司制作的录影带（94年7月）。 ）她后来立意连即将到手的文凭也不要，等不到从女高师毕业，就毅然报考海外中法学院赴法国留学，用苏雪林教授自己的话来说，求学上进的机会，主宰命运的权利应该自己来把握，“我们心龛里供奉着一尊尊严无比仪态万方的神明——理性”。（注：《我的生活》第101页，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版。）
接受新思想熏沐的苏雪林，虽然在女高师求学只有短暂的两年，但却是她迈向文坛的起点。她舍弃林译的文言体，练习用白话写作，并用许多笔名向报刊投稿；她还与同学周寅颐主编《益世报·妇女报周刊》，五四后盛谈的妇女解放、女子享有教育权、继承权、经济权等，她都诉诸文字在报纸上表明自己的观点。“那刊物既为周刊，每个月需写二三万字的文章，始可应付。那雪地里冻死的小乞丐、被恶姑虐死的童养媳、一心想着贞节牌坊牺牲青春和幸福的节妇（注：《忆写作》，台湾联合报，99年4月22日37版。）”，都是写作的素材。 “所写也不全属文艺创作，杂凑的论文，零乱的随感亦复不少。因技巧太不成熟，所有存稿一篇没有保留。”（注：《我的生活》第105页，台北文星书店， 1967年版。）由于年代久远，《益世报》又不易寻觅，加之苏先生写作又多用笔名，这就给检索其时的文章增加难度，好在当时报刊对她的评论为我们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回声：
这是不喜欢用自己真姓名而好多用笔名发表作品的一位女作家，雪林女士是用于《李义山恋爱事迹考》的，绿漪女士则用于伊的创作集《绿天》与《棘心》上的；听说还有其他许多仅用一次即行作废的笔名，不胜枚数。这大约是作者愿以文字与读者相见，不愿以作者自己与读者相见的一种态度吧？五六年前的北京文坛（指1921年前），凡是提到苏梅女士，差不多没有人不知道的。当时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出了许多擅长于文学的女生，其中最著名号称四大金刚（指苏雪林、黄庐隐、冯沅君、程俊英），苏梅女士是四大金刚之一（注：张若谷《中国现代的女作家》，见1929年《真善美》女作家专号，第61页。）。
1995年，我赴台南拜谒苏雪林教授，曾问苏先生，早年用过哪些笔名，先生告诉我：刚开始发表文章是用学名苏梅，后来人家知道了，觉得很不自在，就选了好些笔名。用“灵芬女士”笔名向《晨报附刊》投稿，编《益世报·妇女周刊》用“老梅”、“双槑”笔名写文章，“杜芳”、“杜若”是用在《真美善》杂志上，在法国留学期间，发表文字用的笔名是“肖青”，因我母亲姓杜，名浣青，“肖青”笔名是怀念母亲的。
笔者最近收集到两篇苏雪林先生早年的佚文，都刊发于《晨报附刊》上。第一篇是关于妇女问题的言论，标题为《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注：《晨报附刊》1919年10月1日第7版。），写于1919年10月。这篇千余字的言论，文笔清丽，析理透彻。文章开宗明义提出“旧社会的生活，是烦闷的生活，不自然的生活，非人的生活。现在晓得我们是人，是要过人的生活，所以要铲除那烦闷的生活，不自然的生活”。接着论及由于妇女“受了几千年的压力，把自己的知觉完全失却了，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反以为这（非人的生活）是应该的”，呼吁“新青年”的男子，“要从恶社会里去救我们的同胞，来到我们新社会里，不是单求自己的新生活，还要求社会全体的新生活”。全文袒露一位五四新女性对妇女命运的热切关注。第二篇是译作，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的散文《水上》，1922年6月译于法国里昂。 译文以优美的笔触再现了莫泊桑笔下莱茵河旖旎的风光，语言完全是本色而单纯的中国风格，毫无五四初期那种冗长的欧化语调。苏雪林先生是1921年秋赴法国留学的，学习法文尚不满一年，就以清新流畅的译作奉献给国内读者，人们既惊诧她学习法文的天份，又对她介绍法国文学作品，热心中法文化交流表示钦佩。据阿英先生云：“她的作品，最初是发表在北京《晨报附刊》上，我记得在她到法国以后，她还寄回一部似乎标题《乡村杂诗》的小诗，在那上面刊载了很久（注：黄人影《当代中国女作家论》，第132、148页，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
苏雪林先生逝世后，台《联合报》曾刊发先生遗作《忆写作》（注：《忆写作》，台湾联合报，99年4月22日37版。）， 文中回忆了她早年主编《妇女周刊》的情况。对于一位尚在求学的文学青年，积极投身于时代潮流，并能独当一面主持周刊编辑达一年之久，撰写各种体裁文章数十万言，充分显示了她冠绝侪辈的才情。
