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上计使者在中央与地方二元政治格局中的特殊作用
李 斯 潘 竑 历
(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汉代地方上计于中央的具体使命，是由上计使者来完成的。这些人可视为地方派往中央的使者，其在中央与地方二元政治格局中的特殊作用值得重视。上计使者的身份和使命在两汉时期有一定变化。上计使者与地方吏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也反映出汉代行政运作与政治文化中较为阴暗的一面。
关键词： 两汉;上计;使者;行政运作;政治文化
汉代地方上计于中央的使命，是由所谓“计吏”来完成的。这些人可视为地方派往中央的使者，其在帝国的行政运作与政治文化中的特殊作用值得重视。但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汉代使者的关注，多集中于中央派出的使者，而对地方使者似乎较少讨论[1]1。对上计使者的选派、使命及其具体出使活动的考察，或许有助于丰富对汉代地方政务与政治文化的认识。
一、上计使者的选派
汉代地方上计于中央的使命，是由上计使者来完成的。对此，史籍也称为“计吏”。负责选吏上计，是汉代郡守需要完成的年度行政任务之一。《后汉书·百官志五》本注曰：“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2]3621汉代郡守对于上述地方常规行政事务均有督责之任，但可能未见得事必躬亲。相比之下，汉代刺史有亲自入京上计之职责则较为明确：“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2]3617自东汉以降，刺史已经逐渐不复入京上计，而改为遣计吏代行其使命。因此从具体执行层面来说，两汉时期地方上计于中央的使命主要是由“计吏”来承担的。
汉代文献又有“遣使奉计”的说法。如《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越巂人任贵自称太守，遣使奉计。”李贤注曰：“计谓人庶名籍，若今计帐。”[2]卷1,63在天下未定之时，遣使奉计不仅表明称臣之意，随行另有财物贡献，故 “计吏”本身又兼具外交使者的身份。如《后汉书》卷三一《陆康传》：“献帝即位，天下大乱，康蒙险遣孝廉、计吏奉贡朝廷，诏书策劳，加忠义将军，秩中二千石。”[2]卷31,1114中央如认为地方有不轨行为，可以采取扣留计吏的方式予以警告。如《三国志·魏书》卷二一《刘劭传》：“时闻公孙渊受孙权燕王之号，议者欲留渊计吏，遣兵讨之。”[3]卷21,618
关于“计吏”的人选，在西汉时期的来源之一是郡国较高级官员。如《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王成传》：“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4]卷89,3627由于西汉时期的“长吏”称谓尚未完全固定化，除了指县令、长、丞、尉，还可以指郡国守相[5]。《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张晏注：“汉旧郡国丞长吏与计吏俱送计也。”[4]卷64,2793这说明至少在西汉，上计使者中还有直接负责郡国行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而杨鸿年先生认为，此处“长吏”当作“长史”，谓其时郡国并行，故上计时郡遣郡丞，国遣长史[6]448。《后汉书·百官志一》注引《汉旧仪》曰：“哀帝元寿二年，以丞相为大司徒。郡国守长史上计事竟，遣公出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又有“御史大夫敕上计丞长史”等语[2]3561-3562。就职权而言，王国长史与郡丞相当，《后汉书·百官志五》：“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本注曰：相如太守，有长史，如郡丞。”边郡长史也是如此，甚至后来取代了郡丞。“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2]3627李贤注引《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三月，令郡太守、诸侯相病，丞、长史行事。十四年，罢边郡太守丞，长史领丞职。”[2]3621不过，这只是就西汉的情况而言。前引张晏注特意加一“旧”字，可能就是为此。
上计使者的身份，在两汉时期又有一定变化。东汉史籍有关上计使者身份的记载，已不见郡国长吏，而多为由郡举任的掾史。例如，赵壹“举郡上计到京师”，王逸“举上计吏”，刘翊“举上计掾”等。有的出身贫穷，身份低微。如度尚“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积困穷，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各地派出的上计使者，一般不止一人。东汉以降，上计使者多为两人同行。《后汉书》卷四八《应奉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奉少为上计吏，许训为计掾，俱到京师。”[2]卷48，1607似乎计吏又可细分为“计掾”与“计史”。《三国志·魏书》卷一一《邴原传》注引《原别传》曰：“时鲁国孔融在郡，教选计当任公卿之才，乃以郑玄为计掾，彭璆为计吏，原为计佐。”[3]《魏书》卷11,352似乎此处“计吏”亦当作“计史”，而当时除了“计掾”与“计史”可称“计吏”外，还包括“计佐”。由于计吏多为郡守自辟之属吏，故带有较为浓厚的私官色彩。例如公孙瓒“举上计吏。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瓒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2]卷73,2357-2358。由于派遣计吏的决定权在于郡守，故计吏出使，也可以说是受郡命而出。这也与上计使者身份与选派的变化密切相关。正如严耕望先生所总结的：“然则东汉郡国上计于中央，但遣少吏掾史，而守丞长史不行，必矣。”[7]263
二、上计使者的使命