二 创作、教学、研究三栖，集作家、教授、学者于一身（1926—1937）
1.蜚声文坛的绿漪女士
1925年苏雪林留法归来，先后任教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省立安徽大学、国立武汉大学。自1925年至抗战爆发的十多年时间里，她一面从事教学，一面勤奋创作与研究，这是她一生精力最充沛、创作最旺盛、成果最辉煌的时期。“回国后所作的作品大都散见在《北新》和《现代评论》上，《语丝》上也有她的文字”、“她的作品很多，她写诗，她创作小说，她写剧本，她也作散文。”（注：黄人影《当代中国女作家论》，第132、148页，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1928年和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先后出版了以绿漪女士署名的散文集《绿天》及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这两部作品数月之内，一版再版，受到读者特别的青睐，尤其是《棘心》中女主角杜醒秋女士特立独行的品格和个性，当时确曾引起不少出自旧家庭、接受新思想知识青年的强烈共鸣。台湾读者一萍撰写回忆文章说：“《棘心》出版后，京沪爱好文艺的青年，莫不争相购买，有人结婚，送《棘心》是很时髦的礼品”（引自《庆祝苏雪林教授百龄华诞专集》）。
《绿天》与《棘心》是苏雪林先生蜚声文坛的成名作，因才名及文名使她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并列为五四后文坛五大女性作家（见黄人影《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关于这两部作品的艺术特色，笔者曾在《苏雪林简论》、《苏雪林先生早期创作管窥》二文中作了详细论评，不赘述，今仅就这两部作品在新文学上的影响，谈两点意见。第一，《棘心》是作者的自叙传，以自己留学法国的经历，展现五四后知识女性在新旧文化交替、新思想旧道德碰撞时面临人生抉择的心路历程，开新文学描写留学生生活长篇小说之先河。作者塑造的杜醒秋女士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揭示了五四后旧家庭出身的知识女性独特的个性。同时，阅读《棘心》，我们也能从中了解苏雪林先为人处世的节操与知恩报爱的人格魅力。主编《生活》周刊的韬奋先生，在《棘心》出版后几天，就撰文向读者推介：“我们知道这本书全由事实为背景，而最能使人感动而永莫能忘的，是主人公醒秋女士磊落的做人态度……这种冰玉清洁的人格，浩然不羁的正气，最使人感动”，“处处动人心弦， 好像拉了读者恍然如亲身加入里面的悲欢离合”， “全书328页，我费了两整夜的工夫，很仔细的看完，还嫌它太短！ （注：《介绍一本好书》，见《生活》周刊4卷35期，第395页。）”第二，《绿天》是二十年代留传至今的一本现代散文名著。童心、自然、母爱的主题，率真、清新、隽丽的文字，清倩、灵活、豪放的才思，抒写人间的温暖与人性的芬芳，打破了“美文不能白话”的迷信而赢得盛誉：“苏绿漪是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至少在现代女性作家的比较上，我们可以这样说。”（注：黄人影《当代中国女作家论》，第 132、 148页，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林海音曾深情地说：“《绿天》实在是一本富有诗意的散文，描写大自然景色的情意之文，书中很多，我在中学生时代读它，和今天我做了祖母再读它，一样使我深得其味。”（注：《剪影话文坛》，第2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笔下学养深厚的智慧澄液，内心高雅充实的生命力，这是抒写心灵散文夺人共鸣的魔力所在，正缘于此，苏雪林才被现代文坛公认为散文大家，《绿天》才被视为早期散文名著。
除了小说与散文，她还出版了研究唐诗的学术专著《李商隐恋爱事迹考》，在《北新》半月刊上发表独幕童话象征剧《玫瑰与春》，以及取自佛经与印度史实的三幕剧《鸠那罗的眼睛》。以上二剧皆用唯美文体，艺术感染强烈。尤其是《鸠那罗的眼睛》，是真实的历史故事，与沙翁名剧《哈姆雷特》一样是“太子悲剧”，恻人肺腑，因作者写此剧参考不少梵典，良工心苦，成为当时水准相当高的唯美剧。
2.切中肯綮的作家与作品论
苏雪林先生除了以自己的创作为五四后新文学奉献一份心力外，她还热切关注当时文坛的现状，对二三十年代活跃于新文学园地的诸多作家及其作品进行广泛的论评。她一生虽未以文艺评论家名，但在三十年代初，就撰写了数十篇切中肯綮的作家作品专论，纵横捭阖展现了新文学运动十五六间蔚为壮观的创作风貌，称她为新文学的文艺批评家实不为过。
1931年苏雪林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除教“中国文学史”和“基本国文”外，院长又坚请她教授“新文学研究”。当时各大学从未有人开这门课，原因是新文学运动不过才十二三年，有关新文学的资料贫乏且不成系统；其次作家及作品正层出不穷，作家的思想未有定型，写作倾向也在经常变更。但为了满足众多文学青年爱好现代文艺的欲望，她自编讲义，荜路蓝缕，开起这门新课（讲义分为新诗、散文、小说、戏剧、文评五个部分）。她曾回忆开这门新课的艰辛：“那时候作家的作品虽不算丰富，每人少则二三本，多则十几本，每本都要通篇阅读。当时文评书评并不多，每个作家的特色，都要你去揣摸，时代与作品相互间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又要你自己从每个角度去窥探，还要常看杂志，报纸副刊，借知文学潮流的趋向，和作家的动态。”（注：《我的生活》第126页，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版。）读作品，编讲义， 边教学边撰述，花了数年心血才将新文学讲义的五个部分写毕。与此同时，她又将讲义及教学中的专题理论化，形成数十篇系列文章，在很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以便让读者了解新文学的进程与概貌。如《论胡适的〈尝试集〉》（刊《新北辰》）、《〈扬鞭集〉读后感》（刊《青年界》）、《沈从文论》（刊《文学》）、《〈阿Q 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刊《国闻周报》、《现代中国戏剧概观》（刊《青年界》）……新文学运动以来，还没有哪一位评论家写过如此多的作家作品论，足见这些评论在当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苏雪林先生的文艺批评虽是一家之言，但无门户、派别之见。论证作家及其作品，注意将作家生活经历、所处环境、艺术风格与所属流派作综合观察，故对其艺术倾向、作品优劣把握准备；笔锋犀利，精当谨严，出刀见血，淋漓痛快。加之作者才大学博，新旧文学学养深厚，故议论恢宏，行文开阖动荡，波澜起伏，并时时迸射出睿见与激情——发表自己的文学理念和见解，来加深读者对所论作家及作品的认识，给人以一气读完才肯释卷的阅读兴致。以文体作家《沈从文论》为例，这是一篇“在作家与研究方面具有开创作用（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Ⅱ，第942 页1986年版。）”的作家论。苏先生首先指出沈氏作品的艺术好处，第一是能创造一种特殊风格，第二是句法短峭简炼，富有单纯的美；再次则言沈氏做小说过于随笔化的缺憾，最后剖析这位文体作家在作品中所要表现的哲学思想：“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不过他这理想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许多读者不大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引自《沈从文论》）。研究沈从文作品的美国人金介甫说：“在当时的中国，评论界并不把沈的作品看作文学，诋毁他的创作多半出于空想，因而否定了他的作品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注：《沈从文传》， 第139、 32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他在《沈从文传》中，特别提到苏雪林的《沈从文论》“有真知灼见（注：《沈从文传》，第139、32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丁易著《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言及沈从文的创作，“他们论点许多都是沿用苏雪林的”。