上计使者作为地方守相的代表，不仅要奉计簿于京师，还要参加一系列朝会礼仪活动。在此期间，有时会受到皇帝或中央官员的征召与问询，在将所属郡国情况汇总上报后，还要负责将中央有关指示传达于地方。
关于上计使者参加朝会礼仪活动的具体内容，有随皇帝拜谒祖先陵墓。《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注引《汉官仪》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庄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诸侯王、郡国计吏皆当轩下，占其郡国谷价，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闻之也。”[2]卷2,99还有参加皇帝丧事。《后汉书·礼仪志》：“故事：百官五日一会临，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国上计掾史皆五日一会。天下吏民发丧临三日。”[2]3143还有参加天子主持的朝会，《晋书》卷四二《王浑传》记载了有关具体场景：“旧三朝元会前计吏诣轩下，侍中读诏，计吏跪受。臣以诏文相承已久，无他新声，非陛下留心方国之意也。可令中书指宣明诏，问方土异同，贤才秀异，风俗好尚，农桑本务，刑狱得无冤滥，守长得无侵虐。其勤心政化兴利除害者，授以纸笔，尽意陈闻。以明圣旨垂心四远，不复因循常辞。且察其答对文义，以观计吏人才之实。”[8]卷42,1204可见上计使者在参加朝会时，一般要汇报有关诸如风俗人情、农业生产与刑狱吏治等中央所关心的重要内容。
黄河滩地土质多为粉细沙，对于预制混凝土桩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取48 kPa，计算单桩总极限侧阻力标准值Qsk为 1 130 KN。
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帝赐舆马衣服剑珮刀，钱二万，南阳计吏归，具以启延。延知衍华不副实，行不配容，积三年不用，于是上乃自敕衍称南阳功曹诣阙。”可见邓衍是以南阳计吏的身份参与朝会，引起明帝注意的。同行计吏将此事回报郡守，但因其“华不副实，行不配容”，故连续三年不得升迁。后因皇帝特诏入京，才得以“拜郎中，迁玄武司马”。这反映出在帝制时代，上计使者的境遇很容易因君主一己好恶而改变的历史事实。但也可见上计使者作为地方代表，是政务运行中沟通上下的重要纽带，不仅地方特意选择俊秀杰出之士任之，中央也对其使命较为重视，以此作为制定施政方针与政策的必要参考。
帝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蜀郡计掾樊显进曰：“渔阳太守张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帝闻，良久叹息，拜显为鱼复长。方征堪，会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诏褒扬，赐帛百匹。[2]卷31,1101
进长安令
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邓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会，而容姿趋步，有出于众，显宗目之，顾左右曰：“朕之仪貌，岂若此人！”特赐舆马衣服。延以衍虽有容仪而无实行，未尝加礼。帝既异之，乃诏衍令自称南阳功曹诣阙。既到，拜郎中，迁玄武司马。[2]卷33,1153
对于计吏来说，若表现突出，这很可能是一个获得晋升，甚至改变人生境遇的大好机会。如《后汉书》卷三一《张堪传》：
文学翻译领域，学界围绕“何为翻译”、“如何翻译”等问题展开了长久探讨。严复曾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对译者之为译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及翻译伦理进行了细致探讨；奈达曾主张“形式对等”、“功能对等”，就翻译实践中贴近源语还是贴近译入语问题进行了探讨。
辛娜湿濡地亲吻着王树林，激烈而迫切。这突如其来的主动让王树林始料不及，心理上不免生出抵触的情绪。上周前，辛娜的关于亲情是兄妹的话语刺伤了王树林，为此他们冷战了十天，辛娜是高傲的，十天里，她几乎没有和王树林说过一句话，没有正眼瞧过王树林一次，即使有交流也是短信，比如：你下班把衣服收一下，要下雨了，诸如此类。傲气凌人强人风范。
在上计使者中，也不乏迁升至地方长吏，或中央高级官员者。有的名重一时，有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进程。如朱买臣先为会稽太守，后因击东越有功，“征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4]卷64,2794。如应奉“为司隶校尉，纠举奸违，不避豪戚，以严厉为名”[2]卷48,1608。又如邓艾，“每见高山大泽，辄规度指画军营处所，时人多笑焉。后为典农纲纪，上计吏，因使见太尉司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为掾，迁尚书郎”[3]卷28,775。又如羊祜，“及长，博学能属文，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善谈论。郡将夏侯威异之，以兄霸之子妻之。举上计吏，州四辟从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8]卷34，1031后羊祜长期领军坐镇荆州，为西晋平吴，统一全国立下大功。类似这样由基层小吏循序渐进逐级迁升的方式，有利于更为公平和广泛地选拔人才，也符合汉人所认同的法家学说中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出于卒伍”的行政理念。对此，有学者称为“功次制度”，并认为其优点在于“使官吏能够了解行政系统运行的过程和法规、故事、判例等，在任职期间了解社会、掌握统治技能，是一种寓培养、选拔人才于使用过程中的制度”[9]。
及行至南阳，左右并通奸利，诏书多所除拜。秉复上疏谏曰：“臣闻先王建国，顺天制官。太微积星，名为郎位，入奉宿卫，出牧百姓。皋陶诫虞，在于官人。顷者，道路拜除，恩加竖隶，爵以货成，化由此败，所以俗夫巷议，白驹远逝，穆穆清朝，远近莫观。宜割不忍之恩，以断求欲之路。”于是诏除乃止。[2]卷54,1773