（注：《沈从文传》，第139、32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再比如，二十年代中期，中国新诗坛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流传并引起论争——一部分人抱怨他的诗读不懂，称其为“诗怪”，一部分人又喜爱他那一种异国情调而着意模仿，贬褒不一时，是苏雪林先生最早在《现代》上发表《论李金发的诗》，揭示李诗的艺术特征“朦胧恍惚，骤难了解”，是在于“观念联络奇特”、“不固执文法的原则”、“感觉敏锐、幻觉异常”、“省略与跳过句法”。（注：《现代》，1933年第3卷第3期。）该文还就李诗的创作谈及自己对象征派的认识，厘清颓废派与象征派的分别：颓废派诗人要求强烈及奇异之刺激，而象征诗人则幻觉丰富，异乎寻常，心灵作用也较常人进步。指出中国的新诗与法国象征派发生密切的联系，首创象征派诗体的李金发是功不可没的，肯定“中国象征派的诗至李氏而始有，在新诗界中不能说他没有相当的贡献”。（注：《现代》， 1933年第3卷第3期。）
讲授新文学，撰写作家作品论，关注、研究新文学的发展及现状，她后来把新文学讲义与发表的部分论文结集为《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这是她花十多年心血奉献给新文学的一本影响深远的大著。全书四十五万言，七十二章，论评作家（含诗人及剧作家）四百余人，评点作品近千部，可谓是宏篇巨构，其中耗去的时间与精力非常人所能想象，正如作者所言：“我评论一个作家，都以其作品为凭，作品是一个人‘心灵的写照’，是最有力的证据，而这些作品我是都仔细读过的。”（注：《文坛话旧·序》，第4页，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版。 ）故而评论作家或作品，抨平公允，优劣得失，从不违心。例如她在《郁达夫及其作品》、《多角恋爱小说作者张资平》中，就对郁、张小说里病态颓废色彩与色情倾向提出批评：“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的郁达夫，又好写鸦片、酒精、麻雀牌、燕子窠、下等娼妓、偷窃、诈骗，以及其他各种堕落行径，所以人家给他戴上颓废作家的冠冕（注：《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第320页，1983年版， 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张资平虽然自称为新文学作家，但他专以供给低级的趣味、色情或富于刺激性的题材娱乐一般中产阶级……作品产量虽丰富，而十九粗制滥造，毫无艺术价值可言（注：《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第328页，1983年版， 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她语重心长地说：“高尚纯洁的文学，在于作家有优美的技巧和健全的人格”，“粪土里生不出美丽的花，下流淫猥的脑筋里，也产不出高尚纯洁的文学，所以文学家的品格不能不注意培养”（注：《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总论》，第28页。）；“在文人生活不能独立的现代，拿文字换面包，是没法避免的。但决不可为了想赚钱，便做迎合读者的文字”。（注：《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总论》，第28页。）她在很多评论文章中，也常常谈及自己的文学见解与主张。早在1928年春，苏雪林为他的学生王佐才诗集《蝉之曲》作序中，就已申明了她的文艺观与创作观：“我以为文学是思想、情感（或说情绪）和艺术的一种作用，无论写实也好，象征也好，浪漫也好，什么也好，要没有高远的思想，丰富的情绪，洁炼的艺术，不配叫做文字，更谈不到创作”；“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使命，是以丰富的想象，高超的意境，美化人生，提高人们的情感和思想，他们要在荒地上散布花种，要在沙漠里掘开甘泉，把这个荒凉的世界，逐渐化为锦天绣地的乐园”。