日南张重，举计入洛。正旦大会。明帝问：“日南郡北向视日邪？”重曰：“今郡有云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实。日亦俱出于东耳。至于风气暄暖，日影仰当，官民居止随情，面向东西南北，回背无定。人性凶悍，果于战斗，便山习水，不闲平地。”[10]834
又如东汉灵帝时，板楯蛮屡次反叛，“帝欲大发兵，乃问益州计吏，考以征讨方略。”汉中上计程包对曰：“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帝从其言，“遣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皆降服。”[2]卷86,2843可见上计使者也可议论朝政得失，且有意见被采纳的例子。
上计使者人数众多，未必都能受到皇帝召见。更多的时候，似以中央官员主持其事。西汉初年，曾为此专门设置“计相”一职。例如，张苍“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所谓“计相”，张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国簿书。”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为官号，与计相同。时所卒立，非久施也。”《史记索隐》曰：“谓改计相之名，更名主计也。此盖权时立号也。”[11]卷96,2676此后似未见有人担任此职，故可能确属临时权宜之置，后来逐渐演变为丞相、御史的职责，如《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王成传》：“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4]卷89,3627又如卫宏《汉旧仪》载西汉哀帝元寿二年：“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又“御史大夫”条亦载有御史大夫下上计丞、长史之敕[12]70-73。东汉以司徒受计较为常见。如《后汉书》卷八○下《文苑传下·赵壹传》：
几乎有一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准时定期的向银行报送财务报表，这也使得银行不能很好的了解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账务情况，也无法准确的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是很难向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就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量上不去，进而影响其向农民的贷款业务。
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逢望而异之，令左右往让之，曰：“下郡计吏而揖三公，何也？”对曰：“昔郦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则敛衽下堂，执其手，延置上坐，因问西方事，大悦，顾谓坐中曰：“此人汉阳赵元叔也。朝臣莫有过之者，吾请为诸君分坐。”坐者皆属观。[2]卷80下，2632
上计使者也有上书中央举荐贤才，表彰士行的职责。《三国志·魏书》卷一五《贾逵传》注引《孙资别传》曰：“资举河东计吏，到许，荐于相府曰：‘逵在绛邑，帅厉吏民，与贼郭援交战，力尽而败，为贼所俘，挺然直志，颜辞不屈，忠言闻于大众，烈节显于当时，虽古之直发据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诚时之利用。’”[3]《魏书》卷15,480西汉自武帝时有郡举孝廉，与计偕上之制，但人数并不多。而计吏举荐于中央，亦是一条仕进之途，这也为地方向中央施加政治影响提供了机会。东汉末年，杨凤等起兵，“大者二三万，小者不减数千。灵帝不能讨，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后遂弥漫，不可复数。”[3]《 魏书》卷8,261这本是朝廷以示笼络和恩宠之举，但在地方坐大、朝纲不振之际，上计使者其实已经无法行使其职责，而近乎虚设了。
三、上计使者与吏治的关系
汉代存在一种上计吏留拜为郎的政治制度。如《后汉书》卷四《和帝纪》载永元十四年(102)：“是岁，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2]卷4,190由于实行时没有固定的标准和程式，在东汉后期对吏治已经造成较为严重的危害。如桓帝南巡时，杨秉曾谏言对此加以限制：
由于上计使者对地方情况较为熟悉，朝政如欲了解地方风俗，或遇疑难之事，也会向其征询意见。如《水经注·温水》“东北入于郁”条引范泰《古今善言》：
我们的劳动人民身上有很多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的品质，比如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生存能力强等，这些品质不仅让他们活得有尊严，同时也在感染和激励着他们的子女去拼搏、去奋斗，比如我就从我的父母身上学习和继承了很多东西。
虽然杨秉上疏所谓“诏书多所除拜”似乎并非特指上计拜郎，同传又说：“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帑臧空虚，浮食者众，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浇濯衅秽。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2]卷54,1772可见“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应指其派遣上计使者留拜为郎之事，此举不仅无谓地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又容易滋生“觊觎之端”，对朝政危害甚大。有学者认为计吏拜郎也是君主特诏“横拜”的一种形式，并无制度化规定，且反映了皇权与官僚政治的博弈[13]。从前引新野功曹邓衍的例子就不难看出，计吏得以留拜为郎往往是君主偶然性的随意之举。尽管史书记载仅为个例，但在规模庞大、人数众多的上计使者中，“虽有容仪而无实行”者恐怕不在少数，而中央欲通过对这些人的问询而了解地方治政实际情况，就并不那么容易了。
早在西汉时，宣帝诏书已经指出上计中的浮夸之风盛行：
“我是梅西，现在慌的一批”主要是因为俄罗斯世界杯比赛网友调侃梅西而诞生的梗。慌得一批是网络用语，其含义为恐惧、不安的意思。2018年世界杯期间，作为五届金球奖得主梅西0进球，又失点，导致最后阿根廷1:1平冰岛。
今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其中。奉诏宣化如此，岂不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诸请诏省卒徒自给者，皆止。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4]卷8,273
为了防止计吏与朝官私会，曾有专门规定加以限制。如《太平御览》卷208《职官部六》载：东汉时“陈宠为司空，府故事：以计吏至，时自公以下督属籍，不通宾客，以防交关。宠去籍通客，以明无所不受，论者大之。”不过到了东汉末年，此规定大概已是一纸空文，计吏活动似并未受到多少限制。如韩遂“奉计诣京师，何进宿闻其名，特与相见。遂说进使诛诸阉人，进不从，乃求归。”[3]卷1,45又如汉末刘劭事：
节日最大特点是周期性复现。因为传统节日是每年都有一个轮回，传统节日周期性的复现就为年轻一代的伦理价值体验提供了有力保证。人们利用传统节日定期进行传统表演与传统教育，使传统在民众生活中得到延续与加强。传统节日给传统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机会。中国传统节日是祭祀日、庆祝日与亲情日的复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传统节日的伦理意识特别浓厚。传统节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集中体现，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伦理的文化，伦理文化就是讲人际关系的文化，就是道德，有很多道德的理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计使者在京师逗留期间，可能利用职务之便贿赂官员，请托办事，以达到某些私人目的。例如，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文翁通过计吏携带当地特产以赠博士，也许目的是为求得其对蜀郡弟子多加关照。后“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4]卷89,3625。东汉时，又有太守遣计吏行贿朝臣之事，如《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曹腾传》：“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益州刺史种皓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2]卷78,2519此事亦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续汉书》：“蜀郡太守计吏修敬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函谷关搜得其笺，上太守，并奏腾内臣外交，所不当为，请免官治罪。”但曹腾因受皇帝庇护，终未加罪。
对于上计使者当中触犯律令者，汉代京师有专门的监狱予以收押。《汉书》卷八《宣帝纪》记载长安有“郡邸狱”，颜师古注引《汉旧仪》：“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属大鸿胪。”[4]卷8，235大鸿胪的主要职责是接待四方使者，上计使者自然也在其列。“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匡四方来，亦属焉。”[2]3582而京师所置“郡邸狱”，其收系的罪犯中应该就有部分因行贿请托之事而获罪的计吏。计吏由于具备使者身份，得以享受传舍和免税等待遇，在行贿请托等方面可能较为便利。
上计簿是中央得以掌控地方吏治的重要参考资料，而其不过“具文而已”，才造成“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的尴尬情形。不仅如此，此种风气在当时官场又逐渐流行开来，如《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王成传》：“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4]卷89,3627又如《汉书》卷七二《贡禹传》：“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4]卷72,3077元帝时，京房有鉴于此，曾奏“考功课吏法”，但为权贵所阻，未获实行。这也反映出西汉末年的吏治已经败坏到一定程度，短时间内难有起色。
建安中，为计吏诣许。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劭时在尚书令荀彧所，坐者数十人，或云当废朝，或云宜却会。劭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记》曰，诸侯旅见天子，及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彧善其言。敕朝会如旧，日亦不蚀。[3]卷21,617
（2）坡口开制 600MPa和800MPa级别优先采用坡口机、铣边机加工，当采用热切割方法须将割口表面淬硬层、过热组织等用砂轮磨掉，磨削层厚≥1mm。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最直接、最强烈。司法体制改革剑指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顽瘴痼疾，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优异答卷。
这也是计吏交结朝官的例子，且能通过其言论而影响朝会的举行。