三《屠龙集》、 《南明忠烈传》等一批战时作品（1938—1948）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侵华战争， 中国人民从此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浴血奋战。1937年8月13日，淞沪之战爆发， 此时正值暑假，苏雪林居停沪上，目睹上海军民奋勇抗击日寇的壮烈场面，遂将“嫁奁三千元，加上十余年省吃俭用的教书薪俸所积买两根金条，捐献政府作为抗战经费的小助。这两根金条重五十一两数钱，原存银行，作为将来的养老费的，至是献出”。（注：“屈赋新探”系列包含《屈原与九歌》（1973年出版）、《天问正简》（1974年出版）、《楚骚新诂》（1978年出版）、《屈赋论丛》（1980年出版）。）苏雪林的义举感动了国人，后来遂掀起了一股颇为壮观的献金抗战热潮，此事曾披露于报端（见1937年10月11日《国闻周报》战时特刊）。1938年春苏雪林随武汉大学迁徙至四川乐山县，直到1946年才回鄂，在乐山经历了八年物质维艰的战时生活。
在乐山教学之余，她开始以比较神话学的新视野对屈原作品进行东西方跨文化研究，揭示出屈原作品中罕为人知的奥秘——丰富的域外宗教神话痕迹。此项研究直到八十年代初“屈赋新探”四本巨著问世，研究时间几近半个世纪。又，抗战之初，在日本侵略者猖狂屠掠面前，一部分人对抗战前途悲观，“亡国”论调甚嚣尘上时，苏雪林义愤填膺，废寝忘食，撰写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传记文学《南明忠烈传》。在战时资料图书征求不易的条件下，她仅用五个月时间，于晚明正史、野乘、笔记中钩沉数百位抗清复明仁人志士，以他们捍卫宗邦，抵御外侮，宁死不屈的凛凛正气，来激发抗战中国民的民族自卫意志和民族自信力。她在该书序言中说：“南明诸人处境之窘，或更甚于今日我们之所遭遇，而含辛茹苦，终无怨言，竭忠尽智，惟期活国，则亦可以激励我们的志气，振奋我们的精神，相互牺牲小我，共挽狂澜，以期最后胜利之到来。”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作为战时的文化人，其创作必须以弘扬民族精神、抗敌卫国为己任。所以在序言的结尾，她写道：“本书所介绍的几百个抗清复明的志士仁人，大半可作诗歌、小说、戏剧的资料，笔者愿意将此书公开于海内著作家之前，替新文学开一条新路。”1940年她又利用《南明忠烈传》里可歌可泣的事例，创作七个短篇历史小说，后结集定名为《蝉蜕集》，由商务印书馆作为该馆《现代文学丛书》之一种出版。“历史小说也和历史一般，其任务不在将过去史实加以复现，而在从过去事迹反映现在及将来，所谓‘彰往察来’，使人知所鉴戒（引同上）。”这段话，交代了在战时她创作历史小说的动机。
抗战期间苏雪林还出版过一本著名的战时随感录《屠龙集》。收入该集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揭露日本侵略者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法西斯面目；二、热情歌颂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前仆后继，英勇杀敌保卫国土的爱国精神；三、抒写战时知识分子动荡生活与痛苦经历。苏雪林先生身居闭塞的乡野，却时时关注战局的发展和祖国的命运，正如作者在《家》中所言：“我们每人一天少不了一个家，但是我们莫忘记现在中国处的是什么时代。整个国土笼罩在火光里，浸渍在血海里……我们应当将小己的家的观念束之高阁，而同心合意来抢救同胞大众的家要紧。这时代我们正用得着霍去病将军那句壮语：‘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她用饱蘸深情的文字，讴歌奋战在抗日前线的将士：“我们全民族都激动起来了，怒吼起来了。我们忠勇的将士，足踏着白刃，冒着猛烈的炮火，争先恐后，与顽敌作殊死战，壮烈的战史一页一页展开，惊天地泣鬼神的牺牲，层出不穷的表现……我们更有血肉构成的堡垒，血肉构成的长城”（《奇迹——献给阵亡将士的英灵》）。《屠龙集》出版之际，正是抗战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日本法西斯妄图用“三光”政策来灭亡中国，实现其称霸东亚的野心，苏雪林先生以敏锐的洞察力，预言“东亚这头吃人疯狂野兽”，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英勇的中华儿女定能以正义之剑，屠杀这只灭绝人性的“毒龙”，书名取“屠龙”二字，其深意即此。这无疑给抗战中的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屠龙集》中多处抒发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日本这次对华侵略，四十岁以上的大学教授上阵冲锋的也很不少”（《寄华甥》），“若是环境不许我们再活下去，将孩子托给保育院让国家教养，先生拈起枪上前线，太太加入救护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炼狱》）！这些迸射着炽烈情感、豪迈而颇具阳刚之美的语言，飞扬着战斗精神和时代色彩，与作者早期散文中的阴柔之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云：“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作家的创作风格及个性紧密关连，在《屠龙集》中得到生动的验证。
苏雪林先生向以重视西方文学作家的写实、象征、浪漫、唯美的创作方法，于新文学的创作有借鉴作用。她说：“新文艺诞生不久，还得向西洋先进国摄取营养料始能茁壮，那营养料便是翻译文艺（注：《五四以后北平的文坛和思想界》，第20页，见《风雨鸡鸣》，台北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7年版。）。”自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只要能挤出时间，她就不停歇地翻译，她曾翻译雨果的诗，都德的小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及但丁《神曲》的部分章节，数量虽不宏丰，但她却一直在这块园地上默默地奉献心力，把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
1948年苏雪林还与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法国神父善秉仁共同编辑出版了《一千五百种现代中国小说与戏剧》。此书为英文版，16开560 页，除作品提要，并附作家小传，洋洋大观，系统展现现代中国文学风貌。苏雪林所撰的《今日中国小说与戏剧》置于卷首作为导论。该书将近现代中国文艺向世界介绍，对于西方认识了解中国文艺之大概，其功甚伟，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考量，这本百万字的提要无论在当时亦或是今天，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应受到珍视。
结语
自五四新文学发端，到1948年秋苏雪林赴香港真理学会就任编辑，在新文学进程的三十年间（除留学法国4年外）， 她一直是以丰沛的创作激情，在新文学园地上勤奋耕耘，她戏称是“打杂文坛三十年”，“担柴挑水，忙个不了”（《谈写作的乐趣》）。为什么会这样醉心，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文艺之神，拨醒我心灵创作之火”（《中年》），我“要把自己最后一滴精力都绞沥出来”，“以宝贵的生命去兑换艺术的完美”，“作家必如此，才算艺术忠臣”（《读与写》）。粗略统计，三十年中面世作品有小说《棘心》、《蝉蜕集》、《天马集》，散文《绿天》、《青鸟集》、《屠龙集》、《蠹鱼集》，戏剧《鸠那罗的眼睛》、《玫瑰与春》，传记文学《南明忠烈传》，学术研究《李商隐恋爱事迹考》、《唐诗概论》、《辽金元文学》，总字数逾三百万言。众所周知，苏先生自1925年留法归来，就一直在多所高等学府担任教职，仅在武汉大学任教就长达十八年，创作、教学、研究三栖，集作家、教授、学者于一身。五四新文学以来，在文学诸多领域有如此卓越建树者，仅苏雪林先生一人而已。故早在二十年代末，《孽海花》作者曾孟朴先生就惊叹：“最钦服的于新旧文学都有成功的女作家雪林女士！”（注：张若谷《中国现代的女作家》，见1929年《真善美》女作家专号，第61页。）
当世纪之末，我们回眸这位五四文坛耆宿在八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以一支健笔，始终不渝的文学信仰、非凡的毅力与献身精神，去抒写自己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给后人留的是一笔珍贵的文学遗产——智慧与心血结晶的五十部著作、两千万字的华章美文！中华文化的命脉，正是有像苏雪林先生这样的中西文化都有深潜修养与根柢的老一辈学人，以豪迈的才情，勇蛾扑火的殉道精神孜孜以求，延绵传承，才得以炳曜千秋。为此，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于1993年4月， 给予苏先生殊荣，向她颁发资深敬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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