江苏连云港尹湾六号墓出土汉简的五号木牍，记录了汉末成帝时期某年东海郡吏员外出公干的情况，除了“上邑计”之外，另有“送罚戍上谷”“送卫士”“市鱼就财物”“送徒民”等年度性或临时差遣[14]199-200。由此可见，地方使者除了上计之外，平时也有较多机会作为使者赴京师办事，而地方官吏可借此机会笼络朝官。例如，尹湾汉简中有如下一枚名谒：
甚至还有因仪表出众，就获得皇帝垂青，得以拜官的例子：
儿君 ( 正面)
东海大守功曹史饶谨请吏奉谒再拜
请
已知双基距离RS为RT，RR之和，结合式(1)可以解出RR。RR是关于基线L和θFR的函数。俯仰角φT，φR的余弦以及方位角θFT的余弦可以表示为RR和θFR的函数：
威卿足下 师君兄 (背面，YM6D23)[15]图版，34；释文，137
此件是师饶作为东海郡功曹委托“吏”谒见长安令儿君，即儿威卿时所持的名谒的抄件。同墓出土的名谒一般做“遣吏”或“使吏”，体现了上下关系。此“吏”受师饶之命去拜谒长安令儿君，目的为何呢？有论者以为可能借觐见东海乡贤为名，趁机联络感情[16]。上计使者在类似官场交际中的角色，也许有的是出于公事，但似乎私人色彩更为浓厚一些。例如《汉书》卷八六《何武传》：
初，武为郡吏时，事太守何寿，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后寿为大司农，其兄子为庐江长史。时武奏事在邸，寿兄子适在长安，寿为具召武弟显及故人杨覆众等，酒酣，见其兄子，曰：“此子扬州长史，材能驽下，未尝省见。”显等甚惭，退以谓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职在进善退恶，吏治行有茂异，民有隐逸，乃当召见，不可有所私问。”显、覆众强之，不得已召见，赐卮酒。岁中，庐江太守举之。其守法见惮如此。[4]卷86,3483-3484
迈克耳逊本人并不了解“‘以太’零漂移”实验结果具有的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众所周知，这一实验的结果导致爱因斯坦在1905年创立了狭义相对论。迈克耳逊始终认为“以太”是存在的，他不乐意看到自己的实验导致了相对论这一“怪物”。然而，他具有的高尚的科学品质却是值得称道的，他并没有因为实验结果出乎自己的意料而放弃和隐瞒结果，而是把实验结果坦诚地公之于世。
何武时任刺史，有监察刺举之权。故何寿趁其“奏事在邸”的机会安排宴会，以求关照其兄子。汉制规定，刺史于岁末应入奏事于京师，上计吏也是如此。而从“寿兄子适在长安”来看，可能是其作为上计使者入京奏事，而故得以请朝官代为说项，向何武施加压力。后来其人果然因何武的关系而受到提拔，“岁中，庐江太守举之”。颜师古注曰：“终得武之力助也。”[4]卷86,3484上计使者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或许反映出汉代地方行政与政治文化中较为阴暗的一面，可能值得政治史、制度史与地方行政史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的关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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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cial Role of Shangji Envoys in the Central and Local Binary Political Landscape in Han Dynasty
Li Si Pan Hongli
(Biquan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Xiangtan University, Hunan Xiangtan 411105, China )
Abstract :The mission of shangji from local to the central in Han Dynasty was accomplished by shangji envoys, who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entral and local binary political landscape. The identity of these envoys had some difference in Western Ha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They both had to perform some routine mission special mission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ngji envoys and officials probably reflected more dark side in the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ulture.
Keywords :Western Ha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shangji; envoys;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political culture
收稿日期： 2018-09-12
作者简介：
李 斯(1983—)，男，湖南长沙人，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史与早期出土文献研究。
潘竑历(1994—)，男，重庆合川人，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秦汉时期的国家构建、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研究”(17ZDA180)。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29( 2019) 02-0005-06
doi : 10.19742/ j.cnki.50-1164/ C.190200
[责任编辑：刘力]